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游戏咨询机构伽马数据估计，2017年第一季度，《王者荣耀》取得了55-60亿元的收入，估计占整个手游市场收入的20%左右。与市场上巨大成功相伴而来的，是社会上的争议不断。小学生沉迷游戏后刷爆家长的银行卡之类的新闻不断出现。在社会关注之下，7月4日，《王者荣耀》“防沉迷系统”上线。系统推出当天，港股收盘时，腾讯股价下跌4.13%，市值蒸发151亿美元。

    《王者荣耀》的防沉迷系统，被众多媒体称为“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目前，各大网络游戏厂商都制定了相似的防沉迷系统规则。

    实际上，网易、暴雪等各大游戏厂商所遵循的防沉迷系统标准版本已有超十年历史。2005年到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曾联合中央文明办、信息产业部、公安部等部门发布了多个“游戏防沉迷”条例。

    然而，以上政策执行得仍不到位。根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公布的《中国游戏绿色度测评统计报告》，自2013年以来，设置防沉迷系统的游戏数量有所增加，但在当年所有测评游戏中的占比却在下降。而且，2016年没有设置防沉迷系统的游戏数量仍占到当年所有测评游戏数量的71%。

（摘编自《澎湃网：防止小学生沉迷游戏，防沉迷系统是最佳方案吗？》）

材料二：

    《2016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去年网游用户数量达到5.66亿人，同比增长5.9%。记者调查发现，从几岁的中小学生到40多岁的中青年都有沉溺于网游的玩家。因为家庭关怀缺失、学校教育不足、同伴负面影响等种种原因，许多青少年愿意到网游世界中寻求精神寄托。而对于中年人来说，他们希望在网游的虚拟世界里获得在现实工作中难以取得的成就感。

    据一些游戏设计师介绍，企业内部对游戏设计的考评就是靠每日活跃玩家（DU）等指标，为了达到目的，游戏就会每天搞整点活动等，刺激玩家提高在线时长。某些游戏厂商虽然推出游戏防沉迷系统，但通过使用别人的身份信息，未成年人依然可以“畅游”该游戏。因为网游后台没有核查申请人和玩家是否为同一人，实名制根本落不到实处。以游客身份登录的，虽然系统默认为未成年人，但仍然可以凭游客身份充值买游戏装备。

（摘编自《凤凰网：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 亟须实行游戏分级制》）

材料三：

    武汉市教科院德育研究室主任王一凡说，防止沉迷网游最关键的是家庭教育。家长应该多培养孩子现实中的兴趣爱好，加强和孩子的交流与沟通，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应该进行管控和限制。另一方面，作为游戏运营企业应提高企业的责任意识，真正落实实名认证。社会公众以及网络平台对涉及色情暴力的游戏及时举报。同时，网络平台还应大力推荐、宣传积极向上并有益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绿色游戏。

    “扬清是激浊最有效的手段，当前亟待扶持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吸引力的绿色游戏。”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曹三省说，青少年受到网游的吸引，说明网游有强大的吸引力，文化需求的出口还不够。为此，应建立有效的推动机制，把绿色游戏当成产业来做，并对整个行业进行引导，推动更多的企业越来越绿色。要用运动锻炼、兴趣爱好、绿色游戏等来占据青少年的闲暇时光，有效促进身心健康。

（摘编自《新华网：网游在和我们争时间？》）

【注】游戏收益：指在游戏中取得的经验值和虚拟货币。

由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上映后引发热议，本报记者刘阳日前独家专访刘导演冯小刚。

记者：《我不是潘金莲》这个电影，我看小说的时候就觉得拍摄的难度挺大的。一般人都会知道这是个挺敏感的题材，您是怎么想的？

冯小刚：小说出版以后我就想拍电影。当时我就想，关键是要有个抓手，怎么来解读这个故事。我觉得可以紧扣着依法治国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关于干部要不要有担当的故事。

