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

袁省梅

    一直以来，王少宏都坚信自己能成为声名卓著的二胡演奏家。

    正儿八经的音乐学院毕业，加上天赋，加上勤奋，还有童子功，他说，除了舞台，还缺什么呢？

    可是，没人给他舞台。

    他抱怨父亲，抱怨老婆孙兰。他说要是当初不回到这个鬼地方就好了。小县城，有多少人懂音乐多少人懂他的二胡呢？

    王少宏毕业那年，已经分配到了省城大剧院。可是，父亲不答应。父亲拍电报，打电话，又撵到省城要他回去。父亲说，你哥没了，你嫂子嫁了，留下三个孩子，还有我和你妈你奶，谁养？就这样，王少宏到小县城的小学做了一名音乐老师。他没有想到，就是小学老师，要做好，也不容易。校长从心里不喜欢他。谁让他的学历太高人又孤傲呢？学校里所有的演出，他都不要想参加，他给学生排练的节目也不要想上舞台。去县里电视台演出，就更没有他的份了。

    每次，他气闷地问老婆为什么时，孙兰都是静静地听着，不说话。他也不等老婆说话，就去拉二胡了。孙兰听着他滞重的二胡声，就发出一声叹息。

    小城有人带着孩子请王少宏教二胡。小城已有好几家二胡培训班。王少宏想都没想，就  拒绝了。给小孩子做启蒙老师？他不屑。一个华丽、高大的舞台一直在他的心里矗立着。过一段时间，他就往北京跑，参加那里的比赛，或者与同道者聚会。王少宏一直相信北京会有他一个舞台。钱花了不少，可王少宏也没拿回一个奖杯。孙兰说，他们不懂。王少宏勾着头，好久才说，他们说的对，我的演奏中缺了最重要的东西。孙兰说怎么会呢？王少宏摇摇头，说，你不懂。孙兰脸上暗了一层，心说，我怎么不懂呢？听你的二胡十多年了，也听你在家放的碟片十多年了。

    看着王少宏不开心，孙兰有什么办法呢？她不过是一名小学老师。她能做的，就是把观众这一角色做得加倍的合格。孙兰在逼仄的阳台土砌了个小小的台，高出地面半尺，椭圆形，还给周围挂了一层白的纱帘。风吹过，纱帘悉悉索索地轻轻晃，是有点舞台的感觉了。

    是舞台。孙兰给王少宏搭的舞台。

    孙兰把王少宏用过的二胡，一溜排的，都挂在“舞台”的墙上。孙兰叫王少宏坐到“舞台”上拉。王少宏开始不愿意，骂孙兰瞎整。况且，王少宏除了给学生上课时拉拉二胡，平日里，他已经很少拉了。说到底，心里还是别扭。孙兰却总是催他拉。孙兰给他买好烟好酒，给他说好话。孙兰说，你就是我的二胡演奏家，我要做你一生的听者。孙兰不说自己是观众，或者粉丝什么的。王少宏喜欢“听者”这个称号，当然，更喜欢孙兰这样地看重他，他就坐到他的“舞台”上，给他唯一的“听者”拉起了二胡。

    孙兰说，不管什么曲子，你都处理得那么好，是精妙绝伦。

    孙兰说，美妙的旋律在弓子的拉拉推推中，出神入化，滑着美丽的弧线，蹦跳，流淌，像云在飘，像风在扬，像花在开，简直是，太炫了！孙兰说，如果在处理时心无旁骛，人琴合一，琴曲合一，就更好了。

    听着听着，王少宏愣怔了。他没想到，孙兰，一个小学语文老师，能听懂他的二胡。王少宏抱着孙兰说，周末了，我们去黄河边，我给你拉《江河水》，水边拉琴，有水的滋润，又有辽阔天地的回旋，是再好不过的舞台了。

