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爷爷

莫言

我大爷爷是八路军的医生。他先是学中医的，参军后，跟着诺尔曼·白求恩，学会了西医。白求恩牺牲后，大爷爷心中难过，生了一场大病，眼见着不行了，说想家想娘了。组织上批准他回家养病。姑姑说大爷爷一进家门就坐在门槛上；脸色蜡黄，头发长长，虱子在脖子上爬。穿着一件破棉袄，棉絮都露了出来。姑姑说大爷爷双手哆嗦，急不可耐地喝了绿豆汤，又添了一碗。喝完第二碗后他就不哆嗦了。汗水沿着他的鬓角流下来，眼珠渐渐地活泛了，脸上有了血色。姑姑她听到大爷爷肚子里呼噜呼噜响，好像推磨一样。一个时辰后，姑姑说大爷爷到厕所里去，拉了个稀里哗啦，似乎连肠子都拉了出来。然后就慢慢地好起来，两个月后就精神健旺生龙活虎了。

我说《儒林外史》上有类似的故事。姑姑问我“儒林外史”是什么？我说是古典文学名著。姑姑瞪我一眼，说，连古典文学名著上都有，你还怀疑什么？！

大爷爷病愈之后，就要回太行山找部队。这时，八路军胶东军区的人找上门来，动员大爷爷加入。大爷爷说，我是晋察冀军区的人。胶东军区的人说，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这里正缺您这样的人，老万，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把您留下。许司令说了，用八人大轿抬不来，就用绳子给老子捆来，先兵后礼，摆大宴请他！就这样，大爷爷留在了胶东，成了八路军西海地下医院的创始人。

大爷爷的高超医术很快在胶东传开。许司令肩胛缝里那块弹片就是他取出来的，黎政委爱人难产，也是大爷爷手术。连平度城里的日军司令杉谷也知道大爷爷的大名，他率兵下来扫荡，坐骑大洋马被地雷炸翻。他弃马逃走。大爷爷为这匹马动了手术，治愈后，成了夏团长的坐骑。后来此马恋旧，咬断缰绳逃回平度城。杉谷见宝马复归，惊喜万分，让汉奸秘密探访，得知八路军在他眼皮底下建了一座医院，医院院长就是把死马医活的神医万六府。杉谷司令是学医出身，惺惺相惜，总想把大爷爷招降过去。为此杉谷从《三国演义》里学了诡计，派人秘密潜入吾乡，把我老奶奶、我大奶奶、我姑姑绑架到平度城中，扣作人质，然后派人送信给我大爷爷。

我大爷爷是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看完杉谷的信，揉巴揉巴就扔了。医院门政委将这信捡起来送到军区。许司令和黎政委联名写信给杉谷，怒斥他是个小人。信中说如果他敢伤万六府三位亲人一根毫毛，胶东军区将集合全部兵力攻打平度城。

姑姑说她与大奶奶、老奶奶在平度城里住了三个月，有吃有喝，没受罪。姑姑说那杉谷司令是个白脸青年，戴一副白边眼镜，留着小八字胡，文质彬彬，讲一口流利中文。他称老奶奶为伯母，称大奶奶为嫂夫人，称姑姑为贤侄。姑姑说她对杉谷没有坏印象。当然这是姑姑私下对我们自家人说的，对外她不这样说。对外她说，她与大奶奶、老奶奶受尽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坚决不动摇。

我大爷爷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大爷爷牺牲的事必须说说。姑姑说大爷爷是在地道里为伤员做手术时，被敌人的毒瓦斯熏死的。县政协编的文史资料上也是这样说的。但也有人私下里说大爷爷腰里缠着八颗手榴弹、骑着骡子，独闯平度城，想以孤胆英雄的方式去营救家人，但不幸误踩了赵家沟民兵的连环雷。传播这消息的人姓肖名上唇，曾在西海医院当过担架员。此人阴阳怪气，解放后曾因发明了一种特效灭鼠药而名噪一时。后来被揭露，他的特效鼠药主要成分是国家已经严禁使用的剧毒农药。此人与姑姑有仇，因此他的话不可信。他对我说，你大爷爷不听组织命令，撇下医院的伤病员，耍个人英雄主义，行前为了壮胆，喝了两斤地瓜烧酒，喝得醉三麻四，结果糊里糊涂踩了自己人的地雷。肖上唇龇着焦黄的大牙，简直是幸灾乐祸地对我说：你大爷爷和那匹骡子都被炸碎了，是用两只筐子抬回来的。筐子里有人胳膊，也有骡蹄子，后来就那么烂七八糟地倒进了一个棺材。我把他的话向姑姑转述后，姑姑杏眼圆睁，银牙顿挫地说：总有一天，我要亲手劁了这个杂种！

