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

张晓风

    家人至亲，我们自以为极亲极爱了解的，其实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肤表的事件而不是刻骨的感觉。父亲的追思会上，我问弟弟：“追诉平生，就由你来吧，你是儿子。”弟弟沉吟了一下，说：“我可以，不过我觉得你知道的事情更多些，有些事情，我们小的没赶上。”然而，我真的知道父亲吗？我们曾认识过父亲吗？我愕然不知怎么回答。

    读完徐州城里的第七师范的附小，父亲打算读第七师范，家人带他去见一位堂叔，目的是借钱。堂叔站起身来，从一把旧铜壶里掏出二十一块银元。堂叔的那二十一块银元改变了父亲的一生。我很想追上前去看一看那堂叔看着他的怜爱眼神。他必是族人中最聪明的孩子，堂叔才慨然答应借钱的吧！然而，我真认识那孩子吗？那个捧着二十一块银元来向这个世界打天下的孩子。

    “台湾出的东西，就是没老家的好！”父亲总爱这么感叹。“老家没有的就不说了，咱说有的，譬如这香椿。”他指着院子里的香椿树，台湾的，“长这么细细小小一株。在我们老家，那可是和榕树一样的大树啊！而且台湾是热带，一年到头都能长新芽，那芽也就不嫩了。在我们老家，只有春天才冒得出新芽来，忽然一下，所有的嫩芽全冒出来了，又厚又多汁，大小小孩全来采呀，采下来用盐一揉，放在格架上晾，那架子上腌出来的卤汁就呼噜——呼噜——地一直流，下面就用盆接着，好运卤汁下起面来，好运个香呀——”

    父亲形容香椿在腌制的过程中竟会“呼噜——呼噜——”流汁 ， 我被他言语中的象声词所惊动。那香椿树竟在我心里成为一座地标，我每次都循着那株香椿树去寻找父亲的故乡。但我真的明白那棵树吗？

    父亲晚年，我推轮椅带他上南京中山陵，只因他曾跟我说过：“总理下葬的时候，我是军校学生，上面在我们中间选了些人去抬棺材，我被选上了……”他对总理一心崇敬——这一点，恐怕我也无法十分了然。我当然也同意孙中山是可敬佩的，但恐怕未必那么百分之百的心悦诚服。“我们，那个时候……读了总理的书……觉得他讲的才是真有道理……”能有一人令你死心塌地，生死追随，父亲应该是幸福的——而这种幸福，我并不能体会。

    年轻时的父亲，有一次去打猎。一枪射出，一只小鸟应声而落，他捡起一看，小鸟已肚破肠流，他手里提着那温暖的肉体，看着那腹腔之内一一俱全的五脏，忽然决定终其一生不再射猎。父亲在同事间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听母亲说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杠子手”，意思是耿直不圆转，他听了也不气，只笑笑说“山难改，性难移”，从来不屑于改正。然而在那个清晨，在树林里，对一只小鸟，他却生慈柔之心，誓言从此不射猎。父亲的性格如铁如砧，却也如风如水——我何尝真正了解过他？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贾政眼看着光头赤脚披红斗篷的定玉向他拜了四拜，转身而去，消失在茫茫雪原里，说：“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才明白——”贾府上下数百人，谁又曾明白宝玉呢？家人之间，亦未必真能互相解读吧？

    我于我父亲，想来也是如此无知无识。他的悲喜、他的起落、他的得意与哀伤、他的憾恨与自足，我哪能老能一一探知、一一感同身受呢？蒲公英的散蓬能叙述花托吗？不，它只知道自己在一阵风后身不由己地和花托相失相散了，它只记得叶嫩花初之际，被轻轻托住的安全的感觉。它只知道，后来，就一切都散了，胜利的也许是生命本身，草原上的某处，会有新的蒲公英冒出来。我终于明白，我还是不能明白父亲。至亲如父女，也只能如此。

