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渡船

张俊昌

    外婆早已作古了，但她那小小的渡船，却一直漂泊在我的记忆里。

    每当贴村而过的老河涨水，将河中的浮桥淹没，河面变得宽阔时，外婆和外公就会把两艘木船从村西边的花园湖上摇过来。一艘是打鱼船，临时改作渡船，形如弯弯的月牙儿，船头船尾是两个封闭的小舱（存放渔网之类），船的主体部分是一个敞开的较大的空间，中间有十厘米高的横梁，横梁上、船帮上和舱板上可坐十多人。而另一艘，则是生活船，带篷，比渡船稍大些，如绍兴的“乌篷船”。 

    在老河上摆渡，主要由外婆承担。渡口旁有棵大柳树，每到逢集的日子，树下就挤满了等着摆渡的人，那时候也是外婆最忙碌的，早上把一船接一船人渡向北岸，晌午又把一船接一船人渡回来。赶集人有挑担挎篮卖蔬菜鱼虾的，下集人有抱回猪崽捎回鸡鸭鹅苗的，外婆不嫌烦不嫌脏，总是笑脸相迎。她立在船头，划动双桨，身子有节奏地前倾后仰，风吹动着她那花白的头发，汗水挂满了脸颊，浸透了衣衫。虽然每渡一人只收五分钱（仅能买块烧饼，还得有粮票），但她从无丝毫懈怠，在外婆看来，自渡船泊下的那一刻起，自己便负起了一份责任：不能误人家赶路。

    是啊，不能误人家赶路！

    一个闷热的晚上，一道闪电忽然划破黑沉沉的夜空，一声炸雷把我从梦中惊醒，急促的雨点“啪啪啪啪”地敲打在船篷上和掩板上，外婆把我搂得更紧了。 “摆渡的！摆渡的！”急促的呼喊声传来。外婆猛地坐起来，“他外公快起来！对岸可能有人有急事，”外公似乎也听到呼喊声，一骨碌爬起来。按常规，像这样的天气是不能行船的，弄不好会船毁人亡。但外公仍将手指粗的尼龙绳，一头系在我的腰间，一头紧紧地绑在船的横梁上（以确保我留在船上的安全）；便提着马灯和外婆跨到摇晃的渡船上，我看见那马灯的光亮如一束摇曳的烛火，在风雨中上下颠簸着……第二天听外婆说，小船划到北岸的村头渡口后，见四个壮汉用凉床抬来的是一位孕妇，难产，急送公社医院抢救。外婆赶紧让他们上船，待孕妇躺好后，又和外公一起投入风雨波涛之中，艰难地驾着渡船，把他们送达河对岸。说话间，外婆连连打着喷嚏，是昨晚淋雨着凉了。那位孕妇在公社医院顺利产下一个大胖小子，十天后又出现在北岸的渡口，脚刚踏上渡船就要给外婆下跪，以谢雨夜渡河之恩，外婆赶紧上前拦阻。渡船摆到对岸，人都下了船，外婆发现我手上拿着五张一元的纸币，这五元钱在当时喝喜酒上份子也是一份重礼。外婆问明情况后，立即跑上岸去，硬将钱塞给那位产妇，并说除了过河钱，多一分也不能收，如果下回过河，带上两个红鸡蛋给小外孙讨个彩头就行了。她和陪伴她的亲人们，久久地望着外婆离去的背影。

    外婆摆渡的日子，也是我最开心的日子。

    天一擦黑，外公就会拿起长长的竹篙撑着打鱼船，外婆蹲在船头把白色的丝网依次排到河中，第二天天蒙蒙亮起网，准能收获七八斤野生鱼来，有鲫鱼、红鲤鱼、白鱼条子，还有我最爱吃的昂刺鱼。中午外婆便会按照渔家人“河水煮活鱼”的做法，烹制出一锅昂刺鱼煮面鱼来，鱼肉嫩、汤汁鲜，面鱼儿也浸透了鱼香，好吃无比，我总会胀得肚儿圆。入夜，外婆会把我搂在怀里，静坐在船头，仰望着深蓝色的夜空，悠悠地唱起民谣来：“青石板子青，青石板上钉洋钉，一颗又一颗，数来数去数不清……”此外，通点土方土法，时而外出给渔民治点小病的外公，还常给我带回小油果子之类的糕点，虽然原料极普通，做工也粗糙，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是农家孩子极少能享用的。

