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画家”廖冰兄

    著名漫画家廖冰兄一生作品达上万幅，其漫画尖锐活泼，针砭时弊，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意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宽广的人文胸怀，被称作“浓缩的百年中国史”。其中，尤以“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的“悲愤漫画”最为出名。“悲愤漫画”成为廖冰兄代千万人发声的最好工具。

    廖冰兄1915年10月出生于广州，读中学时即开始作漫画。20世纪30年代初期，17岁的廖冰兄开始发表漫画。此时发表在上海《时代漫画》等刊物上的作品，虽然以趣味为主，但其中有些作品却是以幽默含蓄的笔调来批判人世的冷酷、虚伪和不公平，甚至试图穷究这些社会现象的根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廖冰兄画了一批宣传抗日的漫画，然后带到广州、武汉展出。1938年秋，廖冰兄又创作了《抗战必胜连环画》。这套连环画200多张作品立意新颖，题材广泛，刻画入木三分。这些作品“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犹如激励军民的号角，响彻云天；更如射向敌人的炮弹，威力强大。它们和千千万万的正规军和游击队融为一体，并肩作战，终于赢得了这场民族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在美国的扶持下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全国内战。惨遭八年战乱中的中国人民又一次面临光明与黑暗的抉择。此时，廖冰兄用了半年时间，画了一百多幅漫画，以总题为《猫国春秋》，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展出，这组画抒发了人民对蒋介石独裁政权暴虐与腐败的积愤，以人形的猫鼠来隐喻反动派中的各种分子既狼狈为奸，又互相争夺的丑态，喷发着对蒋家王朝暴虐和腐败的积愤。其中《染血求知》为代表作，当时贪官污吏层层剥削经费，使当时在校学生的伙食质量急剧下降，即便如此，学生们仍然在蚊虫肆虐、夜无明灯的环境下学习。这是一幅20世纪40年代中国惊心动魄的“寒士图”。作品展出时人海如潮，不少学生、农民、工人竞相携带铺盖，披星戴月徒步赶到展区，露宿街头，通宵达旦排队购买入场券。作品对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影响如此广泛的画展是前所未见的。

    1947年，内战已经打响。廖冰兄移居香港。到香港后，廖冰兄加入了中共香港文委领导下的“人间画会”。在廖冰兄的倡议下，“人间画会”举办了“风雨中华”大型漫画联展，反映了中国“遍地哀鸿，弥天战火；金风钞雨，动荡中华”的现状。这是香港有史以来观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政治漫画展。

    建国初期，为配合形势，廖冰兄创作了不少时政漫画，其中《打油词画赠教条主义者诸公》为代表作。这组画对“花朵必须向上，太阳只需初升，画人定要笑盈盈，作画清规三订”的教条主义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今天看来仍具有借鉴意义。1957年，廖冰兄也因此画被打成右派，自此停笔长达22年。

    1979年，经过拨乱反正之后，廖冰兄被“活埋了二十年”的漫画重新走上历史舞台。在廖冰兄晚年的作品中，以对十年浩劫进行深刻反思的组画《噩梦录》（1979年）和《残梦纪奇篇》（1994年）的影响最大，令人警省。其中《蝇的株连》记录了“极左”路线制造的历次政治运动——“用重磅的炮弹对付一只小小的苍蝇”，而炸弹之下是无数无辜的良民。画面触目惊心。《自嘲》描绘了自己长期封闭在瓮中，身心扭曲，痛苦不堪；在瓮破之后，仍然不敢动弹的状态。表面上，这幅画描绘“文革”留下的精神创伤，反映的是个体的悲剧，实质上概括了整个中华民族一代人的悲剧。作品于夸张之中满含辛酸，于感慨之中多有庆幸，于鞭挞之中蕴含警醒，成为那个特殊时代不可磨灭的符号。

