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同时过着几种生活：既是动物，又是动物的组织、细胞或细胞器。离窠外出寻找花蜜的单个蜜蜂（根据一个跳舞的小蜂给它的指令：“去南偏东南七百米，有苜蓿——注意根据太阳偏转调整方向。”）仍然是如同有细丝系住一样属于蜂窠的一部分。工蜂在营建蜂窠的时候，看上去就像胚细胞在构成一片发育中的组织；离远一点看，它们像是一个细胞内的病毒制造出一排排对称多边形晶体。分群的时刻来到，老蜂王打算带着它的一半家口离窠而去，这时的景象就像蜂窠在进行有丝分裂。群蜂一时来回骚动，就像细胞液里游动的颗粒。它们自动分成几乎一点不差的两部分，一半跟着要离去的老蜂王，另一半跟着新的蜂王，于是，像一个卵子分裂一样，这个毛茸茸晶黑金黄的庞然大物分裂成两个，每一个都拥有相同的蜜蜂基因组。

树上的男爵

【意】卡尔维诺   吴正仪译

    吃饭时，首席上端坐着我们的父亲，阿米尼奥·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男爵。他头上戴着路易十四式的假发，这像他的许多物品一样已经过时。

    “怎么样？”父亲厉声问道。

    “不吃，还是不吃！”柯希莫把头扭向一边。

    “从饭桌上滚开！”

    这时柯希莫已经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们，正要走出餐室。

    我们从玻璃门里望见他正在门廊那儿取他的三角帽和佩剑。

    “我知道！”他朝花园跑去。

    我们从窗户里看见他很快爬上那裸圣栋树。他穿戴得非常整齐，是按照父亲的要求打扮妥帖后来吃饭的。尽管他只有十二岁，但头发上扑着粉，穿戴着三角帽、针织领带、绿色燕尾服、浅紫色短裤、佩剑、白色长护腿套，如果没有眼神里的反叛，单从外形上看，他拥有不折不扣的男爵气派。

    柯希莫向来厌恶煮熟的蜗牛的味道。就在他出走的前几天，他让我和他一起把厨房里饲养的蜗牛偷偷放走了。事情败露后，我们俩被关了三天的禁闭。当我们再次回到餐桌上时，面对蜗牛汤和用蜗牛做的主菜，父亲呵斥道：“你们要么吃下去，要么再被关进小房间！”我屈从了，开始吞咽那些软体动物。可柯希莫仍无法忍受，他的愤怒里一定还包含着对我的失望和杭议。

    圣栋树的树枝向上伸到与餐室窗户相同的高度，使得全家人都能看见他的委屈和愤慨。

    “你在那里待腻了就会改变主意的！”父亲从窗口探出身对他喊道。

    “我绝不会改变主意。”柯希莫已经爬上了树冠。

    “只要你下来，我就让你好看！”

    “我绝不下树！”他说到做到。

    他爬到圣栋树的顶端，看到一片茂密的丛林：葱郁的花园尽头是一面山坡，边上种植着大片果树。沿果园往上，开始出现一片橄榄树木，接着是一片松林，沿着山势向上伸展，望不到尽头。

    眼前的景象让柯希莫惊喜不已，他发现这的确是属于自己的领地。只要树林始终相连，他就可以从一裸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他就可以一直不下地，生活在树上。

    生活在树上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柯希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需要食物，需要保暖的衣物和睡觉的床板。幸好他还有我这个弟弟，尽管他还在生我的气。

    而我为了请求他的原谅，整个下午都守候在圣栋树旁。一直到天黑，疲惫的柯希莫才出现在圣栋树最下端的枝丫上。“我要考验你，”他吞咽了几口我为他准备的蛋糕，然后说，“你应当证明你是站在我这一边才行。”

    “你只管吩咐吧。”

    “你必须替我弄来一些绳子，长的、结实的，还有被子、木板、木棒、钉子……”

    “你要在树上过夜吗？”

    柯希莫的固执让父亲大人更加愤怒。他决定不再让柯希莫因为感觉到我们的关心而得意，准备坐等饥饿和夜间的寒冷将他驱赶下来。只有我知道，柯希莫是铁了心要待在树上了，而且，我哥哥表现出的拗劲头中蕴藏着更深厚的东西。