    孙兰说，改天吧，一会儿有几个学生来补课。

    王少宏生气了。王少宏说，你这是干嘛？家里就缺你这点钱？无趣，庸俗。

    孙兰倒不生气。孙兰说，爸的滑膜炎又犯了，医生说最好做手术……还有大侄子的婚事，小侄子的学费……王少宏不说话了。好久，王少宏说，我也带学生吧。

    孙兰不同意。孙兰说，你得潜心研习你的二胡，你的舞台不在这里。

    王少宏吱着唇，好半天，指着阳台的舞台，说，够了，有它，我觉得，挺好。

（有删改）

美丽乡村

芦芙荭

    那天早上，他刚进办公室，电视台的总导演就找到他。说，电视台准备拍一部关于乡村记忆的纪录片。地点选在你老家的那个村子，你得给我们帮帮忙。

    他的老家距县城有七十多里，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小山村。村子里的房子、门楼、院墙以及鸡舍、猪圈、牛栏清一色都是用青石板砌成。虽然没有街道，但户连户、舍连舍勾连成一片，错落有致，看起来特别美。他虽然离开村子多年，每年总会回去转上几次。这些年，他在城里盖起了一栋栋大楼，心里却总是割舍不了那些石板房。那里每个角落都有他美好的记忆。

    一听说在他老家拍电视片，他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总导演说，是这样的，我们已到你老家那个村子踩过几次景了，一切都满意，唯一缺的就是人了。

    缺人？他有些不明白。

    是的。你的老家你知道。这几年村子里的人外出的外出，搬走的搬走。那天我们去村子里踩景时才发现，偌大的一个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而且都是老人。问题是，我们拍纪录片，不能拍个空村子吧，那么好的景致，没有人，拍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明白了总导演的意思，可这比出钱的难度还大。

    别给我说难。我知道你的能耐，凭你在村里的威信，这事对你来说就不算个事。

    送走总导演，他就开始给村子里在外的人打电话。

    一开始，大家听说要在老家的村子里拍电视，都兴奋得不得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还都装着那个村子。可一说到具体的事情上，问题就来了，有的说生意忙走不开，有的说小孩要上学得照看，推三挡四找各种理由。

    尽管难度大，最终他还是做通了全村人的工作。事情总算定了下来。竟然还有一个意外之喜。村子里一户准备给孩子结婚的人家，也被他说动，决定将婚礼搬回村子里办。

    在摄制组开拍的前两天，他和村里的人相约着，拖家带口地回到了村子里。

    那时孩子们刚好放寒假。为了还原生活，他还特意买来了红辣椒、玉米棒子，将它们穿起来，挂在各家各户的山墙上。石板墙红辣椒，一下子将所有人的记忆拉回到过去的岁月。

    生活其实是不用导演的。大人们平时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火塘里生起火，围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小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像自由的小鸟一样，在村子里追来跑去。偶尔响起一声两声狗叫，村子就一下子活起来了。

    电视开拍的第二天，那户给孩子结婚的人家，门上贴上红红的对联，场院里摆起了酒席，全村的人都来喝喜酒。主家还请来响器班子，吹吹打打地热闹了起来。大家几乎都忘了拍电视的事。

    电视片拍得是异常顺利。杀青那天，总导演握着他的手说，多么好的乡村生活呀。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下雪，要是下一场雪，孩子们再在村子里打雪仗，堆上雪人就更有意思了。

    送走摄制组的那天晚上，他让老婆将炕烧热，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些年他在外打拼还真的没有好好睡过一次安稳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真是好呀。

    早上起床，他一打开门，外面竟然下起了雪。转过墙角，他却发现，村子里好多人正将他们带回来的行李往公路上搬。那里停着他们开回来的车。有些手脚麻利的，已经将车发动了起来。

    怎么就不能在村子里过一个年呢？他回过头往村子看去，此时，整个村庄一下子又安静了下来。雪越下越大，那纷纷扬扬的大雪似乎要将整个村子掩埋掉。

（选自2016年第23期《小小说选刊》）

老榆爷

    人们都说村口的老榆树成精了，有神。

    老榆树很老了，老得粗壮的茎干歪倒在地上，再向上长出枝条，成为树。也就是说，从老榆树身上发出的枝杈，又都成了树，围绕着老干，长向四面八方。远望，如一片林子。

    春天，人们捋嫩叶，做糊涂面条；捋榆钱，尝鲜。老榆树有神哪，不怪罪吗？有人这样疑问，就有人说，没事，老榆树活人，几辈子了，都吃喝他的树叶、榆钱，只要不动他的大枝壮条。