    我觉得痛，却亦转觉释然，为我本来就无能认识的生命，为我本来就无能认识的死亡，以及不曾真正认识的父亲。原来没有谁可以彻骨认识谁，原来，我也只是如此无知无识。

年三十的私房菜

    付春从城里回家时，爹和妈正在院子里剥玉米棒子。他们都没有发现身后的儿子付春。付春一声不吭地跨进院门，拎着大包小包进了自己的屋，放下行李，就一头栽倒在床上。爹和妈同时停止了手上的动作。时间静止了两分钟后，付春透过掉了半块的玻璃窗听见爹说，春，回来了？妈马上站起身来，责怪爹说，他爹，春都进屋了，还问？快去抱柴禾，我给儿子做吃的去。付春拉起被角，捂在脸上，眼泪无声地流下。

    付春在城里一家五星级酒店当厨师。付春的厨艺好，在这家酒店一干就是五年，五年间付春很少回乡下，五年的城市生活让他下意识里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城里人，他甚至发誓要在这家酒店干一辈子。然而，没想到这家酒店自从去年易主后，因经营不善，一天比一天不景气，上个月彻底宣告破产。

    失业这个月，付春把城里所有的饭店、酒店都找遍了，没有一个地方能容纳他。一些有名气的饭店、酒店，都有自己稳定的厨师团队，就算人家缺人手，他进去也只能是个打杂的。太小的饭店，薪水太低，高不成，低不就，就把付春挤回乡下的家了。付春感觉自己一下子从繁花似锦的春天走进了寒风凌厉的冬天。付春想着想着睡着了。

    春，快起来吃饭了。妈站在窗外，小心翼翼地喊付春，生怕声音大了，把儿子吓不见了似的，儿子已经有很久没回家了。

    饭桌上的菜，都是付春打小就爱吃的菜：干椒炒青菜、韭菜炒鸡蛋、火腿末炝嫩玉米。汤是酸菜土豆汤，酸菜是妈自己腌的乡下常见的老酸菜。旁边是一锅刚焖好的玉米饭。这些上不了台面的饭菜，也只有在家里才能吃到，虽说都是些在付春看来上不了台面的菜，但味道却是出奇的好。

    付春很快就风卷残云般，把桌子上的饭菜一扫而光。爹和妈几乎一筷子未动，看着狼吞虎咽的付春，笑得嘴都合不拢。付春看着爹妈，抹着嘴回味着刚才的饭菜香味儿，突然脑子里像打开了一道尘封已久的门，付春兴奋地一连说了好几声“我怎么没想到呢？”爹和妈被付春整糊涂了，还没回过神来，付春已经拎着大包小包跑出院门了，爹和妈赶紧跟到院门外，说，春，你这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回城里。付春头也不回地说。

    付春有足够信心让自己成为城里人，他不再怕失业，这一切都源于妈做的饭菜。付春在吃了妈做的菜后，突然想到了时下城里流行的私房菜，他想，现在城里人吃饭店都吃腻了，我何不当一名专做私房菜的厨师呢？

    很快，付春的私房菜就在城里闯出了名气，很多有钱人、领导都请付春到家里专门为他们做私房菜。尤其是每年的春节，付春更是分身无术。

    付春不断创新他的私房菜，几年后名声越来越大，钱也挣下不少，还在城里买了房子，拥有了城市户口。爹和妈不愿和他来城里，一直住在乡下的小土院，付春已经有好几个春节没回家陪父母过年了。每次爹妈打电话来，要他回家过年，付春都推托了。

    今年年三十那天，有个搞建筑的大老板，给了付春很多钱，说是特意请付春去为他父母做一顿年夜饭。这位老板的爹妈一直住在乡下，老板有心想接爹妈去城里过年，也享享福，可是爹妈不来城里，老板只好回乡下陪父母过年。老板和爹妈说回去过年，两位老人又忙里忙外辛苦做饭菜，因此老板骗父母不回家过年，请付春去做私房菜的目的是想让父母过个不用操劳的年。

    付春满口答应了，天快擦黑时，和老板一起赶到了老板乡下的父母家。没想到，他们推开门，首先映入眼前的竟然是一大桌子已经做好的饭菜，碗筷已摆好，就好像专等老板一到就开席似的。老板惊讶得合不拢嘴，不停地问两老怎么知道他要回来？

    老板的爹说，每年不管你回不回家过年，你妈都会把饭菜做好，万一你回家了，也好吃上一口热乎饭。老板的妈接着说，这些都是你打小就爱吃的饭菜，在外面哪能吃到呢？老板两眼含着泪，一把抱住了两位老人。

