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荣与辱

梁晓声

    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我上小学二年级那一年，父亲所在的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三线建设去了，父亲积极报名随往。

    父亲远赴外省之前，母亲与他几次发生口角——因为水泥。

    我家住的是当年的俄国难民遗留的小房屋，已有三十几年历史了，地基下沉，门窗歪斜，早已失去了原貌。父亲早已开始用黄泥维修了。

    某年父亲和泥抹房子时，母亲又一边帮他一边唠叨不休：“说过几次了，让你从工地上带回来点儿水泥，怎么就那么难？”

    父亲那时每每板起脸训母亲：“再说多少次也白说！从工地上带回来点儿？说得好听！那不等于偷吗？水泥是建筑行业的宝贵物资，而我是谁？……”

    母亲也每每顶他：“说来听听，你是谁？你不就是十七岁闯关东过来的山东农民的儿子梁秉奎吗？”

    父亲则又不高兴又蛮自豪地说：“不错，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中国领导阶级的一员！休想要我往家里带公家的东西，你那是怂恿我犯错误，有你这么当老婆的吗？”

    父亲去往大西南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又与他闹得很不愉快，还是因为水泥。

    母亲一边替他收拾东西一边嘟哝：“说走就走，一走还去往那么老远的省份，把这么个破家丢给我和孩子，叫我们往后怎么办？你看这炕沿、窗台，还有外屋那……”

    父亲打断道：“还有外屋那锅台是不是？你就别叨叨了，饶了我行不行？我还是那句话，占公家便宜的事我肯定不干，因为我是领导阶级的一员，领导阶级得有领导阶级的样子!”

    父母之间的不快，使父亲与我们临别前那一个晚上的家庭气氛沉闷又别扭。

    我上初一那一年夏季，父亲自四川归来。

    他带回了太多东西，肩挎一截粗竹筒，里面装的是十来份奖状；还背着一只不小的竹编背篓，里面装着白灰和水泥。

    母亲心疼地说：“你中魔了？那是非往家带不可的东西吗？”

    父亲说：“是啊，我要了你的心愿，用水泥把咱家窗台、锅台、炕沿抹得光光溜溜的，再把咱家屋子刷得白白的，也让你见识见识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干活的质量标准！”

    母亲愣愣地看了父亲片刻，一转身，双手捂面无声而泣。

    多年后，家里收到一封挂号信，是父亲所在单位从四川寄来的——一份“政治问题”审查结论书。父亲说几句日语，跟工友开玩笑说自己是从“伪满时期”过来的人，结果被扣上“日本特务”的帽子。他被派遣到一座山上独自看仓库，一年见不到几次人，那些白灰水泥就是他从废弃工地的废弃物中捡来的。看仓库的那些年，他用自己的钱到村里去买菜籽种菜，让山下的工地食堂派车上山拉走种出的菜。

    1978年，我回哈尔滨探家时，又见到了父亲。他不仅是一个老头了，而且，分明还是一个自卑的老头了。似乎，不知从何时起，他那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领导阶级”之一员的光荣感、自豪感，被某种外力摧毁了，彻底瓦解了。为了使他开朗一点，起码不那么像个哑巴似的，我经常主动找些话题与他聊。

    我曾问他：“爸，你曾是工人，工人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你觉得你真的领导过什么人吗？”

    他沉默良久，才以低缓的语气回答：“我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但凡是一个国家，哪能没有几种说法呢？有些事是不必较真的，太较真没意思。”

    片刻，他又说：“我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对得起发给我的每一份奖状，这就行了，是不是？”

    我反而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工龄三十余年，退休后的工资是每月四十六元。

    三十余年间，他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钱，加起来不超过三百元。

    如今的退休工人，比如我的弟弟妹妹们，时常抱怨“那点儿”退休金太少，根本不够较宽松地来花，但比起父亲当年的四十几元退休金，委实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啊！