    还有人说，捋一捋，算是给老榆爷挠痒，他舒服，长得更旺势。

    说这话的是牟介中。他对老榆树敬重，防护着别人的伤害。老榆爷也是他叫出来的。叫着叫着，大家也都顺口了。遛弯去，碰面打招呼，就说，老榆爷底下。那里，有桌凳，石头的，可以谈天说古今。还有秋千，吊床，孩子们玩着，笑着，笑声跑到了树叶里面。这些，都是牟介中摆置的。他说，老榆爷好着呢，在树下玩，空气好，安全。

    说起老榆爷的好，牟介中能说好多好多。比如，民国三十年年馑，人们没有吃喝，就吃老榆爷。那时候，老榆爷已经很粗实，叶，榆钱，都可以吃；还有树皮，砸碎，磨成面，掺和到红薯面里，粘，甜。村里人约定，只砍削枝条上的皮。怕外村的人来刮树皮，老保长就领着人日夜看护。有一年，夏天，袁店河发了大洪水，沟满河平，人们就上了老榆树，或者拽着树枝，吃树叶……

    牟介中说，要是没有老榆爷，不知道多少家就没人会在这里喝茶荡秋千啦！一声感叹，望望头顶的老榆爷。人们也往上看。有风来，树枝婆娑，一片鸟鸣。

    可是，要“大炼钢铁”了，上头决定砍伐老榆树。村里人不愿意，特别是老头老婆们，就打了地铺，睡在寒风里，轮流看护。上级就做村干部的工作，一家一家地做……终于做通了。

    可是，没有人去砍树。好不容易动员来了几个年轻人，也不好砍：大斧头上去，就一道缝；油锯哗啦一声就卡住了！老头老婆们就又围拢上来，这是神树，是天意，不能砍伐！

    上头领导很恼火，坚决要破除迷信，就向住罗汉山上的某部队求援。部队来了工程兵，开了一辆大铲车。轰！轰！轰！大铲车离老榆树还有一段路，忽然熄火了，跳下来个年轻人，左看右看，找不出毛病。领导准备再找老兵时，牟介中从围观的人群里出来了，“我来试一试！”

    牟介中那时候复员回村三四年了，他当过坦克兵，在东北服过役。他说东北老冷，冰面上都能过坦克。他会开坦克，懂的多，复员后就开公社的东方红拖拉机，嗡嗡叫。——牟介中冲那个战士一笑，上了铲车，捣鼓了一会儿，突突突！铲车又发动了，轰轰轰，向着老榆树开来。人们就戳指头，骂，“你个鳖孙！”

    可是，铲车又熄火了。再试，还是熄火。好容易动了，铲车抵住树腰了，又熄火了。领导要发火，驾驶楼的门一开，牟介中滚了下来，捂着头，喊，“疼啊！疼！”

    部队上的兵再上去，还是发动不了……人们就呼地围绕了树，“神树啊，不能动！”

    老榆树就保留下来了。

    也怪，铲车倒回去时，很顺利。

    几天后，牟介中也不头疼了。

    人们就传说开了，老榆树有神，动不得。

    几十年后，牟介中接待了一个老兵，就是当年开铲车的那个兵。他们两个都老了，围住老榆树看，笑，互相指点着对方，“你呀，你呀，哈哈！”那人一下一下地拍着树，互相久别重逢。牟介中抱着那人，附耳：“兄弟，多亏了你呀……”

    哈哈哈，两人大笑，在树下，喝着小酒。人们不知道他两个笑什么。

    他们老了。

    老榆树也老了，莽莽苍苍。有年春天，有个大领导来视察，也看老榆树，说，“这是能让人记住乡愁的地方……”牟介中一脸的泪水。

渐渐消散的炊烟

晓晓

    老了。这是老木最近的发现。

    慢慢地，就没了热度，还怕冷，把云彩当衣服裹在身上。还没了力气，直往西山里坠。老木挤巴几下眼睛，定定神，继续往山凹里望。

    记得还是放牛娃的时候，也喜欢坐在这块大石头上，往山凹里望。那片竹林里，是二蛋、毛哥和三顺的家。那长有一大团雪白梨花的梨树后面，是瞎眼奶奶家，眼睛虽瞎着，却灵醒得很，还没靠近梨树呢，就戳着棍子叫骂开了，龟孙子，又磨牙了吗。但真到梨子大了熟了，每家每户的娃，人手一个是棍打不动的。那是小琴的家，她的笑声最好听。那是黑妹家的两间茅草屋，她家最穷，她也最不讨人喜欢。

