我的读书经验

冯友兰

①我7岁上学就读书，一直读了80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          ，            ，         ，         。 

②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我们要学会选择。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只供翻阅的。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以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需要的书来读。 

③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在关外指手画脚，那是不行的。当然，攻语言关，要先作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这类。 

④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读书时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也未必能知道作书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离不开语言文字，但有些是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 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⑤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要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人的主观认识。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体会和判断，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只到“得其意”还不行，要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和自己明白的那些客观道理，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就是自己的。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够现学现用，把书读活了。 

⑥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使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使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选自《冯友兰读书与做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版，有删改） 

阿庆基“造反”

[芬兰]本蒂·韩佩

    一条板凳安放在路旁，只要行人累了，就可坐下休息。累了!是的，难道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吗？一个人在七十年岁月里要跨出多少步子啊——短的、长的、急的、慢的。板凳被发明和制造出正是为了

    人们能够坐它。或许这条板凳还有别的目的，因为冷饮亭就在它的旁边……

    托比亚斯·阿庆基多次感到奇怪，这条板凳看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人们仅仅是在散步途中想让腿脚歇上一歇时，才意识到它的存在。

    托比亚斯·阿庆基坐在板凳上，他的头发斑白，但精神却很矍铄，他用大拇指托着烟斗，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没过多久，越越近的歌声唤醒了他，立刻使他想起，现在是生活在动乱时期。罢工、骚乱……打吧!吵吧!有的是理由……可是这么干难道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吗？如果像被拴着鼻子的小牛犊那样发疯似的挣扎，能行吗？托比亚斯·阿庆基已经七十岁了，现在世道是不是变了？也许是吧，也许人们的眼界有所不同。可是生活是不是好过些了？嗯，他们应当尽可能过得更好些。这就有足够理由去进行斗争……

    他听见一个过路人说，罢工工人在游行示威。

    游行示威吧!他——托比亚斯·阿庆基，已上了年纪，只能坐在板凳上观望。在这种时期，作为一个旁观者也实在有趣得很哪!

    游行队伍过了，人不少，除了两旁土路，整个街道都挤满了人群。

    他们唱的歌中有激烈的词句：“法律骗人，政府压人。”

    “到了明天，普天之下皆兄弟……”

    游行队伍过去了，托比亚斯·阿庆基朦胧地感觉到，他们在按照自己的愿望，向着遥远的未走去……他们在前进，先头部队消失在转弯处的建筑物后面。后那里发生了阻塞，尽管后面的队伍还在前进，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夏末晴朗的天空。托比亚斯·阿庆基被子弹的呼啸声惊呆了。这似乎是不应该的……然而后他还是平静下，觉得自己反正是坐在板凳上的旁观者。

    游行队伍一下子散了，犹如受到旋风袭击似的扬起了满天尘土，人们掉转头纷纷跑了。托比亚斯·阿庆基看到警察握着步枪和皮鞭，正在寻找示威的人，可是游行示威者都跑散了。这时，警察突然发现坐在板凳上发呆的托比亚斯·阿庆基。

    “你放什么哨？”警察大喝一声。

    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张了张嘴，还没得及解释自己仅仅是坐在板凳上休息的旁观者，皮鞭已抽到了他的身上。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不可解脱的困境，不禁顿时火冒三丈。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他只不过坐在板凳上……可是愤怒只是再次招致皮鞭的抽打，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得拔起僵硬的大腿一逃了之。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他确实陷入了解脱不了的困境。不久，他被捕了。受讯、受审，最后被带到被告席上受到了“参与造反罪”的控告。

    托比亚斯·阿庆基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仅仅是在板凳上坐一会儿而已。而这条板凳看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他对警察咆哮起，他怎么也难以接受警察的指控，他难道会热昏了头脑干下这等事!可怜虫……怎么会想得出：他是狡猾地假装坐在板凳上，企图逃过劫难，实际上是个瞭望放哨的人，或者是工运首脑……

    警察就是认定他有罪，一口咬定：你身上有紫血块，你就是参与了造反……

    托比亚斯·阿庆基搔了搔头皮，觉悟过：也许世界上从就没有为旁观者准备的板凳!

