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诗词大会》的热度还未散去，央视另一档自制文化类节目《朗读者》，又以浩大的声势占据了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的页面。在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对于每一个离开了学生时代的人而言，“朗读“似乎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语。大小屏幕代替了书籍文本，键盘语音代替了信札驿马。朗读被加上了一层梦幻的滤镜，覆盖上了文化和美的薄纱，提醒着我们思念又回不去的过去。这大概是《朗读者》对于观众产生原始魅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朗读者》用了“朗读”作为外壳，内核依然是分享嘉宾的故事、传递回忆和温情。它更像一个精简的谈话节目，并且董卿掌握对话的节奏远胜于多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一颦一笑都显得真诚，也不会时不时就出神，或者生硬地切换话题——这一点，《见字如面》的主持人真应该好好学习。也正是有了一段简短却恰到好处的交流，带动了观众的情绪，才使得接下来的朗读自然而然，真情流露。《朗读者》的野心明显不在说故事和煽情，它更想传递的是价值观、是社会中日渐缺失的温情和责任感。

    和多数更活泼的娱乐节目倾向于选择“放飞自我”的嘉宾不同，《朗读者》选的人、想讲述的故事，其实把“我”藏起来了一些。更多强调了“爱”和各种“责任”。

    诗文的选择，可以反映《朗读者》高高树起的一面大旗——文学。制片人董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用朗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温柔记忆。”这句话让身处中文系的笔者深感悲哀，在当下，对于文学的温柔记忆居然是需要被唤醒的。网络挤压了民众对于书籍的热情，文学，正在和我们渐行渐远。

    然而文学本不仅是记忆，对于父母辈们而言，文学曾是一场流行。和经历过扎实基础教育、上了十几年语文课的年轻一代不同，文学对父辈而言，可能是仰望、是梦想。一本外国名著在当年可能会引发似如今苹果发售时的排队浪潮……对于他们而言，文学让他们在过去找到了“美”的感染力，找到了治愈伤痕的灵药。《朗读者》很好地重述了一遍他们已经快忘却的“文学梦”，并将之化为了节目自身的魅力。

    在真人秀节目的蹦蹦跳跳渐渐让观众审美疲劳时，文化综艺的异军突起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消费主义泛滥的当下，电视节目作为消费品被直接投放给了更有消费力的年轻观众，中老年们则被刻意忽略了。《朗读者》等一节目填补了这处空白。这也许是无心之举，但结果却相当有意义。《朗读者》所传递的责任感、温情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因此，你可能会发现父母乃至爷爷奶奶，对这档节目赞不绝口。

（摘自《新京报》2017年2月23日）

材料二：在娱乐致死的年代，《见字如面》《朗读者》等一批批“高而不冷”的综艺界清流涌现，文化类节目真的回暖了吗？

    年初的《中国诗词大会》口碑收视双收，主持人董卿担任制作人的《朗读者》又来了。而更早播出的同类节目《见字如面》，由之前《中国成语大会》的制作团队操刀，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不小的热度。能把文化节目做到“高而不冷”也并不容易，这两个节目给人最直接的刺激，大概是“声控福利”吧。在演戏全靠配音的流量们霸屏的日子，想要听老戏骨们层次丰富、情绪丰满的声音，受众只能在这里找了。

    《朗读者》是很典型的央视表达方式，每一位嘉宾都要讲“背后的故事”，再加上朗读本身，看上去内容就很拥挤。而那些讲故事环节容易让观众感觉教化和煽情不够节制。

    不过，除开那些煽情过度的部分，《朗读者》里有些背后故事是用自身经历的方式去“言传身教”，加上阅读文本本身的大众性，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朗读者》第一个引起高度共鸣的朗读者是翻译界大神许渊冲。人民日报微博安利了一个许先生的《朗读者》片段，转发两万多条。

    纵然电视上体会到的文字之美不如阅读更深沉彻底，但在浮躁的时代里，《朗读者》创造了一种表达方式，把观众拉回到文字上。朗读是美的，更美的是字句下面那些真挚的悲欢和浪漫，那才是永不过时的价值。这两档节目不就证明了吗？

（摘自“中青在线”2017年3月9日报道）

材料三：当日，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东侧的朗读亭前排起了长队，高峰排队时长超过9个小时。这是央视综艺节目《朗读者》设置的一个环节，旨在让朗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朗读亭里有一套专业的录音设备和一个摄像头，每位“朗读者”进门后对着麦克风就可以开始朗读自己心目中的好文章，限时3分钟。据悉，继上海图书馆之后，朗读亭还将出现在上海另外两到三个地点。