    联想到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工人们，我不禁生出疼惜不已的敬意……

（原文有删改）

父啊，我的父啊

徐可

父亲是他76岁生日的前一天走的。那天上午，接到家中电话后，我争分夺秒地往回赶，傍晚到家时，父亲已处于弥留状态。他双目紧闭，神态安详，仿佛睡着了一般，家人喊他，告诉他我回来了，没有反应；又让我喊，我握着他的手，一迭连声地喊：“父啊！父啊！”父亲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却哽咽得喊不出来了，一会儿，父亲终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眼晴也睁开了，仿佛刚刚睡醒一样。转瞬间，他又闭上了眼睛，我终是克制不住，跑到屋外捂着嘴啜泣，生怕被别人听到。过不多时，侄子过来告诉我，爷爷走了。我进去一看，父亲神态安详，仿佛睡着一般。这一刻，距我到家仅十几分钟。

从小到大，我和父亲并不很亲。我们家乡有很多很奇怪的习惯，其中之一便是：家境较好的、父母对孩子较娇惯的，叫“爸爸”“妈妈”或“娘”；家境较差的、父母对孩子没那么宠爱的，都单叫一个“父”“妈”，“父”后加语助词“啊”，叫“父啊”。我家穷，孩子多，父母对我们自然宠爱不过来，理所当然地是后者，父亲读过初小，算是一个文化人，当过村（那时叫生产队）里的会计。但是他太轻信别人，村民从队里借点钱、粮什么的，他从来不记账。到年底一查账，亏空了，谁也不认账，只好由他赔偿，于是，会计的职位丢了，家也被抄了，稍值钱一点的八仙桌之类被抬走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地一个有名的小偷又光顾了我家，把能拿走的全拿走了。抄家、遭窃，都被年幼的我看见了，心里留下深深的阴影。

    我们与别人家的孩子有了冲突，他不仅不护着我们，反而责备我们。我自小很乖，不爱惹事，挨打算是少的了，但也有刻骨铭心的几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不知为什么打我，一巴掌把我打得摔倒在地上，我捂着脸含着泪却不敢哭，心里恐惧极了。那时父亲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副暴君的嘴脸。直到长大懂事后，听到村人夸老徐家的孩子懂事有教养，我才对父亲的严厉有了一丝感激。

    在我19岁那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那时交通不便，我要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坐长途汽车到省城，再坐火车到北京。前往学校报到的那天下着大雨，大哥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天不亮就出发了，父亲坚持要送我，我们在沉沉的夜色中默默地走了一程又一程，只听到刷刷的雨声和脚踩泥泞的路面发出的咯吱咯吱声．我一次次地催他回去，他总不肯。大概走了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天色微微亮了，父亲总算停下了脚步，叮嘱我到了就给家里写信。我走了几步回头看看，他还在原地站着，我鼻子有点酸酸的。后来才知道，父亲回到家后扑在床上大哭了一场。

    随着我在事业上取得了一点成绩，父亲对我的态度变得尊敬、谦恭，甚至有点拘谨、小心翼翼。他跟我说话总是小声地，陪着笑脸。小时候觉得父亲很高大、威严，现在才发现他原来是那么瘦小、卑微。我知道父亲是为我高兴，为我自豪，在他的眼里，这个最小的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是让人尊敬的，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这种尊敬。我没有制止他这样做，但这却让我很是不安。

    我对父亲一向是客客气气的，从来不顶撞他，但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心怀愧疚。有一年我回老家，家乡领导要请我吃饭，并请我父亲和村支书参加，领导的意思是，我不在家，请村里多多照顾我年迈多病的父母。不巧村支书不在家，我想那父亲也别去了，免得有蹭饭之嫌．当时父亲已经换好了新衣服，等着走呢。我跟他说了，他没说什么，事后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跟左邻右舍说了，市领导要请他和儿子一起吃饭。我一听后悔莫及！父亲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就这么被他的儿子轻轻地戳破了。