    “漫画不是玩笑，不是点缀，漫画是一种责任。”这正是廖冰兄倾尽一生为之奋斗的座右铭。

相关链接：①中外古今的漫画大师大都偏于幽默以及所谓黑色幽默，而我的作品却偏于发泄悲愤，不是使人感到轻松，而是感到压抑、震撼。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故我所作多是悲愤漫画。——廖冰兄。②廖冰兄有火一样的性格。他生性刚烈，从来不怕得罪人，历经多个时代而尖刻批判的“硬汉”精神不改。画如其人。他的画中有蔑视王法僧规、锄强扶弱的鲁智深；有憨直、纯真、天不怕、地不怕的黑旋风李逵……  ——著名漫画家方唐

一个多雨的夏天

郭震海

    这似乎是一个多雨的夏天。

    不紧不慢的小雨就像生了根，断断续续下了三天，没有停的迹象。侯东升醒来后，听着外面滴滴答答的雨声，有些烦闷。

    他裹着一条毛巾被，眼睛迷茫地瞪着屋顶。简易的屋顶用横七竖八的施工模型板撑着，上面覆盖着几层黑糊糊的油毡。简易的大宿舍内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霉味，半碗隔了夜的剩饭放在墙角，已经变质。裸露的砖墙，湿漉漉的，似乎能挤出大把的水来。地上铺着红砖，红砖上撒了薄薄的一层白石灰。十几双黄胶鞋，没有规则地摆放在床铺下。

    “天塌了吧！”一名工友坐起来嘟哝了一句，扑腾一声又躺下了，几根木棍支撑的大床铺发出吱吱呀呀的怪叫。

    “你找死啊！”工友躺下的动作用力过猛，压住了另一位工友的胳膊，后者向他提出强烈的抗议，骂骂咧咧地抽回了胳膊。

    侯东升起身，去床铺头找自己的衣服，想出去走走。他从墙角找出一把破旧的雨伞，走出了工棚。

    外面的雨下大了，一栋高楼起了半截，无数的、长长短短的钢筋头直冲云霄，在雨中显得亮晶晶的，有点刺眼。如果不下雨，这栋起了半截的楼上肯定站满了人。无数顶安全帽，无数双劳作的手。在轰轰隆隆的机械声中，他们完全可以站在高墙上，边劳作边唱信天游。有的工友已经在城里待了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就像一群特殊的候鸟，每年开春告别妻儿老小，来到城里，冬天又会回到乡村。他们没有走进过KTV，但一步步升高的楼顶上，就是他们的乐场，他们可以怒吼，可以咆哮，可以唱着哭，也可以唱着笑。只要手不闲着，至于嘴，爱干吗就干吗，就是站在墙头上像一个英雄般的去演说，也没有人注意，更没有人管。他们的声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显得异常微弱，微弱得站在楼下就完全听不到了。

    半夜里，无数盏大灯会将整个工地照亮，高楼一天不封顶，热闹的景象就一天不减，唯有雨能阻断这喧闹的一切。侯东升和大多工友一样，既盼雨，又恨雨。为什么呢？盼雨，是因为下雨了他们可以美美地睡个懒觉，无休止的劳作可以得到短暂休息；恨雨，是因为下雨就意味着他们会没有工，工是什么，就是钱。他们从四面八方拥进这座陌生的城市，就是想多挣点工，年底多拿点钱。

    侯东升撑着伞，不知道该去哪里，更不知道该干什么。路过一座天桥，桥下积满了水，飞驰而来的车辆迅速通过天桥，激起很高的水花。

    “你找死啊！”一个撑着小花伞的女人，被车辆激起的泥水溅了一身，她怒气冲冲地骂道。侯东升突然觉得，城里人说话和他们其实没有区别，就比如这句“找死啊！”他这样说，工友们这样说，城里人也这样说。

    在一个玻璃橱窗前他看到一则大大的广告：“家，温馨的港湾。”城市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广告。侯东升觉得每一则广告都与他们有关又无关。他们一年四季就像蚂蚁一样在钢筋与水泥的森林中不停地修筑城市里的家，城市在一天天长高变大，而他们没有家，他们的家在乡下。