    父亲错了。柯希莫自从爬上树后，就一直生活在树上，而且不再下来，也没有再回来。尽管我们焦急地到处寻找，但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后来，一个住在山坡上的人告诉我们，他看到一个肌肤黝黑、衣衫破旧、戴着三角帽的男孩像猴子一样在树上跳蹿，越过山坡，到了另一边。

    我失声痛哭起来，那肯定是我的哥哥，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的男爵父亲一下子苍老了很多，他目光呆滞，说不出话来。我期待哥哥突然出现，可是，直到我长大、求学、结婚、生子，我都再也没有见过他。

    不过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后来又有了柯希莫的消息。来往的旅人说，他们见过一个生活在树上的人。他使一个凶残的大盗爱上了艺术；他帮助小城建成了防火系统，挫败了土耳其海盗；他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组织当地人发动革命，连拿破仑都慕名来拜访他……我对这些传闻将信将疑，不过这至少说明，柯希莫还活在世上。我默默地期待，有一天他会回来。

    终于有一天，柯希莫真的回来了，不过，此时他已是一个老人了。他仍然生活在树上。他对我说：“许多年以来，我为一些连我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想而活着，但是我做了一件好事情——生活在树上。因为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

    我们的家族墓地上竖起一块纪念他的墓碑，上面刻着：“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

（摘自译林出版社《我们的祖先》一书，有删改）

材料一：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校园欺凌案件被曝光。施暴者手段之恶劣、残忍常常令人瞠目。校园欺凌对未成年受害者造成的心理阴影甚至会影响其一生。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2名学生进行了调查。

    “有不少欺凌事件是发生在课间、校外，不在老师的视线内。受欺负的学生跑到老师那里告状，老师还经常认为是孩子间正常的嬉戏打闹，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北京市初二学生蒋琴（化名）认为，欺凌事件如果没得到及时严肃的处理，就容易发展得越来越恶劣。她向记者讲述，初一时，她班上有个女同学长得黑，被男生取了各种各样的外号。到了课间，几个男生经常围着这个女生坐一圈，一起取笑她。后来该女生就不爱讲话了。

    “被欺凌的同学往往不敢把事情告诉家长。”河北省某中学初三学生张凯波认为，用口头批评教育的方式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收效甚微。“对于老师、家长讲的大道理，实施欺凌的学生往往已经‘免疫’了。处理力度不够，会导致他们之后越来越放纵，变本加厉。”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防治校园欺凌68.3%受访者希望学校或社区定期与家长沟通》）

材料二：

    说到底，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显示了儿童社会化进程中某一环节的缺失，对此，父母难辞其咎。他们一方面热衷于发嗲、装嫩，拒绝让孩子成长、断奶，另一方面又笃信圆滑市侩、强权即公理、摆平即水平。他们从小就对孩子诱之以利而不是晓之以理，道破利害而不是申明原则。他们追求华而不实的表象，早早地把孩子训练出流利的成人腔，却丝毫不懂得尊重他人。这种看似离谱的错乱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家庭教育失败导致的校园霸凌事件，很多最终只能以“力争达到多方认可的结果”为结局。

    一个大学生，其人格的养成和性情的塑型差不多已完成。大学的思想工作做得再好，也替代不了中小学在未成年人品德培育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是从源头的疏浚与治理，也涉及更多教育主体的协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的学生德育和心理疏导工作，应当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校园霸凌：被娇纵的“邪恶宝宝”》）

材料三：

美国学校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教育学生如何应对“school bullying”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校园霸凌中校方责任刍议》）

都江堰（节选）

余秋雨

一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驰，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刘备、诸葛亮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三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画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覆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二十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四百年后，也许三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三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七十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洗碑

①罗永才被第一声鸡叫惊醒，外面的世界里像是有了点扰动。春夜总是这样，惊乍乍的，其实完全不成一回事的。但罗永才还是下了床，开门出去看看，听听。

    ②就在去年这个时节，他去山王庄给亡妻洗碑^①。那里有个叫王麻子的石匠，洗碑的手艺很好。

    ③那时季候比现在略早些，自然界已走在春气里了，艳阳高照。路两边的一些大树，都拔地而起，枝干粗壮，有一种强悍奔放的气势，各各踞守一方。罗永才左右看着，一路往山村那里去。王麻子的家靠在庄头边上，一个破院框子，里头乱放着各种大小石料。罗永才兀自进了那个院子，见那正房的两扇门紧锁着，打门缝往里头瞅瞅，半星光亮都没有。他白跑了一趟，却也不觉着损失什么