    外婆外公疼我，我也晓得讨他们欢心。当外婆一梭来一梭去地修补渔网时，我就在一旁给他们递线球；当外婆用断了几根齿的笕子篦头时，我就会上前从她花白的头发间捉出三两个肥胖的虱子；当听她喊身上痒得难受时，我就会走到她的背后，将小手伸进她的衣服里帮她挠痒痒。而对爱抽烟的外公，一见他拿出长长的烟袋在铜烟锅里装上烟丝后，我便会拿着火柴，走到近前帮他点烟，外公总会眯缝着眼一口一口地吸着，流露出很舒服的样子。

    三十年后，我回到故乡，走过老河。

    渡口上早已建起了一座横跨两岸的长桥，岸边那棵大柳树还在，静静地守望着老河。我遥望着远方，凝视着汩汩流淌的河水，不由想再听听外婆那击水搏浪的桨声，和她曾唱给我听的那些歌谣。

（节选自《散文选刊》）

阿庆基“造反”

[芬兰]本蒂·韩佩

    一条板凳安放在路旁，只要行人累了，就可坐下休息。累了!是的，难道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吗？一个人在七十年岁月里要跨出多少步子啊——短的、长的、急的、慢的。板凳被发明和制造出正是为了

    人们能够坐它。或许这条板凳还有别的目的，因为冷饮亭就在它的旁边……

    托比亚斯·阿庆基多次感到奇怪，这条板凳看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人们仅仅是在散步途中想让腿脚歇上一歇时，才意识到它的存在。

    托比亚斯·阿庆基坐在板凳上，他的头发斑白，但精神却很矍铄，他用大拇指托着烟斗，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没过多久，越越近的歌声唤醒了他，立刻使他想起，现在是生活在动乱时期。罢工、骚乱……打吧!吵吧!有的是理由……可是这么干难道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吗？如果像被拴着鼻子的小牛犊那样发疯似的挣扎，能行吗？托比亚斯·阿庆基已经七十岁了，现在世道是不是变了？也许是吧，也许人们的眼界有所不同。可是生活是不是好过些了？嗯，他们应当尽可能过得更好些。这就有足够理由去进行斗争……

    他听见一个过路人说，罢工工人在游行示威。

    游行示威吧!他——托比亚斯·阿庆基，已上了年纪，只能坐在板凳上观望。在这种时期，作为一个旁观者也实在有趣得很哪!

    游行队伍过了，人不少，除了两旁土路，整个街道都挤满了人群。

    他们唱的歌中有激烈的词句：“法律骗人，政府压人。”

    “到了明天，普天之下皆兄弟……”

    游行队伍过去了，托比亚斯·阿庆基朦胧地感觉到，他们在按照自己的愿望，向着遥远的未走去……他们在前进，先头部队消失在转弯处的建筑物后面。后那里发生了阻塞，尽管后面的队伍还在前进，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夏末晴朗的天空。托比亚斯·阿庆基被子弹的呼啸声惊呆了。这似乎是不应该的……然而后他还是平静下，觉得自己反正是坐在板凳上的旁观者。

    游行队伍一下子散了，犹如受到旋风袭击似的扬起了满天尘土，人们掉转头纷纷跑了。托比亚斯·阿庆基看到警察握着步枪和皮鞭，正在寻找示威的人，可是游行示威者都跑散了。这时，警察突然发现坐在板凳上发呆的托比亚斯·阿庆基。