    侯东升给乡下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妻子开心地说，真好，庄稼灌浆了，下了一场难得的透雨。侯东升在电话里骂，好个屁。妻子说，你个鞭打的侯东升，你个不要脸的侯东升，你变了，变得不再爱惜庄稼，变得像城里人了，变得……

    我真的变了吗？放下电话，侯东升想，我到底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他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

英语老师

谢宗玉

①早晨，阳光照进教室，照着一颗颗晃动的脑袋和一张张开合的嘴。我们在晨读，我们在大声晨读。别人读的是英语，我对英语不感兴趣，我在读语文。英语老师从后面走进教室，我没觉察。他冷不防从我手中把书抢了，反手就甩了我一个耳光。一教室沸扬的声音就这样被他突如其来的耳光给掀哑了，大家愣愣地看着我俩，早晨照进来的阳光这时也有些茫然无措的样子。

②英语老师扭过头叫道：你们停下来干嘛！然后一教室芽一般的声音又怯怯冒出来，顷刻间又是一片灿烂。英语老师拍了一下手，没事般地走了。

③他没事一般，我可不行，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俯下身把语文课本拾起。然后伏在课桌上，一动也不动，我能遏止自己的哭声，但止不住的泪水却从我的指缝里快速渗出来。虽然我知道错了，一三五的早晨该读英语。但我的过错难道就该由这记毫无商量余地的耳光来惩罚吗？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又流快了。我从没有被人打过耳光，更没有在这样的大庭广众下受过辱，我满脸火辣辣的，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羞耻！我感觉我那个叫自尊心的东西，在这个早晨，就像被一把无形的快刀给拦腰斩断了。

④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不声不响低着头进出教室。而在心中，仇恨的水草却疯了般昂扬生长。是的，我要报复，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这个让我当众丢丑的家伙！我要用最直接的方法报复，我要痛快淋漓地拿刀捅了他！……我低着头，一声不响，就这样在自己的幻想中把内心捣鼓得壮怀激烈。那被拦腰斩断的自尊心在伤口处似乎又长出了细嫩的芽儿来。我最终还是失去了寻刀杀人的决心，英语老师就这样在懵懵懂懂中逃过一劫。我后来的想法是，我一定要发奋读书，将来超过他，再来羞辱他！

⑤但很快就有一事，让我进入了两难境地。那天英语老师闯进教室，对教室里的三个同学说：下午帮我去挖薯吧。你，你，还有你，来，把书收起，我们这就走。

⑥三个同学其中一个就是我，英语老师仿佛早就忘了两个月以前发生的事。但现在他既然点到我了，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心中的仇恨。我只能敛着头，和另两个同学一起去了他家。我记得一进家门，他就像个妇人样叨叨唠唠地骂着他的妻子：日日死人，怎么不见你死？！这样骂人的话是我第一次听到，所以一下子就记住了，而且根深蒂固。挖薯时，我时不时就把红薯给挖断了。我应该不是故意这样的。挖薯是一项技术活，也是一项体力活，在家里，这常常是我爸的事。我还太小，力气也小，一锄下去，挖得不深，红薯往往就被拦腰截断了。我看见英语老师不时地皱着眉头，后来他说：宗玉啊，你书也读得不好，事也做得不好，以后就等着进棺材吧。我一脸怍羞，我年纪轻轻，没想到他竟把我与棺材联系上了。心中的恨意一下子又增加了，可手中的活儿并不能停下……

⑦我现在算有些明白他那时为什么脱口就是棺材就是死了。那时他除了当老师，晚上常常替人唱号歌，哪里死了人，来请他。他一般不拒绝，十里八里也要赶去。他的号歌唱得不错。小时他在茶陵住过，一口的茶陵腔，用茶陵腔唱号歌，他的号歌就别具一格。有时在教室上课，他的声音也拉得好长，像唱号歌。有时夜里唱号歌唱得太晚，白天上课，他把作业布置下去，就趴在讲桌上睡着了。

