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刘半农君

鲁迅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鐄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①。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②，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八月一日。

【注】①1928年鲁迅任《语丝》主编期间，选登了一篇读者来信。这封信纠正了刘半农发表在该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史实性错误。②指刘半农于1933年到1934年间发表于《论语》《人世间》等刊物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和《双凤凰砖斋小品文》等。

生命的滋味

    ①几年前的一个夜里，我走在马路上，路边停满了车，走着走着，一只，两只，几只小猫从车底跑出来，似乎想跟我玩。我朝它们走去，才看见猫妈妈紧张地看着这几只小猫，更紧张地看着我。这一家人在城市里流浪，它们会幸福吗？

    ②更早几年，还在学校，夜里我们骑着车，经过学校里的小河，一只猫妈妈带着自己的几只小猫正在行进的途中，它们大概是搬家了，顺着铁栅栏往校墙外走。见到我们，猫妈妈加快了步伐，一溜烟消失了，小猫也紧紧跟随，但还是有一个落下了，嗷嗷地叫唤。同学想把小猫抱走，我说，一会它妈妈会来找它的，我只是这么说。它们最后团聚了么？

    ③前几天，我们去一处废弃的厂房考察，天气已经变凉，我们穿着厚厚的衣服小心翼翼地穿过铁丝网，来到一片荒废的建筑里。厂房里的机器早已搬空，玻璃都被敲碎，剪断的铁丝电线从高高的房梁上垂下。地面上堆放着杂物，墙上留下了涂鸦，有个地方写着：“阿凡提到此一游”。同事拽着我，感觉很害怕，说如果天再暗一点，真的像电影里的绑架现场。这是被城市遗忘的地方，曾经机器轰鸣，而在我们的眼里，未来它将熙熙攘攘。而今它仍然具有生命力，厂房的东侧空地长满了树木和没膝的杂草，周边的水泥地上长出了许多的野草。只是这生命不被承认，迟早有一天它们要接受割除和改造，成为与一片欣欣向荣的商业所匹配的景观。

    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我受好奇心驱使，来到一间小屋，想看墙上还未揭掉的字纸，却在地上，一处辨不清是毛毯还是沙发皮套的堆放物里，发现四只团在一起的小黑狗，它们的身体半截盖在被子之下，虽然简陋，却能给它们足够的温暖。离开之后，我们沿着马路继续考察，一只母柴狗甩着奶子穿过花坛，遥遥地看了我们一眼。厂房已经荒废多年，沿着马路的一边为了美观故意刷上了明亮的漆色，我曾预想会在那里遇到流浪汉，却发现那里有狗的一家。它们会不会饿肚子，小狗长大之后，会继续流浪吗？

    ⑤不得不承认，这些疑问其实包含了作为人的我的自我关怀。生而为人，我们为生命赋予了重重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会为自己庆生，为亲友厚葬，我们设计并遵守种种制度和规则，并且一生都在理性和非理性、守序和失序之间挣扎。然而在人群之外，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生命简单而野蛮。一只小猫从无到有，从一团肉泥成长为捕食能手。一只从未受过宠爱的流浪狗照例每天觅食、哺育，却从未听说有哪只狗因为生活压力而自杀。生命脆弱，死亡的威胁从未消失过，然而这些生命却从未因为顾虑明天而自断。

    ⑥人生之中有许许多多无可奈何的事情，痛苦与烦恼常存，有时出自强烈的打击，有时出自难以更改的性情。幸福圆满常常难以企及，想要得不到，得到不想要，骚动的欲望更加重了不幸的感觉，记忆里的伤痕和幻想里的末日让人更容易离开现实，变得像亡命之徒，与自己作着旷日持久的追逃噩梦。然而在计算收入和个人颜面的房间之外，世界以无比宽容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生灵，让它生，让它快活，让它以本能延续自己，而非用道德和律法、成文和不成文的规矩裁定它的本质，羁押它的未来。

    ⑦当有一天，我们迎来了死亡。人生中曾有的痛苦喜乐也随我们一同死亡。生命中的各种滋味与我们同生同死，并且，因为苦，我们识别出了甜，因为甜，我们识别出了苦——残缺与完美，虚浮与实在，与我们同生同死，并因为我们身处其中一端，我们也同时拥有了另一端。

故乡的沉沦

于耿立

    曾看到过一幅照片：一个农民在故乡新建成的楼房前呆坐，他的肤色是久在风雨暴晒下才有的酱色。我心中涌起莫名的风雨飘絮的黍离之情，只觉得无边的乡村在沉沦，或者说在一点点坍塌。