    一直站在门口的付春看着这一家子，缓缓地掏出钱包，把钱悄悄地放在门边的桌上，轻轻地合上门，头也不回地离去了。绚丽的烟花爆竹在付春身后、头上此起彼伏地响着、盛开着。付春仿佛闻到了妈做的干椒炒青菜、韭菜炒鸡蛋、火腿末炝嫩玉米，还有酸菜土豆汤的味道。

（选自《四川文学》，有删改）

屋顶上的梦

宁肯

    如果从空中看，1957年的北京就是一大片四合院，一大片房顶，屋顶一般是猫和鸽子的世界。偶尔会有小孩爬上来，探头探脑，与猫、鸽子互不相扰。现在无论什么时候想起自己小时候一个人独自坐在一大片房顶上，就觉得有一个梦始终没做完，总想回到儿时的屋顶，那时的一片青瓦的北京。

    我记得刚开始上房时我还太小，十岁左右样子，一般总是被小伙伴们托着屁股上，或者踩着大点孩子的肩膀上。不是哪儿都能上，一般是院与院的分隔墙，连接墙，这种墙都比较矮，墙那边就是另一个院。一般都是从后院上，我们院说是后院其实不过就是个露天夹道，夹道另一边是别人家的院子，院子的大门已在另一条陌生的街上了。别小看这种夹道，北京胡同所有院与院连接全靠它，叫“××夹道”的胡同也特别多。夹道一般不是正式胡同，宽了才叫胡同。一般这地界都很幽静，小时不知为何有这种地方，只觉得神秘，静悄悄，而哪个孩子天性不喜欢幽暗、神秘？在这儿玩的东西可多了，捉迷藏、弹球、拍三角、种花、养草鱼、掐蛐蛐，还有就是实在没事了上房。

    前院也能上房，但大人见了会骂，只有到了后院——夹道才是我们的天下。我们后院上房的地方有两个，一个夹道一出口的右面的连接墙，一个是里两处山墙连接的凸出的“出水口”，雨水从两房之间顺这儿流下。这儿跳起来，扒着“出水口”的瓦，可引体向上，脚翻上一蹬就到了上面。一般大点的孩子才在这儿上房，我是小学快毕业了才像吊死鬼儿似的挂上去。我在这儿出过事，一次吊上去正艰难地引体向上，结果出水口突然垮了，把我连人带砖瓦一起掉下来，右手砸破一个大口子，鲜血迸流，可我连医院也没上，上了点红药水几天就好了。那儿以后，那个出水口彻底废了。

    房上是一个陌生世界，别人看不到你，你看得到别人，除非下面有人知道你上房了，但即使如此，这人也在你居高临下的监控之下，你会随时隐蔽。在这个意义上，高处是一种梦想的权利，也是一种实际的权力。换句话说，你到了房上意味着你获得了一种超越别人、观察别人的权力，你不仅看见自己院中熟悉的人，还看到了别的院陌生的人。此外，更重要的是，放眼望去，屋顶世界完全是一个新世界，不再有胡同，不再有院门，不再有道路，世界是平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房上虽没有道路但你却可以走得很远，甚至感觉可以在屋顶上走遍北京。当然，这也只是想想，我从来也不会走出太远，一般最远也不过是穿过四五个院子，在一个叫小西南园的胡同拐角处抱着一棵电线杆子下来。电线杆下半截有水泥方柱，我出溜到水泥方柱处，站稳了，跳，就算完成了房顶旅行。

    小西南园是条很窄很短的胡同，北口对着周家大院口，中间横过的前青厂胡同，胡同东头连着琉璃厂，对，就是那条著名的文化街，鲁迅经常走的街，我上小学的街。我从电线杆子下来一溜烟跑回自己的院子，再次上到房上，大口喘息，无比兴奋。有时是我一个人，有时是我们一大群孩子。一群孩子通常走得更远，像一次房上的长征，这很危险，因为人多动静大，难免被下面哪个院子的大人发现，那会被骂死，甚至打将上来。也正为如此，更吸引我们一次这么干。孩子世界之所以和成年人世界不同就在于天生的超现实性，房顶世界刚好满足了这点。房顶通常是压抑的，因此带来了超越性，因为遮挡因此带来了想象，它鼓励了孩子一种东西：世界除了是你看到的样子还有另外的样子；可以做你不能做的，做了是那么的有趣。