姑姑坚定地对我说：孩子，你什么都可以不相信，但一定要相信，你大爷爷是抗日英雄、革命烈士！英灵山上，有他的陵墓；烈士纪念馆里，展览着他用过的手术刀和他穿过的皮鞋。那是双英国皮鞋，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临死前赠送给他的。

（节选自《蛙》，有删减）

不懂外文的翻译家

       林纾出生时，大清王朝已病入膏肓。青年时代的林纾被乡里视为“狂生”，这与他的秉性有关，更因为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和蔑视。1882年，林纾作为以文名显于乡里又不断赴京应试的举人，出入于士流之中，奔走于南北之间。他感受着时代风雨和民族的危难，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责任。1884年，甲申中法之战在林纾故乡福州海面上爆发。停泊在马尾港的法国舰队突然向中国的船只发起进攻，一个多小时就击沉了中国全部船只，摧毁了洋务派苦心经营的马尾造船厂，福建海军全军覆没。林纾悲愤莫名，与挚友林崧抱头痛哭，引以为奇耻大辱。1884年11月，左宗棠来福州督办军务，林纾与好友拦马告状，控告当时主持福建军务的人谎报军情，掩盖败绩。当时林纾目光如炬，纵谈败状，未尝有所顾忌。告状后，林纾与友人相约“不胜，赴诏狱死”。

      甲午战争后，维新变法思潮高涨。林纾走进维新派的行列，不过他凭的是文学。1897年，林纾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闽中新乐府》，这是在他“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已”的特定情况下写成的。这部诗集实际上是仿照白居易的讽喻诗为儿童创作的带有启蒙性质的通俗歌诀。“每日国仇似海深，救国须鼓儿童心”，由于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现实性，“养蒙者奉为金科玉律”，影响甚大，后来流传到海外。1897年，这位不懂外文的落第举人，正式走上了翻译西洋文学的道路。这是维新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林纾成为维新派的有力标志。戊戌变法前后，伴随着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维新派发起了具有革新意义的文学改良运动。他们倡导“诗界革命”，又倡导“小说界革命”。译介西洋文学正是“小说界革命”的一大方面。这年夏曾佑（学者、诗人）、严复在《国闻报》上主张译介欧美小说以“使民开化”，次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又主张“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林纾在实践上从事小说翻译，与他们在理论上倡导小说翻译是同步的。颇具传奇色彩的是，第一部在近代文学翻译史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竟是友人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口译小说内容，林纾“耳受手追”，摇笔整理成篇。小说发表以后，引起了轰动。接着他不惜重金，通过各种渠道，购置欧美文学原著。然后请人给他“口译”，再由他进行“笔述”。其用力之勤，搜罗之广，译作数量之多，都是惊人的。

      1899年，林纾举家移居杭州。他眷爱杭州的湖山之美，曾尽力维护西湖的旖旎风光。他每游西湖，就留心查看何处缺树，一一记在心头。第二年清明节前，他亲购垂柳幼苗千株，着人补栽在缺柳之处，此事在杭州传为佳话，他以此自号“西湖补柳翁”。他和魏易又进行了《黑奴吁天录》的翻译。他们认为中国刚刚经历八国联军入侵之辱，亡国灭种之祸迫如燃眉，此小说深刻地暴露了种族压迫的罪恶，可以警醒国人。他们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小说的翻译工作。林纾在《跋》中指出“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显然，林纾已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翻译与中国的反帝斗争结合在一起了。这时他已是举国瞩目的文学家了：用“新学”的眼光来衡量，他奉献给国人的是西洋小说，因此维新派为有这样一位翻译家而自豪；用“旧学”的眼光来衡量，他的译文是文言，颇有马班韩流的神韵、传统文学的风采，因此嗜好“旧学”的人也对他刮目相看。无论新派旧派都承认林纾的文学才华和地位。林纾的译笔有其独自的特色，又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他借助他人口译来翻译的小说，其成功译作至今还具有生命力。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此后的十六七年间，他几乎是无间断地在译坛上辛苦耕耘，译作的总数达179种，涉及11个国家的98位作者，被誉为“译届泰斗”。