父亲去世前半个月左右，已经报过一次病危，我匆匆赶回家去，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吓了一跳。父亲本来就瘦，现在更是瘦得只剩下骨头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看着非常吓人。那时他生活已经无法自理，我帮他擦洗身子，他像个孩子似的不好意思，轻轻地说：“脏。”我心里很不好受，一个曾经那么要强的人，现在只能任人摆布，在家待了几天，大概母亲跟他说了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说：“你工作忙，先回去吧，有了特殊情况再回来。”我嗯了一声，一出门眼泪就下来了。

    过去，我曾经很不喜欢“父啊”这个称谓，觉得它土，乡里乡气的，当着别人的面都叫不出口。现在，我却特别怀念可以叫“父啊”的时光。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多么希望一直这么叫下去：

    父啊！我的父啊！

（有删改）

梧桐深深

    只要说及梧桐，人们总会冠以“法国”之称。八年前，我在德国、法国、比利时，那满街的梧桐树，让我在一个个陌生之地似乎找到了唯一熟悉的感觉。然而，欧洲的朋友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梧桐”。原来，梧桐生长于中国云南，因曾移栽于法租界内，故有人称之为“法国梧桐”。尔后，梧桐被带到法国种植，法国人以至全欧洲人皆称之为“中国梧桐”。这意外的惊喜，让我这个中国人骄傲和自豪。

    我对梧桐亲近有加，除了欧洲之行的意外发现，也缘于生活中与梧桐的相伴相随。

    自我有记忆起，梧桐树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视野。城市梧桐树站立于飞尘和喧嚣中，努力让枝叶像琴翼一样张开，等候风的手指，即兴弹奏城市的晨昏。它春季花开，但花并不美，所谓花，只不过是很不起眼的黄绿色，柔柔嫩嫩如一颗颗羞涩的少女之心。一俟其吐絮，便似乎优雅不再，那飞絮不管你愿不愿意，都会四处飞扬。

    在城市里，梧桐树算不得贵族，它质朴得像平民。那皮色，那枝杈，那树叶，分明带着乡间的味道，散发着幽深的泥土气息。只有那巍峨的树冠，才给人以典雅而又孤傲的感觉，无论远远望去或者走近仰望，它都具有一种威严的气势。但它只管花谢花开，自吟自歌，为行人提供一片荫凉。

    有多少个夏季，我背着书包，穿过这道梧桐浓荫上学、回家；有多少个盛夏的夜晚，我与伙伴们一起借着微弱的路灯，在梧桐脚下觅蝉洞、拾蝉蜕：又有多少个突袭而来的下雨天，我与路人一起站在严严实实的梧桐树底下，躲过了一场又一场雨；更记得“文革”中，有人因遭受政治迫害跳楼自杀，幸被楼房边高大的梧桐树树杈扯住衣服，得以保全性命……梧桐每一天都与人们一起分享着悲欢离合的故事，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早先，在我家门口有一棵大梧桐树，每临夏季的雨夜，那疏密相间的雨点，恰似素手调弦，阔硕的梧桐叶便是古筝、扬琴、京胡、琵琶……想及才女李易安当年不也有“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意境么？

    浙江上虞，处于钱塘江南岸，是个多台风的城市。而台风是树的劲敌，每当台风袭来，梧桐树都在被扫荡之列，它的浓荫让它无法藏匿。树大招风，树老也招风。一场台风总会令一些梧桐树轰然倾倒，或者被刮下一些大枝杈，而这样的肆虐场面大多发生在夜晚。次日早晨，当人们走上街头，看到这样的场景，无不唏嘘感叹。自此以后，城市绿化管理者们，以及附近的居民，凡听闻台风来袭的消息，总会对一些弱势的梧桐树千方百计进行加固。这彰显的不单单是对梧桐树的爱护。

    秋天到了，梧桐树的叶子开始枯黄，到了深秋，枯黄的叶子开始离枝而去，显得是那般的无可奈何――每片叶子记录着潇潇落木生命的故事，它把春的经历、夏的传说写在落叶的回忆里，告诉人们风中的成长、雨中的茁壮，繁茂的潇洒和落寞的伤怀。然而，在哲人和诗人眼里，当落英散尽，褪色的树木便显现出生命苍劲的脉络，那是一种阅尽人间沧桑的厚重。