    “你放什么哨？”警察大喝一声。

    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张了张嘴，还没得及解释自己仅仅是坐在板凳上休息的旁观者，皮鞭已抽到了他的身上。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不可解脱的困境，不禁顿时火冒三丈。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他只不过坐在板凳上……可是愤怒只是再次招致皮鞭的抽打，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得拔起僵硬的大腿一逃了之。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他确实陷入了解脱不了的困境。不久，他被捕了。受讯、受审，最后被带到被告席上受到了“参与造反罪”的控告。

    托比亚斯·阿庆基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仅仅是在板凳上坐一会儿而已。而这条板凳看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他对警察咆哮起，他怎么也难以接受警察的指控，他难道会热昏了头脑干下这等事!可怜虫……怎么会想得出：他是狡猾地假装坐在板凳上，企图逃过劫难，实际上是个瞭望放哨的人，或者是工运首脑……

    警察就是认定他有罪，一口咬定：你身上有紫血块，你就是参与了造反……

    托比亚斯·阿庆基搔了搔头皮，觉悟过：也许世界上从就没有为旁观者准备的板凳!

五九

文/老舍

    张丙，瘦得像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当喝下第三碗茶之后，这对黑眼开始发光；嘴唇，像小孩要哭的时候，开始颤动。他要发议论了。

    他的议论，不是有统系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谈什么，加以批评。但无论谈什么事，他的批评总结束在“中国人是无望的，我刚说的这件事又是个好证据”。说完，他自动的斟上一碗茶，一气喝完；闭上眼，不再说了，显出：“不必辩论，中国是无望的。无论怎说！”

    这一晚，电灯非常的暗，读书是不可能的。张丙来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电灯，点了点头，坐下，似乎是心里说：“中国人是无望的，看这个灯；电灯公司……”

    第三碗茶喝过，我笑着说：“老张，什么新闻？”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来是不轻易发笑的。“打架来着。”他说。

    “谁？你？”我问。

    “我！”他看着茶碗，不再说了。

    等了足有五分钟，他自动的开始：“假如你看见一个壮小伙子，利用他身体气力的优越，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怎办？”

    “过去劝解，我看，是第一步。”

    “假若你一看见他打那个小孩子，你便想到：设若过去劝，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着骂话走开；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顿打！你想，过去劝解是有意义的吗？”他的眼睛发光了，看看我的脸。

    “我自然说他一顿，叫他明白他不应当欺侮小孩子，那不体面。”

    “是的，不体面；假如他懂得什么体面，他还不那样作呢！而且，这样的东西，你真要过去说他几句，他一定问你：‘你管得着吗？你是干什么的，管这个事？’你跟他辩驳，还不如和石头说几句好话呢；石头是不会用言语冲撞你的。假如你和他嚷嚷起来，自然是招来一群人，来看热闹；结果是他走他的，你走你的路；可是他白打了小孩一顿，没受一点惩罚；下回他遇到机会还这样作！白打一个不能抵抗的小孩子，是便宜的事，他一定这么想。”

    “那末，你以为应当立刻叫他受惩罚，路见不平……那一套？”我知道他最厌恶武侠小说，而故意斗他。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别说《七侠五义》！我不要作什么武侠，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个小孩挨打；那叫我的灵魂全发了火！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胜去！我过去，一声没出，打了他个嘴巴！”“他呢？”

    “他？反正我是计画好了的：假如我不打他，而过去劝，他是得意扬扬而去；打人是件舒服事，从人们的兽性方面看。设若我跟他讲理，结果也还是得打架；不过，我未必打得着他，因为他必先下手，不给我先发制人的机会。”他又笑了；我知道他笑的意思。