    此外，屋顶上的世界对于喜欢孤独的孩子还有特别的意义，这点我同样体验很深。屋顶上那种明亮又隐蔽的空间，让像我这样平时家里没大人的孩子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和与安慰。我与上面哥哥姐姐隔得太远，几乎是意外出来的，或者像是投胎，我刚懂事上面就全是成人世界，我非常孤独，别的孩子都有相邻的兄弟姐妹我没有，别人都有家，我觉得好像没有，因此我经常就一个人跑到房顶上看太阳。在屋顶上，一切都是平的，没什么高出我，谁也看不见我，一个人面对暴晒的阳光，独自享受着世界的寂静。多少年后，具体地说四十年后，我读到意大利小说大师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不禁感叹人类看上去多么不同也有共同的东西，《树上的男爵》写了一个孩子一生都生活在树上不愿下来，这不正是我小时的心境吗？卡尔维诺写出了儿时我内心深处的东西。

（选自《收获》，有删改）

呼兰河传

萧红

    冯歪嘴子把小孩搬到磨房南头那草棚子里去了。

    那小孩哭的声音很大，好像他并不是刚刚出生，好像他已经长大了的样子。

    那草房里吵得不得了，我想去看看。

    这回那女人坐起来了，身上披着被子，很长的大辫子垂在背后，面朝里，坐在一堆草上不知在干什么，她一听门响，一回头。我看出来了，她就是我们同院住着的老王家的大姑娘，我们都叫她王大姐。

    这可奇怪，怎么就是她呢？她一回头几乎是把我吓了一跳。

    我转身就想往家里跑。跑到家里好赶快地告诉祖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大姐看是我，就先向我一笑，她有很大的脸孔，很尖的鼻子，每笑时，她的鼻梁上就皱了一堆的褶。今天她的笑法还是和从前的一样，鼻梁处堆满了皱褶。

她是很能说能笑的人，她是很响亮的人，她和别人相见之下，她问别人：

    “你吃饭了吗？”

    那声音才大呢，好像房顶上落了喜鹊似的。

    她的父亲是赶车的，她牵着马到井上去饮水，她打起水来，比她父亲打得更快，三绕两绕就是一桶。别人看了都说：

    “这姑娘将来是个兴家立业好手！”

    她在我家后园里摘莱，摘完临走的时候，常常就折一朵马蛇菜花戴在头上。

    她那辫子梳得才光呢，红辫根，绿辫梢，干干净净，又加上一朵马蛇菜花戴在鬓角上，非常好看。她提着筐子前边走了，后边的人就都指指画画地说她的好处。

    老厨子说她大头子大眼睛长得怪好。

    有二伯说她膀大腰圆的带点福相。

母亲说她：

    “我没有这么大的儿子，有儿子就娶她，这姑娘真响亮。”

    同院住的老周家三奶奶则说：

    “哟哟，这姑娘真是一棵大葵花，又高又大，你今年十几啦？”

每逢一问，王大姐也总是说：

    “二十了。”

    “二十了，可得给说一个媒了。”再不然就是，“看谁家有这么大的福气，看吧。”

    隔院的杨家的老太太，扒着墙头一看见王大姐就说：

    “这姑娘的脸红得像一盆火似的。”

    现在王大姐一笑还是一皱鼻子，不过她的脸有一点清瘦，颜色发白了许多。

    她怀里抱着小孩。我看一看她，她也不好意思了，我也不好意思了。

    我就站在那里静静地站了一会，我看她用草把小孩盖了起来，把小孩放到炕上去。其实也看不见什么是炕，乌七八糟的都是草，地上是草，炕上也是草，草捆子堆得房梁上去了，小炕叫草捆子给占满了。那小孩也就在草中偎了个草窝，铺着草盖着草就睡着了。

    我越看越觉得好玩，好像小孩睡在喜鹊窝里了似的。

    等到了晚上在煤油灯的下边，我家全体的人都聚集了的时候，那才热闹呢！

    有二伯说：

    “好好的一个姑娘，自己看上一个磨房的磨倌，介个年头是啥年头！”

老厨子说：

    男子要长个粗壮，女子要长个秀气。没见过一个姑娘长得和一个抗大个的抗工似的。”