    老木闭着眼都能指出各家的位置。小时候，老木还和伙伴玩过这样的游戏，就是根据各家屋顶上冒出来的炊烟，猜各家在烧什么好吃的东西。老木是赢得最多的，也正是这一点，让伙伴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老木笑了，露出豁了牙的嘴。其实那算不上什么秘密的。那时候，没有哪家有大鱼大肉吃，除了玉米、南瓜和山芋，其他的就是想吃也吃不上。谁家种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种得多，哪天又收获了什么，在村子里窜上窜下的老木能不知道吗？鼻子长，才是老木的神通。

    可如今不行了，那些像树林一样密的炊烟呢？怎么就不见了？二蛋的儿子是包工头，在城里买了房子，把二蛋老两口给接走了；黑妹考上了大学，据说当了官，早就把家给搬到了省城；瞎眼奶奶的儿子媳妇和孙子孙媳妇都在外打工，那一树梨子早就没人管了；三顺家的小子是最迟去打工的，据说也混得不错，一家人都带出去不说，连山场和田地都不要了。

    一个个乡里乡亲，都只剩下印象了，而且越来越模糊。每次走过已经不再有人居住的老宅，老木都会站上半天，总感觉门会突然打开，会有人笑嘻嘻地走出来，叫老木进去坐坐，喝口水，唠上一时半会。可除了一刻不离跟随自己的阿黄，什么也没有。总是阿黄的几声叫，把老木给唤醒，滞重的脚步才继续缓慢挪动。

    汪，汪，汪。阿黄在叫了，有气无力的，就在身边。以前的阿黄可不是这样。记得儿子媳妇才出门那会，有老伴陪着，倒没感觉什么。地种着，田耕着，孙儿孙女带着，照样其乐融融，只是多受些累，但老木心里踏实。一场病，把老伴给送到了山上，再也不回来了。儿子媳妇要老木一起出门，说一家人在一起放心，可老木不愿意。

    老木舍不下那几间土屋，只有在那屋里，身心才舒坦；舍不下田地里用汗水浸泡的庄稼，那也是儿女呀，是自己的根；舍不下屋对面山上孤零零的老伴，谁去给她清除坟头上的杂草。

    阿黄是老伴走后的第三天头上出现的。瘦得皮包骨头，一身的瘌子，是老木治好了它的病，然后收养了它，从此形影不离。老木到哪，阿黄一准到哪，听到阿黄的叫声，老木才踏实。可阿黄的皮也塌拉下来了，越发灰暗，声音早没了洪亮，以前一叫就是高亢的连声，现在成了短促沉闷的一下一下了。

    柿子树后面，有炊烟升起来了，若隐若现，淡淡的白。老木来劲了，仔细地瞅。老木站起身来，想看清楚，到底是哪一家。老木成木桩了，好半天才跌坐回冰冷的石头，那是李家的女儿在给她娘做“三七”，根本就不是什么炊烟。

    想到李家嫂子的过世，老木又添了心事。全庄子的人都来了，还站不满一堂屋。最关键的，是没几个能做事的人。一个个佝腰驼背，稍微出点力，就动弹不了了。该走的程序省了大半，将就着才把人送上了山，抬棺的本家老二还闪了腰。

    等自己老了的时候，儿子媳妇又到哪张罗帮忙的人呢？听说城里都是火化，以前老木一听到火化就动气。人活一辈子吃苦受累也就罢了，死了连个全尸都没有，造孽呀。可现在老木不这样想了，人死了，还知道什么呢，能肥几棵庄稼也算是做了好事。烧就烧吧，总比没人料理要好。

    山凹里终于有炊烟袅袅地升起来了，甚至没有老木抽的烟锅里的烟浓厚，就那么稀稀落落着，不用风，转眼即逝。阿黄也沉默了，一双浑浊的老眼默默地望，老木也是，直到暮色像沉重的幕布，缓缓合拢……