    “但是，”我问：“你打了他，他一定还手，你岂是他的对手？”我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张丙是那样瘦弱的人。“那自然我也想到了。我打他，他必定打我；我必定失败。可是有一层，这种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会登时去用手遮护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觉得疼，而忘了动作。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他向来利用筋肉的优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个打他的，一定是有些来历；因为他自己打人的时候是看清了有无操必胜之券而后开打的。就是真还了手，把我打伤，我，不全象那小子那样傻，会找巡警去。至少我跟他上警区，耽误他一天的工夫（先不用说他一定受什么别的惩罚），叫他也晓得，打人是至少要上警区的。”

    他不言语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难受──难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与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对这等人正是妥当的办法；人类是无望的，你常这么说。”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没笑，只轻轻摇了摇头，说：“这是今天早晨的事。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

    “他要动手了？”我问，很不放心的。

    “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叫我，叫我──我应当怎样说？──伤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拉着两个十来岁的外国小孩儿；他分明是给一家外国人作仆人的。他拉着那两个外国小孩，赶过我来，告诉他们，低声下气的央告他们：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说：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请注意，这里他很巧妙的，去了一个“敢”字！）然后又向那两个小孩说：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他停顿了一会儿，忽然的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流下来了。“呕！”张丙立起来说：“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呢！”

    他好像忘了说那句：“中国人没希望，”也没喝那末一碗茶，便走了。

【注】①《五九》是老舍的短篇小说。于1931年10月发表于《齐大月刊》2卷1期；后被收入1934年出版的老舍短篇小说集《赶集》。②五九：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以后人们把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蒲公英的岁月

余光中

    “是啊，今年秋天还要再出去一次。”对朋友们他这么说。

    每次说起，就好像宣布自己的死亡一样，此间事，在他走后，就好像身后事了。真的，每次出国都是一次剧烈的连根拔起，自泥土、气候，自许多熟悉的面孔和声音。当喷射机忽然跃离跑道，一刹那告别地面也告别中国，一柄冰冷的手术刀，便向岁月的伤口猝然切入，灵魂，是一球千羽的蒲公英，一吹，便飞向四方。再拔出刀时，已是另一个人了。

    二十年前来这岛上的，是一个激情昂扬的青年，他的心跳和脉搏，犹应和抗战遍地的歌声嘉陵江的涛声长江滔滔入海浪淘历史的江声。二十年后，从这岛上出发的，是一个白发侵鬓的中年人，长江的涛声在故宫的卷卷轴轴在一吟三叹息的《念奴娇》里，旧大陆日远，新大陆日近。

    长长的二十年，只有两度，他眺见了故乡短短的青山。第一次是在金门。望远镜的彼端是潺潺的烟水、漠漠的船帆，再过去是厦门的青山，之后仍是渺渺的青山。二十年前厦门大学的学生，鼓浪屿的浪子，谁能够想到，有一天会隔着这样一湾的无情蓝远眺自己的前身？第二次是在勒马洲^①。崖下，阴阳一割的深圳河如哑如聋地流着。一条极尽其可歌可泣的泪川蜿蜿流来，似不胜绝望之重负。但白茫茫的水面什么也不见，这是无船、无桥可渡的奈河，亡魂们徒哭奈何奈何奈何！

    蒲公英的岁月，一吹，便散落在四方；蒲公英的岁月，流浪的一代飞扬在风中。风自西来，愈吹离旧大陆愈远。他是最轻最薄的一片，一直吹落到落矶山的另一面，落进一英里高的丹佛城^②。丹佛城，新西域的大门，寂寞的起点，他只能那样立在新大陆的玉门关上，向纽约时报的油墨去狂嗅中国古远的芳芬。

    他像一片寂寞的孤云，在两个世界之间摇摆。他那一代的中国人，耳朵熟悉长江的节奏黄河的旋律，手掌知道杨柳的柔软梧桐的坚硬。他那一代的中国人，有许多回忆在太平洋的对岸，有更深长的回忆在海峡的那边，那重重叠叠的回忆成为他们思想的背景，灵魂日渐加深的负荷，但是那重量不是这一代所能感觉到的。旧大陆。新大陆。旧大陆。他的生命是一个钟摆，在过去和未来之间飘摇。