现在很多电影是在拍现实，但其实跟现实不发生关系，都是面儿上的东西。《我不是潘金莲》这个题材无疑是和我们的现实结合得比较紧密的。我也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文艺怎么深入生活、反映生活。

记者：对于任何一部作品，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最后得出的结论，甚至形成的舆论走向都不一样。这本小说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冯小刚：我部队转业之后在机关里待过，这么多年我也跟各级机关打过交道，我觉得刘震云写得特别生动、准确，也没有任何放大。这作品里没有任何一个坏人，就像我们最后的台词说，各级官员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刁难李雪莲，但为什么这事越办越糟？李雪莲走了还有王雪莲、刘雪莲……我觉得这里头的东西特别有意思。

记者：您认为这里头最讽刺的点是什么？

冯小刚：中国几千年的人情社会，从人情社会的逻辑出发，李雪莲觉得法院像个骗子。她为什么要找领导呢？这也是人情社会的产物，她认为中国的官管着法院呢。

刘震云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观察有他特别独到的角度，他是在用幽默的方式写困境，这个文学上的反差使作品变得不同寻常。其实看他的这本小说我是觉得处处会心，我捧着这书看的时候，脑子里各种形象全出现了，觉得这可以拍得妙趣横生。

记者：如果从艺术的通感上来讲，刘震云小说的一些处理方式跟您之前的一些电影是类似的。虽然有人说您近年来的电影跟之前的贺岁喜剧相比，好像是很不一样了，但其实我觉得您之前在拍喜剧、拍贺岁片的时候，也是在一些幽默的电影语言的包装下进行一些很严肃的思考。

冯小刚：其实《私人订制》里好多就是这样，一个司机非常想当一天官，一个导演特别想媚一次雅……嬉笑里头还是有很多我们想讽刺的东西。

幽默这种东西，大家接受起来比较轻松一点，可是它里面又道出了一些荒唐。刘震云这个小说从头到尾很多细节、很多台词，非常写实，但你会发现它整体有一种荒谬感。就像他说的，一个人在前边儿撒芝麻，一万个人在后边儿捡芝麻。这是一个很写实的故事，这个荒谬感怎么去表现，作为导演我思考了很长时间。

记者：您的电影语言、镜头语言始终跟演员或角色保持着一种距离，让观众自己去看，自己去想，这种表现方式是您一直追求的吗？

冯小刚：我的依托当然还是小说。小说提供了这样一个结构和人物关系，我就会按着这个来。

其实我们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特别理性地说它好看或者不好看，而是特别感性的。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它幽默，而这个幽默还不是我们过去看的喜剧那样，要么是欢乐度比较高的、可笑的，要么是港式喜剧、上海滑稽剧那种靠误会法和夸张的表演来搞笑。这个电影的幽默感来自于故事背后的理儿。看完这个电影我会想，这个理儿它怎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这很有意思。

（摘编自刘阳《幽默背后有道理》，有删改）

材料一：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日前修改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新增“留守儿童保护”专门章节，其中提出父母外出后应当与留守儿童每个月至少联系一次，及时了解生活\学习和心理状况。

    这一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救助保护机制，不仅要求民政部门会同教育、公安等部门建立留守儿童信息管理平台， 还要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监护指导、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此外，还规定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定期将留守儿童监护、抚养和身心健康情况报县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摘编自2016年12月6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目前中国共有6102.55万的留守儿童，长期过着没有父母相陪的“一个人”生活。而湮没在历史时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

    过去一直说如何重视，但具体到哪个部门负责，没有明确。这次明确了联席会议制度由民政部牵头，是二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儿童不再留守，就是要让他们与父母团聚。让父母返乡，还是让孩子随迁？学者段成荣的建议是，从制度上创造条件，让孩子跟着父母进城。