④第二日他再去，春阳更暖，鸟雀啾啾。老远就听见当当的，是不急不慢的打石头声，脚下也就到了。王麻子家破院框子里，盘腿坐了一个人，五十来岁，相貌打扮都很是不起眼。那人坐在院里洗碑，碑形已经看出来了，下方上圆。他洗的时候，左手是錾子右手是锤，也不急，也不躁；也不热，也不冷；也不快，也不慢，一锤一锤，如泣如诉。罗永才看得呆了，心里只是有一种感觉：春阳日暖，万象更新，雀鸟苏醒、飞翔、游戏、鸣叫、盘绕，像是一刻都止不住。人在此时此刻能想些什么，该想些什么，各人都不一样，各人也都是只按着自个的路子走的。惟这破院里的这一个麻脸匠人，像是不知，也像是不觉，木呆呆地坐在亘古的石头旁边，一锤一錾。洗了几十年，也还是不急不躁，不去赶那些过场，凑那些热闹，真叫人觉得不容易！

⑤罗永才呆望许久，才进了院子。那匠人手并不停，只抬起脸：“你我俺？”罗永才递了一根烟过去，半蹲下，低着腔说：“想麻烦王师傅，给洗块碑。”匠人道：“洗块什么样的？”“要两米的，青白石的料子。什么时候能成？”“打今儿个算，要十日。”罗永才交了押金，匠人接了，放在地上，随手拾块碎石压住，打单褂兜里掏出个纸片递给他。那纸片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红指头印子。罗永才写下要刻的字递过去，匠人接了，一字一顿念了一遍，然后折叠成一个小块，装进兜里，讲：“十日后你来拉呗。”不再理罗永才，低下头，又一锤一锤，洗手下的那块石碑去了。

⑥罗永才第三回去山王，才五六天，他有些不放心。那又是个好天，响响晴。他一直往匠人家里去，进了院子，果然又见那匠入在石料边，坐成一团修行，木了样的，只一锤一锤洗那石碑。匠人望见他进，也不惊，也不乍，手里也不停，只是讲：“时候还没到呢。”顿了一下，又讲：“来找俺的，都是那样个心绪。不如你上山上转转，心里就好受了。”罗永才低头看碑，已洗出个大概，清白厚实，幽深远澈。那山也正在春时里，半山的松树，半山的草坡，半山的闲石。春阳暖融融的，温意无尽，枯茎里已冒出青青的芽子。那些芽子望去甚有张力，生全的趣味浓厚，又鲜活不尽。罗永才一身的感念，不知怎样作想。再往前走时，山有些陡，树影浓郁起来，就有了些寒意。这时从山上下来一个山民，瘦精精的，挑着两大捆紫红色的短针山草，山草捆上还搭了两件破旧衣物，一把竹柄的竹耙子。他看见罗永才，就立住脚，和他讲起话来。罗永才猜他只有五十来岁，他说已经七十七了，家里只利下老两口，老伴瞎了，不能再做什么，现时就靠他挑草换些油盐钱。那担草也有七八十斤。担着得走几架山头，罗永才不免感叹几声。老人又说自己身体有些不如往年了，明年那地便得撂荒了。他说话的时候，也不放下担子，只把担子在两肩上换来换去。他和罗永才讲了一气，才分手下山。罗永才再往山上走；一口气上了山顶。山顶有片旧庙剩的墙框子，四面不见人。他默然站了一会儿，才起步往山下去。到了山下，就又感觉到了春阳的暖意，身上也轻松多了。

    ⑦几天以后，他叫了辆三轮车，进山驮走了石碑。在清明的前两天，他把青白石碑在亡妻的坟前栽了。

⑧春夜里的一点扰动很快就消失了。附近哪里的鸡叫过一阵子，又都不叫了。天气很晴朗，空气却有凉意。罗永才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看看天上的星星，转过身，慢慢回屋里去了。