有二伯也就接着说：

    “对呀！老爷像老爷，娘娘像娘娘，你没四月十八去逛过庙吗？那老爷庙上的老爷，威风八面，娘娘庙上的娘娘，温柔典雅。”

    这事情一发，全院子的人给王大姑娘做论的做论，做传的做传，还有给她做日记的。

    做传的说，她从小就在外祖母家里养着，一天尽和男孩子在一块，没男没女。有一天她竟拿着烧火的叉子把她的表弟给打伤了。又是一天她在河沟子里边采菱角，她自己采的少，她就把别人的菱角倒在她的筐里了，就说是她釆的，说她强横得不得了……

    自从团圆媳妇死了，院子里似乎寂寞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现在虽然不能说十分热闹，但大家都总要尽力地鼓吹一番。于是吹风的，把眼的，跑线的，绝对的不辞辛苦，在飘着白白的大雪的夜里，也就戴着皮帽子，穿着大毡靴，站在冯歪嘴子的窗户外边，在那里守候着，为的是偷听一点什么消息。

    ……

    七月的晚霞，红得像火似的，奇奇怪怪的，老虎、大狮子、马头、狗群。一到了八月，那满天红洞洞的，那满天金黄的，满天乡绛紫的，满天朱砂色的云彩，一齐都没有了。八月的天空是静悄悄的，一丝不挂。白天就是黄金的太阳，夜里就是雪白的月亮。

    晚饭之后，乘凉的人没有了。院子里显得冷清寂寞了许多。

    鸡鸭都上架去了，猪也进了猪栏，狗也进了狗窝。院子里的蒿草，因为没有风，就都一动不动地站着，因为没有云，大昴星一出来就亮得和一盏小灯似的了。

    在这样的一个夜里，冯歪嘴子的女人死了。

（有删改）

[注]《呼兰河传》写作于20世纪40年代。呼兰河是一个北方小城。小说中的“我”是个孩子。

抄检大观园

曹雪芹

一语未了，人报：“太太来了。”凤姐听了诧异，不知为何事亲来，与平儿等忙迎出来……凤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等事。只见王夫人含着泪，从袖内掷出一个香袋子来，说：“你瞧。”凤姐忙拾起一看，见是十锦春意香袋。

王夫人说道：“且叫人传了周瑞家的等人进来，就吩咐他们快快暗地访拿这事要紧。”凤姐听了，即唤平儿进来吩咐出去。

一时，周瑞家的与吴兴家的、郑华家的、来旺家的、来喜家的现在五家陪房进来。王夫人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见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来，方才正是他送香囊来的，便要他也进园内照管照管。

    王善保家的道：“如今要查这个主儿也极容易，等到晚上园门关了的时节，内外不通风，我们竟给他们个猛不防，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房里搜寻。”王夫人道：“这话倒是。”因问凤姐如何。凤姐只得答应。于是大家商议已定。

晚饭后，王善保家的便请了风姐一并入园，喝命将角门皆上锁，便从上夜的婆子处抄检起，不过抄检出些多余攒下蜡烛灯油等物。于是先就到怡红院中，喝命关门。宝玉迎出凤姐来，问是何故。凤姐道：“丢了一件要紧的东西，大家查一查去疑。”袭人自己先出来打开了箱子并匣子，任其搜检一番，不过是平常动用之物。随放下又搜别人的，挨次都一一搜过。到了睛雯的箱子，袭人等方欲代睛雯开时，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捉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看了一看，也无甚私弊之物。回了凤姐，凤姐听了，笑道：“既如此咱们就走，再瞧别处去。”

又到探春院内，探春命丫头们把箱柜一齐打开，将镜奁、妆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齐打开，请凤姐去抄阅。凤姐笑道：“既然丫头们的东西都在这里，就不必搜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倒乖。连我的包袱都打开了，还说没翻。明日敢说我护着丫头们，不许你们翻了。你趁早说明，若还要翻，不妨再翻一遍。”夙凤姐知道探春素日与众不同的，只得陪笑道：“我已经连你的东西都搜查明白了。”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说：“都翻明白了。”

那王善保家的自恃是邢夫人陪房，因越众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只听“拍”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掌。