    大学毕业后，黄湘洁作了一个“逆历史潮流”的选择：留在家乡湘西的老司岩千年古寨，当一名幼儿园老师。黄湘洁的故乡在湖南老司岩，明清时期曾富贾云集的千年寨子，今天一切依旧保持地理原貌——很陡很长的石板路，村口岩壁上比谁都老的古树，还有躺在荒野中间破败的祖屋。寂静，是最大的变化。今天的老司岩仅185户农家，685人，外出务工人员占去一半。留守儿童39名，孤儿2名。

    1984年，一纸中央文件松开了乡村户籍人口“自由出入”城市的高墙。仅1989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就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200万人迅速蹿到了3000万人。即使闭塞如老司岩这样的古寨，也在错过第一波打工潮后听到了风吹草动。1992年，黄湘洁的父母双双外出务工，留下她和姐姐、弟弟三人独守家中。那年黄湘洁两岁。

    “当时的乡村，穷是一种常态。”从事农村问题研究近三十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说。1984年，还是在校研究生的他跟着导师到辽宁、山东等地的农村调研，最大的体会就是农民那股想要外出谋生的深切冲动。

    彼时的中国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才不久，粮食价格低，还需缴纳农业税费，种地基本不挣钱，有时辛辛苦苦干一年，还赔钱。尤以1994-1996年最为严峻。而远在近千公里外的广东佛山，当时外来工已经可以拿到数倍于内地的工资。以至于农民外出务工，都被中西部地区政府视为一件大事拿到办公桌上讨论。

    四川则更有趣，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四川普查办专门成立了劳务输出办公室，由政府推动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后来被其他地区当作经验争相效仿。

    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黄湘洁的归来也让村里人不解。他们说，一定是在外头找不到工作吧。2013年9月，在当了志愿者一年后，她打消了出走的念头。她说，“不要让这些孩子再被遗忘了”。

（摘编自2016年3月24日《南方周末》）

材料三：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6月19日《关于留守儿童群体存在问题及对策的调研报告》）

材料四：

    2016年9月21日，河南全省法院“送法进校园暨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发放仪式”在郑州市古荥镇实验小学举行。这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连续第五年送法进校园，为该省650万留守儿童送去温暖和关爱，孩子们也获得了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学习保护自己的技巧和方法。

    据悉，本次活动的主题为“让爱相伴--让法律照亮留守儿童回家的路”。活动现场，河南基层法官讲述了与留守儿童之间的故事，打动了许多人。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现场授课，教孩子们如何预防性侵害，保护自己。四个留守儿童代表用诗歌朗诵《爱的礼赞》，向所有关心、帮助留守儿童的爱心人士表达最朴素的谢意。

    据有关部门统计，人口大省河南留守儿童的数量达到650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还多。

（摘编自2016年9月21日“中新网郑州”）

材料一：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天下午共同发布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6）》。《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国务院共公布了1372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民间文学项目为155项，约占总数的11.3%，在十大非遗门类中排第5位。文化部共认定了198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中民间文学共计77人，约占总数的3.88%。民间文学还面临着继承人高龄化和法律保护缺失等问题。曲艺有127项，曲艺类传承人有151人，仍有40余项曲艺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没有国家级继承人，这显示出曲种传承的不均衡和保护传承人的紧迫性。2015年，包括河南坠子国家级传承人刘宗琴、相声国家级传承人常宝霆在内的20名曲艺类项目国家级传承人离世，更是给非遗传带来了巨大损失。

    2015年，北京、上海，山西、山东等8个省市公布了新一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其中，传统音乐新增项目共计28项，包含民间音乐23项、宗教音乐3项和人文音乐2项，这表明民间音乐仍是传统音乐类名录建设的主体。“申遗热”推动了传统音乐的发展。2009年，有5个传统音乐项目类型同时被选为“世遗”；在前两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传统音乐分别入选72项和67项，在十大非遗门类中位居前列。2015年，传统音乐诸多新增赛事尤其是原生态赛事的举办，网络歌坛的迅速发展，观看民歌实景演出以及近几年的民歌民乐进校园，等等，都显示出传统音乐在全民参与的“后申遗时代”里更加欣欣向荣。

