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当代著名视觉设计跨界艺术家宋旦汉字艺术展近日在纽约开幕。汉字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重要载体，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宋旦用极其独特的创意手法让汉字散发出书画同源的本色之美、形意之美和禅境之美。

    宋旦此次创意水墨汉字展相当一部分作品是以我国百家姓为基础，将姓氏汉字融入茶壶图案，远看是茶壶，近看是汉字。宋旦表示，他的创作指导思想就是努力将汉字形象化、符号化，让不懂汉字的外国人对汉字产生好奇和兴趣，从而进一步了解汉字深奥的内涵，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此次展览是宋旦汉字艺术海外百城巡回展的其中一环。宋旦坚信，他的创意水墨汉字艺术，将成为弘扬中华文化，加深交流了解，践行“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新形式，必将进一步体现我们的文化自信。中华姓氏文化也将成为全球华人寻根问祖，进一步强化民族凝聚力的独特文化符号。

（选自李秉新《宋旦创意汉字形象化  让外国人对汉字产生好奇心》，有删改）

材料二：

    看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的人或许会记得张一清，他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语言教学研究室主任，专注于语言教学与测试研究。在这档中央电视台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共同推出的电视节目中，张一清作为点评嘉宾持续参与。

    近年来，原创文化电视节目颇受欢迎，从《中华好诗词》《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到《汉字英雄》《中国灯谜大会》，都聚集了不错的人气和口碑。在张一清看来，这不仅仅是做一档好看的电视节目那么简单，而是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文化氛围的升温。

    “我从2014年开始参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去年明显感觉到关注这一节目的人越来越多——学生、老师和孩子们身后的家长，这成为了一个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活动。”张一清说，要想在某一领域取得一项突出的成绩，必得有广泛的参与群体作为支撑，现在，《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就具备这个条件。“报名参与节目的孩子越来越多，经过选拔后的水平也在逐年提升。各地的活动都在贯彻这样一种精神：参与不仅仅是为了最后获得一个名次，还是因为学生喜欢汉字，愿意了解汉字背后的中华文化，进而了解我们的历史。”

    张一清说自己的第一本职工作是关注语文教学，第二是关注汉字本身。认识汉字、了解汉字是阅读的基础，而理解力的提高则能够激发孩子更多的兴趣和潜能。在张一清看来，汉字里蕴含着中国的文化基因，是每个人接触中华文化的基本单元。本世纪初，他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儿童的汉字认知研究”，探索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力。通过参与语文教师培训，参加语文教学教研活动，张一清对儿童的语文教育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为了推广中华传统文化，让更多孩子领略文字的魅力，张一清在北京阅读季“书香校园”活动期间，前往中小学、国家图书馆等地开设讲座，交流汉字文化。

（选自《张一清：探寻汉字文化基因》，有删改）

材料三：

    文字，是文明时代的标志。在我国，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了图形文字，殷商时代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现存最早最完备的文字体系。从甲骨文、金文、小篆到隶书行楷，汉字留住历史的记忆，推动着中华文明的进程。汉字的构造和演化过程，也体现出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和对世界的感知方式。

    凝结着中国智慧的汉字，是迄今为止唯一存于世上的古老表意文字，将我们源远流长、灿烂多彩的民族文化凝聚成一个整体。它所具有的形体美、音律美和意蕴美，使民族文化具备了强大的包容能力。

    单字信息含量大，又提升了文字的扩展能力和稳定性，使现代的我们仍然可以阅读2000年前的古代文章，临摹古人的书法。

    “天雨粟，鬼夜哭。”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揭示了文字“出世”惊心动魄的力量。而今天，汉字随着海内外修习者的不断增多，也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散播到世界各地。识字，更思“知”字。

（选自孟扬《汉字，筑起心中的长城》，有删改）

材料一：

    丁酉新春，旨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国，“圈粉”无数。在“一笑二闹三跳四唱”的娱乐节目时代，“中国诗词大会”以优雅的方式脱颖而出。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是因为内心对于精神雨露的渴求，而传统文化正是精神雨露的源头活水。诗词大都比较凝练，朗朗上口。阅读诗词，人们享受着语言美感带来的欢愉，同时也能感知诗词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视野。阅读诗词，体悟诗词作者的心境，跟他们进行心灵对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学习像诗词作者一样去感受和思考生活。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还因为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每天八小时上班，满负荷运转，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人感觉压抑，而读诗可以暂时疏解内心的阴郁。“中国诗词大会”以引人入胜的形式吸引人们亲近诗词，从诗词之美中获取生活的诗意。

    生活需要诗意，但诗意并不自然而然地存在。一个人只有徜徉于诗词、发现诗意，才能在与诗词相会的过程中提升文化素养，让心灵空间更饱满。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

