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直到16岁，他仍是懵懵懂懂地在学校混日子，打架斗殴抽烟逃学，十足的坏学生，连教师都有些怕他，他从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16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那年他喜欢上了班上一个女同学，他给她写了一封情书，她鄙视地看了他一眼，竟然把他的情书贴到了学校的宣传栏里。虽然他的检讨书在宣传栏贴过不下20次，但这一次，不知为什么他感到一种刺心的痛。第二年，他就转学了，在后来的那两年的时间里，他像变了个人似的，拼命地学习，竟然考上了湖南大学。
②22岁，他大学毕业，顺顺利利地进了政府机关。每天一杯茶一张报地在机关混日子，他觉得这日子过得也不错。有一回，他到乡下去访亲。亲友竟然把一头狼像狗一样地养在家里看家护院，他惊问其故，亲友告之，这狼自幼就与狗一同驯养，久而久之，这狼连长相都有些像狗，更别提狼性了。他当时看着那狼，想想自己，顿时有些心惊。没多久，他就在别人的惋惜声中辞职了，去了深圳。
③他专找那些有名的外资公司去求职，而且他总能想方设法直接地向外方经理面送自荐信。搞得那些外方经理一个个莫名其妙的：“我们现在没有招聘需要啊！”他微笑着告诉对方：“总有一天你们会需要招聘的，真到那时，那么我就是第一个应聘的人。”还别说，他真的被其中一家公司录用了。那一年，他24岁。
④27岁，他因为成绩突出，被调到地处丹佛的美国总部。上班的第一天，他按国人的习惯请美国的新同事共进午餐，然而，就在他准备买单的时候，同事们却一个个不合情理地坚持自己买自己的单，他当时觉得很是尴尬，但同时也明白到了些什么，于是更加努力地工作。
⑤这是一个人的真实经历，他叫王其善，现在是位于美国丹佛市的全球第四大电脑公司的技术总监。
⑥他告诉我们：16岁时的经历让我明白，一个人要想被他人接受，并且被他人尊重，首先得自己尊重自己；22岁我开始明白，狼之所以失去狼性，是因为它没有学会自立；24岁我知道，要想求职成功，首先自己要自信；而27岁在美国上班的第一天，我知道了美国人为什么要实行AA制：因为每个人都不能指望别人会为自己的人生买单，要想获得成功，你就得自己努力，根本就不能指望别人，这就叫自强。自尊加自立加自信加自强就等于成功，这是成功的公式！

父亲，你是座耸立的山

    ①小镇的汽车站到了。父亲放下肩上一直背着的我的行李，说道：“到学校给家里写信。”这是走了十几里山路后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我答应了声，木讷的父亲就再没开口，只是默默地看车来的方向，手中拿着我简单的行李。我从侧面看了一眼父亲，内心一阵酸楚。父亲太苍老了，但我却要离家远行去读大学，他那已经布满皱纹的脸上又不知要爬上几道皱纹了，我这长子能给这个家带来什么，弟妹小，母亲身体又不好。父亲肩上的担子……我忍不住又看了眼父亲瘦小有些干枯的身体，我担心他会被艰辛的生活压垮。车来了，我跳上汽车，父亲在扎得结实的行李上又仔细地察看一遍，挨个儿拍了拍，才递给我。我站在车门口，等着父亲还有什么话，但他只是眯着眼睛，看了我几眼，终于没说一句话。车开了，父亲还站在那儿，直到变成了一个黑点，被汽车掀起的漫天尘土裹住。

    ②放寒假了，又回到了熟悉的山村熟悉的家。山村的生活依然重复单调，平平静静。父亲去山上干活还没回来，母亲正在屋内张罗着给鸡喂食。我没有听从母亲的话坐在屋里，找了把锄头上山去找父亲。

    ③村子四周都是山，山上向阳的一面开垦着许多梯田。我忘了问父亲在哪座山上，只得一个个山去寻找。我爬上一道山梁，站在高处向四周张望，见对面一个山脊上有一个人正躬着腰。那背影是我十分熟悉的，远远看去，父亲显得那么瘦小，要不是正挥着锄头，真疑心那不过是山上的一棵树，-块石头，一点也不起眼。我走过去，父亲直起腰看清是我，笑着问：“回来啦?”“回来啦。”“回去吧?”“不，锄一会儿吧。”父亲便没再坚持，我又像从前在家一样跟在父亲旁边锄起地。山坡上很静，我们都没有说话，像从前干活一样，能听见有节奏的锄地声。

    ④天渐渐黑了，山脚边的村子里炊烟袅袅，传来女人唤鸡和狗吠的声音。父亲站起身，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拍拍身上的尘土，说道：“回去吧。”我扛起锄头，沿着小路，慢慢向山脚走去。父亲走得很慢，头上的咖啡色毡帽上有些尘土，我几次想替他掸去，但终于停住了手，我不想打搅正在专心走路的父亲。