    乡土的中国，故乡的中国，真的转换这么快？一夜之间，土地里不再种出庄稼，而是种出了成片的高楼。“农民上楼”，就如镰刀割下了谷子，这不是一次收割的事件，而是一个精神的事件。有人说这世界消失的方式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声呜咽。谷穗碰到镰刀是呜咽，大树遭遇斧头是呜咽，而故乡田园风光的消逝更是呜咽。

    有一个成语叫背井离乡，“背”是背离，这是孩子都能理解的。但我宁愿理解“背”为背负，一个背负着故乡井水的人是有底气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故乡井水的滋润，有故乡做依靠。记得，在一次文人雅集的酒桌上，友人问我，你的眼睛为何这样亮？我说那是故乡的水井！又问，你的头上隐隐像有什么东西，那是什么呢？也许，是我醉酒的缘故，我回答：那是故乡的屋檐。友人愣住了，不知如何应答，他有点黯然，然后醉了。他说，我没有故乡的屋檐。然后就伏在桌子上呜呜大哭起来。

    故乡是一个人的血地。台湾把故乡叫做原乡，作家钟离和说“原乡人的血，只有回到原乡，他的血才能停止沸腾”，真是透到了骨髓，彻骨彻肤。

    故乡是一种容器，故乡是收藏我们童年哭声的地方，一石一础，一草一叶，井栏树冠，那都是我们的见证，那里勾留了我们的年轮，涂抹了黄昏时我们读书的影子，还有那塞满草的窗子。当我们夜晚背诵课文的时候，常仰着脖颈望着星空，像是背诵着夜。现在那里的夜还是那样纯净么？没有一丝阴翳，没有污染，没有毁容？

    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曾记得一个台湾老兵的故事。他把装着故乡泥土的玻璃瓶子弄丢了，他的魂魄也随之丢失了。老兵住院，什么样的医术也疗救不了他这种思乡之痛。他的事传播开来，人们同情他，一个研究生翻找资料，在实验室里为老兵配制了他家乡的土。土里特别多放了一点盐分，用以配出老兵家人在这土地上流过的汗水。但细心的老兵呢？看出了黄土是用色素染成的！他说，故乡的土，是不可以配制的，那些童年的声音留在土里的，那些炊烟留在土里的，那些牛羊的哞叫留在土里的，这些怎能够配制出来？老兵最后说，这一瓶配出的黄土里面缺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当初，母亲把土摊在白纸上，戴好老花镜看过、拣过，弄得干干净净，两滴眼泪落在土里，这一大瓶配置的土里却没有！

    老兵带着那瓶故乡的泥土走过七个省，最后越过台湾海峡。

    我不知道这个老兵最后的归宿，但我揪心的是即便他的灵魂得以还乡，在那被毁容整容后的故乡，他能找得到魂牵梦绕的归路么？他能找得到在路口大树下苦苦遥望的母亲么？

    我老家的村口也曾有几株明代的柿子树，经历了400年的沧桑啊！几年前被连根移走了。我回老家为母亲上坟，看到移走古树后留下的大大的树坑，如枯干的泪眼，无助无望。我童年留恋的柿子树，那曾荫庇过多少代家乡子孙的老树啊！

    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基，没有身世。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是千年前的陶潜在时空外呼唤如今疲惫的心灵么？

    其实对沉沦的故乡来讲，连荒芜也不配，只是一片钢筋水泥的狰狞。 我看不见灵魂的归路，我只隐约听见灵魂的呜咽！

光荣的孤独者

韩少功

    我与老一辈文学家交往不多，唯严文井先生是少有的例外，其中一份深情，与其说缘于私恩，不如说缘于公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旧的文学模式仍然在惯性滑行。有些苦心的新创，总是遭遇一些大人物严厉的面孔，不少革新者感到威压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庆幸一些文学大人物苦尽甜来重新出山，但对他们在台上的一些陈旧而专断的说教，又一直深感困惑和不满。

    有一次，我出席一个座谈会，听到一位老作家为朦胧诗大胆作辩护。我不觉暗暗吃惊，后找旁人打听，得知发言者即严文井先生。我没料到文井先生对文学新探索表现出足够的敏感、宽容以及支持。这在老一辈中实为难得的异数。这次会上，没有什么人附和与支持他的发言，这使他在会场里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甚至身陷十面埋伏。

    会后不久，出于一份按捺不住的崇敬，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一些有关文学的粗浅看法，对他的勇敢与睿智表达感激。我没料到他不但细读了一个陌生青年的来信，还把我的一些小说和文章找来读了，很快回复了一封信：

    近年来，你的一些有关美学的议论，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轻朋友，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些严肃问题，不人云亦云，不自卑自贱，也不自高自大。你们各有所得。