砷

（意大利）普·莱维

    作为顾客，他那副样子有点非同寻常。我们这个化验室设备简陋，但雄心勃勃。带着各种物品来化验的人很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看样子都在诡计多端、尔虞我诈的大商业网里工作。经营买卖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目光敏锐，面容严峻；自己怕上当，但又千方百计让别人上当；他们时刻保持戒备，就像晚间的猫一样。

    我接待了他。他也许是位农民哲学家，尽管已经上了年纪，但体格仍然很健壮，脸色十分红润。他的双手强劲有力，虽然由于干活和患有关节炎而变了形。眼眶下垂着两个松懈的肉袋，但目光清澈，眼神活跃，颇有生气。他穿着西装背心，小口袋上搭拉着一根表链。他带着极重阿斯蒂口音，用无懈可击的皮埃蒙特方言对我说：他带来一包白糖要化验，想知道白糖是不是纯净，里面是否混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告诉他，如果他能把他的怀疑明明白白地告诉我，那会大大有助于我的化验；但他回答说他不想使我有先入之见，希望我尽可能化验得准确一些，至于他的怀疑，以后会跟我讲的。他递给我一包糖，足有半公斤，同时对我说，他第二天来看结果。他跟我告别后径自走了：没乘电梯，而是不紧不慢地走下四道楼梯。他大概是个无忧无虑、从容自若的人。

    我取出一点溶化在蒸馏水里，溶液呈浑浊状——肯定有问题。我把溶液过滤一番，滴几滴酸液，倒进基普瓶，注入硫化氢。黄色的沉淀出现了：是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就是那种使米特里达梯和包法利夫人丧命的东西。

    接下来我一面制取丙酮酸，一面思忖着老头和白糖。我认为老头是不会图谋向人投毒的，别人大概也不会以这种方式来暗算他。我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老头又来了。他没等知道化验结果就坚持要付化验费。我把结果告诉了他，他的眼睛一眯，脸上浮现出一个表情复杂的微笑。他对我说：“我真高兴。我早就说过，最后会是这样的。”显然，只要我稍微鼓励他讲下去，他就会把事情的始末和盘托出，而他正盼着这样。我没让他失望，他便讲了下面这件事。

    “我是鞋匠，以修鞋为生。如果从年轻时干起，这不是一个坏行业。坐着，活儿不累，可以跟人打打交道，聊聊天。当然挣不了大钱，得整天把别人的鞋子拿在手里，不过很快就会习惯，旧皮革的气味也会闻惯的。我的鞋店在焦贝尔蒂路和帕斯特伦葛路相交的地方，我在那儿当鞋匠已经三十年。我熟悉每一双畸形的脚。我只要一把小榔头和一根麻绳就能干活。嗯，不久来了一个小伙子，不是本地人，脸蛋很俊，野心勃勃，在离我的鞋店一箭之远的地方开了一爿店，安上了各种机器：撑鞋帮机，扩鞋帮机，缝鞋机，绱鞋底机等等，有的机器我连名字也叫不上来。我没上他那儿亲眼看过，是别人告诉我的。他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写在小纸片上，塞进附近每家的信箱里。对，他装了电话，连接生婆家里还没装电话呐。

    你大概以为，他开张大吉，生意兴隆吧？头几个月倒真是这样，有的人出于好奇，有的人要让我们竞争，还有的人上他那儿去是因为他开头要价很低。后来他发现老赔本，便不得不提价。您要知道，我把这些事情讲给您听并不是想说他的坏话。我见过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开始时一帆风顺，后来却碰得头破血流，其中有鞋匠，也有干其他手艺的人。

    他恨我，到处造谣，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我用硬纸片当鞋底，每天晚上都喝得烂醉，为了得到保险金而逼死了我老婆，甚至说我的一个顾客被鞋底上的一枚钉子扎了脚，得破伤风死了。正因为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所以一天上午，当我在当天要修的鞋子中间发现了这包糖的时候，才没有大惊小怪。我马上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我想得到证实。于是我让小猫尝了一点，两小时后它走到角落里呕吐起来。我往糖罐里搁了一点，昨天我女儿和我往咖啡里加了一些，过了两个钟头，我俩都呕吐了。现在我又有了您的证实。我满足了。”

    “您想控告他吗？想要一张化验单吗？”

    “不，不。我刚才跟您讲过了，他只是一个可怜虫，我不想毁掉他。世界很大，同行不是冤家，人人都有权利得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我明白。”

    “那您怎么办？”