    当和煦的太阳透过斑驳的梧桐枝条洒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的心里似乎也浸满了阳光，充满了温暖。走在由梧桐树陪伴的秋天城市街道，我总会生发这样的感慨：每个人哪怕到了生命的秋天，也绝不能自暴自弃，理当心生一种庄严的使命感和人生的紧迫感，因为此时此刻，你最能体味人生的沧桑和生命的静美，从而以坦然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人生路途上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你最能找到心灵诗意的栖息地，怀着超然的眼光观照人生途中无处不在的美妙风景，在心灵深处葆藏充盈、信心和期待。

    梧桐如时间老人，它见证着历史，它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我曾去过南京，那满大街的梧桐树，让南京这个城市更显岁月的从容。据说当年精选了两万棵梧桐，栽种在孙中山先生灵柩经过的中山东路等主干道上，以志纪念。

    我总以为，城市里那一列列亭亭的行道树，是大自然写给都市人的信，是葱郁树林留给城市最后的关爱。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最后的山

    我天生喜欢山，却没去过几座名山。面对长白山的时候，我既想走进它，又怕走进它。想走进它，是因为它是我心灵的图腾；怕走进它，是因为深深的敬畏。

    雨在这里格外密集。我已在白山市听它喧嚣了三天，每天打着伞在大街上乱走。那个城市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座专门卖山货的大厦，里面有长白山的蘑菇、蕨菜、榛子、雉鸡、熊胆、人参，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山珍。我有半天时间待在那里，它包罗万象，像把长白山撕碎了，一块一块、一丝一缕地摆放在商贩的柜台上。我闻到了长白山浓郁的体香。

    大雨骤停，我们开始上山。从长白山西麓的入口，走进长白山最原始的那一部分，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原始森林。它是树编织的自然之初的混沌状态，以古老和沉默，制造出一种令人眩惑的悲剧氛围。我看见，每一棵树的面孔，都沧桑欲语。每一棵树的身上，都长满了苔藓，披挂着如网的荆藤，却将岁月的负荷一轮一轮盘旋在心里。有的死去了仍英雄般地站着，枝已枯黄了还是那么美。它们是为原始森林做最后的支撑，为活着的树分担霜和雨。

    车子在旷古的寂静中盘旋着上升。山的神秘愈加浓重，氤氲如梦，迷茫若仙。一位画家朋友告诉过我，在长白山，海拔不同树也不同，背包里的油彩不够用。我以为他是艺术家的夸张。但当我的脚、我的目光真正抵达这里，才知长白山隐藏了一幅从温带到极地几千公里长的巨大画卷，在这个倒悬的画面里，自下而上呈现出如四季一样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如同艺术大师的杰作，长白山是如此美丽。

    然而，凝望长白山山顶的时候，所有人都仿佛被魔或仙引领到一个不可知的所在。目光所及，多是无遮无拦的旷野秃丘。长白山并不是一路都有树，原始的长白山到了高处，已如一只被摘净了毛的公鸡，只剩下一个英俊而孤独的冠了。记得在来的路上，曾看见一大片刚刚倒塌的原始森林。既然数百年的生长能被一场飓风毁于一旦，人类只能眼看着它们一点一点枯朽腐烂，那么，长白山山顶这最后的雄冠，也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刻化为乌有。树的生命是脆弱的，森林并不是海拔多高都可以茂盛地张扬。山下的树因为亲近人类，而被弑杀了。长白山是如此单薄，那一瞬间，我曾在心里感到一种不由自主的惶悚。

    车子向下，在山腰树最茂密的地方停下，我大声地喊：“东北虎你好！熊瞎子你好！”但是没有回应。这是原始森林，但这里太安静了！我特别想与最凶猛的动物相遇，我觉得如果这时候从森林里走出一只野兽，不管它是什么，我都会感到亲切。然而，我只惊动了一只小松鼠，它机警地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眨眼之间就不见了。

