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贞观十四年（公元641年），魏征上书唐太宗，说：“广臣闻君为元首，臣做股肱……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唐太宗也经常对臣下说：“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贞观时期被后世称道的原因在于君主给了臣子更多的尊重和参政机会，让这些臣子在君臣道义的要求下去参与社会治理，进而在制度设计上为君臣共治的实现提供了许多条件。

——摘编自王亚南《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研究》

材料二：在明代，以官员批评皇帝为核心的君臣冲突表现的尤为突出。成化四年，宪宗为满足生母周氏愿望，命大臣于帝陵外别选址以葬英宗嫡后钱氏。此事有违礼制，群臣极谏争之，“伏哭文华门，竞得如礼”。明中期以后，“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于是“科道”谏言，“天子以四海为家，普天率土莫非所有，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刀锥之利哉”？宪宗边于群臣压力，对弊政有所厘清。天启年间，熹宗纵容魏忠贤介入朝政，南北诸臣纷纷上疏要求惩处魏忠贤，熹宗皆不纳。

——摘编自张廷玉《明史》

材料一：自秦朝建立宰相制度以来，历朝的相权在原则上是不可以独自占有的，秦朝和西汉初期，虽然只设一相制，但是有太尉和御史大夫在其左右，以分其权，共同辅佐皇帝，以后汉代有三公制，于是相权便一分为三，从此一人独专相权便被多人共有相权的历史趋势所代替，并被历朝所沿袭，魏晋南北朝时又有了尚书令、中书令、门下侍郎等。隋唐有三省制，三省长官都为宰相，共议国政，几经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宰相群体。

——摘编自瑰晓巍、钟卫华《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研究》

材料二：宰相杜范认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富弼对宋神宗言：“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必致请属交走，货贿公行，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材料三：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不仅使文官失去了宰相作为他们的“意见领袖”，还使所有文武官员的地位和生命、尊严的价值都变得渺小，使绝大多数时期任何一个官员在皇帝面前都显得“人微言轻”……总的来讲，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最高政治权力的运转经常处于失衡或扭曲的状态，舞台上的依靠皇帝暂时亲信而拥有治官权力的人物忠奸贤愚美丑反复变换，严重损害了明代治官活动的连续性、一贯性、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典章制度越来越形同虚设。

——摘编自渖平《论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对明朝治官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先秦，形成于秦汉，至隋唐而稳固，宋元明清日臻完备。秦朝即设立听命于皇帝的御史大夫作为纠察百官的最高监察官员。……唐代监察制度更为完备，中央监察机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御史台系统，负责监察百官之违法与失职行为；另一部分是言谏系统，负责直接告发官员的违法、失职或者腐败行为。……明清两朝最终实现中央监察机构与地方监察机构的统一。在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期，由于国家幅员辽阔，在专制权力下，各级官史滥用权力、贪污腐化的空间较大。为了维护皇权，历朝君主都非常重视专门监察机构的设置和运作，试图通过监察官员的纠察和弹劾，防止并打击官史的贪腐和不法行为。

——摘编自朱福惠《国家监察体之宪法史观察》

材料二  相对来说，英国有着一套比较完整、灵活的监察朝度。议会监察，是西方现代监察体制的核心，最具权威性与代表性。议会监察，是“民意代表机关”对政府施政、财政，人事等其他法定项的监督检查，包括；同意、纠正、纠举、弹劾、审计，以及为完成这些任务所必须的质询、视察和调查、投不信任票等事前防止、事中纠正和中止、事后惩戒和救济等监控规程。在此基础上，英国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又相继成立了各种不同的监督机构，构成了一个多行业、多地区、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网络，以教育、防范、惩处为手段，以保护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巩固政治权力为目标的反腐败机制。

——摘编自张恒《英国监察制度：在漫长曲折的道路上逐步形成》

①秦朝御史大夫

②汉武帝时期的“中朝”

③唐三省六部

④明成祖初设的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