      ​然而，从政治立场看，辛亥革命之前的林纾，一方面强烈要求反帝救国、热血澎湃，一方面却不赞同以改朝换代谋求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伴随着政治立场的落伍，林纾身上亦新亦旧的二重色彩更明朗化了。辛亥革命后，林纾对“共和”制下的民国是否优于那个未曾实现的“君主立宪”产生了疑惑，对于民国初年的乱哄哄的“共和”渐渐不满、失望乃至绝望。他写道“时局日坏，乱党日滋。天下屹屹，忧心如焚。无暇作谑，但有深悲”。前清已矣，现实又给他当头棒喝，他的立场复归到辛亥革命前的立宪派那里。他成了一位可叹的“遗老”。       （摘编自张俊才《林纾评传》）

送羊

李德霞

    我和母亲赶着羊群出村时，日头就要坠到西山背后了。

    下午，镇肉食站的王站长在我们村收了四十只羊，我们村在山旮旯里，拉羊的车进不来，王站长就想从我们村雇个人往山外送羊。送一只羊两毛钱，四十只就是八块钱。母亲好不容易争来这份差事，忙喊来刚刚放学的我，让我和她一块儿往山外送羊。

    路上，母亲对我说：“等把羊送到山外，挣了钱，妈就扯几尺布，给你缝个新书包。”我抿嘴笑，撵羊的劲头更足了。

    四十只羊挨挨挤挤，刷刷刷往山外走。出村不远，从对面的山坡上围过来一群羊。母亲担心两群羊混在一起，叫我盯紧点。原来，那群羊是母亲娘家村的，放羊人是母亲的六叔，我叫他六姥爷。隔老远，六姥爷就冲母亲打招呼：“是凤英啊，给肉食站送羊？”

    母亲说：“是啊是啊，六叔还没回？”

    六姥爷把羊群撵到一边，拎着羊铲踱过来，看着我们送的羊说：“凤英，叔跟你商量个事儿。”

    母亲笑笑：“六叔你说。”

    六姥爷把羊铲戳到地上说：“叔有十只羊，个头小，下的羔也少，想跟你送的羊调换几只。”

    母亲愣了，随即摇摇头说：“不行吧？叔你看，我送的羊人家都涂了抹子的呀。”

    六姥爷弯腰逮住一只羊，用手捏了捏羊背上的抹子，然后直起腰，从口袋里摸出个小铁盒，得意地说：“抹子是油漆的，叔也有。叔把羊涂上抹子就是，保准不会出事。嘿嘿。”

    母亲没辙了。想了半天，母亲又说：“叔，我送羊可是挣了人家钱的呀，咱咋能干这事？”

    “羊不是公家的吗？要是你自家的，叔提也不提。公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

    母亲为难极了。六姥爷又说：“叔也不白求你。这样吧，调换一只，叔再给你两毛钱。”

    母亲的眼泪都快下来了。我想，是我给母亲解围的时候了。我抡起鞭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噼噼啪啪，一顿猛抽。羊群受了惊，你追我赶，蜂涌着朝前冲去。我和母亲紧撵着羊群，听不清六姥爷在背后嚷嚷什么。

    出了山外，天已黑透。十几里山路，走得我两腿酸软，肚子也咕咕叫起来。

    王站长早已等在村口，见我们到来，忙把我们领到村头的一个大院门口。门楼上吊一盏大汽灯，贼亮贼亮的。一辆拉羊车就停在一旁。王站长对母亲说：“大姐，你们娘俩先歇个脚，等我们装完羊，就给你钱。”母亲点点头，拉着我坐到旁边的一块石头上。

    几个村里人帮着往车上装羊。奇怪的是，每抓到一只羊，临上车前，王站长总要猫下腰，拿手电照照羊肚子，然后再送到车上去。我悄悄问母亲：“他照啥呢？”母亲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四十只羊就要装完了。母亲凑过去说：“王站长，你刚才照啥呢？”

    王站长不说话，提起一只羊腿让母亲看。母亲呆了。

    王站长说：“是这样的。去年，我也从山里收了几十只羊，也是雇人送到这里的，等回到食品站才发现，有一半的羊被人半道上调了包，大的换成小的，肥的换成瘦的……所以，下午在你们村收羊时，我除了在羊背上涂个抹子，还在羊肚子上加了个抹子……我这么做也是以防万一，并不针对大姐呀。”

    好悬啊。我和母亲相视一笑。

    王站长掏出十块钱说：“大姐拿着，这是你的工钱。过年我要是去你们村收羊的话，还雇你。”