    “明天我给他写一封信，连同这包糖，请一位老太太给他捎回去。不，还是我自己给他送去吧，看他脸上会有什么表情，我还可以当面向他解释两句。”他环视四周，如同一个人进了博物馆，然后说道：“你们的职业也不错，但需要有眼力和耐心。谁没有这两样东西，最好另找出路。”

    他跟我告别，拿起那包糖，没乘电梯，带着他特有的那种不紧不慢的高贵气派，步行下楼了。

故乡眼

凸凹

    回望故乡，它的存在，依托于几个老物件：一口古井、一盘石碾、一棵老柳树和老柳树身上悬挂的钟。

    这些故乡的标志，对故乡人来说，那时与今天，所蕴含的意义有大不同。因为不同，所以故乡永在。

    那口古井，是村里的唯一水源，因为年代久远，村里的老人也无人能讲得清它的来历。好像它是个天然的存在。即便是古井，也不长青苔，也不深，一人多高，清澈见底。一些怨妇也不在此寻短见，因为它清浅，不存留死亡。所以这口井，始终纯净。

    在平常年份，虽供奉全村人畜的饮用，也不见水位下降，好像它用之不竭。只有到了大旱之年，人们才对它有了深刻记忆，才觉得它是人畜的生命之源。持续的干旱，使井水干涸，人们取水，要下到井底。井底有一凹陷，是水眼，洇着一汪水，只能容得下一把瓢，舀过一瓢之后，要等待片刻，等到它重新盈满，才能再舀。这么一个小小的凹陷，人们总担心它会被舀干了，有危悬一线的恐惧。但它总是不能被舀断，舀过又汪上，不让人绝望。古井就是这样维系着全村人的生存，让人惊惧着也感恩着。

    到了平原，到了水量丰沛的地方，人们回望，不禁感慨：故乡的井才真的是井呢，它让人感到水的存在，懂得珍惜。

    故乡的石碾与古井一样，也久远得不知来历。也因为是唯一，它要昼夜碾动。石碾的背后，是一堵石头花茬的墙，在墙缝里从上到下依次插着一把一把的笤帚，这是村人约定俗成的秩序证明。张三碾完了谷物，就把代表自己的那把笤帚取走，把下边那把移上来，意思是该你李四了。其实各家各户的笤帚都有相同的形状，上眼看去，并没有绝对的区别。然而，先后的秩序却从来都没乱过。

    现在看来，故乡的石碾规定了本分的重量，提醒人们，和谐的生活，不是靠外在的法典和制约而形成的，关键的是每个人都自觉地养成和谐的信念，守信、守诚。故乡人对我说，“慧”字是“心”字上边有个向里的笤帚，这就形象地告诫人们，生活的智慧，源于时时能够清扫自己心灵的杂质，是自我的修炼，方使生活和事业都能双双有丰硕所得。

    说到故乡的老柳树，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儿时的那棵老柳树遭过一次雷劈，后来就朽了。但是从它的侧畔，又萌发了新芽，多年之后，也壮大、也老，延续了原来的地标形状。村里也不做严格的区分，认为它从来就是“本来”的那株。如此一来，就乡情凝聚，即便是游子归来，也能找到过去的来路。

    至于老柳树上的那口钟，其实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钟，它只是一块铸铁，能敲出钟声。对这口钟，人们特别留恋。因为在过去的日子，它既带来公平，也激活了勤勉。无论尊幼、无论贫富、无论男女，只要它一响，你就得起床出工，不能懒。村里发生了事情，它一旦响过，就代表着对众人的召唤，一个不缺地参与论辩。统一意志、辨明是非、警示行为——它让村里人有“整体”的概念，不能游离其外，各行其是。

    现在再看那口钟，不禁生出化不开的忧伤。过去的钟，天天要经受敲打，所以钟的表面闪闪发光、伤痕累累。但是，它不疼，因为被击打，它所以欢快，而欢快的响声给人的生活带来警醒，让人活得清明。而今天的钟被闲置了，锈迹斑斑，不过是一块废铁。所以我感到，它特别疼。因为死痂的下面，往往是不流通的血脉，预示着肌体的败腐。不被敲响的钟，意味着它已心死，是更深刻的疼痛。

    而没有钟声响起的日子，常常是死寂、慵懒、昏聩这类东西无声登场。

    所以我想，在生活中，怎么能够容忍没有钟声敲响的时光？

(本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