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  雄

佛刘

    清明节前夕，爸爸给乡下的奶奶打电话，乡下的奶奶说，今年就不用回来啦，有些事奶奶一个人就都办了。爸爸说，那怎么行呢，即便是我答应，虎子也不会答应啊。乡下的奶奶说，那你们就来吧，其实我也想虎子了。

    虎子不是别人，就是我。不算今年，我已经是第四次回去看望乡下的奶奶和叔叔了。一想到乡下奶奶的小院，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向往，我知道，那是我另一个意义上的家。

    回去那天的阳光很不错，春风已经把田野吹出了毛毛绿。老远，我就看见了站在村口的奶奶，我大喊一声，像一只脱了缰的小马驹，奔向奶奶的怀抱。

    乡下的奶奶流泪了，她喜悦的脸庞上堆满了皱纹。这样的时刻，无论是奶奶、爸爸，还是我，都是幸福的。

    乡下奶奶的院落不是很大，有一年下雨，西边的院墙还倒掉了，本来乡下的奶奶是想等当兵的叔叔回家修砌的，可是叔叔没有等来，却等到了爸爸。那一次，爸爸很卖命，他拦住了所有想帮奶奶修墙的乡亲们，一个人忙活了两天，虽然墙修砌得不是很好，可是爸爸却累虚脱了。乡下的奶奶说，你这又是何必呢？爸爸说，只有这样，我的心才能安慰一些。

    现在，爸爸修砌的那堵墙还好，上面爬满了干枯了的牵牛花的叶蔓，一株枣树探出墙外，似乎在等着我们的到来。

    乡下奶奶的房子已经很旧了。前几年，叔叔牺牲的时候，政府准备出资为乡下的奶奶翻盖一下老房子，却被奶奶拒绝了。奶奶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房子还能用，没那个必要了，如果政府真的关心我的生活，那么就请你们把村里的小学修一修吧。村里的小学被重新翻盖了，学校是以叔叔的名字命名的，我去过一次，还在学校的门口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后来爸爸也想为乡下的奶奶盖一座新房子，可是奶奶依旧没答应。

    爸爸常常给乡下的奶奶买很多的东西，但那些东西，是吃的都被她分给了左邻右舍，如果是穿的，就捐赠出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再没有比乡下的奶奶更倔强的人了，但大家都无法改变她，只好改变自己。

    我没有看到过生前的叔叔，乡下的奶奶常常向我描述叔叔小时候的样子，说那时的叔叔爬墙上树，摸鱼捉鸟，无所不会。等长大了，就变得不怎么爱说话了，但心肠好，碰上邻居有什么帮忙的活儿，总是不惜体力，村里的人都很喜欢他。顺着乡下奶奶的目光，我能够看见那时的叔叔，他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威武的身影常常走进我的梦中，让我流一梦的泪水。

    叔叔是个英雄，他死于一次探亲回家的路中，因为两个落水儿童，叔叔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叔叔的事迹感动了那个小城所有的市民，他被大家称为英雄。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自不必说。后来政府遵从乡下奶奶的意愿，把叔叔安葬在了老家，因为在那里，乡下的奶奶可以时常地去看一看儿子。

    我和爸爸这次回来的目的主要是给叔叔扫墓，其实即便我们不回来，乡下的奶奶还有那些乡亲也会把叔叔的墓地扫得干干净净的，但是爸爸说，心里不踏实。

    清明这一天，天气晴朗，空气中已经有了麦苗的味道。一路上，我们无语，爸爸一手扶了乡下奶奶的胳膊，每年他都是这样的姿态，这样看上去他们更像是一对母子。

    乡下的奶奶把爸爸买来的鲜花一一摆放在叔叔的墓碑上。整个过程，她的表情肃穆、慈祥，没有一点悲伤。她说，儿子，你哥和你侄子又来看你了，你看看你侄子已经有你那么高了。爸爸说，给你叔鞠个躬吧，我点点头，然后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透过水泥地，我似乎可以感受到叔叔的生命，正一点点传输到我的身体中。

    说到这里，可能大家都明白了，乡下的奶奶不是我的亲奶奶，叔叔也不是我的亲叔叔，可是自从叔叔救了我，我们就成了一家人。

（有删改）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北京的“大”与“深”

    以外地人前后居京近二十年，感触最深的，是北京的大。每次出差回来，无论出北京站奔长安街，还是乘车过机场路，都会顿觉呼吸顺畅。“顺畅”本应是空间印象，却由复杂的文化感受作了底子。日本鹤见祐辅有一篇《北京的魅力》，其中说，若是旅行者于“看过雄浑的都市和皇城之后”，去“凝视那生息于此的几百万北京人的生活与感情”，会由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发现“日本人所难以企及的‘大’和‘深’在”。

    外国观光客如何感觉北京姑置不论，来自人口稠密的江南城镇而又略具历史知识的本国旅游者，他们所感到的北京的大，多少应当由元明清三代帝都的那种皇城气象而来。初进北京，你会觉得马路广场无不大，甚至感到过于空阔，大而无当，大得近于浪费。由天安门下穿过故宫，则像是走过了极长的一段历史。于是你又由“大”中感到了“深”。