    母亲掏遍口袋，只掏出一块钱。母亲尴尬地搓着手说：“我零钱不够，王站长就给八块吧。”

    王站长说：“不用找，拿着吧。多出的两块钱，送孩子吧。”

    母亲不安地说：“那咋成啊？”

    王站长伸手摸摸我的头：“小家伙，饿坏了吧？走，到屋里吃饭去！”

    母亲赶忙说：“不了不了，我们这就回去。”

    王站长不让，拉着我的手朝屋里走。饭是莜面鱼鱼，我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我那个香啊，一气吃下两大碗。

    往回走的路上，头顶是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

（摘自《小小说选刊》2014年第8期）

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脩，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韩山拾得

黄孝阳

    韩山拾得，我的高中同学。

    他爹叫韩山，一个老鳏夫，瘸了半条腿，还能跑得飞快，挤进汽车站前看热闹的人堆里，抓起竹篮没肯再撒手——竹篮里躺着一个不足百日的弃婴。

    韩山拾得讨厌他爹。他爹在取名时也忒不负责任。班上几个横蛮惯了的男生，不高兴了，把他打一顿；高兴了，也把他打一顿——说这叫打日本鬼子。瘦小的他偷了户口本，跑到派出所要求改名，警察瞪起眼珠子：“叫你爹来！”

    韩山拾得绝食三天。在县搬运站当厨师的韩山拗不过儿子，买了包阿诗玛烟，到派出所见人就低头哈腰。

    韩山拾得回到学校。老师上课点名，喊了几声“韩山拾得”，他不起身。老师大怒，喝令他出去。隔不多时，他回来了，身子发抖，脸白得吓人。

    众目睽睽下，他攥着根粉笔，抖抖嗦嗦，在黑板上写下“韩小山”三个字。接着，他把揣在裤兜里的左手慢慢拿出来，把左手紧握着的石头狠狠地砸在自己脑袋上。血咕噜一下冒出来了。他晕了。

    他忘掉说一句话：“以后谁再叫我韩山拾得，我就这样砸死他。”不过就算他说了也没用。大家都觉得他脑子是坏掉了，连最胆小的女生也敢在他经过时往地上吐唾沫。

    终于，他用锄头敲破同学的脑袋，他退学了。等到我参加高考那年，他已经成了县城赫赫有名的小山哥。这倒不是因为他心狠手辣，马仔众多。

    城北的金刚在影剧院看戏，把脚跷到前排，把甘蔗渣吐到韩小山衣领里。韩小山回头扔过句脏话。金刚把甘蔗在韩小山脑袋上敲成两段。两伙人打起来。韩小山这边寡不敌众，被金刚一伙拖到影剧院门口吊成沙包轮流踢打。

    韩山路过瞅见。这个老实了一辈子的厨师急眼了，挥舞着刚在游麻子那儿磨快的菜刀，要与人拼命。金刚脱掉外衣，往手臂上一缠，大吼一声迎上去。韩山的菜刀被打掉。父子俩被面对面吊起。

    但金刚只得意了不到半个小时。搬运站七十二条大汉拿着铁链、撬棍出动了。让县公安局头疼不已的金刚团伙从此匿迹。韩小山一战成名。

    从韩山拾得到山哥，是三年。

    从山哥到韩山拾得，是二十年。

    我是在街头偶遇韩山拾得的。他推着坐在轮椅里的老父亲，站在洒满金秋阳光的梧桐树下。我喊出他的名字，一眼认出那个断了左手巴掌的老人。1990年搬运站解散，韩小山的日子一落千丈。在一次赌牌时，他押上了左手。底牌揭开，韩小山操起刀，对自己下不了手。对方问他是否要帮忙。这时韩山又出现了，一刀下去，血泪横飞。

    “就在那一天，我才真正长大成人了。”

    他没有细说他这二十年。我早有耳闻。他先是靠贩卖辣椒、香菇等农产品攒了一笔钱，再承包县罐头厂做起出口外贸，生意做得很大，日本是主要销售市场。这可能是他把名字改回去的缘由，日本文化深受中国禅宗的影响，寒山与拾得两位唐代高僧广为人知。

    “世间谤我，贱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我想起寒山这句话，下意识地说了出来。

    “那你为什么又叫回韩山拾得？”我问。

    他没有回答我，顺手接过老人从兜里摸出的烟斗，点燃，深吸一口，再弯腰塞入父亲嘴里。老人的面容平静而又惬意。梧桐叶间漏下的阳光如同鸟羽，轻轻地覆盖在他的肩膀上。梧桐树下是一家老人用品专卖店。一位眉目温婉的女子走出来，向我点头致意。我认得她，黄梅英，韩山拾得的妻子，当年我们学校的校花。