    他在信中对教条主义也大不以为然：

    我听了一辈子训斥，也不喜欢任何人在作品里继续训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浅薄之辈引用自己并未读懂的中外圣人的片言只语来吓唬人或讨好人，我很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

    他在这封信中热情肯定和鼓励了我的新作《爸爸爸》。我把这封信交给一位编辑，在1985年8月的《文艺报》上发表，但在一次官方高层文件的传达中，我听到了有关方面对文井先生这封信的点名批判，我的小说《爸爸爸》当然也株连受斥——它们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例证。

    在整个新时期的前十多年里，思想风向反复，曾身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先生，却一直被冷落在主流圈子之外，常常被主流媒体的镜头和笔头跳过。以致最后，他九十诞辰时的一个小小座谈会，相对来说还是规模很小，规格很低，在文学界几乎无声无息。他逝世之后虽有各种追思报道，但诸多媒体一般只提到他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他在新时期以来表现出大义和大智的孤独抗争，对他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了具有非凡眼界和非凡胆识的破冰之功，却奇怪地保持着沉默。

    我与文井先生的忘年之交就是在患难中开始的。以后每次到北京，我总要去他家看望。他的居室很狭窄，光线也很暗，成堆的书刊占去了陋室的绝大部分空间，只留下窄缝任人通过。如有两三客人入室，房内就拥挤不堪，主客双方难免“抵肘”和“促膝”。比较闲的时候，我与他会聊得漫无边际。他谈到的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是闻所未闻，让我大开眼界和大受补益。他对我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有一段时期，我轻率应付编辑们的约稿，出手较松，就引起他的不满。

    “作者不动心，读者就更不会动心。读者是骗不过的”他警告我。

    之后，我们终于遭遇了一个尖锐的话题。当时我列举了东德与西德、朝鲜与韩国、大陆与台湾的对比，问他你不觉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吗？

    他沉吟了很久以后说：“我不会向你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相信共产主义是什么天堂，我并不相信那种神话，但我的共产主义就是公平和正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我在这一条上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觉得有任何必要来改变。”

    我没有料到文井先生会有堂堂正正的别出一言，也没有回应这番道理的准备，于是一时无语。

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高歌猛进，一种弱肉强食的资本逻辑悄悄流行，贫富差别的社会矛盾正在加剧。面对崇私尚恶大潮，思想文化界很多人却助纣为虐。在他们那里，连“公正”和“平等”这一类词都羞于启齿，“理想”和“道德”更成了洪水猛兽——这正是文井先生曾经忧虑过和警告过的。当年很多攻击过文井先生的正统人士，转眼之间也成了红皮白心的新贵，争相抢搭着权力与资本两相勾结的时代快车、香车宝马，甚至在纽约曼哈顿和东京银座挥金如土。与同时代好些慌不择路的潮流追随者相比，先生当年的那一席话余音在耳。

    先生在一篇自白性的文章里说过：

    我最珍重的品德：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事实。

    我最厌恶的是：伪善。

    我喜爱做的事：修改自己没写好的文章。

    我的座右铭：尽力认识各种局限性。

    我对文学的追求：反对成见与偏见，尽可能地跟谎话、废话唱反调。

    我对文学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权威，不走捷径，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费要领取，但不能把作品当商品。

    ……

    孤独是孤独者的光荣。

    孤独者有一颗遍及天下的大心，因此在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久远的年代里，必有自己成千上万真正的亲人和朋友。

（本文有删节）

①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②那雪下得正紧。

③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

收 麦^[注]

孙犁

古老传言：“争秋夺麦。”麦收的工作，就在平常年月也是短促紧张的。今年所害怕的，不是一场狂风，麦子就会躺在地里；几天阴雨，麦粒就会发霉；也不是担心，地里拾掇不清，耽误了晚田的下种。是因为城里有日本侵略者，子午镇有张荫梧，他们都是黄昏时候出来的狼，企图抢劫人民辛苦耕种的丰富收成。

这几天，城里的敌人，不断用汽车从安国运来空麻袋，在城附近抓牲口碾轧大场。子午镇的村长老蒋，也正在找旧日的花户地亩册子，准备取消合理负担，改成按亩摊派。

敌人是为麦子来的。

抗日县政府指示各区：要组织民兵群众，武装保卫麦收。指示规定邻近村庄联合收割。芒种和春儿都加入了民兵组织，每天到河口放哨。高四海担任了子午镇和五龙堂的护麦大队长，他的小屋又成了指挥部。

白天收割河南岸的麦子。高四海到各家动员了，秋分又分别动员了那些妇女们。农民们鸡叫的时候就起来，拿着镰刀在堤坡上集合。他们穿着破衣烂裳，戴一顶破草帽，这些草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紧张的麦收，抵御过多少次风雨的袭击。高四海从小屋里出来，肩上背一支大枪，腰里别一把镰刀。用过多年的窄窄白镰刀，磨得飞快，它弯弯的，闪着光，交映着那天边下垂的新月。高四海站在队前，只说了几句话，就领着人们下地去了。

