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母亲

贾平凹

    ①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再有二十天，我妈去世就三周年了。

    ②三年以前我每打喷嚏，总要说一句：这是谁想我呀？我妈爱说笑，就接茬说：谁想哩，妈想哩！这三年里，我的喷嚏尤其多，往往错过吃饭时间，熬夜太久，就要打喷嚏，喷嚏一打，便想到我妈了，认定是我妈还在牵挂我哩。我常在写作时，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听到叫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去。从前我妈坐在右边那个房间的床头上，我一伏案写作，她就不再走动，也不出声，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看的时间久了，她要叫我一声，然后说：世上的字你能写完吗，出去转转么。现在，每听到我妈叫我，我就放下笔走进那个房间，心想我妈从棣花来西安了？当然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语：我妈是来了又出门去街上给我买我爱吃的青辣子和萝卜了，或许，她在逗我，故意藏到挂在墙上的她那张照片里，我便给照片前的香炉里上香，要说上一句：“我不累。”

    ③我妈是一位普通的妇女，缠过脚，没有文化，户籍还在乡下，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再不为她的病而提心吊胆了，可我出远门，再没有人啰啰嗦嗦地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去。

    ④在西安的家里，我妈住过的那个房间，我没有动一件家具，一切摆设还原模原样，而我再没有看见过我妈的身影，我一次又一次难受着给自己说，我妈没有死，她是住回乡下老家了。今年的夏天太湿太热，每晚湿热得醒来，恍惚里还想着该给我妈的房间换个新空调了，待清醒过来，又宽慰着我妈在乡下的新住处里，应该是清凉的吧。

    ⑤三周年的忌日一天天临近，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烛花果，回一趟棣花了。但一回棣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死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阴阳两隔，母子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肆流，长声哭泣啊。（摘自《读者》）

在“无纸时代”，读纸质书

祝勇

       ①现在，读纸质书的人少了，手机阅读者却在增加。对此，写书的人感受最深，因为书的发行数早已不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壮观。对于一位写作者呕心沥血的文字，人们已经无暇顾及，这将写作者推向前所未有的尴尬位置，高纯度的文本也日益变成写作者的“独语”。

②书这个词，原本是指一本具体的书，就是《尚书》﹣﹣中国第一部历史文献集，后来意义变宽，指所有的著作。生活要人们去挣扎、奋斗，因此，一部手机，就是一个高浓缩的书房，在见缝插针的地铁里读一读手机上的文字，也不失为一种温暖的抚慰。现在手机上的书算不算书，我不知道。假若让我决断，我认为手机上的书不叫书，只有纸质书才是书。我认同手机阅读的便捷，同时担忧手机阅读的轻浅化和碎片化。我相信载体的变迁，必定带来内容的变化。当年我们古老的文字在甲骨、青铜、竹简、布帛、纸页上不断转移，与之伴随的必定是语言和内容的变化。比如青铜器上的文字必然是精简的，所记内容也一定是国家大事，所谓“祀”与“戎”，也就是祭祀和战争。当文字转移到纸页上，化作诗词、书札、文章，书写才自由自在，才成为一种均等的权利，抒情、议论也才成为可能，并蔓延出灿烂的文学史，有了我们浩大、辉煌的纸上文明，像王羲之《兰亭序》、李白《上阳台帖》、苏轼《寒食帖》，还有9亿字的《四库全书》。

       ③当书从纸页转移到电子屏幕上，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外壳，而是思维方式和传播方式。网络呼唤点击量，因此造就了“标题党”，而一些沉静的、意蕴深藏的文字，显然是不适合手机阅读的。手机的书库中当然也可以下载各类经典，但有谁会在手机上读黑格尔、韦伯、陈寅恪、钱锺书？

       ④有人说，纸的时代已然过去，就像甲骨时代、青铜时代终将过去一样。但我仍顽固地认为，纸质书的时代不会消亡。

       ⑤文字需要阅读，文化则需要抚摸、感受、相融。我们的文字，从来都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碰触到的不应该仅仅是冰冷的显示屏，更应该是温润的纸页﹣﹣那是我们的文化，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纸从自然中来，带着生命的气息，牵动着汉字的呼吸筋脉，与我们的生命血乳交融。