    此前，中新网2月21日报道，当天，一座朗读亭现身杭州街头，浙江杭州不少市民在朗读亭前排队等候朗读诗歌、作品等。

（摘自新华社2017年3月9日上海报道）

记者被取消获曾利策奖资格①

【美】大卫·马纳尼斯

    【本报讯】普利策奖评奖委员会昨天②宣布取消《华盛顿邮报》记者珍妮特·库克的获奖资格。这个决定，是在该记者承认她的获奖作品纯属捏造后宣布的。

    库克的报道《吉米的世界》，讲的是哥伦比亚特区一个八岁男孩吸食海洛因成了瘾。这篇报道据说是通过采访吉米本人、他母亲及其同伴写成的。现在库克承认，她从未采访过其中任何一个人，而是根据华盛顿社会工作者和其他来源提供的关于吸毒者的材料编造了这篇报道。

    在她承认编造假报道后，有人揭发她提交给普利策奖评奖委员会的自传也是编造的。库克曾说过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瓦萨学院，并在托菜多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

    昨天，库克辞去了在《华盛顿邮报》的职务。

    “像珍妮特·库克这样一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居然编造假报道，这实在是一幕悲剧，”《华盛顿邮报》主编本杰明·布莱德里说，“对报纸来说，信誉是最宝贵的，而报纸的信誉完全取决于记者的道德品质。记者的品行不端，会造成严重后果。目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向读者交代清楚事实真相，向普利策奖评奖委员会道歉，并立即设法完成恢复报纸信誉这一极为艰巨的任务。”

    负责普利策奖金评奖工作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院长奥斯卡·艾里奥特昨天下午说，委员会经电话投票决定撤销库克受奖的资格，由候补受奖人领奖。艾里奥特说：“我很伤心，这位优秀女记者的锦绣前程就这样毫无必要地给毁掉了。”

    二十六岁的库克昨天发表声明说：“这篇报道严重歪曲了事实，对此，我追悔莫及。我谨向我的报社、我的职业、普利策奖评奖委员会致歉。”

    库克的报道是1980年9月28日发表的。报道发表之前，库克对主编说，她得对吉米及其母亲负责，因为她曾答应不透露这母子俩的真实姓名。库克还说，吉米母亲的男朋友威胁说，假如有关方面或警察找到了吉米，他就要记者的命。库克的报道发表后，立刻就在该城引起了强烈反应。马里昂·巴里市长和警察局长B．杰弗逊立即组织了一个小组，设法找到吉米以便给他治疗。但这项工作毫无结果。巴里表示，有可能根本不存在一个叫“吉米”的孩子。

    《华盛顿邮报》还了解到，星期二③午后库克提交给普利策奖评奖委员会的自传也有失实之处。原来，瓦萨学院的官员前来拜访布莱德里，指出库克只在那里上过一年级。同时，美联社也派人来反映：库克在托莱多大学只获得过学士学位。了解以上情况后，布莱德里、经营主编和都市版主编立即同库克进行了一系列谈话，她由矢口否认到后来终于逐项承认了自传中的编造。库克的交代，使主编们进而怀疑使她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是否属实和吉米是否确有其人。

    后来，库克同城市版主编一道驱车前往华盛顿东南区某处，据库克说吉米就住在那里，但她却找不到他的住所。《华盛顿邮报》的几位编辑同时查阅了库克报道这件事时的采访笔记，并审听了几卷当时的采访录音带，随后确定，《吉米的世界》一文是库克仅仅根据她得到的某些真人真事拼凑起来的。

    星期三凌晨，库克承认吉米根本不存在，报道是她根据几个年轻吸毒者的真实故事编造的。

    《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唐纳德·格拉汉姆昨天说：“本报同仁均认为，首要的义务是尽力查明我们为什么刊登了这篇假报道。”在谈到库克时，他说：“本报许多同仁一直同她的亲属保持联系，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帮助她。”

（删节自《新闻阅渎与写作》）

【注】①《华盛顿邮报》1981年4月16日（星期四）。普利策奖：以美国著名报人J．普利策的遗赠为基金设立的奖金，新闻奖每年一次授予有优异成就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②1981年4月15日。③1981年4月14日。

材料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学会联合开展了青年创业者调查。调查显示，受访的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80.8%），他们从最终的全日制学校毕业时多为21—25岁（60%）。在这一群体中，仅有9%选择了在校期间创业或者一毕业就创业，且这些在校创业者多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值得关注的是，接近一半（46.8%）的创业者在毕业4—9年后才进行首次创业。超过半数（55%）的创业者把创业动机归于发现了适合的商机，比如有好的创业项目或有好的政策机遇，另有22%左右的创业者创业是想自己当老板或想出来闯荡一番。

