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节临近，烟花爆竹摆上了各地的零售摊点，随之而来的，则是“今年放不放鞭炮”的大讨论。

    昨天，首都文明办发出倡议书，号召市民绿色环保、文明出行，留住“北京蓝”。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人群82.9％表示今年春节期间不打算燃放烟花爆竹，比去年同期上升6.4个百分点。按照规定，如果在春节期间遇到空气重污染橙色以上预警，北京市将全面禁放烟花爆竹，98.3％的受访者表示会严格遵守。

    昨天，法晚记者从新浪微博等多渠道随机截取的1.8万余条网络留言显示，近四成网友不想燃放烟花爆竹是出于保护空气环境考虑，另外，有近一半的网友建议各地组织一次集中燃放，既安全又环保。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材料二：

    近年来，随着雾霾天气的长期肆虐，人们对蓝天白云的迫切渴求，呼吁不放烟花爆竹的民声已经越来越强烈。首都文明办顺势而为，发出倡议，语言亲和平易，感情真诚友善，可谓顺应民心之举。相对于此前河南“禁炮令"的朝令夕改，高明了太多。

    穹顶之下，雾霾肆虐，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也少有人是彻底的无辜者。人类存在于城市之中，每个人都在排放碳，每辆车都会排放PM2.5，每个家庭都在使用和消耗能源。通过自身行为的克制，为环保尽一份力，应该成为每一位有识之士的自觉行动。然而，自觉行动是一码事儿，强制限制是另一码事儿，春节期间的“禁炮令"不是不能出台，是确需充分的民意支持、经过充分商讨，完成行政和法律程序，方可实施。在此之前，引导工作就非常有价值。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每日新报》）

材料三：

    给“鞭炮热”降降温确有必要。除了不安全的因素外，对环境的污染，特别是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略。最近几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普遍偏差，一级二级预警天数显著增多。而燃放烟花爆竹，往往会对本来就很差的空气质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出台禁放、限放烟花爆竹措施，确实大有必要。

    烟花爆竹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福，这个无可厚非。尽管烟花爆竹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亦不能一棍子将其打死。过年嘛，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庆祝方式。但前提是要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遵守相应的操作规程。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去做违法的事情，到头来只会是害人害已。而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积极寻求新的、更安全、更环保、不扰民的过年方式，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说，确有必要给当前的“鞭炮热”降降温了。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东北新闻网”）

材料四：

    近年来，各地对于春节烟花爆竹的管理从限放到禁放，体现的是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决心。而普通民众从对禁止放炮规则的抵制到主动遵守，也说明大家环保意识在增强，人人都希望过一个祥和绿色的健康年。电子鞭炮作为年货“新宠"持续走俏，就是环保宣传、民众自省的最佳佐证。

    事实上，“年味儿”并不等于“炮味儿”，传统的中国年有丰富的年俗，少了鞭炮，还有祭灶、除尘、写春联、挂年画、贴窗花、蒸年糕、包饺子、守岁、拜年、舞狮子、耍龙灯、逛花市、赏灯会等，这些方式都会使年更有味道。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承担责任，自觉放弃燃放爆竹，为改变公共环境尽一份力，形成了政府提醒、百姓配合的社会管理新局面。它的价值将远超春节不放爆竹本身。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材料一：

    中国“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国家将实施高等教育均衡发展政策促进教育公平，以此来提升中国高校的整体发展水平。该政策的出台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密切相关。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中东西部发展仍然不均衡，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1993 年7月，当时的国家教委决定设置“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使其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的建设工程。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向世界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教育部因此开始实施“985”工程。在“211”大学的范围内，通过数次画圈，又选出39所大学。另外，从管理部门来看，高等院校之间还存在中央部属大学和地方省属大学的分野。国家及地方政府根据大学的划分等级，给予不同程度的政策和财力扶持。这种拥有国家财政和政策支持的高等教育工程的实施，极大地促使了一批高校的迅速崛起，但是也人为造成了大学的三六九等，人为拉开了大学之间的差距，这对于大学的发展不公平。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