（《天池小小说》2012年第9期）

称呼

李国新

    那年，老石来乌乡采访，刚下车，我上前握住他的手，石主编，稀客，稀客，欢迎，欢迎!老石哈哈一笑，纠正说，不要叫我石主编，叫我石总编，我当总编都快一年了。

    我笑一笑，我哪知道哩，几把手？是一把手还是二把手？

    老石又是哈哈一笑，看怎么说，我业务上是一把手，社长是党委一把手。

    对对对，一把手。我笑嘻嘻的。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喝了一点酒。我又叫老石石主编了，老石比我喝得多，他连忙纠正，你啊你啊，我不是石主编，石主编只负责一个版面，我是石总编，负责整个版面了。

    在座的有宣传委员，宣传干事，还有老石随行的同事都笑起来，而跟老石的同伴中有人说，叫石总，是我们的老总了!我们报社是正县级单位，石总是正县级总编辑。老石听后笑容可掬。后来，我听说老石调到宣传部了，有的说是副部长，有的说是科长，还有的说是主任，究竟任什么职务不清楚。

    有一天，我去市委组织部办事，顺便想看望老石，毕竟我们认识多年，算是老朋友了。组织部离宣传部很近，只爬了二层楼就到了。我正想去打听老石在哪个办公室。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过来了，正是老石。他也看见我了，我总不能要他先叫我，他毕竟是领导，出于礼貌，我张开嘴，竟然鬼使神差地叫了他一声石总编，这应该是他过去的职务，我应该没有叫错吧。可老石急忙朝我走过来，是你呀，又叫错了，我已经不是石总编了，我现在是石副调研员，好了，就叫我老石算了，老石神色有点黯然。

    我一听，连忙说，不行，你是领导，叫你石部长算了！

    老石一听，脸上笑容顿起，不敢当，不过，我相当于副部长，但你还是叫我石副调研员为好，不过我虽然有个副字，我的级别还是正县级。

    我说，现在算是比报社舒服了。老石叹了一口气，我被人挤下来了，表面是提拔了，实际上是个闲人，一点权也没有，今天我是从家里来拿报纸的，正好碰见你了。

    我再一次碰见老石，是市里派来一个督办工作组到乌乡督查，组长是老石。

    我在中午接到乡领导的电话，说市里有个老领导来了，要我去陪他，我一见到老石，马上叫道，石副调研员，是你呀！

    老石望着我笑，纠正我，就叫我石专员，我现在被市委任命为市委第二十八组督查专员了。我连忙改口，石专员好！

    老石对我的领导说，李国新和我是同乡，从小至大，一起读书，是好朋友，也是好兄弟!我的领导连连点头，难怪的。

    我连忙纠正，不，石专员，你是领导，我一直都很敬重你。

    老石听了，脸上笑容灿烂，很年轻。

乞丐

【英】毛姆

我在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市中心广场周边的街道上闲逛，不时瞥一眼那些精巧的庭院。最后，在环绕广场的拱廊里阴凉处坐下来，要了一杯酒。

太阳把无情的烈焰抛洒在广场上，耷拉着的椰子树沾满尘土，巨大的兀鹰不安地栖息其上，有时会突然降落地面，叼起几片残渣，扇动笨重的翅膀，飞上教堂的塔顶。我已经给完所有的零钱，只能对那些纠缠不清的乞丐频频摇头。他们不给你片刻的安宁，报童硬要把那些湿漉漉的报纸卖给我，乞丐们苦苦哀求指望能得到点施舍……但是他们随时留意着那个肥胖的警察，他会拿着皮带突然冲过来，照着他们的头或后背狠狠地抽上一鞭子。

突然，我被一个乞丐吸引住了，他的头发和胡子红得耀眼，胡子乱蓬蓬的，衣服破烂不堪，勉强遮体。他的腿和裸露的胳膊瘦得只剩下皮和骨头。在饥饿的人群里他显然最为可怜。他大约40岁，是唯一不开口说话的乞丐，甚至连手都不伸出来，只是凝视着你，让人感到极其不自在。如果有人给他一个硬币，他会向前一小步，伸出爪子一样的手，拿过硬币，也不说一声谢谢，就木然地走开。