⑧挖薯回来后不久，碰上学校组织学生入团。那时入团是件非常时髦的事，我们班当时只有三个名额，英语老师就把帮他挖过薯的三个同学都推荐上去了。全班同学知道这事后，都议论纷纷。因为如果凭成绩，我们三个没有一个能上。后来，另两个同学就在那次入了团。而我没有。因为我拒绝写入团申请书。我这样做，一是对英语老师的软性对抗。用老甘的话说，就是非暴力不合作吧。二是在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中，实在没什么脸面写入团申请书。

⑨好在与英语老师总算有分开的一天。初中毕业，我怀揣着仇恨悄悄离开学校。我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我对自己说：有朝一日，我终是要回来的。

⑩可到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为自己幼稚的想法感到好笑了。我看金庸那些侠骨豪情的武打书，江湖上的似海深仇，都可以一笑泯之。而我与英语老师之间的破事，算得了什么呢？他自己也许根本就没把这事记在心上，几年过后，我这个人就可能从他头脑中淡出了。

⑪大学里有天晚上，我与一个同学在法律楼的天台上闲扯，说到中学的事，他居然也有类似的经历。不同的是，他依然把仇恨带在心上。他说：总有一天，我要跑回去指着他的鼻子骂一顿。我听后，不禁哑然失笑。唉，也许他还没参悟透吧……

⑫不过，回头想想，也许并不完全是少年人的心胸太过狭窄……我们怀揣多深的仇恨上路，说明我们当时的伤害就有多深。随着时间的淘洗，仇恨也许可以忘记，但伤害之痛在事隔多年想起来，仍可以使心灵颤抖……那时的心灵是多么柔弱啊，可仿佛没有几个大人（包括老师家长和其他成年人）注意，所以成长的心灵，注定会遍布刀斫之痕……

⑬英语老师后来教不了英语，就调到邻校一个中学敲钟守门。参加工作后有一次回家，我还真的碰上他了。我远远见到他，心里猛地颤了一下，然后想也没想，就逃也似的溜了……

⑭走远了，我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英语老师他真的很老了……老得让我有说不出的怜悯。

追风筝的人

（美）卡勒德・胡赛尼

    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比赛一大清早就开始，直到仅剩一只胜出的风筝在空中翱翔才告结束。每个斗风箏的人都有助手，帮忙收放风筝线。我的助手是哈桑。

    若有风筝被割断，真正的乐趣就开始了。这时，该追风筝的人出动，那些孩子追逐那个在随风飘扬的风筝，在临近的街区奔走，直到它盘旋着跌落在田里，或者掉进某家的院子里，或挂在树上，或停在屋顶上。

    对追风筝的人来说，最大的奖励是在冬天的比赛中捡到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那是无上的荣耀，人们会将其挂在壁炉架之下，供客人欢欣赞叹。每当满天风筝消失得只剩下最后两只，每个追风筝的人都厉兵秣马，准备摘取此项大奖。他们会朝向那个他们预计风筝跌落的地方，绷紧的肌肉蓄势待发，脖子抬起，眼睛眯着，斗志昂扬。当最后一只风筝被割断，立即一片骚动。

    我记得有个阴暗的冬日，哈桑和我追着一只风筝。我跟着他，穿过各处街区，跳过水沟，侧身跑过那些狭窄的街道。我比他大一岁，但哈桑跑得比我快，我落在后面。

    “哈桑，等等我。”我气喘吁吁地大喊，有些恼怒。

    他转过身，挥挥手：“这边！”说完就冲进另外一个拐角处。我抬头一看，那个方向与风筝跌落的方向恰好相反。

    “我们追不到它了！我们跑错路了！”我高声叫道。

    “相信我！”我听见他在前面说。

    我看到我们最终停在一条车辙纵横的泥土路上。路边有块田地，夏天会种满莴苣；路的另外一边有成排的酸樱桃树。只见哈桑盘起双腿，坐在其中一棵树下，吃着手里的一捧桑椹干。

    “我们在这干吗呢？”我上气不接下气，胃里翻江倒海，简直要吐出来。

    他微笑：“在我这边坐下，阿米尔少爷。”