遂到惜春房中来。因惜春年少，吓得不知当有什么事，故凤姐也少不得安慰他。谁知竟在入画箱中寻出一大包金银锞子来，又有一副玉带板子并一包男人的靴袜等物。因问是那里来的，入画只得跪下哭诉真情，说：“这是珍大爷赏我哥哥的……”惜春说：“我竟不知道。这还了得!……嫂子别饶他这次方可……嫂子若饶他，我也不依。”凤姐道：“素日我看他还好。谁没个错，只这一次。二次犯下，二罪俱罚。”

来迎春房内时，迎春已经睡着了，遂往丫鬟们房里来。因司棋是王善保的外孙女儿，凤姐倒要看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遂留神看他搜检。先从别人箱子搜起，皆无别物。及到了司棋箱子中搜了一回，才要盖箱时，周瑞家的伸手掣出一双男子的锦带袜并一双缎鞋来。又有一个小包袱，打开看时，里面有一个同心如意并一个字帖儿。一总递与凤姐。凤姐看那帖子是大红双喜笺帖，是司棋表弟潘又安的。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错儿，不想反拿住了他外孙女儿，又气又臊，只恨没地缝儿钻进去。凤姐只瞅着他嘻嘻地笑，向周瑞家的笑道：“这倒也好。不用你们作老娘的操一点儿心，他鸦雀不闻的给你们弄了一个好女婿来，大家倒省心。”周瑞家的也笑着凑趣儿。王家的气无处泄，便自己回手打着自己的脸。凤姐见司棋低头不语，也并无畏惧惭愧之意，倒觉可异。料此时夜深，且不必盘问，只怕他夜间自愧去寻拙志，遂唤两个婆子监守起他来。带了人，拿了赃证回来，且自安歇，等待明日料理。

(有删改)

[注]“抄检大观园”的结果是抄检的起因被忽视，而毫无牵连又无辜的晴雯、入画等都被逐出贾府。

土地

余华

①我觉得土地是一个充实的令人感激的形象，比如是一个祖父，是我们的老爷子。这个历尽沧桑的老人懂得真正的沉默，任何惊喜和忧伤都不会打动他。他知道一切，可是他什么都不说，只是看着，看着日出和日落，看着四季的转换，看着我们的出生和死去。我们之间的相爱和勾心斗角，对他来说都是一回事。

②大约是在四五岁的时候，我离开了杭州，跟随父母来到一个名叫海盐的小县城。我们在一条弄堂的底端一住就是十多年，县城弄堂的末尾实际上就是农村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那块有着很多池塘、春天开放着油菜花、夏天里满是蛙声的土地上，干了很多神秘的已经让我想不起来的坏事，偶尔也做过一些好事。

③回忆使我看到了过去的炊烟，从农舍的屋顶出发，缓慢地汇入到傍晚宁静的霞光里。田野在细雨中的影像最为感人，那时候它不再空旷，弥漫开来的雾气不知为何让人十分温暖。我特别喜欢听黄昏收工时农民的吆喝，几头被迫离开池塘的水牛，走上了狭窄的田埂。还有来自蔬菜地的淡淡的粪味，这南方农村潮湿的气息，对我来说就是土地的清香。

④这就是土地给予我一个孩子的最初的礼物。它向我敞开胸膛，让我在上面游荡时感到踏实，感到它时刻都在支撑着我。

⑤我童年伙伴里有许多农村孩子，他们最突出的形象是挎着割草篮子在田野里奔跑，而我那时候是房屋的囚徒。父母去上班以后，就把我和哥哥反锁在屋里，我们只能羡慕地趴在楼上的窗口，眺望那些在土地上施展自由的孩子。他们时常跑到楼下来和我们对话，他们最关心的是在楼上究竟能望多远，我哥哥那时已经懂得如何炫耀自己了，他告诉他们能望到大海。那些楼下的孩子个个目瞪口呆，谎言使我哥哥体会到了自己的优越。然而当他们离去时，他们黝黑的身体在夏天的阳光里摇摇晃晃，嫉妒就笼罩了哥哥和我。那些农村孩子赤裸的脚和土地是那么和谐。