    她接过轮椅，挥手与我告别。我进店打算给父母买一些冬天里的衣裤，看店的小妹喜气洋洋，打电话的声音跟唱山歌一样：“姨，黄姐今年又在我们这儿订了一大批货，你赶紧发货。羽绒棉被，还是波司登的，38床；鸭鸭的雪地棉鞋，男款76双，女款……”我纳闷了：“这些都是黄梅英订的？”

    “是呀，你认得她？黄姐的老公，哎，就是韩老板，去年在他开发的池头新寓旁边搞了家疗养院，跟星级宾馆一样。县搬运站的职工，哪怕只在那儿待过一个月，男的满五十五周岁，女的满五十周岁，又或者身有残疾的，都可以去，吃的住的用的，全部免费呀。这些人上辈子真是积德修福了！”

（选自《南方周末》，有删改）

鸡鸭名家

汪曾祺

    “三爷，鸭都丢了！”佃户和长工一向都叫我父亲为“三爷”。

    “怎么都丢了？”

    这一带多河沟港汊，出细鱼细虾，是个适于养鸭的地方。有好几家养过鸭。这块地上的老佃户叫倪二，他要养鸭。从来没有养过鸭，这怎么行？他说他帮过人，懂得一点。没有本钱，没有本钱想跟三爷借。父亲觉得让他种了多年草田，应该借给他钱。父亲也托他买了一百只小鸭，由他代养。事发生后，他居然把一趟鸭养得不坏。

    前两天倪二说，要把鸭子赶去卖了。父亲问他要不要请一个赶过鸭的行家帮一帮，怕他一个人应付不了。运鸭，不像运鸡。鸡是装了笼的。运鸭，还是一只小船，船上装着一大卷鸭圈、干粮、简单的行李，人在船，鸭在水，一路迤迤逦逦地走。鸭子路上要吃活食，小鱼小虾，运到了，才不落膘掉斤两，精神好看。指挥鸭阵，划撑小船，全凭一根篙子。一程十天半月。经过长江大浪，也只是一根竹篙，晚上，找一个沙洲歇一歇。

    “不要！”他怕父亲再建议他请人帮忙，偷偷地一早把鸭赶过荡，准备过白莲湖，沿漕河，过江。

    “倪二在白莲湖里。三爷赶快去看看吧。一趟鸭子全散了！”

    “散了”就是鸭子不服从指挥，各自为政，四散逃窜，钻进芦丛里去了，而且再也不出来。小船浮在岸边，竹篙横在船上。倪二呢？坐在一家晒谷场的石辘轴上，手里的瓦块毡帽攥成了一团，额头上破了一块皮。几个人围着他。他好像老了十岁。他疲倦了。一清早到现在，现在已经是下午了，他跟鸭子奋斗了半日。他一定还没有吃过饭。他的饭在一个布口袋里——一袋老锅巴。他木然地坐着，一动不动。不时把脑袋抖一抖，倒像受了震动。——他的脖子里有好多道深沟，一方格，一方格的。颜色真红，好像烧焦了似的。老那么坐着，脚恐怕要麻了。他的脚显出一股傻相。

    怎么办呢？围着的人说：“去找陆长庚，他有法子。”“哎，除非陆长庚。”“只有老陆，陆鸭。”陆长庚在哪里？“多半在桥头茶馆。”

    桥头有个茶馆，是为鲜货行客人、蛋行客人、陆陈行客人谈生意而设的。区里、县里来了什么大人物，也请在这里歇脚。卖清茶，也代卖纸烟、针线、香烛纸马、鸡蛋糕、芝麻饼、七厘散、紫金锭、菜种、草鞋、写契的契纸、小绿颖毛笔、金不换黑墨、何通记纸牌……总而言之，日用所需，应有尽有。这茶馆照例又是闲散无事人聚赌耍钱的地方。茶馆里备有一副麻将牌，一副牌九。推牌九时下旁注的比坐下拿牌的多，站在后面呼吆喝六，呐喊助威。船从桥头过，远远地就看到一堆兴奋忘形的人头人手。船过去，还听得吼叫：“七七八八——不要九！”——“天地遇虎头，越大越封侯！”常在后面斜着头看人赌钱的，有人指给我们看过，就是陆长庚，这一带放鸭的第一把手，诨号“陆鸭”，说他能跟鸭子通话，他自己就是一只成了精的老鸭。——瘦瘦小小，神情总是在发愁。他已经多年不养鸭了，现在见到鸭就怕。