    久住北京，已习惯于其阔大，所感的大，也渐渐地偏于“内在”。似乎是汪曾祺吧，于香港街头见老人提鸟笼，竟有点神思恍惚，因这种情景像是只宜在北京见到。无论世事有怎样的变幻，护城河边，元大都的土城一带，大小公园里，以至闹市区马路边人行道上，都会有老人提着鸟笼悠悠然而过，并无寂寞之色，倒是常有自得其乐的安详宁静。老派北京人即以这安详宁静的神情风度，与北京的“大”和谐。

    大，即能包容。也因大，无所损益，也就不在细小处计较。北京的大，北京人的大气，多少应缘于此的吧。跻身学界，对于北京城中学界这一角的大，更有会心。北京学界的大，也不只因了能作大题目大文章发大议论，凭借“中心”的优势而着眼处大，人才荟萃而气象阔大，更因其富于包容，较之别处更能接纳后进。哲学家任继愈写北大的大，引蔡元培语“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说“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广大”。北大的大，也因北京的大。当年蔡元培先生的治校原则，或许最能代表北京的一种文化精神。

    至于其“深”，天然的是一种内在境界，非具备相应的知识并有体会时的细心，即不能领略。天下的帝都，大致都在形胜之地。龚自珍写京畿一带的形势，说“畿辅千山互长雄，太行一臂怒趋东”；还说“太行一脉走温婉，养养畿西虎气蹲”。见惯了大山巨岭，会以为如北京西山者不便名“山”，但这一带山却给京城气象平添了森严。居住城中，瓦舍明窗，但见“西山有时渺然隔云汉外，有时苍然堕几榻前”。于薄幕时分，华灯初上，独立苍茫，遥望远山，是不能不有世事沧桑之感的。即使你无意于作悠远之想，走在马路上，时见飞檐雕梁的楼宇、红漆金钉的大门，也会不期然地想到古城所拥有的历史纵深。

    直到此时，你还未走进胡同，看那些个精致的四合院和拥塞不堪的大小杂院。胡同人家是北京文化的保存者。四合院是一种人生境界，有形呈现的人生境界，生动地展示着北京市民的安分、平和，彼此间的有限依存和有节制的呼应。老舍《四世同堂》中的英国人表述其对中国式家庭关系层次的印象：“在这奇怪的一家子里，似乎每个人都忠于他的时代，同时又不激烈的拒绝别人的时代，他们把不同的时代揉到了一块，像用许多味药揉成的一个药丸似的。他们都顺从着历史，同时又似乎抗拒着历史。他们各有各的文化，而又彼此宽容，彼此体谅，他们都往前走又像都往后退。”这种关系结构，推而广之即至街坊、邻里。“四世同堂”是胡同里老辈人的理想，包含其中的“和合”也被用以构造胡同秩序。厚积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中的文化，是理解、描述中国历史的重要材料。不但故宫、天安门，而且那些幸运地保存下来的每一座普通民居，都是实物历史，是凝结于砖石的历史文化。你在没有走进这些胡同人家之前，关于北京文化的理解，是不便言深的。

    就这样，你漫步于北京街头，在胡同深处谛听了市声，因融和的人情、亲切的人语而有“如归”之感。或许你有时会为古城景观的破坏而慨叹不已，但仍能发现古城犹在的活力。北京是与时俱进的。这古城毕竟不是一个大古董，专为了供外人的鉴赏。即使胡同人家又何尝一味宁静——燕赵毕竟是慷慨悲歌之地！

    旧时的文人偏爱这古城的黄昏，以为北京最宜这样的一种情调。士大夫气十足的现代文人还偏爱北京的冬天，郁达夫的《北平的四季》认为“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 ， 也只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彻底”，这自然多半因了士大夫的“有闲”。今天的人们，或许更乐于享用生气勃勃激情涌动的北京之春。他们也会醉心于金秋十月：北方天地之高旷，空气的净爽，于一声浏亮^①的鸽哨中尤令人感得真切。北京是总让人有所期待的，她也总不负期待，因而你不妨一来再来。写到这里，发现自己早已是一副东道主的口吻。我有时的确将北京视同乡土了。静夜中，倾听着这大城重浊有力的呼吸，我一再地想到明天，破晓后的那个日子：那个日子将给人们带来些什么？

（取材于赵园的同名散文）

【注】①浏亮：明朗清晰。

读张爱玲

贾平凹

    先读的散文，一本《流言》，一本《张看》。天下的文章谁敢这样起名，又能起出这样的名，恐怕只有张爱玲。女人的散文现在是极其的多，细细密密的碎布儿如戏台上的旦角 ， 性急的人看不得，喜欢的又有一班只看颜色的看客，噢儿噢儿叫好，且不论了那些油头粉面，单是正经的角儿，翠翠、白素贞、七仙女……哪一个又能比得崔莺莺？张的散文短可以不足几百字，长则万言，你难以揣度她的那些怪念头从哪儿来的，连续性的感觉不停地闪，组成了石片在水里的一连串地漂过去，溅一连串的水花。一些很著名的散文家，也是这般贯通了天地，看似胡乱说，其实骨子里尽是道教的写法——散文家到了大家，往往文体不纯而类如杂说——但大多如在晴朗的日子，窗明几净，一边茗茶一边瞧着外边；总是隔了一层，有学者气或佛道气。张是一个俗女人的心性和口气，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招听，是会说是非的女狐子。

