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个大变动。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地在变。纵说它有变动，却不能说它有建立。”

材料二：“只因宋初太祖太宗不识大体，立意把相权拿归自己，换言之，这是小兵不放心大臣，这也罢了。……但因宋初承袭五代积弊，社会读书人少，学术中衰，反对的也只晓得唐制不如此而已，并未能统揽大局，来为有宋一代定制创法。”

——以上均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尝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四：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的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

材料一：“以中书、门下较汉代之宰相，以尚书六部较汉代之九卿，在政制上，不可谓非一种绝大之进步。……尚书置左、右仆射，分判六部，各治三官，可免上述之弊。而尚书惟在政务之推行，至于出命覆夺，尚有中书、门下。故曰三省之于宰相，六部之于九卿，不得不说是政制上之一进步。”

材料二：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

材料三：军机处尽管权力很大，但时刻处于皇帝的严密监视之下………从雍正开始，又采取一系列限制办法，以掣其权，从而保证皇帝“乾纲独揽”，皇帝不交办的事务，军机处无权过问。即使交办的事务，也只是遵照皇帝意旨协助处理，“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

材料：清顺治时设河道总督治理黄河，康熙时河道总督也兼治京杭大运河。雍正帝将河南、山东黄河段设为东河，江苏段设为南河，分置两河总督管理。乾隆时期，两河总督在各省设置了二十多个厅汛，每年用于河工的经费平均在七百万两左右，占当时国家收入的六分之一。1855年，黄河在河南决口，当时内争外扰几乎将大清王朝逼到了死亡边缘，堵筑黄河决口所需多达两千余万两白银，捉襟见肘的清廷迟迟没有解决，黄河终夺山东大清河入海，苏北河道遂断流，江苏南河总督成为摆设。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一代大政——河工，关系黄河、大运河治理的国家工程，失去了昔日的殊荣而走上了解体之路。当然，河政体制的消逝也与晚清海运，铁路运输和商品市场扩大等密切相关。

——摘编自贾国静《清代河政体制演变论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