    他不喜欢台北，二十年之后他仍旧一点儿也不喜欢。可是他喜欢这座岛，他庆幸，他感激，为了二十年的身之所衣，顶之所蔽，足之所履。也许，真的，将来在重归旧大陆的前夕，他会跪下来吻别这块沃土。甚至都不必等到那一天。在三去新大陆的前夕，已经有一种依依的感觉。

    行前的半个月，他的生活宁静而安详。因为蒲公英的岁月一开始，这样的目子，不，这样的节奏就不再可能。在高速的剧动和多音节的呼吸之前，他必须储蓄足够的清醒与自知。在他的心中，他是中国的。这一点比一切都重要。他吸的既是中国的芬芳，在异国的山城里，亦必吐露那样的芬芳。

    每一次出国都是一次剧烈的连根拔起。但是他的根永远在这里，因为泥土，在这里，落叶，在这里，芬芳，亦永永永永播扬自这里。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六日

（有删改）

【注】①勒马洲：即“落马洲”，接近香港、深圳之间的边界，临近深圳河。②丹佛城：美国科罗拉州的一个城市。

下列对文章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画者的悲哀

王鱼洋

    李先生自认为算是个画家，他画了很多画，人物、风景、还有想象中的场景，可惜没卖出过几幅。李先生总在想：是自己画得不够好吗？以前他有幸参加过一次画展，他的画夹在很多画家的画之间，很多看画的人站在他的画前停留了很长时间，也会感叹一句：“这幅画画得不错，很有意境。”可是最后看了画的署名后，最终没人买他的画，因为没人见过他的名字，于是没人确定他的画未来是否会增值。

    从此再没有画室愿意为他展示画作，因为觉得他的画不会卖出的。

    他在自己的绘画世界里坚持了两年，而后家人都劝他放弃这项事业。

    李先生看着自己快要接近于零的存折，也决定放弃画画了，虽然放弃画画就像让自己放弃生命一样难受，但他还是决定选择明智的放弃了，他去电器公司做了名普通的业务员，过了一个月波澜不惊的生活后他病倒了，因为他的身心都被巨大的空虚笼罩着，是一种离开了自己狂爱生活像被抽走半条命似的空虚。

    他有气无力地在床上躺着，沉沉地睡去。

    突然他觉得自己的脑袋被什么砸了一下，于是他醒了，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小了，而且在一个小学课堂里。只听见老师严厉地对他说：“李云！你怎么又在课堂上睡着了！你知道这道题怎么做么？”虽然李先生震撼了好一会儿，但他渐渐反应过来自己穿越回了自己的小学时代，也就是说，他要重新从小学开始成长了。记得小时候他不喜欢学习，只喜欢画画，但是老师从来不说他画得好，只说他玩物丧志，不务正业，一天不好好学习只知道画画，甚至连市里的画画比赛也不让他参加，反而推荐了画画一般，但是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参加了比赛。

    但既然时光重来了，李云不想让悲剧重演，他努力学习，成为了三好学生，虽然他不像从前那样业余时间画大量的画，但是老师还是马上发现了他在画画上的天赋，并对他说：“李云，你真了不起，不光学习好而且画画也很棒，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出息的学生，最近市里有画画比赛，你代表咱们班参加吧。”李云对老师报以灿烂的微笑，虽然老师夸他的话听得很是别扭。

    而后李云顺利地考入了重点初中，高中，大学。但他此后几乎很少画画了。

    大学毕业后李云开始投入了如火如荼的IT创业。李云的事业很成功，甚至进了中国财富排行榜的前十名。

    李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但他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就像是做蛋糕时自己用了很高级的面粉揉糕点，然后又用了很贵的烤箱将蛋糕烤熟，最后又用了精致的盘子将蛋糕盛在里面，但是却忘了在蛋糕中放糖，而糖才是蛋糕的灵魂。李云开始寻找自己灵魂中的糖，可惜很长时间没找到。