    我在他旁边颓然倒下，躺在一层薄薄的雪花上，喘着气。“你在浪费时间。它朝另外一边飞去了，你没看到吗？”

    哈桑往嘴里扔了一颗桑椹：“它飞过来了。”我呼吸艰难，而他一点都不累。

    “你怎么知道？”我问。

    “我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朝我转过身，有些汗珠从他额头流下来，“我骗过你吗，阿米尔少爷？”

    刹那间我决定跟他开开玩笑：“我不知道。你会骗我吗？”

    “我宁愿吃泥巴也不骗你。”他带着愤愤的表情说。

    “真的吗？你会那样做？”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做什么？”

    “如果我让你吃泥巴，你会吃吗？”我说。我知道自己这样很残忍，好像以前我总是拿那些他不懂的字眼来戏弄他，但取笑哈桑有点好玩——虽然是病态的好玩，跟我们折磨昆虫的游戏有点相似。不过现在，他是蚂蚁，而拿着放大镜的人是我。

    他久久看着我的脸。我们坐在那儿，两个男孩，坐在一棵酸樱桃树下，突然间我们看着，认真地看着对方。

    “如果你要求，我会的。”他终于说，眼睛直看着我。我垂下眼光，时至今日，我发现自己很难直视像哈桑这样的人，这种说出的每个字都当真的人。

    “不过我怀疑，”他补充说，“你是否会让我这么做。你会吗，阿米尔少爷？”就这样，轮到他考验我了。如果我继续戏弄他，考验他的忠诚，那么他会戏弄我，考验我的正直。

    要是我没有开始这场对话就好了！我勉强露出一个笑脸，“别傻了，哈桑，你知道我不会的。”

    哈桑报我以微笑，不过他并非强颜欢笑。“我知道。”他说。这就是那些一诺千金的人的作风，以为别人也和他们一样。

    “风筝来了。”哈桑说，指向天空，他站起身来，朝左边走了几步。我抬头，望见风筝正朝我们一头扎下来。我听见脚步声，叫喊声，一群追风筝的人正闹哄哄向这边跑来。但他们只是白费时间。因为哈桑脸带微笑，张开双手，站在那儿等着风筝。

（节选自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有删改）

【注】文中的阿米尔是阿富汗的一个富家少爷，哈桑是他的仆人。

火车上的养马河

聂作平

    那时候，我熟悉养马河的小部分街道，见过养马河更小部分的人民，吃过养马河生产的橘子、甘蔗，呼吸过养马河带着沱江泥腥味儿或是工厂铁锈味儿的空气，但我没有踏上过哪怕一寸养马河的土地。

    因为我坐在火车上，一次又一次地坐在火车上，火车的必经之地就是养马河。

    时值盛夏，没有空调的火车一旦停下来，车厢里立即就热得像是灶上蒸煮了半个时辰的蒸笼。男人大多赤着上身，光着膀子。膀子顺便也暴露了他们的阶级：黄如古铜的，多半是体力劳动者；白如软糕的，多半是脑力劳动者。独有几个民工，膀子浑圓，颜色却是幽暗的深黄，像是煮熟了的螃蟹。

    火车吭哧吭哧地像一只纵欲过度的兽，气喘吁吁地爬行了大半个夜晚，清冷的月光从云朵与云朵的缝合部分漏下来，倘是站在铁轨外面的山坡上俯看的话，火车一定像一条发光的虫子在拼命地蠕动，而我们这些昏昏欲睡或昏昏已睡的乘客，显然就是寄生在虫子体内的更细小更微不足道的短暂寄生虫。众多可怜的寄生虫，在这只稍大的虫子体内萍水相逢，你挨我我挨你几个小时后，当天光大亮，就各奔东西，很可能从此再也不会相逢——当然也有可能下周就会相逢。前提是，他或她也像我一样，通过火车的奔跑来，上演双城记的疲惫人生。