材料二：

    据统计，包括河南、江西、贵州等中西部地区13个省、自治区的高校总数已经超过600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近30%，在校学生总数占全国高校学生总数的近三分之一。然而中西部的众多高校至今为止却没有一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就连“211”“985”院校也大都集中在东部地区。

长期以来，在管理体制方面，中央部属大学由教育部直接管辖，而地方省属大学则由地方政府负责，而无论是部属大学还是省属大学都存在着教育行政化问题。在中央财政投入方面，中西部就有13个省、自治区的高校长期被忽视，甚至被边缘化。就此问题，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在接受采访时直言道：“贵州大学在校学生6万人，人数超过地绝大多数“985”“211”工程高校，但自1949年至2012年的63年间，中央财政对贵州大学的累计投入为1.63亿元。这63年的投入还比不上我以前工作的浙江大学两个月的投入。”

（摘编自《文汇报》）

材料三：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调查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现有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中西部尤其是西部不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相当匮乏。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办学条件差、自然环境恶劣，西部地区的师资尤其是优质师资已流向东部发达地区，这更加剧了中国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

    2017年2月24日，在教育部召开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工作推进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呼吁：“东部各高校，请对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

材料一：

    李老师随省里的科技教灾组来到了岗底村查看灾情。他递给我一张写在烟盒上的字条：“需要果树管理技术，我可以帮忙。李保国。”后面留了电话。

    李老师给村民上的第一堂课，是剪枝。他把课堂设在果园，亲自动手，把一探果树的枝条，剪掉了1/3。农民心疼得不行，还有村民找到我家里，急切地说：“你找来的这个教授到底行不行？这不是糟漏年景吗？看他穿戴也不像教授。”面对质疑，李老师就一句话：“明年果树如果挣了钱是大家的，如果损失了，算我的。”

    为了推广“套袋”技术，李老师买了16万个苹果袋，免费送给村民。因为以前村民使用不成熟的套袋技术吃过亏，这次很多人死活不敢用。李老师还是那句话：“损失了算我的。”

    李老师就这样一次次给村民们立着军令状，推广新技术。第二年初见成效，第三年果园的面貌全变了，一亩多卖了3000多元，带来效益900多万元，真成了金苹果。

    这下，村民打心眼儿里服了，以后全听他的，他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

    从1996年到2009年这十几年里，李老师每年都有200多天住在岗底村。他研究推广的28项成果中，有15项是在岗底实验成功的。他想方设法给村民办夜校、搞培训，建议借邢台农校“送教下乡”，让100名果农在家门口读了中专。后来，62人拿了大专文凭，现在都在考本科，191人获得国家颁发的果树工证书。

现在，岗底村富了，村民人均收入3.1万元，村民都住上了楼房，做饭、取暖烧燃气，100多户买了小轿车。

（摘自内丘县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我见不得老百姓穷》）

材料二：

    “性格太倔，40年没变”

    “他这个人性格太倔，认准的事情，会一直干到底，任何人说了没用。认识他到现在快40年了，一点没变。”

    “在科研上，他特别能接受新事物，爱琢磨，种植技术年年变，随时更新。”

    身体出了几次大状况后，去医院检查，是心梗，医生叫他住院、卧床休息，他急了：“闹的时候没事，一到医院就成病人了，能有啥事？”谁都劝不了。

    “他就是不听话，要是当初做了心脏搭桥，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走了。”郭素萍很是无奈。

    “他的幸福指数很高”。

    郭素萍平静地说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李保国对吃没要求，对穿没要求，从不逛商场，衣服从里到外都是郭素萍给买。

    他对钱不感兴趣，觉得自己每月八九千元钱工资花不完，“不就吃药花点钱吗？平时去山里，人家还管饭呢。”