⑥后来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开始有机会和他们一起玩耍了。那时候的农民都没有锁门的习惯，他们的孩子成为我的朋友以后，我就可以大模大样地在他们的屋子里走进走出，屋中有没有人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可以随便揭开他们的锅盖，看看里面有没有年糕之类的食物，或者在某个角落拿一个西红柿什么的。当然更多的时候我是挎着一个割草篮子，追随着他们。他们中间有一个年龄稍大的，好像比我哥哥大一岁，他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他很会吹牛。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说他父母结婚时，他吃了满满一篮子糖果。当时我们几个年龄小的，都被他骗得瞠目结舌。后来是几个年龄大的孩子揭穿了他，向他指出那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呢，他只是“嘿嘿”一笑，一点都不惭愧。

⑦那个爱吹牛的孩子很早就死去了，是被他父亲一拳打死的。当时他正靠墙站着，他父亲一拳打在他的脖子上，打断了颈动脉，当场就死了。他家弟兄姐妹有六个，他排行第四。所以他死后，他的家人也不是十分悲伤，他们更多的是感叹他父亲的倒霉，他父亲为此蹲了两年的监狱。他被潦草地埋在一个池塘旁，坟堆不高，从我家楼上的窗口可以清楚地看到。很长时间里，他都作为吓唬人的工具被我们这些孩子利用。我哥哥常常在睡觉时悄声告诉我，说他的眼睛正挂在我家黑暗的窗户上，吓得我用被子蒙住头不敢出气。有时候在晚上，我会鼓起勇气偷偷看一眼他的坟堆，我觉得他的坟还不是最可怕的，吓人的是坟旁一棵榆树，树梢在月光里锋利地抖动，这才是真正的可怕。几年以后，他的坟消失了，他被土地完全吸收以后，我们也就完全忘记了他。

⑧当时住在弄堂里的城镇孩子，常和这些农村的孩子发生争吵。我们当时小小的年龄就已经明白了自己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知道自己为什么优越，为什么自卑。弄堂里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集体斗殴是经常发生的。有一次我站到了农村孩子一边，我哥哥就叫我叛徒。我和那些农村孩子经常躲在稻浪里密谋，袭击自己哥哥的方案是最让我苦恼的。我之所以投奔他们，背叛自己弄堂里的同类，是因为他们重视我，我小小的自尊心会得到很大的满足。如果我站到弄堂里的孩子一边，年龄的劣势只能让我做一个小走卒。

⑨我的行为给我带来了一个凄凉的夜晚。当时弄堂里为首的一个大孩子叫刘继生，他能吹出迷人的笛声，他经常坐在窗口吹出卖梨膏糖的声音，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上当后拼命奔跑过去，看到的是他坐在窗前哈哈大笑。他十八岁那年得黄疸肝炎死去了。他家院子里种着葡萄，那一年夏天的晚上，弄堂里的很多孩子都坐在葡萄架下，他母亲给他们每人一串葡萄，我哥哥也坐在那里。我因为背叛了他们，便被拒绝在门外。我一个人坐在外面的泥地上，听着他们在里面说话和吃葡萄，我的那些农村盟友不知都跑到哪儿去了，我孤单一人，在月光下独自凄凉。

⑩我八岁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冒险的远足。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农村孩子，动身去看他刚刚死去的外祖父。他可能是觉得路上一个人太孤单，所以就叫上在夏天中午里闲逛的我。他骗我只有很近的路，马上就能回来，我就跟着他去了。我们在烈日下走了足足有三个小时，这个家伙一路上反复说：就在前面拐弯那地方。可是每次拐了弯以后他仍然这么说，把我累得筋疲力尽，最后到那地方时恰恰不用拐弯了。他一到那地方就不管我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说是明天。这使我非常紧张，我迅速联想到父母对我的惩罚。我缠着他，硬要他立刻带我回去，他干脆就不理我。于是在一个我完全陌生的老人下葬时，我嚎啕大哭，哭得比谁都要伤心。

⑪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是葬礼。那个死去的老人的脸上被一种劣质的颜料涂抹后，显得十分古怪。他没有躺在棺材里，而是被一根绳子固定在两根竹竿上，面向耀眼的天空，去的地方则是土地。人们把他放在一个事先挖好的坑中，然后盖上了泥土。就像我有一次偷了父亲的放大镜，挖个坑放进去盖上泥土一样。

⑫土地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的东西，在那个夏日里，这个老人生前无论是作恶多端，还是广行善事，土地都是同样沉默地迎接了他。

1992年3月12日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