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代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有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南京临时政府在行政上采取的是总统制，后为制约袁世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采取责任内阁制。1912年6月，袁世凯在任命王芝祥的问题上，违背法律规定，剥夺总理的副署权，破坏责任内阁制，导致内阁总理唐绍仪辞职。但从另一角度看，唐的辞职也表明了为维护责任内阁制而进行的斗争。此后在1917年的府院之争中，段祺瑞向黎元洪频频发难所祭起的主要法宝，实际上也是责任内阁制。虽然段祺瑞之后北京政府的历届弱势总理往往受制于大军阀，但责任内阁制之实虽亡，而其名尚存。应当说发端于辛亥革命的责任内阁制，仍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种重要的政治模式和权力运作方式。

——摘编自马烈《简论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意义》

材料：以下是史籍关于明朝中后期江南民众社会生活的记载。“便服裘帽，惟取华丽，或娼优而僭拟帝后，或隶仆而上同职官，贵贱混淆，上下无别。”“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赴观焉。南都（指南京）服饰，在庆、历前犹为朴谨。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新月异。”嘉善陈氏告诫族人：“宗族传习不齐，耕读之外，工商经纪，悉从便业。”“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乃今之江南犹多此俗人家，儿子娶妇，辄求分异。兄弟当分，异居异财。”“婚娶颇多论财，嫁女竞侈，穷极靡丽，富贵妆资从厚。”

﹣﹣摘自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