    受访者普遍认为，创业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创业前还应有一些相关工作经验，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应先就业后创业；对创业者来说，在名校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特别是高学历或理工科的创业者，非常认可专业知识对创业的推动作用；在创业后如果不继续学习，创业者比普通上班族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摘编自2017年4月l日《光明日报》）

附图：

材料二：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进一步鼓励以及工商注册等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全国高校毕业生创办私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而缺乏启动资金是高校毕业生创业面对的首要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蓉华针对一些学生落入信贷陷阱的现象，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增强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并普及信贷知识，保护大学生远离非法网络借贷平台。她建议将大学生使用网络金融借贷纳入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从校园开始培养大学生增强诚信意识。

（摘编自2017年3月20日中国工商报网《完善信用体系助力创业创新》）

材料三：

    中国青年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您认为政策效果会知何？

    杨德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以休学创业来说，学生在创办、经营企业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回到学校，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对学生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种保护。我曾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进行过一项研究，在对多种因素进行控制后发现，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的制度，会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更愿意去创业，创业效果也会更好。允许休学创业等许多新政策就属于这类性质的制度，肯定能够鼓励一部分人去创业。当然，在具体落实上，会有一个磨合和调整的阶段。

（摘自2017年4月6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陈博群是安徽师范大学2013级空乘专业的大四学生，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鼓励高校设立专业化众创空间”，这令他振奋。他在校期间经历了数次创业。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陈博群仍面临着很多挑战。大二那年，他创办了服务合肥市大学城师生的送餐网络平台“点小二”，但不久就以失败告终。陈博群此前的不少创业伙伴在毕业后选择就业。他们发现，自己找工作比同龄人要得心应手，实习期也表现得更好。

    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已经通过创业获得成长。从报税到企业运营，从和人打交道到发掘市场需求，他们都已在创业期间实践过了。

（摘编自2017年3月16日新华网《大学生创业，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材料一：

    老舍先生在《谈幽默》中说，“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须有思想性与艺术性”。

幽默“首要的是一种心态”，“所谓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滑稽的闹戏，在老舍是根本看不上眼的。老舍“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创作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骆驼祥子》“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

老舍的《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道出了他避不开幽默的原由：“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幽默中是有同情的。”

    老舍所处的那个可笑的时代，也造就了他的幽默之笔。清末民初，社会腐败与“猫城”无甚差异，可笑!大学生不读书以胡闹为荣，可笑!响马摇身一变走马上任管地方治安，可笑!凡社会上人们的自私偏狭，嫉贤妒能，恃强凌弱，骄奢淫逸，虚伪矫饰，愚昧顽劣，欺瞒狡诈等等都可笑，都该笑。换言之，老舍是想以幽默之笔来写时代的悲剧，即要写出深刻的幽默。老舍醉心幽默艺术的深刻用意，“为的是能够较为委婉较为温和地写出他所咂摸到的世事的滋味，表达自己的爱憎判断”。

    幽默的佐料多来自生活。他打趣、讽刺的那些人和事，都是生活本真和病态社会诸相的折射。他把它们拆散了，和上幽默的调料，放到语言的油锅里煎炒烹炸，盛出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技巧全在火候上。

材料二：

    老舍属于二十世纪，也属于未来的世纪。他的杰作，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光荣，也将给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留下耐人寻味的启迪。

    老舍的作品蕴含着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学。他落笔之时敢于“大胆放野”，这种泼墨成文的大胆作风，更多地表现为他对北京市民众生相的熟悉，以及对这种众生相烂熟于心的自信。他把众生相摆在东西方文化的大视野中加以比较解剖，为本民族性格中那些庸俗、怯懦和苟且偷安的习气焦虑不已，热切地关注着民族性格的健康，关注着整个民族古往今来的文化生命，剖析着民族文化的生命基因。这就是老舍小说的文化学。

老舍的作品又蕴含着一套属于他自己的小说学。他的作品往往是轻松落笔，信马由缰，以醇厚本色的漫画笔触，勾勒出一幅幅滋味十足的北平百态图。若用画来打比方，他提供的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清明上河图》；若用画风来打比方，它令人联想到丁聪的漫画风格。笔致丑而不恶，丑得可爱；味道俗而不滥，俗得有味。老舍小说最大的主人公是习俗，《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最老舍”的老舍作品，都令人感到，习俗是老舍小说中几乎无所不在的非主人公的主人公。