（摘编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记者李兆清）

材料二：

近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了诗词大会的主创团队。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说：“诗词是情感的抒发，节目集中展现了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也坚定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百人团’成员最小的7岁，武亦妹16岁，陈更20多岁，看到他们那么年轻，就觉得中华文化后继有人。”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无数次被用来形容诗词大会选手的一句话。“中国诗词大会”总导演颜芳回忆，第二季总冠军、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武亦妹，无论是在地方选拔还是在现场比赛中，都特别淡定。“她得冠军的那一刻，我们想把摄像机推上去给个表情特写，结果发现没必要，她脸上特别平静。”

    也许，传统诗词已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而诗词大会正在拉近这个距离。

    阚兆江透露，其实诗词大会的题库内容85%以上来自中小学课本，所以对观众而言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我们不是文人雅士的沙龙，得让人看得懂，从大家熟悉的诗词名篇切入，可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阚兆江说，“每一道题不仅是题目，还是话题的开启，让诗词和古今生活有一种联系。我们不是要做一场考试，而是想通过诗词陶冶人们的情操，滋养人们的心灵。”

    所以，诗词大会的题目都颇“接地气”。比如，把“减肥”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联系，把“化妆”与“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联系，“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对应的则是“购房”——都是当下年轻人关心的话题。

诗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颜芳说：“其实诗词的功能至今没有失去，写诗就跟发朋友圈一样，都是情感的表达，很有趣，也很时尚。”

    诗词大会落幕，而青年一代的诗意生活方兴未艾。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记者蒋肖斌）

材料三：

    诗词综艺火爆，最近令朋友圈和各种群话风突变，忽如一夜春风来，答题对诗、玩“飞花令”蔚然成风。众声喧哗之下，舆论也出现了反弹，如“从诗词大会生出学霸情结是一种不堪”“诗词大会说白了还是一场电视秀”等。

    16岁的上海女生武亦妹获胜，成了风靡网络的古典风少女偶像，与新媒体喧嚣传播形成对照的是，女孩淡定拒绝了媒体采访。江苏省盐城中学语文老师刘百生告诉记者，“会背古诗的孩子成了古代才女的代名词，成了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但热潮总是令人警惕，这不代表咱们的诗词教育很成功，反而说明国民整体古诗词修养很缺。爱好古诗词在当下还是颇为小众。”

    在节目中，九宫格、干扰项、抢答等定输赢的方式，也让教育界人士嗅出了“应试”味道。也有选手靠“蒙”答对题目，在一些老师看来，这就是当下应试教育最厉害的地方，以答题技巧制胜，这个节目俨然一场标准化考试。

    “应试思维”是始终令教育界人士矛盾的纠结点。“应试思维”模式导致古诗词多被视为“语言材料”，学生们只是机械记忆与练习，记知识点多过传播文化，背离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的本质。

    近年来，被誉为“综艺清流”的“百家讲坛”、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文化盛会风靡一时，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追捧这些文化盛会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中国文化中最精致的文字有一种膜拜的心理，即使如今浸淫于网络语汇，仍心向往之。这也是现在的家长在孩子三四岁时就令其背古诗的原因。可惜，孩子的精神生活最终仍被奥数和考级等占据，缺失了“诗和远方”。借古诗词学霸爆红的契机，教育界人士期待能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改善古诗词教育的整体氛围，以减少孩子的背书之苦，让孩子带着热爱，去惬意感受和品味古诗词之美。

    当喧嚣的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有了一次次美丽的“邂逅”，中华文化基因逐渐苏醒，这危机中的微曦，则弥足珍贵。

（摘编自《扬子晚报》，记者张楠）

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访谈嘉宾：扬庆祥（评论家、学者、诗人）

凤凰文化：是怎么想要提出“新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

杨庆祥：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了有大量的作品在书写“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且在书写的过程中涉及到伤痕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包括前辈作家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和最新的作品《日熄》，还包括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整个批评界或者说整个文化界并没有对这种倾向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只是从非常简单的社会学角度——比如70后、80后等等——来划分的。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凤凰文化：既然今天主要聊“新伤痕文学”，那我们先从“旧”的伤痕文学说起。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文革”的历史创伤），它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文学现象，当时比较重要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现在看起来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那么属于“新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也会具有相似的局限或者说遗憾吗？

杨庆祥：八十年代的旧伤痕文学有个很大的局限，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这就导致了它变成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当然它当时被终结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新伤痕文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教训。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在我的定义范畴里面它一定是“新伤痕文学”。但如果“新伤痕文学”止步于余华的《第七天》，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的文学现象。《第七天》的内在书写模式非常接近于当年旧伤痕文学的模式。其实在我看来，应该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必然就会很短命，也不能够提供更多的意义和路径。