    ⑤几年过去了，到了四年级，研究生考试开始报名了。但我却犯起了踌躇，左思右想总下不了决心，眼前老是晃动着父亲那双疲惫的眼睛，还有几个年幼正在上学的弟妹的满是热切盼望的眼睛，然而放弃多年的心血……我有些濒于绝望了，但我终于决定回家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对我的突然回家只略微有些惊讶，却没有问。吃过晚饭，收拾好后，父亲和我坐在厨房里的桌边，母亲在一旁纳着鞋底，小弟弟坐在旧桌边做他的作业。我艰难地开口了：“我想读研究生，特地回家来商量，我只是担心……”我没有说下去，看着眼前苍老的双亲，看看古旧被烟熏得昏暗的墙壁，我突然想骂自己。父亲长时间地沉默着，脸上仍是那平静的表情，母亲停止了纳鞋，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父亲，嘴张了几下终于没说。屋子里一阵凝固般地寂静，我的心悲哀起来，为父亲也为自己。

    ⑥父亲打破了沉默，声音很安详：“考吧，别担心家里。”我刚想张嘴，父亲又说：“读书是好事，不能误了。坐了一天车，早点歇吧。”母亲纳鞋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屋内又沉默了。我没有再说什么，站起来向里屋走去。

    ⑦第二天父亲送我上路了，我们一前一后走着，和第一次送我上大学一样，所不同的是，没背行李，但我却多了份重压。车来了，父亲道：“到学校好好考。”我使劲点点头。车已经开得老远了，我还能看见父亲仍站在那儿。

    ⑧父亲，回去吧。

总有一朵花正在为你开放

      ①都喜欢手上有一朵花。那一朵小花，也许是佳节的礼物，也许是你们之间的秘密，也许与别人都没有关系，只是你自己在山间小径漫步，信手从路旁的草坡上，摘下的一朵野菊，把它带进了你的房间，也就把山野的气味和色彩留在自己的身边。

      ②不过，自己手上有一朵花的时间好像总是比别人手上有一朵花的时间少，因为“别人”有无数个，这是道数学题？不。是心理学的题目？也不。只是生活最真实的内容，只是我们忘记了安放它的位置。报上有这么一段文字：“姚明对他的朋友说：生活能选择吗？永远像现在这样，我羡慕你清闲，你羡慕我有钱。”也许不只是姚明和他的朋友有这种互相羡慕或是互相欣赏，遇到另外的情境，手上的花会长出刺，还会是互相妒忌。我们更多的不是面对姚明，因为爹妈没有给你这么一高大体魄当本钱，我们每个人更多的是面对身边的人，同事、同学、邻居以及各种圈子里的熟人。在这个时候，常常会因对方手上的“那朵花”而心生羡慕，甚至心生妒忌，心生不平之怨：老天爷，怎么好事都落在他的手上！

      ③姚明的这句话换一个人来看，比方我，我就这么想：有钱的姚明没办法过我这样自由自在的日子了，我得感谢老天让我能有如此清闲的一段时光！所以我觉得，姚明可爱的坦白中也有一丝不完全清醒的坦率。上帝是公正而英明的，他一定也在你我手上放有另一朵鲜花也许我们眼睛盯着别人的手，而让自己的那一朵枯萎了。

      ④我看了许多二战集中营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去知晓善恶，同时也让我思索命运。在集中营恶劣的现实生活中，囚徒被剥夺了一切，而党卫军则占有了一切：阳光、食物、水甚至清新的空气，这真是太不公平了，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公平都集中在这个叫集中营的地方。但是在活在这个集中营里所有人的内心里，在夜晚的梦里，却是另外的两种境遇。囚徒“拥有”希望和明天，这明天和希望是维系他们生命的最好礼物，梦里会有蓝天、草地、鲜花和解放者带来的阳光下的自由呼吸！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但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得到！而党卫军的噩梦，是绞架，是审判厅，是无休无止的追捕，只要他们活到战争结束，就实现噩梦中可怕的预言！集中营的故事有许许多多，但所有的故事，都是上面这个事实的具体化和个别演绎。

      ⑤真的，当我一次次重温苦难，我增加了对生活的信心﹣﹣只要活着，永远不会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在手上还会有“一朵花”，只是你和我千万不要忽略了“自己手上的花”，哪怕它只是梦里的自由、铁丝网外面的绿草！下面这段话是当年集中营里一名囚徒的祈祷：“亲爱的上帝，别让我死在这里！请求你听我这唯一的一次！我要死在外面。我还年轻，请让我死在外面！我还想看一眼自由！请求你，让我看一眼自由再死。我知道自己不会活多久，可是，我想死在外面的草地上。”这就是亲爱的上帝给因徒们最美的一朵鲜花。