       ⑥“中国最美的书”“世界最美的书”，都依托纸而存在。书的艺术，实际就是纸的艺术。抽去一张纸，美就会被抽空，文化也会被肢解。

       ⑦当然，我们还没有到悲观的时候。我们看到，书店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在各大城市不断进驻黄金地段。像诚品、言几又、方所、西西弗这些品位高尚的书店也不断刷新着我们对书店的老印象，让阅读和选购变得更加轻松、时尚和舒适，在书店里翻书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最近为拙著《故宫的隐秘角落》与读者面对面交流，我惊讶地发现，来聆听我回溯历史、讲述故宫的，居然多是年轻读者﹣﹣在电子时代长大的一代，对阅读，尤其是纸质书的阅读，竟然有着天然的好感。

       ⑧读纸质书，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因为这样的阅读，让我们的思想沉静、深入，体验文明的纯美与辉煌。这样的阅读是可贵的，哪怕只有短短几分钟。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4月21日）

谢绝的智慧

    ①美国化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就为自己订了一份通用的谢绝书：“对您的来函表示感谢，但十分遗憾，他不能应您的盛情邀请而给您签名，赠送相片，接受采访，发表广播讲话，在电视中露面，赴宴和讲话，充当证人，阅读您的文稿，作一次报告，参加会议，担任主席，充当编辑，接受名誉学位，等等。”克里克不无智慧的谢绝，虽然少了“人情味”，但却避免了无数麻烦，省去了许多无意义的社交应酬，节约了大量宝贵时间。

    ②大概名人、要人、成功人士都会遇到类似的麻烦，都需要拿出谢绝的勇气与智慧。谢绝和拒绝还不一样。谢绝，基本都是好事或善意，至少当事人是这样认为的；拒绝，只要把脸往下一拉，把头一摇就行了。谢绝，则既要把事情回掉，还要感谢人家的“好意”；既要语言委婉，合乎情理，又要坚决而不妥协，所以，如何措词，还要一番踌躇，需要点智慧。

    ③钱钟书先生生性淡泊，最烦应酬，特别是晚年，几乎谢绝所有宴请、演讲、兼职和采访，尽管人家都是好意。可钱先生不这样看，“吃到一个鸡蛋觉得很好，就有必要去见下蛋的母鸡吗？”他这样谢绝那些希望拜见他的读者，倒也不失幽默诙谐。而对于种种胡吃海喝的宴请，他又这样谢绝：不愿“花些不明不白的钱，吃些不干不净的饭，见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似乎直接有余，巧妙不足，但更见先生之清高狷介，也更有成效。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谁还好意思再上门相邀。

    ④作家茅盾是个温和厚道的人，他的谢绝很客气，带有商量的味道。1958年3月，茅盾给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室写了封信说：“现在写一点我个人的规划，可是规划是订下来了，能不能完成，要看有没有时间。这就希望领导的帮助。一、帮助我解除文化部长的兼职和政协常委的兼职；二、帮助我解除《中国文学》和《译文》的两个兼职；三、帮助我今年没有出国任务。如果照上面所说，一面挂名兼职这么多，一面又不得不把每星期五分之二的时间用在开会、酒会、晚会等三种‘会’上，那么我就只能不写小说了……”正是因为他的谢绝太过客气，不够决绝，当然还有“工作需要”，所以不大奏效，他不得不日复一日地泡在开会、酒会、晚会上，写作计划基本落空，在他后半生的三十年里，没有一部有影响的作品问世。

    ⑤与茅盾相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伊姆雷·凯尔泰斯，谈到其成功的最大诀窍，就是“善于谢绝各种邀请和应酬，成功地关上了自己的门”。他一向谢绝采访，谢绝各种会议，谢绝入选名人辞典之类，以至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文学卷、《东欧国家文学史》、几种版本的《世界文化名人辞典》，都查不到他的名字。也正是因为他谢绝了几乎所有与写作无关的活动，才得以集中精力去从事他钟爱的文学创作，卧薪尝胆默默无闻地耕耘了大半辈子，最终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⑥人生苦短，转眼百年。学会谢绝，可以帮你节约时间；学会谢绝，可以帮你集中精力干事情。那么，就请你适时关闭电话和电子信箱，以减少各种“热情”干扰。那些可有可无的应酬，充当“花瓶”的作秀，五花八门的研讨会、颁奖会、演讲会，电视台的名人访谈，名目繁多的大赛评委，能谢绝就坚决谢绝，这里不妨学学钱钟书先生的幽默而决绝的精神，学学克里克先生的巧妙措词和不妥协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