    很多年以后，当我终于踏上了养马河坚实的土地，而不是坐在火车上打量它时，我看到在街道交叉的广场上，树着一匹马的雕像。马头高昂，前蹄离地，马尾后甩，表示它正在飞奔。

    我们在养马河吃饭。是一家靠近沱江的小餐馆，推开窗，能看到满江的水，如害了相思病的痴情女子，瘦得怕人，静得像没有流动。火车的长鸣，偶尔会传过来，只是被楼房与市声过滤了，没有了它作为工业文明主要标志的那种粗暴、尖利，反而显出一种别样的温情，像是在提醒我：某年某月，你曾经在火车上注视过这座镇子。现在，你终于选了一个座位，坐下来，在这里吃一顿饭。

    小餐馆门前有一只巨大的木盆，里面是鱼。老板说他家的特色就是红烧沱江鱼。游动的鱼全然不知道人为刀姐，它为鱼肉的可怕现实，一个劲地游来游去，不时还悠闲地吐几个气泡，就像一个人在梦游。这些从沱江里打捞上来的鱼，身上有着比饲养的鱼更深的色泽——不知为什么，我又一次想起多年前在火车上见过的那几个民工的膀子。

    吃完饭，我们朝火车站走去，我曾经在火车上见过数十次的养马河火车站。

    通往火车站的一条小街，我看到几户人家门前的空地上，竹竿挑着一些腊肉。刚刚涂抹完各种调料——包括但不限予以下类别：花椒、海椒、胡椒、食盐、大料、生姜——的腊肉，其实严格讲来，还不能叫腊肉。它的鲜肉生涯刚刚结束，从现在起，它开始为成为一块滋味悠长，令人垂涎的腊肉而进入修行期。既然人类一天到晚都嚷着修行——旅行是修行，恋爱是修行，吃饭喝酒是修行，打牌也是修行——那一块鲜肉，它为了成为腊肉而付出的腌渍、晾晒、烘烤以及收纳和等待，为什么不可以说是修行呢？与人类相比，人家的修行更单纯也更直率。

    养马河是有老街的——这有点废话，任何一个城镇，只要不是完全拆迁了，都会找到老街的。哪怕找不到老街，也能找到老屋，三两座老屋，就足以构成半条老街，而老街，它似乎留住了一些我们熟悉又陌生的旧时光。

    养马河的老街上，还有几家老茶馆。陈旧的老屋，有着高而陡的檐，檐下的台阶，被年复一年的雨水打出了细小的窝，像虫噬。古人说的水滴石穿当然也是有所本的了。八仙桌，颜色深暗——它老让我想起那年在火车上见过的那几个在成都干活的民工的膀子——上面有细小的划痕，也有经年累月溅出去的茶水渍，把桌面污成了一小团一小团的更深的岛屿。长板凳，又宽又重，似乎扔到沱江里，竟会打个漩儿就沉下去。

    很多年后我再去养马河，却没能找到那时候去过的那家老茶馆。甚至，就连那条老街看上去也似是而非。就像初恋情人，三十年后重逢，依稀还是旧时模样，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我们在养马河的街道间走来走去，这座镇子已经像中国的大多数镇子那样，新与旧、拆与建、现代与传统交织在一起，混乱而有趣。

    如果不是火车，我不会走进养马河，它将是一个与我的人生毫无瓜葛的异乡。但是，因为有火车，因为有漂泊的历史，养马河于我，便是一个极其熟悉又极其陌生的地方。我几十上百次地从这里穿镇而过，小镇的生活离我只有几米的距离，但我知道，我其实从来不曾真正走进过它。就像那句诗说的那样：我不是归人，我只是过客。

    （本文有删改）

妈妈手上的花瓶

苏丽梅

    高考成绩揭晓了。

男孩垂头丧气地走进家门，母亲正擦拭桌子，看到男孩脸上阴暗的表情，母亲把抹布扔一边，搭着男孩的肩走进屋，示意男孩在沙发上坐下。母亲小心翼翼地问道：“成绩怎么样?”