    老舍作品还蕴含着属于他自己的语言学。老舍的本事，就是一下子把文学语言的根子扎到北京老百姓的舌头根子上，散发着浓郁的京味魅力。他以京味的语言，写带着他胎记的京味人生习俗，使二者浑融一体，语言也是习俗，习俗也是语言，达到新文学语言的新境界。最令人难忘的是老舍式的幽默，那是一种脱口而出、本色自然的智慧。他的小说“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他把文化思考渗入幽默，使俗趣中包含深思，调侃中洋溢着诗情。

材料三：

老舍及其代表的京味文学，既是对北京文化的集中表现，也是对民族特性的深刻揭示。前者包括对北京市民社会的多方位描写，对市民群像的生动刻画，对北京风俗民情的多层面展示，以及地道纯正的北京方言土语的鲜活表达等等；后者通过北京文化来透视整个民族文化，在民族性的广泛揭示过程中渗透着锐利的反省和痛切的沉思。

    但北京特色和民族特性并不是老舍京味文学创作的全部蕴涵。老舍京味文学的蕴涵是多方面的，这里重点谈平民意识与崇高精神的融合。

    现代作家当中，老舍的作品最集中、最充分、最生动地描写了底层市民的生活，它们成功地塑造了市民的群像，而且老舍的这种书写，不是出自一个作家外来的观察。对老舍来说，写底层市民，写北京风情，就是写自己，他自己本身就是生活。在这种情境中，平民意识成了老舍的一种深入骨髓的东西。北京人身上的那种随意自然、纯朴大方、实实在在、大大咧咧，对谁都一团和气而骨予里又有一种刚毅、自尊甚至是高傲和高贵，在老舍笔下随处可见，在老舍本人身上也有着真切的体现。

    但如果仅看到这一面，对老舍平民意识的理解则是片面的。老舍在表现平民意识的同时，还始终追求一种崇高的精神理念，他不仅深切同情底层市民，也尖锐地批判缺乏崇高人生目标的生活态度。老舍笔下有许多满人形象，老舍同情他们的无助无奈，对他们的那种特定的自卑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但更多的是赞扬他们的自信、坚韧和不屈，尤其是像《茶馆》里常四爷身上的那种“一辈子不服软，敢做敢当，专打抱不平”的品性。可见，老舍那些表现底层市民普普通通生活的作品中，饱含着一种对崇高悲壮人生态度的渴求与赞美。

    材料一：

    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

    “人工智能通过为相关传统领域‘赋能’，使其实现重大技术革新和产品升级，溢出带动性很强，是一项具有‘头雁’效应的战略性技术。”中科院院士谭铁牛说。

    以往的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会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大发展。然而，前几次工业革命都发源于西方国家，并由他们所创新所主导。“我们如果不能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话语权，未来就不能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跃进，就不可能有全球范围的影响力。”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说。专家指出，目前人工智能开始进入爆发式增长的红利期。中国应抓住机遇，加快人工智能布局、收获人工智能红利，并力争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引领者。

    （摘编自2018年11月《人民日报》）

材料二：

    9日，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发起主办的第八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颁奖典礼暨2018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年会在苏州工业园区举行。会上，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汝钤获颁首个“吴文俊人工智能最高成就奖”。

    2018年上半年，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融资规模达到435亿美元，中国的规模达到317亿美元，占了全球的3/4以上。说明我国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融资热度不减。”张雪丽同时指岀，目前国内的人工智能产业依旧呈现倒三角结构，“应用型企业多，研发型企业少，这是我们必须尽快改变的现象”。在AI芯片上，国内芯片厂商虽已开始布局并陆续有产品发布，“但仍无法撼动国际巨头的地位”。

    （摘编自2018年12月中国新闻网）

    材料三：

    2035年人工智能带动传统产业增速（％）和增加值

（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

材料四：

    “AI技术商业化的压力增大，未来如找不到合适的落地场景，将有90％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面临落败出局。”光大新经济投资负责人艾渝说。“在当前资本市场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会有大量底层技术实力较弱的企业逐步被淘汰，而一些细分领域中，有扎实技术支撑并且有商业落地能力的企业有望迎来发展。”德景投资合伙人刘万清认为。

    中国信通院最新发布的《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产业应用篇》指出，目前看来，深度学习只能在机器上建立浅层次的条件反射，是“弱人工智能”，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即“强人工智能”的实现还没有任何曙光，而依托深度学习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兴产业生态和行业发展正方兴未艾。