    我禁不住想，除了土著的猎人，谁最早走进了长白山？是伐木者，还是采参人？我像是在追究一种责任。这其实并不重要，自然混沌，人也混沌，无论谁先走进长白山，都不会空着手。走进来的人，只有到长白山衰败枯竭的那一天才会住手，才会跪下来为哺育过自己的大山祈祷。建立清廷的爱新觉罗氏，当他们走出山林走进中原时，竟连回去的路径都模糊了。而做了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却在长白山下宣布退位。大山之子，并没有走出多远。

    如今，长白山不但在中国是最后的山，在世界也是，它是欧亚大陆北半部山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加入“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今日长白山的一只鸟，或者一片树叶，都变成人类共有的了，不许哪个人随意拿走。这一切，都因为失去的太多了，才想起严守。然而整个长白山都稀疏了，只有这一小块葱茏，人类真的能守住它吗？

    回来的路上，经过梯子河和锦江大峡谷。梯子河是一道欲裂未裂的山缝，下面有哗哗的水鸣声。锦江大峡谷则是将大山打开了，看起来像一句灰色的预言。我想它们能知道下一次火山爆发将会在什么时候，知道人类还能享受多久的宁静。它们会告诉你，原始的绿色已所剩不多，长白山随时都可能从休眠中醒来，如果扰了它的梦，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自始至终，我都是惶恐的。总感觉长白山在动，甚至将要裂开。

（原文有删改）

长安陌上无穷树

李修文

    岳老师和那个小病号在住进同一间病房之前，两人互不相识。

    我只知道：他们一个是一所矿山子弟学校的语文老师，那所学校已关闭多年，岳老师事实上好多年都没当老师了；一个是只有七岁的小男孩，从三岁起就生了骨病，自此便在父母带领下，到处求医问药，于他来说，医院就是学校，而真正的学校，他一天都没有踏足过。

    在病房里，两个不相识的病人竟然变作了老师和学生。岳老师虽说才四十多岁，但早已被疾病带来的伤痛、争吵、背弃折磨得满头白发。可是，当她将病房当作课堂以后，某种奇异的喜悦降临了她，苍白的脸容上竟然现出了一丝红晕；每一天，只要两个人的输液结束了，一刻也不能等，她马上就要给小病号上课。虽说她只是语文老师，但在这里她什么都教，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为了教好小病号，她甚至让她妹妹看她时带了一堆书来。

    中午，病人和陪护者挤满了病房之时，便是岳老师一天中最神采奕奕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她就要拎出许多问题来考小病号，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什么都考。如果小病号能在众人的赞叹中结束考试，那简直就像有一道神赐之光破空而来，照得地通体发亮。但小病号生性质劣，只要感觉稍好一点，就在病房里奔来跑去，岳老师的问题他便经常答不上来。比如那句古诗词，上句是“长安陌上无穷树”，下一句，小病号一连三天都没背下来。

    这可伤了岳老师的心，她罚他背上百遍。也是奇怪，无论背多少遍，那句诗在小病号的身体里就像打了个结，死活都背不出来。到最后，他愤怒地问岳老师：“医生都说了，我反正再活几年就要死了，还背这些干什么？”

    说起来，前前后后，我目睹过岳老师的两次哭泣，都是因为小病号。这天中午，小病号愤怒地问完，甚老师借口去打开水，出了走廊，就号啕大哭。说是号啕，但其实没有发出声音，她用嘴巴紧紧地咬住了袖子，一边走，一边哭，走到开水房前面，她没进去，而是扑倒在潮湿的墙壁上，继续哭。

