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访谈录：如何认识中华文化的湖湘面孔？

黄友爱：中华文化主要是黄河、长江两河流域文化，在先生看来，作为长江文化之一脉的湖湘文化，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特点和亮点吗？

李学勤：湖湘文化呢，是长江文化的一个分支，主要代表的是长江中游南部的文化。湖湘这个概念，至少从宋代以后就很突出。至于它的特点，接下来我会谈到。

黄友爱：近年在湖南出土了大量简帛文书，包括里耶秦简、走马楼吴简等，请先生谈谈这些资料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和湖南地域文化方面的意义。

李学勤：这个涉及我们的专业，简帛学。我们知道世界上这些古代文明的书写材料是不一样的，比如埃及用的纸莎草、亚述用的泥版，都没有我们用的这个竹木简和帛书易得和方便。而我们出土的战国简帛，最早发现就是在湖南。一九四二年在长沙的子弹库，在一个小墓里出土了楚国的帛书，遗憾的是由于战乱，这件帛书现在被收藏在美国。你刚才讲到了里耶秦简，但年代更早的战国简最早也是在长沙发现的。一九五〇年开始连续发现了三批战国简，最早一批是在长沙的五里牌。刚刚你提到的一些近年的发现，也是非常丰富非常了不起的。湖南地区是出土古代简帛非常丰富的地区，上至战国，下至秦到两汉。出土的这些简帛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太大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古书都是后人传刻的版本，像《诗经》《尚书》这些书都很早了，但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用现在的文字写成的，不是古代的原貌。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抄，里面必然有些和原貌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不可避免的；而现在发现的这些简帛，是原物，有的是古书，有的是古代文书。我们研究一篇简的书籍这次就出版了十大本，所以说这个出土简帛的学术价值是很大的。

黄友爱：湖南境内有南岳衡山。但是开始南岳并不在湖南衡山，而在安徽霍山，请问从霍山到衡山，这一转变对于湖南的地域文化有何意义？

李学勤：这是学术界的一种说法，我个人对这种说法是存疑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叫岣嵝碑，也称禹碑。一开始因为大家不认识，就都认为是大禹治水刻的碑，原先就在衡山上。后来岣嵝碑原碑找不到了，但还有一些传刻的本子，比如四川一些地方。近年来研究这个可能和少数民族的古文字有关，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古代的时候南岳衡山就有它特别的历史文化意义。至于这个岣嵝碑，我认为它很可能和巴蜀文字有关系，因为二者的结构很像。所谓巴蜀文字，是指在今天川渝地区出土的一些古代文字，时间从战国一直到西汉。这种文字至今没能被解读，我们不认识，但它又有两个系统：其一与汉字比较接近，另一种则可以确定包含拼音因素。与汉字接近的这个系统的巴蜀文字和岣嵝碑的写法和笔势都很像。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因为岣嵝碑的真本已佚。

黄友爱：禹碑是内容涉及湖南的最早的古代石刻文献吗？

李学勤：刚才我说了这只是一种猜测，不宜作过多的推论。

黄友爱：先生怎么看待岳麓书院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其在湘学研究和传播中的历史地位？

李学勤：岳麓书院是古代的四大书院之一，实际上作为学府从建立书院就一直传承下来的只有岳麓书院，其他的书院历史都中断了。今天的湖南大学就是在岳麓书院的传统上建立起来的。岳麓书院到今天已经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了。它的文化史可以写一本专著来讲，但主要就是两段，南宋和近代。南宋的张栻和朱熹有过“朱张会讲”，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大家讲宋代理学就是程朱，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宋代理学的建设者还有很多，张栻（张南轩）当然算一个，还有更早的一个湖南人周敦颐。张栻的学风和朱熹很相近，但也有不同，这也是他们会讲的意义所在。可以说这个时代的岳麓书院开辟了后世的学术传统，而张南轩在其中的地位我们讲得还不够。我常常说理学史上的湖湘学派和浙东学派讲得还不够。理学就如梁启超所说，是一个思潮，是一群人而非只有程朱。另外一段近代的湘学，我觉得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它和清朝的理学和汉学都区别开了。清朝的汉学就是乾嘉，这到清中叶嘉道时期就显现出一个不足——它是纯学术的，和国计民生没有关系。那么对它的批评就产生了，只从理学角度批评是不起作用的，但从另外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对它进行批评，湖南学术界就起了很大作用。且不说后来的康梁，我提到一个人王闿运（王湘绮）就很重要。王湘绮很大一个作用就是把学风从湖南带到四川，如开办存古学堂。我常常说晚清的传统学问异军突起的一个是湘学，一个是蜀学，而蜀学又受到湘学的影响。