    2015年，我国传统技艺类非遗保护工作延续了以往良好的势头。名录建设方面，在历年公布的各级非遗名单中，传统技艺都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重。2015年各省公布了新的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其中传统技艺类非遗共136项，约占总数的34%。2015年新增传统技艺项目中，上海和陕西分别占比16%和22%，领先于其他省市。各项传统技艺中，有一部分适合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的，如酿酒类、制瓷类非遗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不能回避的是，一部分传统技艺因创新设计不足，难以跟上市场的步伐。

    随着屠呦呦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2015年中国传统医药立法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中国传统医药逐渐被世界认知。2015年，北京、安徽等地公布了省级非遗项目代表传承人名单，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达到了43个。尽管传统医药发展势头迅速，但传统医药类项目的新增代表项目和扩展项目数目甚少。

（摘编自《新民晚报》2016年11月29日）

材料二：记者今天从山东省邮政公司了解到，为进一步增强人们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邮政定于2016年6月11日发行《文化遗产日》纪念邮票1套2枚，两枚邮票采取连印形式，分别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和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为中心，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世界遗产名录》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项目，用线描的表现形式环绕展示在周围，以宣纸的纹理和残破的边框形式作为背景，整体风格古朴、简洁，主题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项目为：昆曲、珠算、剪纸、端午节、古琴。文化遗产表现项目为：长城、福建土楼、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宫、秦始皇陵兵马俑。

材料三：文化部社图司巡视员周小璞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确定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一些专家认为，相当大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无形或隐形，是人的精神创造，更凸显了对其保护抢救的重要性。它可以暂时没有任何意义，可要可不要，但如果因此而不重视，让其自生自灭，将给人类、国家、民族造成精神和情感上的断裂。

（摘编自《人民日报》2007年4月28日）

三秒钟的小公益

王宇凡  欧阳洁  王发财

2011年10月2日，家住甘肃兰州市红古区薛家村的李芬连老人十分高兴。

镜头前的李芬连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服，神情庄重，端坐在家门前，好像在举行仪式。

这是她平生第一次照相。

每给一位老人拍完照片，袁柯都会告知很快就会寄来照片。他是西北师范大学大三学生，22岁，于2011年8月发起了一个叫“快门三秒钟”的公益项目，呼吁爱心人士关注农村，用相机帮助农村老人和孩子，解决农村老人缺少遗照、孩子缺少童年照片的难题，不让他们因没有照片而留下遗憾。袁柯刚和他的团队走出大门，李芬连老人就拿着自己舍不得吃的水果追上来，送给他们。

在路上，袁柯碰见了拉着架子车的薛成基老人。他留着长长的花白胡须，听说这些大学生要给自己拍照，立刻同意了。

薛成基老人希望和妻子苏美英照一张合影。53年前，他们有过一张黑白结婚照。如今，梳洗打扮了一番，他依旧站在她的右边，拘谨而又兴奋地盯着镜头，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这一瞬间就此定格。

“好浪漫啊。”有一名队员由衷感慨。

有位老人拿到照片后，次日一早，就提着自家种的桃子，来到袁柯借宿的农民家。

老人感动地说：“我活了70多岁，儿子都没给我照过一张照片，你们真是好人啊……我也有老人照(遗照)了。”袁柯不由心情沉重。辛苦抚养子女，寂寞地守着空家，老人们因此就能满足。

袁柯想起了已经去世的外婆。两年前，刚刚考上大学的袁柯去看望84岁的外婆。他提议用新手机给老人照相，下身瘫痪的老人硬撑着爬了起来。

临走时，老人问袁柯能不能把照片洗出来?当时的袁柯不知道手机资料可以传输到电脑，就摇摇头。外婆叹了口气。不久，老人离世。去年春节回家，他把照片洗出来，放到了外婆的坟前。