    直到有一天李云参加了一个画展，看了那些形形色色的画，他的心灵似乎一下被什么击中似的——重新升腾出一种巨大的愿望：我想画画。

    李云买了很多纸和染料开始重新画画，可是由于很长时间不画画了，手异常生疏，画了一幅又一幅，没一幅画好了。李云的秘书走进办公室看到李云的画，他试着揣摩李云的心意，想乘机讨好李云，自作主张地把李云的画放到拍卖市场拍卖。

    当李云听说秘书把自己不成型的画拿去拍卖时有些生气，也有些惶恐，他想他的劣作拿到拍卖市场上一定会被嘲笑，第二天新闻会出现“李云不自量力拍卖难看画作”的头条新闻。但过了一下午，秘书欢天喜地地向他报告喜讯：他的画作拍卖了二百多万元！李云闻听，不禁大跌眼镜，因为连他都清楚那幅画作无论是线条还是布色都糟糕得一塌糊涂。可是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出二百万买这幅画呢？算了，不去管他，反正能得一笔意外之财总是好事，何况说不定是自己妄自菲薄了呢！

    第二天写“IT精英画作拍卖二百万元”大字的新闻盖满网络及报纸版面，他开始受到各界朋友的恭维，李云变得飘飘然，也暗自得意起来。虽然李云在网上也看到有关他画作的一些负面评论，李云看了评论微微一笑：那些文盲，不懂艺术。

    有一天李云在街上闲逛，看到在街角的大厅外挂着某画家画展的牌子，但是画家的名号他从未听说，也没有几个人走进大厅。李云觉得无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便进去看画。

    大厅里人很少，寥寥无几，李云在大厅走动，随意观看画作，那些画作气势磅礴，用色大胆，且极富想象力，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震撼，李云越看越感到惭愧，李云站在一幅画作前朦胧中看到一个景象，又像一段不太真实的记忆——很久以前他也是个画者，那时他只是个画者。

（有删改）

无法完成的画像

刘建东

女孩被一个中年妇女领进来。中年妇女是女孩的舅妈。

舅妈说：“小姑子很任性，因为恋爱，断了和我们来往。三年前，我们来找她时，已经看不到她了，只剩小外甥女独自在家。我们找了三年，只好放弃了，就当是死了，所以才请您来她家里给画张像。”

我师傅杨宝丰专门给人画像，给活着的人画，也为故去的人画。

师傅说：“我要她的照片。”

舅妈只找到一本相册，照片却一张不见。

舅妈问女孩：“小卿，照片呢？”

小卿指了指在墙角处放着的脸盆，盆底有一层燃烧后的灰烬。

舅妈无奈，只好回自家去找。

小卿却对我说：“我娘没死。”

“那你娘去哪儿了？”

“找我爹去了。”

“那你爹去哪儿了？”

“我娘说，我爹去的地方不能让别人知道。”

舅妈回来了。把一张泛黄的照片递给我师傅。

师傅眉头一紧，盯着照片，似在认真辨认照片中的人，半天没有说话。

我开始做准备。师傅坐在那里，闭目养神。我在素描纸上打着方格，偶尔，还能听到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枪炮声。

师傅缓缓睁开眼，目光在纸上扫视一遍。阳光正好照在方方正正的格子上，那格子犹如一个个开着天窗的房间，敞亮而温暖。师傅起身，净手，擦干，然后端坐在桌子前，拿起铅笔开始画头像的轮廓。他画得很慢，比平时要慢许多。

舅妈坐在一边数落：“兵荒马乱，一个女子，不找个安分守己的男人，守着自己的小家，天天在外面疯跑。”