黄友爱：最近，考古人员在湖南道县境内的福岩洞发掘了四十七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您怎么看待这次发掘的意义？

李学勤：这个对于考古学是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当然这不是狭义的考古学，是古人类学。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现在世界上还是有争论的。究竟人类是不是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如果是的话，这发生在什么时候？这就是“夏娃学说”究竟站不站得住脚的问题，这都还是可以讨论的。这就是我们的发现为什么重要。湖南的道县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以前还发现了距今近一万年的稻种。

（该文为2016年《湘水》杂志主编黄友爱对李学勤先生的专访，有删改，原标题为《中华文化的湖湘面孔——李学勤先生访谈录》，载《湘水》杂志第三辑，岳麓书社，2016年12月。李学勤（1933-），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教授）

    材料一：

    2018年9月17日至19日，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为期3天的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著名企业家和创新创业领军人物齐聚一堂，展示了人工智能在无人驾驶、医疗、金融、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广阔前景。空前的盛况、广泛的关注，反映出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我国连续6年成为工业机器人第一消费大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超过40%，语音、视觉识别技术世界领先，阿里巴巴、科大讯飞、依图等一批企业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有力竞争者……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需求导向引领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应用倒逼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创新的独特发展路径。但也应看到，我国企业目前仍主要凭借丰富的数据、巨大的应用需求和开放的市场环境累积优势，而发达国家科技行业则依旧掌控着全球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和发展趋势，并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端芯片方面大幅领先。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瞄准核心关键技术和基础前沿理论，迎头追赶、久久为功。

    （摘编自《人工智能是接地气的科技力量，要下好“先手棋”》，《人民日报》2018年09月19日）

    材料二：

    人工智能领域人才供需差距为何如此大？相关运用不断突破，促进各国不断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但是人才培养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人工智能领域人才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得益于数据、算力和算法的集中突破，人工智能近年来开始进入落地实践阶段。以深度学习为主要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语音识别、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展露强劲发展势头，相关应用突破还可能给医疗、交通、制造、金融、教育等领域带来巨变。

    正是看到其巨大潜力，全球各主要国家纷纷开始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纷纷加入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军备竞赛”。

    统计显示，目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而根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美两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全面解读》报告，2017年中国有592家人工智能企业，员工数量为3.92万人。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由于中国高校在较长时间内没有人工智能专业，这也导致了国内相关人才供给不足。

    （《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紧缺》，《人民日报》2018年12月03日）

    材料三：

    2018人工智能促进协会（AAAI）会议提交和入选的论文数量

    2018AI论文加权引用概况

    注：加权引用（FWCI）是AI作者在该地区接收的平均引用次数，除以所有AI作者的平均引用次数

    （摘编自《斯坦福2018全球AI报告，七大维度数据公开》《参考消息》（2018年03月25日）

    材料四：

    记者：如何认识目前我国学校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的情况？

    李德毅：当前，高中生的人工智能教育刚刚尝试。在高等教育阶段，高职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还处于无序状态。高职院校大多在计算机专业里开设零星的人工智能课程，教材零乱，深浅不一，更缺少技能型、应用型训练和应用型创新工匠的培养。本科生在校学习智能科学和技术的课程，以选修为主，一般不超过4个学分，仅占总学分的四十分之一，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智能人才的需求。研究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有“高开低走”现象。例如，清华大学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研究生教学课程45个学分中，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课程不到10个学分；在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中，人工智能研究方向不到6个学分；在电子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生教学课程中，甚至没有人工智能课程。

    （摘编自董洪亮《怎样对学生进行人工智能教育（前沿访谈）——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李德毅》，《人民日报》2018年08月23日）

材料一：

    有了全息影像和虚拟现实加持，不用去敦煌，就能欣赏飞天乐舞的精彩表演；戴上AR眼镜，穿越150多年的历史，一睹圆明园的金碧辉煌；在超级大屏幕上走入《韩熙载夜宴图》，加入一场古代的豪门夜宴……

    在掌握庞大数据信息的前提下，对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从而挖掘数据背后的规律，精准打造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爆款”内容产品和服务，成为新风尚。