这队伍已经按班按排分好，一到指定的地块就动起手来。割得干净，捆得结实，每个人都用出了全身的力量。这不是平日内部竞赛，这是和对面的两个敌人争夺。胶泥地是割，河滩附近的白土地，就用手拔。抡着拔起的麦子，在光脚板上拍打着，农民们在滚滚尘土里前进。

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大车队在村东村西两条大道上，摇着鞭子飞跑。秋分领导着妇女队，担着罐茅篮，从街口走出，送了中午的饭菜来，也有人担来大桶的新井水。小孩子们也组织起来了，跟在后面，拾起农民们折断和遗失的麦穗儿。

晚上，民兵和收割队到河北去。三天三夜，他们把麦子全收割回来，地净场光，装到各家的囤里去了。田野像新剃了头似的，留下遍地麦茬，春苗显露了出来，摇摆着它们那嫩绿的叶子。

我们的军队，正在平原的边界袭击敌人。这是新成立起来的队伍，最初几天，想办法避开了敌人的主力。不分昼夜急行军，跳出了敌人布置的包围圈。对于刚刚参加部队的农民来说，行军就是一种作战准备，在行军中，组织严密了，纪律的感觉加强了，每个战士都要学习判断情况，决定动作，掌握敌人运动的规律，并且看穿它的弱点。

晒麦子的天气，白天焦热，一到夜晚，天空是清朗的，星星是繁密的。五龙堂村边平整光亮的打麦场，是农民们夏季夜晚的休息场所，一吃过夜饭，人们就提着小木凳，或是用新麦秸编制的小蒲墩来了。在场院中间，是一个夜晚也在闪着银光的、发散着香味的高大的麦秸垛。

农民们坐在风凉的地方，舒缓白天的疲劳，庆贺护麦的胜利。妇女们刷洗了锅碗，挂上大门，也跟在后面来了。她们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扯着宽大的麦秸垫子，铺开了坐在男人的后边。孩子躺在怀里，她们拍打着，哼哈着，什么时候孩子睡实了，就把他放到草垫上去。

这是阖村欢乐的时候、邻居畅谈的时候，然而她们只是静静听着。夏季的晚风吹拂着的妇女们，脚踏着收获过的土地，头顶着明媚的星斗，从这里听到了多少古往今来的战争，知道了多少攻防斗智的故事？为那些悲欢离合的情景、多灾多难的人物，她们流过多少眼泪，发出过多少轻声的欢笑啊！

虽然都说“听书长智，看戏乱心”，乡村的文化生活，很早就有了明显的阶级界限。地主田大瞎子，在酒足饭饱以后，在他家的场院上，讲说“三国”。他说这真是一部才子书，他的全部学问，就是从这一部“圣叹外书”得来的。可是去听他讲演的，只是村中那些新旧富户、在外面发财的商人、年老退休了的教员。农民们进不去，也不愿意进去，他们都是跑到五龙堂来，听些庄稼玩意儿。

这几天，五龙堂的打麦场上，变吉哥正在说唱新编的抗日小段。他说的是梨花调，一定得请高四海来给他伴奏弹弦。高四海很忙，顾不上弄这个。可是那些书迷们，一到天黑，就给他们摆好桌子，放好板凳，还从做饭的大锅里舀来一大壶开水。又有人把鼓板弦子取了来，任凭他怎样推托，也不能不来一段了。

变吉哥说书的兴致是非常高的。这在他也有一套想法：既然自己拔麦手疼，背口袋背不动，能在文化宣传工作上下些功夫讨些彩，不也是十分应该的吗？

所以，每当他唱完一段，说天气不早该休息了，明天还要去耩晚棒子的时候，有几个青年农民说：“变吉哥，不要紧，再来一段。明天一早，我们背上种式去给你耩地，连饭也不吃你的，还不好吗？”

变吉哥，就又抓起壶来，润润嗓子，扬着两块用破碎的犁铧砸成的铁片，叮当地说唱起来了。实际上，你就叫他说个通宵，他也是高兴的。

农民们听得入迷，真是鸦雀无声。直到西北角上变了天，云彩一涌一涌地上来，甚至已经在滴着雨点了，他们还不愿意散。一边往树底下躲，一边说：“说完，说完。下紧了再走！”

其实呀，并没有惊人的场面、离奇的故事。变吉哥不过是把这次五龙堂人们的护麦斗争，稍加编排，添些枝节，大致上是按实情实事说唱一番罢了。

（有删改）

[注]选自孙犁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