他站在我面前，和他站在其他桌子前的时间一样长，用悲凉的目光看着我。我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失魂落魄的人，他的外貌有种让人恐惧的东西，神志看上去也不是很健全。我没有什么好给他的，为了不让他白等，我摇了摇头。过了一段时间，他走开了。

傍晚时，凉风再次把我诱惑到了广场上。不久，大量的人群从四周的街道拥入广场，黑色的兀鹰尖叫着从人们的头顶飞过，一旦发现有什么东西可以啄食，它们就会猛然坠落地面，再从人们的脚下急急忙忙地跑开，我又看到了那个红发怪人，他没有在我的桌前停留。我估计他还记得早晨没能从我这里获取分文，觉得再这么做没有用。我在想他是不是个水手，一个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从船上开了小差，逐渐堕落到目前这种令人同情的状况。他不见了。

夜里醒时，不知道为什么，他衣衫褴褛的形象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我曾经见过他，但是我无法确定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我度过的第二天和第一天完全一样。但我在守候红发乞丐的到来，当他站在我邻近的桌子旁边时，我仔细观察着他。现在我非常确信在哪里见过他，甚至认识他。我不好意思上前招呼他。我为不能把他对上号而恼火，就像你在努力回想一个人的名字，那名字分明已经在你的舌尖上，却又一下子溜走了。这一天就这么慢慢地过去了。

新的一天又到来了。他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广场上，一声不吭。他站在一张桌子跟前，离我两张桌子远，无声地恳求着。这时，我看见了那个警察，他偷偷绕过来，用皮带照着红发乞丐响亮地抽了一下，乞丐的身子一缩，但他既不抗议，也没有表露出任何憎恨；他似乎已对这种鞭打的刺痛习以为常，他缓缓移动的身躯悄然融入降临到广场的暮色之中。然而这残酷的一鞭却抽醒了我的记忆，我突然想起来了。

他肯定也认出了我，因为这20年来我的外貌变化不大，这就是他从第一天早晨以后，就再也没有在我桌前停留的缘故。我认识他已经有20年了。那时候我在罗马过冬，每晚都去一个餐馆用餐。餐馆的常客多是一小群来自美国和英国的艺术院校学生。我们经常在那里无休无止地争辩着与文学和艺术有关的话题，他那时还是个大男孩，不会超过22岁；蓝眼睛、直鼻梁、红头发，长得很讨人喜欢。我记得他说曾在美国水果公司工作过，因为想成为一名作家，他放弃了那份工作。由于他过于傲慢，他在我们中间不怎么受欢迎。他觉得我们是一群可怜虫，并对此直言不讳，他不给我们看他的作品，因为我们的赞誉对他来说毫无价值，对我们的批评他则报以嗤之以鼻的态度。他极其自负，为了成为一名作家，他放弃了一切。他那么自信，而这种自信也让他的一些朋友受到感染。

我回想起当时他那种意气风发、精力充沛、对未来充满信心以及目中无人的样子。这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我确信这就是他，我起身去广场寻找他。我对比着过去和现在的他，琢磨是什么让他变成现在这种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成百上千的年轻人带着奢望投身艰难的艺术行业，但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平庸，并在生活中找到一处落脚之地，好让自己不被饿死，这太可怕了。我问自己能帮他些什么。我绕着广场走着，天色越来越暗，我担心自己错过了他。我经过教堂时看见了坐在台阶上的他。我走到他跟前。

“你还记得罗马吗？”我说。

他一动不动，也不回答我。他毫不在意我的存在，就像面前根本没有我这个人。他看都不看我一眼，空洞的蓝眼睛落在台阶底层那些为什么东西尖叫着争作一团的兀鹰身上，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黄色背面的纸币，塞进他手里，他看都没看它一眼，然而他的手动了一下，像爪子一样的细手指握紧纸币，搓揉着，搓成一个小纸团后把它移到拇指上，一下子弹到了空中，落到了聒噪的兀鹰中间。我下意识地转过头，就见一只兀鹰用嘴衔起它飞走了，两只尖叫着的兀鹰紧随其后。当我回过头来时，那个人已经走掉了。

我在韦拉克鲁斯又待了三天。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