    哭泣的结果，不是罢手，反倒是要教他更多。甚至，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也要更多。她自己的骨病本来就不轻，但自此之后，我却经常能看见她跛着脚，跟在小病号的后面，喂给他饭吃，递给他水喝，还陪他去院子里，边走边问着诗词，还采了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回来。可是，小病号的病更重了，他的父母决定转院带他去北京，闻听这个消息后差不多一个星期，她几乎每个晚上都耿耿难眠。

    深夜，岳老师悄悄离开了病房，借着走廊上的微光，坐在长条椅上写写画画。地跟我说过，地要在小病号离开之前，给他编一本教材，这个教材上什么内容都要有，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

    这一晚，当我看见微光映照下的她，难以自禁地，心头涌起了剧烈的哽咽之感：无论如何，这一场人世，终究值得一过——生为弃儿，对，人人都是弃儿，在被开除工作时是生计的弃儿，在终年蛰居的病房是身体的弃儿。同为弃儿，或相遇或分散，就在你我聚散之间，背了单词，再背诗词，采了花朵，又编教材，这丝丝缕缕，不光有点滴的生趣，更是真真切切的反抗。

    其实，是反抗将你我连接在了一起。在这世上走过一遭，你至少而且必须留下过反抗的痕迹。就像此刻，黯淡的灯光反抗漆黑的后半夜，岳老师用写写画画反抗着黯淡的灯光。她要编一本教材，让它充当线绳，一头放在小病号的手中，一头往外伸展，伸展到哪里算哪里，最终，总会有人握住它，到了那时候，疾病，别离，死亡，不过都是自取其辱。

    后半夜，岳老师坐着睡着了。天亮时分，骨病发作，她在疼痛中醒来。醒来伴着突然的离别：小病号的父母接到转院通知，要他们赶紧去北京。九点钟，小病号跟病房里的人一一道别。可是，那本教材只差了一点点就要编完，岳老师将它放在了小病号的行李中，捏了捏他的脸，挥了挥手，如此，道别便潦草地结束了。

    岳老师呆呆地坐在病床上不发一语。几分钟后，楼下似乎传来小病号的叫喊声，呆坐的她跳下病床，跛着脚，狂奔到窗户前，打开窗子，这样，全病房的人都听到了小病号的叫喊，那竟然是一句诗，正在被他扯着嗓子叫喊出来；“唯有垂杨管别离！”可能是怕岳老师没听清楚，他继续叫；“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喊了一遍，又喊一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橡管别离！”

    小病号终于背出了那句诗，岳老师并没有应答，她正在号啕大哭，一如既往，她没有哭出声来，而是用嘴巴紧紧咬住了袖子。除了隐约而号啕的哭声，病房里只剩下巨大的沉默，没有人上前劝说，全都陷于沉默之中，听凭她哭下去。大家都知道：此时此地，哭泣，就是她唯一的垂杨。

（有删改）

庙的回忆（节选）

史铁生

据说，过去北京城内的每一条胡同都有庙，或大或小总有一座。这或许有夸张成分。但慢慢回想，我住过以及我熟悉的胡同里，确实都有庙或庙的遗迹。

在我出生的那条胡同里，与我家院门斜对着，曾经就是一座小庙。从那条胡同一直往东的另一条胡同中，有一座大些的庙，香火犹存。那是奶奶常领我去的地方，庙院很大，松柏森然，夏天的傍晚不管多么燠热难熬，一走进那庙院立刻就觉清凉，我和奶奶并排坐在庙堂的石阶上，享受晚风和月光，看星星一个一个亮起来。僧尼们并不驱赶俗众，更不收门票，见了我们唯颔首微笑，然后静静地不知走到哪里去了，有如晚风掀动松柏的脂香似有若无。庙堂中常有法事，钟鼓声、铙钹声、木鱼声，噌噌吰吰，那音乐让人心中犹豫。诵经声如无字的伴歌，好像黑夜的愁叹，好像被灼烤了一白天的土地终于得以舒展便油然飘缭起的雾霭。现在想，大约任何声音、光线、形状、姿态，乃至温度和气息，都在人的心底有着先天的响应，因而很多事可以不懂但能够知道，说不清楚，却永远记住、那大约就是形式的力量。我跑回到奶奶身旁，出于本能我知道了那是另一种地方，或是通向着另一种地方；比如说树林中穿流的雾霭，全是游魂。奶奶听得入神，摇撼她她也不觉，她正从那音乐和诵唱中回想生命，眺望那另一种地方吧。我的年龄无可回想，无以眺望，另一种地方对一个初来的生命是严重的威胁。我钻进奶奶的怀里不敢看，不敢听也不敢想，惟觉幽暝之气弥漫，月光也似冷暗了。