    “在爱奇艺看一个电影、看一个电视剧，如果只想看男二号，通过大数据的算法可以做到只看男二号的戏份。”爱奇艺高级副总裁耿聃皓说，通过个性化算法做到千人千面，打开爱奇艺页面都是根据用户观看过的视频的DNA匹配出来的。

    腾讯集团文化产业办公室主任赵治认为，科学技术为传统文化带来无限活力。他举例说：“功能游戏不但有意思，而且特别强调社会治疗，有一种烧伤病人，每天给他用药仍然很疼，但是可以让他戴AR眼镜玩游戏，这样玩的过程中可以缓解病痛。”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文化和科技是新时代我国产业创断的两翼。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文化和科技二者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隔阂，文化领域对前沿科技发展和技术利用情况不清楚，科技领域则缺乏手段和路径将人文内涵与技术相结合。

    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最后一公里”该如何打通呢？

    续超前说，要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VR等技术浪潮对文化领域的颠覆影响，形成新一轮的文化科技融合：从单一要素融合走向全方位融合，从被动融合走向主动融合，从浅层次融合走向深层次融合，从区域内部融合走向产业链融合，从“文化+科技”向“文化×科技”的模式升级。

（摘编自张晔《当“文化秀”遇上“黑科技”》，《经济参考报》2018年11月5日，有删改）

材料二：

（数据源自《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数据报告》）

材料三：

    上周，备受瞩目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落下帷幕。峰会为数字中国建设勾勒出美好图景。

    数字中国的未来令人期待，但在推进其建设过程中的一些新问题、新动向仍需加以关注。国家信息中数字中国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指数（2018）”显示，尽管数字中国的整体发展势头良好，但区域分化趋势较为明显，区域间发展差距呈现出不断加大的态势。

从单个城市看，北京、广东、上海三地以其经济水平、基础设施、人才储备、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明显优势，数字中国建设持续领跑全国；从我国区域布局的4大板块看，东部地区数字中国发展增速为2.26%，高于中部的2.1%、西部的1.26%和东北的0.89%，呈现出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

    这一判断是基于数据中国大数据监测系统所汇集的5000多亿条数据资源，并从经济转型、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等多个维度，对全国各省区市数字化水平进行的全景式展现与分析。总体看，数字中国的发展态势，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保持着较高的吻合度。

    为了缩小差距，多省采取多项举措。上周，江西提出将着力培育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一批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基地和示范基地、一批中小企业双创示范基地以及一批智能产业集群；湖北武汉提出将加快推进国家存储器、航天产业、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4大基地建设，年内培育1家以上独角兽企业、500家瞪羚企业、1000家小中型企业和新增50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目标。

同时，各地“抢人大战”仍在延续。湖南衡阳启动“人才雁阵”行动计划，高层次人才团队来衡阳创新创业，最高可享受1亿元综合资助；河南首次启动“中原千人计划”，有重点地遴选支持中原本土人才发展，形成与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相衔接的创新人才开发体系；武汉则通过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吸引诺贝尔奖及世界领军型产业科学家等举措，构建多层次、全产业的人才“金字塔”体系。

（摘编自张倩《抓住“数字中国”建设机遇》，《经济日报》2018年4月30日，有删改）

材料四：

国家网信办《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7年）》显示，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同比增长20.3%，占GDP的比重达到32.9%。其中，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于数字中国建设功不可没。按照工信部《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到2020年将突破1万亿元。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执行总裁王叁寿认为，目前数字中国战略实施进展顺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某些地方政府在推进数字中国战略过程之中，依然停留在以硬件建设为主，忽视了对政府数据、城市数据应用以及相关价值的激活。全球约有一千万台服务器被闲置，占到市场规模的30%，几乎浪费了300亿美元规模的IT基础架构投资。”同时，王叁寿认为“我国数字中国战略缺乏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体系的支撑。美国开源技术固然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可形成依赖，我国亟需全面研发关于数字中国战略的相关核高基技术，紧盯短板，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争取早日实现自主、可控，牢牢掌握科技发展主动权，切实保障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

（摘编自王叁寿《目前数字中国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北国网》2018年7月18日，有删改）

材料一：

    嫦娥四号自2018年12月8日发射到2019年1月3日着陆月球用了26天，为什么嫦娥四号绕月时间比嫦娥三号多用了13天呢？

    一是嫦娥四号需要等待月昼充能量。月球自转的周期是28天，探测器只有在月球着陆区的白天着陆，才能得到充分的太阳光开展工作。而嫦娥四号“近月制动”之后，运行的轨道面到着陆区上方的时候正好是着陆区的晚上，因此嫦娥四号要持续绕月飞行一段时间，才能赶在月背的白天实施着陆。