师傅紧皱眉头。

她喋喋不休。

天擦黑的时候，师傅才把铅笔稿画完。

第二天画像的过程仍然艰辛。

以往每一次，都是从眼睛画起。而这一天，1944年春天的一天，师傅犹豫了片刻，然后，用小楷毛笔沾上炭精粉，笔落在了鼻子上。鼻头的阴影慢慢地擦出来了，当师傅用炭精粉擦出第一笔黑色的线条时，像是广阔的平原上，吹过来一股春风。

第三天，师傅画了脸部。

第四天，他才最后画眼睛。到傍晚，他再也画不动了。素描纸就放在桌面上，我用宣纸把素描纸蒙住。我看到，师傅的右手布满了密密的汗珠。从来没有过这么难熬的作画过程。

第五天一早，我们就赶到了小卿家。我掀开宣纸，惊得大叫。宣纸下面是空荡荡的桌面。

舅妈把小卿喊进来，吼道：“前两天你把你娘的照片烧了，这次你又把画像弄到哪里去了？”

小卿憋着眼泪，不答话。

师傅安抚她：“不关你的事。别怕。”

接着，师傅淡定地说：“我重画。”

重画的过程是一场灾难。每一天下来，他都疲态尽显。返回的路上，听着他软弱无力的脚步声，我不忍心地说：“师傅，要不我们放弃吧。”

师傅说：“不能。”

师傅回答得那么坚决。肩上画夹中那张薄薄的素描纸，仿佛有雕塑般的形态，厚重了许多。

又过了五天。画像告成的那一刻，师傅瘫坐在椅子上，面色苍白。他闭上眼，没说一句话。爱说的舅妈，也变得沉默了。小卿看了一会儿，突然放声痛哭。她一直相信，母亲一定会在某个黎明时刻，回到她的身边。现在，当她看到母亲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她面前时，也许她意识到了那个黎明永远不会到来。

我背着画夹和师傅回到店里。

不知睡了多久，暗夜中传来细碎的声音。我爬起来，摸向柜台——画夹不见了。借着淡淡的月光，只见浓浓的夜色中隐约有一个人，打着了火，在烧什么东西。视线顺着火光向上移——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那个人竟是师傅。

我和师傅，谁也没有再提起画像的事。一年后的一天，我在店里等着师傅，等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没有等到。我盘下了那个小店。一边画像，一边等师傅，就像小卿等她的母亲一样。又过了一年，遥远的枪炮声终于来到了城外，清晰而响亮。

1951年的一天，画店里进来一个姑娘，说想请我给她娘画张像。

我觉得眼熟：“好的，把照片给我。”

“有照片，但不在我手里。”

“没有照片我画不了。”

“我是小卿。”她说。

我内心涌动着一股暖流，不知是因为见到小卿，还是想到了当年画像时的师傅。我小心地问：“找到你娘了吗？”

小卿说：“一直在寻找。有一天，舅舅突然来到学校，拉着我狂奔到烈士纪念堂，我们站在一张照片前，是一张合影。合影上是四个微笑着的人，两个年轻的男人和两个年轻的女人。我惊呆了，我越看，其中一个越像我娘，我失声痛哭。后来，一个陌生的女人走到我身边，告诉我，她是照片中的另一个女人，他们四个是战友。她让我叫她黄姨。她指着我娘左边的那个年轻男子对我说，那是你爹。”

我跟着小卿来到烈士纪念堂，看到了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虽然清晰度不高，但他们四人快乐的笑容溢出了照片。我紧紧盯着照片右首的那个男人，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我使劲揉了揉眼睛，指着照片惊呼道：“小卿，你看，那个人，那人是我师傅。”

黄姨领着我和小卿来到一个烈士墓前，她告诉我说，这就是你师傅，这里面埋着他的一顶帽子。黄姨说，他曾经化名杨宝丰，开了一家画像馆。我这才知道，我师傅叫宋咸德。

我潸然泪下。

（选自《十月》2021年第6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