    “人工智能目前已进入了第二阶段，重点是应用。人工智能必须要落地到具体应用场景，真正服务于现在的行业，让人脱离反复无效的劳动。目前我认为可以落地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在医疗、金融、无人驾驶工业机器人等，这些是目前发展最快、落地最快的场景。很多大公司已经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做这些研究。那么作为初创公司，我建议他们更多地去抓这些应用，尤其是ToB的应用，这些是巨头们触及不到的地方，但正好是创业者的机会。”英诺天使基金联合创始人李竹说。

（摘编自2019年02月19日《科技日报》）

材料一：

一夜之间，官员直播“带货”风靡全国。许多政府官员化身网红，为农副产品代言，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带货员”。

领导干部“直播带货”的背后，是一个包括物流、存储、包装、配送、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的产业系统。领导干部的直播间，对接起农户与市场。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这更是一场政府服务的变革。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领导干部做工作不能只是文山会海、发号施令、签字审批、纸上来纸上去，还要走出办公室，走到田间地头，深入移动互联网世界，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干实事儿。

不可否认，领导干部“直播带货”，兴起于疫情特殊环境，有其偶然性。但其必然性，是新技术的滚滚浪潮对基层治理理念、方式和效能产生的根本性影响。

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也确实出现官员“直播带货”走样变形的情况。部分领导干部将直播间当成秀场，有的地方专门发文搞摊派，有的地方“亏本赚吆喝”，搞成了形式主义。

然而，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一种新兴形式在初期都有利有弊，这并不妨碍基层治理理念更新与改革的大方向。尤其是这种嵌入移动互联网、利用新技术手段优化行政生态、提高行政效能的有益尝试，拓宽了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空间和渠道，增强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感，值得大力探索并给以一定的容错空间。

——摘编自翟永冠、唐弢《要带货，更要带新思维》

材料二：

前不久，南昌市民万女士向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称，自己在某电商平台直播间购买了深圳一家贸易公司销售的虾，收到后发现部分虾已经变质，“虾头都是黑的”，她在直播间向商家询问原因时，竟被污蔑为“专业差评”。

无独有偶，今年，某明星主播一场直播下来销售额超1亿元，但其中多个产品此前涉嫌虚假宣传曾被处罚过。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也显示，消费者对于虚假宣传和商品来源渠道不正等乱象颇为担心。“假货太多”、“鱼龙混杂”、“货不对板”，是消费者反馈较多的内容。

而直播带货频频“翻车”的背后，是部分主播运营公司和主播缺乏足够的产品鉴别能力，有的甚至不问质量、给钱就播。

今年5月，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将“互联网营销师”列为10个拟新增的职业之一，并专门下设了“直播销售员”工种。业内人士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制定行业标准，引导直播带货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促进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摘编自《半月谈》2020年第12期

材料三：

在传统商业体系中，基于用户心理和消费行为，商业模式包括：20世纪早期出现的“饵与钩”模式，即“搭售”模式；50年代麦当劳率先推出的“特许经营”模式；60年代沃尔玛的“超级市场”模式……这些传统零售业的基本商业模式和关键成功因素主要基于LDF：Location（位置）、Detail（细节）、Franchise（连锁化）。而在新的商业形态里，零售业的关键成功因素变成了SSS：Social（社群化）——企业与顾客不能只是交易关系，必须是社群化的生活伙伴关系，才能生存；Service（服务化）——传统零售的服务仅限于卖场内的便利，未来零售的服务必须提供直达家庭的服务；Supply-chain（供应链）——在渠道决定购买的阶段，供应链体现为采购的强权与压价，未来供应链则体现为对优质供应资源的争夺与供应链关系的维护。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快速发展之后，全球商业模式革新的速度始终在加快。搜索引擎、社交媒体、O20、移动支付、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新兴思想和商业模式的诞生，对传统商业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商业模式从最早的线下实体商店，到后来的线上电商，再到移动互联网电商，此番疫情进一步催热直播电商模式。

直播电商是对传统电商的一场颠覆。这不仅体现在渠道、终端、传播、支付等方面，更体现在流量格局的重新分配。流量就是网民的自然访问量，是所有互联网经济的基础。传统电商需要靠其他网站引流，但是直播电商把直播过程做成内容，本身自带流量。究其原因，是商业生态背后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变。社会化媒体、即时通讯媒体的出现，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信息的无障碍、自由、高保真、即时化的传递及互动。这让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地域、生活圈的限制，与互联网上的任何个人实现交流。自此，商品售卖不用跨越万水千山，也无须在强势媒体上大搞宣传，只要掌握新媒体的社交化属性，便可相对容易地与目标顾客建立关系。

——摘编自吕本富王静云《直播带货风靡，商业模式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