大约1979年夏天，某一日，我们正坐在那庙墙下吃午饭，不知从哪儿忽然走来了两个缁衣落发的和尚，一老一少仿佛飘然而至。他们边走边谈，眉目清明，步履轻捷，颦笑之间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空阔甚至是虚拟了。或许是我们的紧张被他们发现，走过我们面前时他们特意地颔首微笑。这一下，让我想起了久违的童年，然后，仍然是那样，他们悄然地走远，像多年以前一样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傍晚，我独自摇着轮椅去找那小庙。我并不明确为什么要去找它，也许只是为了找回童年的某种感觉？总之，我忽然想念起庙，想念起庙堂的屋檐、石阶、门廊，月夜下庙院的幽静与空荒，香缕细细地飘升，然后破碎。我想念起庙的形式。我由衷地想念那令人犹豫的音乐，也许是那样的犹豫，终于符合了我的已经不太年轻的生命。然而，其实，我并不是多么喜欢那样的音乐。那音乐，想一想也依然令人压抑、惶恐、胆战心惊。但以我已经走过的岁月，我不由地回想，不由地眺望，不由地从那音乐的压力之中听见另一种存在了，我并不喜欢它，譬如不能像喜欢生一样地喜欢死。但是要有它。人的心中，先天就埋藏了对它的响应。响应，什么样的响应呢？在我，那永远不会是成就圆满的欣喜，恰恰相反，是残缺明确地显露。眺望越是美好，越是看见自己的丑弱，越是无边，越看到限制。无论再往哪儿去吧，都说明此地并非圆满。丑弱的人和圆满的神之间，是信者永远的路。这样，我听见，那犹豫的音乐是提醒着一件事：此岸永远是残缺的，否则彼岸就要坍塌。这大约就是佛之慈悲的那一个悲字吧。慈呢，便是在这一条无尽无休的路上行走，所要有的持念。

1996年春天，我坐了八九个小时飞机，到了很远的地方，地球另一面，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天傍晚，我和妻子在街上走，一阵钟声把我们引进了一座小教堂（庙），我看见一个中年女人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默默地望着前方的雕像。她的眉间似有些愁苦，但双手放松地摊开在膝头，心情又似非常宁静，对我们的喧哗一无觉察，或者是我们的喧哗一点也不能搅扰她吧。我心里忽然颤抖——那一瞬间，我以为我看见了我的母亲。

我一直有着一个凄苦的梦，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我的黑夜里重复一回：母亲，她并没有死，她只是深深地失望了，对我，或者尤其对这个世界，完全地失望了，困苦的灵魂无处诉告，无以支持，因而她走了，离开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不再回来。在梦中，我绝望地哭喊，心里怨她：“我理解你的失望，我理解你的离开，但你总要捎个信儿来呀，你不知道我们会牵挂你不知道我们是多么想念你吗？”但就连这样的话也无从说给她，只知道她在很远的地方，并不知道她到底在哪儿。这个梦一再地走进我的黑夜，驱之不去，我便在醒来时、在白日的梦里为它作一个续：母亲，她的灵魂并未消散，她在幽冥之中注视我并保佑了我多年，直等到我的眺望已在幽冥中与她汇合，她才放了心，重新投生别处，投生在一个灵魂有所诉告的地方了。

我希望，我把这个梦写出来，我的黑夜从此也有了皈依了。

（选自散文集《灵魂的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