    他把发明的山地节水灌溉专利，免费送给唐山一位企业家。人家春节时捎了些螃蟹和虾，他很开心：这我收下了。

    他的任何东西，包括课件什么的，谁都可以拷走，他觉得人人知道才好呢。

    他不求名，有时听说新闻单位来记者了，他赶紧开车撤了。

    “他就愿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要求很低，他的幸福指数很高。”郭素萍说。

（摘自《郭素萍谈丈夫李保国：“他的幸福指数很高”》）

材料三：

    作为李保国生前所在学校的同事，我目睹了解了李保国从一个学农爱农、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山区综合治理专家，感受到他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报国情怀。李保国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3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走与人民群发展相结合的道路，在服务人民中寻找和实现自身价值。他常说，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教授，就是让咱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干点事，我是一名党员，理应带头把事情做得更好。李保国是太行山人民的好儿子。35年来，他的足迹踏遍太行山所有山区县，身上沾满了泥土，心中装满了百姓。他把太行山人民当成亲人，农民也把他当成自家人。李老师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太行山区地方的乡亲带走，撒在他生前为之奋斗、牵挂的太行山上，与巍巍太行相融，与山区人民相依。

（《摘自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饶桂生（他是太行山的儿子》）

材料一：

    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勇于推动“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在考察调研时对乡村振兴进一步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就要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农”新篇章。

（节选自2018年9月29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材料二：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图：张芳曼）

材料三：

农业农村四十年巨变

    日前，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接受记者采访，介绍了当前农业农村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及农业对外开放等情况。

    “现在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今年粮食丰收了。”韩长赋说，今年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正常，粮食产量有望继续保持在12000亿斤以上。特别是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品种产量基本稳定，库存充裕，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韩长赋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6年达到和稳定在12000亿斤以上。这说明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已经达到这个水平。如今，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占有量，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

    韩长赋表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治国理政最大的事。国家新的粮食安全战略提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近年来各地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水平、装备水平、信息化水平不断进步。同时，通过地方政府特别是主产区重农抓粮的积极性、调动亿万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我国粮食生产能力持续提高。

    韩长赋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农业基础的稳固给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支撑。“像一艘船，农业是压舱石。有了农业的稳定发展，保证了粮食安全，我们就能应对经济上、国际上的各种风险。”

（选自2018年9月28日《农民日报》，有删节）

材料四：

    乡村振兴战略有历史延续性，也有历史创造性，是新时代中国乡村发展需求与国家建设需求的有效契合和对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问题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是乡村社会发展的瓶颈，所以调整和完善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成为国家“三农”战略的重心，具体表现为国家主导的集体化发展战略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战略。进入新时代，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逐步凸显，促使国家在制定乡村发展战略时注重实现城乡发展的均衡性。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乡村发展战略具有较强延续性，同时也会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既有的发展经验和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需求进行不断调整和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农业农村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将会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从乡村振兴的内容来看，涉及乡村经济、生态、文明、治理、生活，是一项全面的系统性工程。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内在要求是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布局下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是补齐农村这块短板，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和繁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中之重。

（节选自2018年2月5日《央广网》《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体系及其时代意义》）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全社会用能成本，促进节能减排；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快5G、物联网等技术大规模应用，为数字中国建设拓展应用领域。全国政协委员，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陈修言认为，制约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是社会资本缺乏投资充电设施的积极性；二是充电设施“落地难”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三是相关新技术的科研攻关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

    （摘编自《陈修言：努力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搜狐网2019年3月17日）

    材料二：

    图1   2014——2018我国汽车销售量及年度同比增长率

    图2  2014——2018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量及年度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信息发布会通稿《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材料三：

    近日，有感科技在江苏南通发布了新一代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方案，这项技术的推广应用，有望促成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的普及应用，突破新能源汽车发展中续航短、充电难的瓶颈。有感科技CTO贺凡波博士介绍，大功率无线电能传输技术已日趋成熟，当前制约其普及应用的主要因素是安全性、便捷性和经济性，对此，有感科技给出了创新型的解决方案，首次提出超薄型中置线圈方案，这种改变带来了一系列的优化效果。“现阶段，整个汽车行业出现了新的动向，传统燃油汽车市场已经日趋饱和，而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都不断上涨，企业经受住这一市场变化的关键，就是创新。”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说。