    “不要你多，十五块洋钱。”说了半天，讲定了，十块钱。他不慌不忙，看一家地杠通吃，红了一庄，方去。“把鸭圈拿好。倪二，赶鸭子进圈，你会的？我把鸭子吆上来，你就赶。鸭子在水里好弄，上了岸，七零八落的不好捉。”

    这十块钱赚得太不费力了！拈起那根篙子（还是那根篙，他拈在手里就是样儿），把船撑到湖心，人仆在船上，把篙子平着，在水上扑打了一气，嘴里啧啧啧咕咕咕不知道叫点什么，赫！——都来了！鸭子四面八方，从芦苇缝里，好像来争抢什么东西似的，拼命地拍着翅膀，挺着脖子一起奔向他那只小船的四周来。本来平静辽阔的湖面，骤然热闹起来，一湖都是鸭子。不知道为什么，高兴极了，欢喜极了，放开喉咙大叫，“呱呱呱呱呱……”不停地把头没进水里，爪子伸出水面乱划，翻来翻去，像一个一个小疯子。岸上人看到这情形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倪二也抹着鼻涕笑了。看看差不多到齐了，篙子一抬，嘴里曼声唱着，鸭子马上又安静了，文文稚稚，摆摆摇摇，向岸边游来，舒闲整齐有致。兵法：用兵第一贵“和”。这个“和”字用来形容这些鸭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唱的不知是什么，仿佛鸭子都爱听，听得很入神，真怪！

    这个人真是有点魔法。

    “一共多少只？”

    “三百多。”

    “三百多少？”

    “三百四十二。”

    他拣一个高处，四面一望。“你数数。大概不差了。——嗨！你这里头怎么来了一只老鸭？”

    “没有，都是当年的。”

    “是哪家养的老鸭让你裹来了！”倪二分辨，但也没用。

    他一伸手捞住了。“它屁股一撅，就知道。新鸭子拉稀屎，过了一年的，才硬。鸭肠子搭头的那儿有一个小箍道，老鸭子就长老了。你看看！裹了人家的老鸭还不知道，就知道多了一只！”倪二只好笑。

    “我不要你多，只要两只。送不送由你。”

    怎么小气，也没法不送他。他已经到鸭圈子提了两只，一手一只，拎了一拎。

    “多重？”他问人。

    “你说多重？”人问他。

    “六斤四，——这一只，多一两，六斤五。这一趟里顶肥的两只。”

    “不相信。一两之差也分得出，就凭手拎一拎？”

    “不相信？不相信拿秤来称。称得不对，两只鸭算你的；对了，今天晚上上你家喝酒。”

    到茶馆里借了秤来，称出来，一点都不错。

    “拎都不用拎，凭眼睛，说得出这一趟鸭一个一个多重。不过先得大叫一声。鸭身上有毛，毛蓬松着看不出来，得惊它一惊。一惊，鸭毛就紧了，贴在身上了，这就看得出哪只肥，哪只瘦。晚上喝酒了，茶馆里会。不让你费事，鸭杀好。”

    “杀的鸭子不好吃。鸭子要吃呛血的，肉才不老。”

    什么事都轻描淡写……毫不装腔作势。说话自然也流露出得意，可是得意中又还有一种对于自己的嘲讽。这是一点本事。可是人最好没有这点本事。他正因为有这些本事，才种种不如别人。他放过多年鸭，到头来连本钱都蚀光了。鸭瘟。鸭子瘟起来不得了。只要看见一只鸭子摇头，就完了。这不像鸡。鸡瘟还有救，灌一点胡椒、香油，能保住几只。鸭，一个摇头，个个摇头，不大一会，都不动了。好几次，一趟鸭子放到荡里，回来时就剩自己一个人了。看着死，毫无办法。他发誓，从此不再养鸭。

    “倪老二，你不要肉疼，十块钱不白要你的，我给你送到。今天晚了，你把鸭圈起来过一夜。明天一早我来。三爷，十块钱赶一趟鸭，不算顶贵噢？”

    他知道这十块钱将由谁来出。当然，第二天大早来时他仍是一个陆长庚：一夜“七戳五在手”，输得光光的。“没有！还剩一块！”

 一九四七年初，写于上海（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