凤凰文化：你提到“新伤痕文学”不仅仅是发现和揭露，对这个时代也是有照亮和疗愈作用的。这个“疗愈”怎么体现？

杨庆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在社会转型的撞击过程当中积累了太多负面的情感性的东西。个人跟世界的相处出现了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又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整合和改造，这就导致了有很多人会盲目地去追求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于真正的现代人来说，其实更需要一种理性的途径。

凤凰文化：“疗愈”就是表达出这种感情吗？

杨庆祥：不但仅是表达，而是通过一个“语言化”的过程将这种情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书写可以把这种社会的创伤表达出来，个人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互为一体的。这种创伤表达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

凤凰文化：那么就你的观察，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作品是让人满意的，能够担当起“新伤痕文学”的疗愈作用的？

杨庆祥：有很多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地写，但完美的作品目前可能还不存在。我觉得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方向是对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话的视角，没有简单地将伤痕“他者化”。

老一代的作家容易把伤痕轻易地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新伤痕”不是，更年轻的作家们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每个人只可能从自我出发然后抵达他者、疗愈他者。首先要反思和批判自己，然后重建自我这个现代概念的主体性。比如张悦然最近出版的长篇《茧》作出了一些尝试。

（摘编自“凤凰网”，有删改）

    材料一：

    文化全球化不是全球性民族文化的趋同，没有一种现世文化是不经过交流而独自发展的。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必然会产生文化的冲突—反应—融合的过程，两种文化之间总是进行着既对立又统一的斗争，这就是“文化的双向选择”。全球化与本土化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全球化不可全然取代本土化，而本土化也不可能带来多元的发展，因为各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若想掩盖这种特征，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衰退。文化全球化倡导文化多样性、多元化，即承认和尊重差别，其目的是为了保持文化的民族性，保证文化的多元发展和各民族文化的互动交流。

    （摘编自丁志刚《论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两难困境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材料二：

    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过辉煌，但也造成了中外文化交流上的障碍，“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

    中国文化以群体依存为主，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重血缘亲情，重伦理规范。这种特点的优势是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社会的稳定、和谐，民族的团结。相比较西方社会的“文化沙漠”更利于文化的发展。

    中国文化重内向自省，重个人的自我超越，强调“天人合一”“厚德载物”等，突出了人对精神世界以外的物质世界的包容。重视内在精神的完善；同时对科学思维的忽视，对理性精神的淡漠使得科学、逻辑实证思维的落伍，阻碍了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相对于西方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强调文化是人为和为人的性质，人成了主体，自然成了主体支配的客体，夸大了人的作用”，中国文化重历史、重传统的特征，更能使人在历史的回顾中认识优点和不足。这也是中国文化得以稳定发展、流传的重要原因。强调历史和传统，也会造成一个负面结果，就是厚古薄今的倾向，这不利于现代化进程。

    坚持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本质的前提下，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化，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展现中国文化的民族特征，发挥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积极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

    （摘编自田彩萍《浅析文化全球化与中囯文化应对策略》）

    材料三：

    2017年全球文化产品输出总额（单位：亿美元）

    （2017《中国统计年鉴》）

    材料四：

    西方人鼓吹“文化全球化”，实质是向全世界兜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一个人如果认同西方文化，就会更加乐于消费其商品、接受其制度规则。这有利于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正因如此，所谓“文化全球化”极具欺骗性，危害甚大。借助国际经济、科技、教育、影视、传媒、艺术等交流互动，西方国家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倾销物质商品，而且强力输出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和图书读物等文化产品，悄然进行文化殖民。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潜移默化地认同进而接受西方文化，甚至把西方文化奉为更先进、更高级的文化样式，竭力学习模仿以求趋同，最终拋弃自己的文化传统。

当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不同区城逐渐形成，经济全球化发展呈现新态势。进入新时代，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廓清“文化全球化”的迷雾，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与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对话，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丰富发展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有效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和扩张，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摘编自刘焕明《“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

    材料一

    “流寓”一词最早的文本记载大概是《后汉书·廉范传》：“范父丧遭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在这一语境中，“流寓”可解释为流离寓居。《辞源》将“流寓”解释为“寄居他乡”。《汉语大辞典》则解释为：“‘流寓’亦作‘流庽’：流落他乡居住。”

    “流寓”一词释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流”字。如果理解为“流动”，那么这个概念的范围就非常宽泛，所有的迁徙流动到异乡都可视为“流寓”。如果理解为“流落”、“流放”的话，“流寓”一词的含义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流落”一词有“漂泊外地，穷困失意”含义，“流放”则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流寓”是指“不得已”离开本土客居他乡。比如进京考取进士，一举得中在京城或其他地方为官，这就不属于“流寓”；而在京屡考不中，旅居多年如杜甫就叫“流寓”，或遭贬谪或受排挤自请外放到非故乡的地方为官，如苏轼到海南上任就叫“流寓”。