      ⑥永远不要只会羡慕别人而忘记自己手上还有另外一朵“美丽的花”，相信命运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会打开另一扇窗。一定要为生活找到理由，只要活着，就别让自己手上的那朵花枯萎了，那是命运的赐予。只要关注了手中的这朵花，你的生活就一定会变得不一样！

书     祭

舒婷

       以“兄弟藏书”著称的申先生，是个神秘的传奇人物。

       “文革”期间，红卫兵从他家抄出6大麻袋禁书付之一炬，他蹲在一边，主动拿根拨火棍，仔细把每一页纸片烧得干干净净，像闽南妇女烧冥纸那样虔诚认真。风闻事发之前，他已将部分珍品转移疏散，他自然矢口否认。

       被饥荒逼急的我，说服一位熟人引见。

       穿过几条短街僻巷，推开两扇剥蚀的镶铜椴木大门，进入半荒废的砖坪大院，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天空的宽银幕下是奔流翻滚的波涛，一只白鹭像滑翔机似的，优雅地掠过海面，敛翅收足，伶仃立在一座别墅楼的屋角。

       应声从半坍的小红楼里，走出一名矮小干瘦的男人。浓簇的长眉，乌漆的眼，牙根和指尖焦黄油黑，烟熏茶浸的道行很深了。当时他还不到50岁，在我看来已经很老了，更甚于我的父亲。

       在他尚称完整的底层卧室里，环壁都是书橱，陈列的却是形态各异的茶壶，从拇指般玲珑到椰壳般粗拙。一张老式的湘妃榻，靠内半榻是书，是建国以后新版的古典历史书籍。留下窄窄一条卧位，铺一单旧毡。

       探究地注视：你想要什么书？

       能够的话，最好把托尔斯泰读完。

       《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轻轻一笑：都看过几遍了，我想要《哈泽·姆拉特》。

       明天来拿。

       我目瞪口呆，没想到手续如此简单，比到居委会打一张外出证明更顺利。他却衔着烟卷张罗泡茶。我已得老父多年训练，拿起小小紫砂杯，不过浅浅抿了一口，舌尖立刻被酽得麻木半天，犹如蛇毒一般。

       次日我拿到的不是一本书，而是整包书。在他从衣柜深处拖出的旧报纸扎紧的书堆里，除了托翁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和《哈泽·姆拉特》外，还有波德莱尔的《恶之华掇英》和《洛尔迦诗选》。

       部分书已蛀坏，布满黄色水渍。南方的潮湿与地窖的阴暗，正同谋于红卫兵未竟事业。凡有缺损的地方，均用薄绵纸粘好，蝇头小楷一笔一划地补齐。我小心翼翼翻动这些脆弱的纸页，生怕大一点的风把它们分崩离析成蝶翅。

       久而久之，是朋友死皮赖脸加情真词切，想自己也曾为书丢魂失魄，遂网开一面。再三叮嘱：不许转借，不许外泄，不许损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继而更加变本加厉，居然把朋友书出借，虽然不是有求必应，起码也算和颜悦色。

       试探着邀他周末和我们共去郊外野餐。不料他竟一口答应。

       我们在万石岩水库的巨石上看书，那天我们知道了他在一家早年垄断本城而今闻名于东南亚的《星岛日报》主编副刊。解放后一直失业，也曾拉过板车当短期的搬运工人，因体力不支，最终放弃了思想改造。凭海外老父定期接济，老父去世后是舅舅接替，每月定时侨汇100元，日常生活由姐姐照料，幸亏外甥个个恭顺体贴，如此等等。

       秋天的阳光干燥铿锵，疏疏落落从相思树枝叶筛下，即兴挪动。他紧蹙一起的五官，时而沧桑萧瑟，时而冷酷阴郁；时而弓腰舔爪，如一只伺机而动的黑豹。

       我们不知疲倦地唱歌，从《苏武牧羊》到《红河谷》，又随心所欲跳到《共产主义接班人》。凡是我们会的他几乎全会，他所提到的很多歌曲我们面面相觑，那个时代，像《教我如何不想他》这种歌曲，简直有干民族存亡之大计。他绝对不让自己的声音落单，藏首匿尾，只在我们中间搅和。那天大家一无例外地在脸上晒出了日斑，嗓子全嘶哑了。有位叫阿西的朋友三分醉意地感慨：“独身生活多惬意，就像申老师！”