    （摘编自《无线充电技术开创新能源汽车充电新思路》，《光明日报》2019年2月20日）

    材料四：

    3月26日，有关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在2019年的补贴政策中，续航里程小于250公里的新能源汽车将不再享受财政补贴，其他车型的补贴幅度也大幅缩水，同时对车辆的技术标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3个月过渡期结束后，地方政府将不再对新能源汽车给予购置补贴，转而将资金用于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对于新能源汽车而言，发展前期的主要矛盾是成本过高，因此需要给予补贴以降低购买成本。随着市场规模扩大，成本不断下降，续航里程和充电便捷性就成了主要制约因素。因此，补足基础设施短板是当前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最有效的方式。财政补贴新政策实施后，那些严重依赖政府补贴，缺乏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企业，或将被淘汰出局；优质企业在经历短暂的冲击后，仍会有广阔的成长空间，因为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增量市场。同时，要通过多元化产品布局，抓紧完善充电基础设施，积极提升服务体验，增加消费者使用意愿。

（摘编自《告别“营养液”的新能源汽车当自强》，《经济日报》2019年3月29日）

    材料一：

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贡献率同比提升12.9个百分点，超过部分发达国家水平，成为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伴随着数字技术创新，并加速向传统产业融合渗透，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愈发凸显。从数字经济内部结构看，信息通信产业实力不断增强，为各行各业提供充足的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支持奠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数字经济与各领域融合渗透加深，推动经济社会效率提升，质量提高。2018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6.4万亿元，在数字经济中占比为20.5%。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中继续占据主导位置，2018年产业数字化部分规模为24.9万亿元，同比增长23.1%。在数字经济中，产业数字化部分占比高于数字产业化部分占比，表明我国数字技术、产品、服务正在加速向各行各业融合渗透，对其他产业产出增长和效率提升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

    （选自《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

    材料二：

    （选自《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创新趋势解读》）

    材料三：

    当前，信息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已是大势所趋。数字化创新持续迭代，数字化新业态加速涌现，数字经济不断创造新的可能。

    安装传感器和平板电脑、接入网络，一台缝纫机“摇身”变成了工厂的“中枢神经”。“以前一个款式会停留几个礼拜，现在则每天都在变化。”汉帛总裁高敏说。数字技术帮助汉帛实现小批量灵活生产，市场需求多了，库存压力小了，订单也来得快了，汉帛正从单一制造商转型为时尚平台服务商。

    在数字经济下，改变的不只是一台缝纫机，越来越多站在国际品牌背后的中国制造业正用“数字”撕去“代工”标签，从而发生蝶变。

    扫码进店、自动买单，“数字化”销售在实体店展开；智慧医疗、智能教育，“数字化”服务空间不断拓宽……4月，我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经济同比增长25%。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正打破传统的供需公式，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助推高质量发展。而连续多年大力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信普遍服务，使我国夯实了较为坚实的数字“地基”。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再一次对网络提速降费做出部署，提出在300个以上城市部署千兆宽带接入网络，实现移动流量平均资费降低20%以上。

    （选自《抓住数字机遇打造经济新高地》）

    材料四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也面临着很多挑战。中国数字经济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相关基础设施还不完善，核心技术创新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并且中国数字经济的行业管理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来填补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管理的空白，如建立明确的法律法规体系、信用体系，加快行业与市场的融合等。目前来看，个人隐私和产业隐私缺乏合理完善的保护措施，信息安全保护机制还有待加强。虽然中国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的融合边界在弱化，但是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水平还有待提升。当前国际环境复杂，中国数字经济的风险防范措施还需进一步完善。而中国数字经济的利润模式尚未建立，这将对数字经济长期发展提出挑战。同时，中国区城发展的不平衡也增加了政策制定的难度。

（选自《中国数字经济须正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