这个遗憾，也是袁柯创办这个公益项目的初衷。

在大都市，人们很难理解一张照片对于一个农村老人有怎样的意义，自小生活在农村的袁柯对此深有感触。

他们也给乡村的孩子送去温暖。

苏家沟小学的孩子们就因为要拍照，整个教室都沸腾了。孩子们有的拍桌子，有的站在凳子上，高兴得直跳。等确定在小花园前拍照时，孩子们全都围过来了，抢着要站在镜头前面，两个孩子还打起来了……看到这一幕，袁柯心里酸酸的。

苏家沟很贫困，“快门三秒钟”项目组给他们带来了新鲜的喜悦。短短六天时间，他们帮300多名孩子拍了照片，有单照，有小伙伴们的合照，也有全家福。

苏家沟村有个家族，前几年闹了矛盾，两个家庭关系很紧张。项目组积极地调解，并且提议拍张“全家福”，终于让两家人凑在一起拍了照片。过后两家人开始沟通、接触，现在已经和解。双桐村也有两位村民因为田地边界闹了矛盾，在队员和村民的劝说下，两人照了张合影，也就握手言和了。

他们认为，既然都拍了合照，都固定到相纸上了，还闹什么别扭啊?

有人质疑袁柯搞公益是为了出名：“在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拿一张照片有什么用?”袁柯说“除了物质需求，人还有精神需求。谁不想有一张童年照?谁不想在去世后留下一张照片?”

“快门三秒钟”团队从2011年8月至今共进行五次活动，已经拍摄近2000张照片。

22岁的袁柯并非专业摄影师，用的也是1000元左右的尼康相机，还经常把做家教的钱拿来做公益。

“一张照片，虽然看起来很微小，却对我们的目标群体很重要。从小处着眼，解决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星星之火也可燎原，那样我就实现了‘大精彩’”。

（选自《中国青年》）

材料一：

    在“10·17”世界消除贫困日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杨多贵认为，消除贫困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少，而在于执政者的责任感和决心，以及强大的调控能力，全力推动扶贫攻坚工作。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说，6年时间减贫7000多万，意味着每年要减贫1170万，平均每月减贫100万，时间非常紧迫、任务非常艰巨。“为实现这个目标，从中央政府到各地方政府都铆足了劲，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系列政策，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坚持分类施策原则，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并特别指出了“五个一批”脱贫手段，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各个措施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关联的，需要多种措施共同发力。”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说。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记者了解到，今年扶贫日前后，教育部等部门将启动实施教育扶贫全覆盖行动，精确对准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加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摘编自新华社2015年10月17日讯）

材料二：

    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编撰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公布了一组数据，意味着“十三五”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回看历史，以7亿多贫困人口为起点，中国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艰苦备战将近40年；面向未来，到2020年，中国现存几千万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有目标、有思路、有举措，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脱贫战争中，中国成绩斐然。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改革开放30多年来，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快、这么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对此，《纽约时报》评价，极端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赫芬顿邮报》则指出，世界减贫成绩“最大的功劳来自中国。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归功于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在改革方面做出的努力”。

（摘编自201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三：

    提问：现在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您如何看待现在的中国形势？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现了平稳健康的发展。以下几方面特别突出：第一，经济平稳增长。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在6.7%，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8%。中国经济的总量大概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5%左右。去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将近33%。第二，就业稳中有增。新增了1000多万的就业岗位，去年安排了新增就业人口1300多万。第三，千万人口脱贫。去年实现了现行标准下12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脱贫。放眼全球，可能中国是唯一能够做到的。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深度进展，为去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为今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也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夯实更好的基础。

（选自2017年3月5日“中国网”，略有删节）

材料四：

    4月28日，省人民政府作出批复，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精神，同意遂川县脱贫退出。至此，吉安5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2017年2月，井冈山市成为我国建立贫困退出机制后首个脱贫摘帽贫困县。随后，吉安县、万安县、永新县也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数据显示，吉安建档立卡贫困对象从2013年底的35万人减到2018年底的3.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8.9%降到0.75%。

（选自2019年4月30日吉安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