    “妈，我没考上，我…”男孩话没说完，眼泪却从眼眶里涌了出来，滴落在沙发上。

    “没事没事，没考上就没考上，咱明年再读一年，啊?”母亲说。

    “我不想复习了妈，太艰辛了，我觉得自己不是考学的料。”

    不急着做决定，假期还长呢。”

第二天，母亲上班之前，敲开了男孩房间的门。母亲对男孩嘱咐道：“孩子，妈妈上班去了锅里有豆浆，冰箱里有蛋糕，你待会起来吃。”男孩“嗯”了一声，转身又睡了过去。

母亲下班时，男孩的脸色更加阴郁：“妈，他们都考上了。

    “考上就考上，没事的。”母亲知道，他们是指男孩一块玩的伙伴们一强强和巍巍。平时三人一起上学，一起打球，还相约考取同一所大学。如今，他的伙伴们同时考上了，只有他没考上。母亲知道这消息对儿子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劝慰未必有用，只是用力按了按儿子的胳膊。

    第三天中午，母亲下班回来，放下包就直接来到厨房准备做饭，一眼瞥见锅里的早点，原封未动。母亲看了，心略嶝了一下，她推开男孩的房间门，里面根本没人。

母亲告诚自己不能慌，她拿起手机给男孩打电话，电话没有人接；她又打电话给孩子外地的父亲，他也没有收到孩子的信息；于是她一边给强强、巍巍打电话，一边决定自己出去找一找孩子。同学们也没有男孩的消息，但是给她提供了几个男孩可能去的地址。

    母亲稳下心神决定先去篮球场，她在篮球场里转了一圏，并没有找到男孩，又继续去网吧寻找，几个小时后，她在网吧里找到了正在打游戏的儿子。

男孩已经累得头晕眼花，一眼看到母亲，先是低下了头，嗫嚅道：“妈，你下午没上班?”

    “我这两天调休，正好陪你散散心，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

    男孩“嗯”了一声，带着不安和好奇跟着母亲回家了。

转过天来，母亲带男孩来到一家“陶陶吧”，男孩从没来过这种地方，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人专注地做陶瓷，那个老板模样的人似乎在等待他们，径直带他们来到一架机器前，顺手拿给男孩一块泥巴，说：“会捏泥吗，小伙子?”男孩平时很擅长做手工的，他轻视地笑了一下，用劲捏了捏泥巴，可泥巴瞬间粘在了他手上，他放松了手劲轻轻揉搓，却也不起什么作用。母亲似乎也不在行，建议儿子说：“不然把泥巴放在板上揉?”她看出男孩有些小恼火，微笑着接了一下他的手臂。

    男孩沉下心来了，他琢磨出来捏泥力道是个关键，几番捣鼓，终于把泥巴捏得可以拉坯了。

老板问他想做什么，他脱口说想做一个花瓶送给妈妈，母亲有些吃惊脸也有些红，老板开始示范：先把一块泥巴固定在转盘中心，然后打开电闸使转盘转动，在这同时耐心细致地塑造花瓶的形。男孩这次不敢掉以轻心，仔细观摩着老板的动作…

制作要领了然于心之后，男孩自信地把双手固定在转盘边沿，双手放在泥巴表面，轻轻往上提，转盘转起来了，母亲紧张地看着，感觉花瓶的形已经出现了，可就在这时，那团泥巴很不配合地飞了出去，落到了盘子里，功亏一畴。男孩儿泄气地甩了甩手，老板哈哈笑着说：“这没啥小伙子，还没有哪个顾客是一次做成的呢!”男孩看到母亲沉静的笑容，又把双手放到转盘上。

不知过了多久，当男孩把一个小巧的花瓶放到母亲面前时，母亲含着泪花喃喃地说：“谢谢儿子，你其实就是妈妈手中的花瓶。”

从陶吧出来，男孩认真地看着母亲说：“妈，我明年再复读一年吧。”母亲晃了晃手里的花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