【注】①洗碑：刻碑。

（原作发表于《芒种》，作者许辉）

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许多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比如如何概括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先进还是落后，是否需要改造？也有人说并不存在什么国民性，这是个伪问题。我想这要看对“国民性”这个词怎么来解释。如果把中国人的国民性解释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点，或者说是中国人普遍的特点，这是很难成立的。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有农业民族，有牧业民族，还有以狩猎或采集为业的民族，以哪个民族为例，或者以哪个地域的人为准呢？中国的历史又这么长，拿哪一段来考察和分析呢？很难着手。不要说历史上的事情不能简单地看和说，就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其特点也肯定是跟改革开放之前不同的；这还只是几十年的时间呢。因此，从中国历史来看和说中国人的国民性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不是说事情不容易做就不做了，回避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会产生一定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汉族，或者受汉族影响比较深的其他民族，或者采用同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人口，比如说农业人口，生活在一个地方，总是会有一些共同性的。上海人和广东人，二者有没有一些共同点呢？还是有的，但不一定要扯上“国民性”这个名字。中国农业社会中不同地域的人口，长期以来是不是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共同性？我想如果这样来讨论的话，话题是可以展开和深入的，因为特定人群中人的共同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若要讲国民性，就应该讲一定范围内，即一定的时间、空间内一个群体的共同点。

我们以前讨论国民性也好，讨论地域文化的共同性也好，往往容易表现出以偏概全、笼统含混、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倾向，或者是以前人的某些言论作为论据，或者是拿某些书面记载的引述代替实际情况调查。比如，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尊老爱幼的之类。请问：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勤劳勇敢、不是尊老爱幼的呢？很多学者强调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说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强调集体。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往往只是前人的一些言论，并无科学实证。有人就说日本人一个人是一条虫，几个人是一条龙，而说中国人是倒过来，一个人是一条龙，几个人就是一条虫了。这是说，往往一涉及国家和民族，有些国家的人一下子就会变得很团结，但我们是不是确实都是这样呢？这就提醒我们，考察地域文化共性，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人的话，不能仅仅根据个别例子，而要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要拿证据来说话，要作社会调查，特别是抽样调查。比如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那就应该说出在哪些方面我们讲礼、那些方面讲仪、有哪些礼仪、讲的程度怎样、有多少人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拿一个参照物，比如拿日本、韩国、美国或者法国来比较，这样才能够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

讲国民性也好，讲地域人文特征也好，我们以前用得比较多的办法是找典型，把典型找出来，用典型作代表。但问题是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要找典型，几乎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找到你所需要的典型，但要找一个相反的典型也绝对能够办到。比如说学生厌学，你有典型，我就给你找一个勤学的典型；说有钱人为富不仁，你有典型，我也可以给你找一个富而慈善的典型。

光靠找典型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就再加上一个理论，就是说要区分主流和支流。你看到的那么多，其实还是支流；我举出的例子虽然少，却是主流。许多工厂停产了，还说这是支流，主流是个别厂家还在生产。你说社会道德不行了，我找几个拾金不昧、舍己救人的人来给你看看，这才是主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要分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但在信息不充分公开的情况下，谁有资格分清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呢？

有些事情表面上看是作了调查的，反映情况的、发表意见的，有名有姓，其实不然。古代中国长期的专制统治，使被统治者不得不说假话，否则就难以生存。例如皇帝“赐”大臣死，受死者还要下跪谢恩；其实并不是真的感谢皇帝叫他死，而是害怕影响家人、祸延子孙。要是将表象当作事实，那就要上当。今天的现象往往是历史现象的延续。如果我们就某个敏感的问题到路边作调查，你向路人提问，请他谈谈看法，他可能会说反对；要是你又说你是某家电视台的记者，将镜头对着他，他可能马上改口，说这件事很好。那么到底哪个说法才是他的真实想法呢？前后矛盾又说明什么呢？

很多历史记载到底是不是反映了真实情况，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我们用科学的方法，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广泛搜集材料，对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人群作全面考察，这样的考察才可能成为讨论所谓国民性或者地域文化特征的基础。

（摘编自葛剑雄《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