    二是嫦娥四号发射窗口限制多。为获取最大的运载能力，嫦娥四号的发射窗口要考虑很多约束条件，使其与日、地、月的相对关系满足任务需求。例如，奔月轨道需要调整近月点经度和飞行时间，让环月轨道临近着月点上空，为登月创造条件；奔月飞行过程中，要考虑太阳能帆板的受晒问题，要求太阳光入射方向与太阳帆板之间的夹角保持在一定范围内。

    三是嫦娥四号的在轨测试需要力求精细。在升空和着陆过程中，嫦娥四号要按需调整速度和轨道机动参数，而且在接近月球的过程中，还会有相应的科研测试项目。嫦娥四号绕月期间一些设备需要开机进行测试，有足够的时间，才能让测试更完整，准备更充分。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2019年1月9日）

材料二：

    “嫦娥四号任务是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和自动巡视勘察。”孙泽洲介绍说。虽然有嫦娥三号的技术基础，但是嫦娥四号有许多新研设备，有些还需要全新研制，而且在月球背面实现软着陆，未知因素和各种风险非常高，设计难度非常大。同时，还需要新研制和发射一颗中继卫星，在地月拉格朗日L2点（位于日地连线上、地球外侧约150万公里处）上为月球背面的着陆器、巡视器与地球之间搭建一条通信的纽带，这将实现首次人类航天器的对地对月中继通信。目前，他带领研制队伍已经进入最后决战决胜的时刻，即将迎来发射“大考”。

    “我们希望用有限的条件尽可能多获得一些成果，在已有技术条件的基础上，希望步子迈得大一点儿，更高效地推动技术进步”。孙泽洲总设计师充满希望和自信地说。而他的这种希望和自信正是源于他投身中国航天事业二十余年的艰辛探索和悉心积累，从嫦娥一号发射成功开创我国航天第三个里程碑，到嫦娥三号完美的落月之旅，再到接过中国火星探测任务的大旗，从距离地球38万公里的月球拓展到4亿公里远的火星，孙泽洲和他带领的团队一步一个脚印，迈出中国深空探测一连串坚实的脚步。

（摘编自《嫦娥四号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飞月探火”的故事》）

材料三：

    《科学美国人》月刊12月21日报道：史上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将使中国进入“月球未知领域”。

    自2007年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三次探月任务，其中一次使用了该国首个机器人着陆器和月球车。中国这一最新的月球探险始于2018年12月8日凌晨，一枚携带嫦娥四号探测器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从位于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着陆器和月球车组成的嫦娥四号探测器的目标是月对球背面，即月球永远背对地球的那个半球。此前还从来没有航天器在那里实现过软着陆，不过1962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徘徊者4号探测器曾在月球背面坠毀。

    在发射升空并朝着月球飞行了4天半之后、嫦娥四号进入了椭圆形的环月轨道，等待着命运的降临。中国官员尚未公开宣布嫦娥四号将于何时尝试着陆，但大多数专家猜测，着陆最早将于2019年1月初进行，因为从那时起，月球背面将有大约14天的时间沐浴在充足的阳光下，为嫦娥四号的太阳能电池充电。

    美国布朗大学著名行星学家吉姆·黑德说，嫦娥四号任务进一步证明，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支撑的中国不仅将月球视为一个具有科学意义的天体，而且将它视为成为新的全球超级大国的漫长征程中的一个重要战略资产。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12月27日）

材料一：

    《新型冠状病毒肺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日前公布，清肺排毒汤列入中医临床治疗期首选。该方剂适用于轻型、普通型、重型患者，在危重型患者救治中可结合患者情况合理使用。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阻击疲情，美键是抓住核心病机，迅速扭转病情，阻截病气传变渠道，尽快将病邪排出体外。中医药专家综合分析本次疫情特点，统筹考虑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经典医籍里的处方，最终决定将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四个方剂21味药有机组合，化裁为新的方剂——清肺排毒汤。

    截至2月4日，该方剂给4个省36个城市37所医院的214名确诊患者使用，通过综合观察，治疗新冠肺炎总有效率在90%以上。尽管本次临床有效性观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研项目，只为迅速教治确诊患者，但临床验证结果与先期处方设计预判完全一致。更为难得的是，一半以上的患者服用一剂药后症状就得到改善。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我们一定能够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抗疫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摘编自王君平《抗疫，中医药添加新力量》，《人民日报》2020年3月12日)