       “下山。”申老师面无表情。下山之后，朋友们在岔路分手，一个一个消失在单调的家门后，我和申老师同船坐渡轮。

       月色过分严肃，那么精雕细琢的夜景，让人连心事也凹凸出来了。

       他吸了一口气，忽然对我急促地说：“别信他的话，没有人自愿过独身生活。那是个多么无助多么孤寂的地狱呵！”

       我眨眨眼睛，许久才回过神来，原来他一直记着阿西那句无心的感慨。又过了那么多年，我才真正体会到他的伤痛，可是他已像蚌壳一样，紧紧合上了那道血缝。

       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和一只纤手有关吗？永远了他的自我放逐。

       每逢星期六，他都要过海到一位老朋友家吃晚饭，喝几杯，这是他惟一的社会活动。偶尔在晚归的渡轮上遇见他，我会邀他到我临街的房间里喝杯咖啡。有时碰到父亲，父亲感激他在学问造诣上对女儿的济贫，搬出海外寄来的丹麦饼干、瑞士糖待客。不知是嫌俗礼太多，他又是不善虚应故事的人；还是老单身汉的警觉与崖岸自高，令他敛步。再邀请他，总是双手直摆，落荒而逃似的。

       再有来家，也是白天，决不闲坐。给我一本手抄书目，逐栏以作者、国籍、译者、出版部门、出版年月分门别类。正色告我，这是一个大学中文本科生必修课目。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初中毕业生嘻嘻一笑，提起红笔一一勾去：“这些我都已读完。”居然忘记其中有些书正是来自他冒险抢救出来的秘藏。书目上惟有一本书《九十九朵番瓜花》，至今没能读到。

       唉，我还是没有修完大学中文课程。

       想到一向懒散的他，如何置热茶冷于壶，任烟卷灭于指间，为了赶在朋友限定的时间里，留给我一份反复咀嚼的精神食粮，我就心如刀割。

       我工作的那家小厂就在他住的附近。每逢停电断水、检修或原料接不上那些短时间的空闲，我就从车间边门一溜烟顺小路去他家。他屋里总有两三个记不清面孔叫不出名字的年轻人，与书无缘，他们抽很凶的永定土烟叶，啜酱油似的酽茶，操最简单的字眼，这是个男性世界，我冒冒失失闯入，一定使他们尴尬，我自己浑然不觉，笔直走向那张惟一的已让出来的破红木太师椅，坐下就看书。他们并排挪到湘妃榻，继续抽烟。

       我的小城本就封建闭塞，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尤为滴水不漏。一个年轻女子独自出入老单身汉家中，无异惊世骇俗之举。凭直觉我想他对我的我行我素持一种欣赏姑息的旁观态度，因此更加肆无忌惮，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是什么时候他的书库突然对我全面封锁，是我调到省城当那个劳什子专业作家之后么？还是我那些青年朋友，日久生怠，纪律松懈，没有及时还书，且有转借的蛛丝马迹。更糟的是有几个朋友已背弃文学小打小闹先小富起来，然后大红大发直追大款。难道这些都该由我负责吗？

       忽然每个人都忙起来，除了他。

       大年初一，我邀不到合适的朋友同往，独自去拜年。小楼更加破败，楼上已不能住人，但这片地产已像金矿一样露了头。闲坐的面孔换了新人，还是叫不出名字。书橱得以名正言顺，多是新书。我只敢远远瞄一眼，不敢逡巡，以免彼此为难。他依然卷烟丝，泡茶燎伤我的口腔粘膜，话极少，似乎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无缘由的疏远命定地落在我们中间，稀薄然而沉重。我和他不无悲哀地盯着这层撩不开的帷幕，很默契地退后。

       他曾经说过：做朋友也是讲缘分的，有季节性的，谁也勉强不来。

       1994年，在热带风暴来临之前的夏夜里，有人沿着小巷来我家，一路气急败坏地哑声大呼：“申老师在郊镇住院，请你明天去看他。”

       深知非到迫不得已，他决不会请人叫我去。次日我偕丈夫在烈日的炙烤下，找到他栖身的那家小医院。

       他充满歉意地解释说，取消我的借书资格是因为出版已经开禁，应当刺激我们为自己买书。仿佛不说明这点，他不能心安。我再三解释我从未介意过还深为感激，因为他的断粮措施，我发奋购了数千册书等等。

       将近20年过去，他的头发当已斑白，脸上必有皱纹累累。然而无论我多么努力，我仍不能忆起那天他的面容他的声音，在告别的对视中，我和他说了什么话。或许，根本就没说过话？

       却记得怔忡之间，由于丈夫的提醒，我取出我刚出版的一本诗集和一本散文集，轻轻放在他的枕边。

       我们走后刚过午，他大咯血，无语而去了。

       风暴接踵而至。送他上山那天大雨倾盆。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竞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