    古人为何要流寓他乡？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个体原因。其中社会原因又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等多个方面。从流寓文人的角度看，大多数文人因政治斗争遭排挤打击，流落他乡，如唐顺宗年间因“二王八司马事件”，两大文豪刘禹锡与柳宗元分别被贬到郎州、永州，而苏轼更是因为政治上的打击，一路从江南贬到海南岛。古今中外，为改变命运、博取功名，负书担橐，远离家乡外出游学、游宦之士，如苏秦、张仪等，其流寓主要为个体原因。

    此外，不同时代、不同原因的流寓者之流寓地是不同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文明程度的发展，决定了流寓地的不同。因战乱灾荒而发生的流寓，流寓者往往迁徙到较为安宁、富庶的地方，如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因犯罪而被流放和被统治者贬谪，其流寓地往往是远离京城与繁华的僻远荒凉地方，如先秦巴蜀，汉唐湖广，宋明清之岭南、东北和西北等。

    （取材于李永杰《“流寓”概念探源》）

    材料二

    作为荒服之地的岭南地区，其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恶劣的生存环境——令人闻之畏惧的“瘴气”和湿热多雨的气候，一直为中原地区民众所鄙弃。但是，终究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许多文士不得已寓居岭南。

    古代流寓文士的生存状态极为艰难，诸如流寓之路艰辛无比、语言文化多有隔绝、物质生活极为匮乏、气候环境极为不适等。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多数岭南流寓文士并没有长时间地消极度日。迥异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拓宽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视野。他们借吟诗作文排遣胸中抑郁之情，顺带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

    韩愈贬谪连州阳山令时，在诗文中呈现的连州是一个远极遐荒之穷地，交通极为不便，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险恶，这是连州给作者的最初印象。同为寓居连州，然而在刘禹锡的眼中，连州却是“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也”。他在《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中写道：“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刘禹锡不仅对连州秀丽的山水极为推崇，而且深入民间了解连州的民俗风情、少数民族生活。在谪居连州的岁月里，他以平和的心态、从容的诗笔，还原了岭南的青山秀水，描绘了民情民俗画卷，并讴歌了少数民族的勤劳勇敢。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一贬再贬至“荒服”的极致——海南岛，这在宋代是仅次于杀头的重罪。初到海南的苏轼也曾悲观地说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与王敏仲书》）然而，天性乐观旷达的他并没有彻底沉沦于流寓之苦，而是用自己的诗文去描绘海南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纵情于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写下了很多优美的“和陶诗”。诗文不仅明显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更体现了他虽身处天涯海角，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旷达境界。

    流寓生活往往充满着艰辛，但是达观的处世精神总是让诗人于艰险中发现天地之美，描述天地之美，即便是“九死一生”的蛮荒岭南，他们依然“诗意地栖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材料三

    流寓文士来到岭南之后，一方面用诗文排遣心中之情，另一方面则深入民间为民谋利，在蛮荒岭南积极实践自己未尽的政治抱负，给岭南大地带来深远的影响。

    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两公始”。刘禹锡在连州至少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编医书，惠及百姓。刘禹锡对医学颇有研究，他结合自己40多年积累的验方，编成了《传信方》医书，让连州人受益。二是重教兴学。在刘禹锡的带动下，连州文风迭起，吸引了荆楚吴越的儒生纷纷来连州求学。在唐代，广东共有48名进士，连州就有12名；到了北宋时期，广东共有进士127名，连州就有43名，时称“连州科第甲通省”。三是关心少数民族。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莫徭歌》《蛮子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三首诗，对徭族人的外貌服饰和狩猎活动以及他们的勤劳神勇大加称赞。

    柳宗元流寓柳州可谓他本人之不幸，但又是柳州人民之大幸。唐元和十年，柳宗元第三次被贬到柳州为刺史，其内心非常痛苦，但他依然积极为政，兴办儒学，推行教化，开挖水井，养民安民；反对横征暴敛，力主轻徭薄赋，对柳州地区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柳州人以修建柳侯祠的方式来表达对柳宗元的纪念。至今，文慧桥、文慧路等路桥名称依然体现着人们对他的缅怀。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以八月之治而令江山易其姓，韩愈在潮州人心目中不仅是文化先驱，更成为神明一般的存在。到潮州后，韩愈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利，延选人才，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从而使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边远落后的蛮荒之地，来自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流寓文士们自觉承担起传播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方式的责任，他们不愧为岭南大地的文化拓荒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