材料二：

    与西医文化相比，中医药文化欠缺了一些所谓的“现代科学性”的逻辑，但起源于中华农耕文明的传统中医药文化，也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生活观、健康观和疾病观的体现。受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影响，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用仁、和、精、诚四个字来概括。然而这些核心价值在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上的传播存在不足，导致当下中医药文化在传播与传承中不得不面临种种现实困境。

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没有取得很好的文化适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医学体系背后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在西方强调分析、实验、定量的“科学主义”背景下，强调“气”“阴阳”“五行”等脏腑经络学说的中医药不是“辨证施治”的存在，而被认为是一种“伪科学”；二是市场经济方面，当下医学通行的是更符合资本运作规律的西医，传统中医及中医药受到打压；三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文化自信不强，即便是2015年屠呦呦院士凭借中医药的研究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奖，但直到今天，中医药文化依然未得到足够重视，甚至存在自我贬低的现象。

(摘编自丁云霏《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困境：文化适应与路径建构》，《新闻研究导刊》2019年8月)

材料三：

    中医药标准化建设包括建议、规范、指南和标准4个层面，由低向高贯穿一致，是一个最为开放的系统。中医药团体标准可以总结、验证、规范成为行业标准、进一步可以再上升到国家标准，最后争取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标准。

    目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之间的协调性有待加强。例如，作为团体标准的中医临床诊疗指南中的证候诊断标准，与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之间的协调统一性有待加强。

    我国中医药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由于行业内存在“重标准制定、轻标准推广”的思想意识及标准宣传不足等各种因素，中医药的一些标准未能被推广应用，当前中医药无法实现应有的价值。因此，如何促进中医药标准的推广应用是中医药标准化工作面临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摘编自宇文亚等《中医药标准体系的现状分析与思考》，《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年1月)

    材料一：

    国家公祭日是国家为了纪念曾经发生过的重大民族灾难而设立的国家祭日。二战后，主要参战国政府纷纷推出国家级哀悼日，以国家公祭的形式来祭奠在惨案中死难的国民，增强现代人对国家遭受战争灾难历史的记忆，目前已成为国际惯例。公祭当天，国家领导人都会到场敬献花圈，并公开发表讲话。同时，公众的参与度也相当高，参加公祭的人数少则万人，多则10万人以上。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我们将以国之名义沉痛祭悼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材料二：

    记者：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理解国家公祭活动？

    张宪文①：南京大屠杀绝非南京一城一地之事，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受难的象征。这些遇难者为国家、民族做出了牺牲。国家设立公祭日，决不是单纯为了纪念和宣传，更不是为了累计仇恨，而是要在扼腕思考惨痛历史的同时，凝聚起国家、民族的信念和力量。

    记者：中国这次用立法的形式确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宪文：为重大民族灾难设立公祭日属于国际惯例。南京大屠杀是二战中三大惨案之一，也是民族灾难、人类浩劫。设立国家公祭日体现了以人为本和敬畏生命的理念，它要求人们以史为鉴，反对侵略战争，促进人类文明，维护世界和平。纪念活动不仅应该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更应该上升到国际层面，在国际上明文设立纪念日。

【注】①张宪文：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

(节选自2014年12月13日《光明日报》第2版《以国之名祈愿和平》)

    材料三：

    （外联网2019年12月13日电）外媒关注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日媒报道仅称“南京事件”：法新社报道指出，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忧虑的纪念日之一。

    美国华文媒体《侨报》报道：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来自各界的500余人，向80年前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默哀并献上白色玫瑰。

    韩联社称，中国选择在国家公祭日这天邀请文在寅进行国事访问，可能是为了在日本歪曲历史问题上，力争捍卫正义立场，实现中韩合作。

    此外，新加坡《联合早报》、美国《世界日报》、印度新德里电视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越来越多的外媒开始关注和报道中国的公祭活动，并重点转述中方立场。

    日本NHK新闻网、朝日新闻等虽有报道，但都将此次纪念活动称为“南京事件”，只有每日新闻社提及了“南京大屠杀”一词。

    材料四：

    以国之名，我们呼唤中华儿女戮力同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在铭记历史中砥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在缅怀同胞和先烈中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一定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新征程上不断夺取新胜利。

    以国之名，我们呼吁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从“一带一路”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的合作平台，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付诸实践，中国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各国一道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2日社论——《不忘历史，矢志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