    看了张的散文，就寻张的小说，但到处寻不着。那一年到香港，什么书也没买，只买了她的几本，先看过一个长篇，有些失望，待看到《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那一系列中她的毒已经日深。——世上的毒品不一定就是鸦片，茶是毒品，酒是毒品，大凡嗜好上瘾的东西都是毒品。张的性情和素质，离我很远，明明知道读她只乱我心，但偏是要读。古今中外的一些大作家，有的人的作品读得多了，可以探出其思维规律，循法可学，有的则不能，这就是真正的天才。张的天才是发展得最好者之一。我往往读她的一部书，读完了如逛大的园子，弄不清了从哪儿进门的，又如何穿过桥走到这里？又像是醒来回忆梦，一部分清楚，一部分无法理会，恍恍惚惚。她明显的有曹霑的才情，又有现今的思考，就和曹氏有了距离，她没有曹氏的气势，浑淳也不及沈从文，但她的作品的切入角度，行文的诡谲以及弥漫的一层神气，又是旁人无以类比。

    天才的长处特长、短处极短，孔雀开屏最美丽的时候也暴露了屁股，何况张又是个执著的人。时下的人，尤其是也稍耍弄些文的人，已经有了毛病，读作品不是浸淫作品，不是学人家的精华，启迪自家的智慧，而是卖石灰就见不得卖面粉，还没看原著，只听别人说着好了，就来气，带气入读，就只有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无损于天才，却害了自家。张的书是可以收藏了长读的。与许多人来谈张的作品，都感觉离我们很远，这不指所描叙的内容，而是那种才气如云，以为她是很古的人，当知道张现在还活着，还和我们同在一个时候，这多少让我们感到形秽和丧气。《西厢记》上说：“不会相思，学会相思，就害相思!”《西厢记》上又说：“好思量，不思量，怎不思量?”嗨，与张爱玲同活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

信  任

王奎山

    玉生是腊月二十八到家里的。

    玉生是个新兵，入伍才一个多月。

    入伍才一个多月的新兵怎么就能探亲呢？

    玉生不是请了探亲假回来探亲的，他是从部队偷偷跑回来的。

    新兵连的班长在训练的时候见玉生的动作不规范，就批评了他。玉生不服气，和班长顶了嘴，那班长见玉生嘴硬，就踹了他一脚。玉生觉得窝囊，就偷跑回来了。

    玉生的父亲见儿子从部队偷跑回来了，自然非常生气。父亲骂他是“逃兵”。父亲骂玉生不争气的同时，也踹了玉生一脚。然后，父亲严令玉生马上赶回部队。连母亲也批评他，连妹妹也批评他。

    这下子玉生才知道自己错了。

    玉生知道自己错了以后，就立即往火车站跑。在路过邮局的时候，玉生决定先给部队发个加急电报，免得首长和战友们着急。

    玉生要了张电报纸，刚刚写下“北京”两个字，旁边就有人问他：

    “同志，你是在北京当兵？”

    玉生点点头。抬头一看，是个工人模样的老师傅。

    老师傅又问：“你这是……”

    玉生只好如实回答道：”我这正要回部队去，先给部队发个电报。”

    师傅说：”什么时候走？”

    玉生说：“马上就走，十一点的车。”然后，玉生就埋头填写电报，然后又到柜台上交款，办手续。

    等玉生忙完这一切，正要往外走的时候，老师傅又凑过来了，还一脸的笑。

    玉生知道老师傅肯定有事，就问：“大伯，有什么事么？”

    老师傅就忙给玉生掏烟。

    玉生连连摆手说不会，老师傅这才把一个邮包拿到玉生面前说：“我小儿子在北京上大学，前些时打信来说不回来过年了。我那小儿子有气管炎，一到天冷就犯。老伴打听了一个单方，给他配了几服药，还给他织了一件毛衣，刚才邮局的同志说，这瓶瓶罐罐的不保险，不让寄。你看……”

    玉生听到这里，已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就说：“大伯，您要是信得过我，这药和毛衣就交给我好了，我保证给送到。”

    老师傅感动地说：“信得过信得过。啥人信不过还信不过解放军？”说着，就把包裹递到了玉生的手里，“地址，姓名这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玉生说：“放心吧大伯，最迟正月初五以前，保证送到您儿子手里。”

    老师傅呵呵地笑了：“那中，比走邮局还快呢！”

    玉生在邮局门口和老师傅分了手，一直往火车站走去。路上，玉生的胸脯挺得高高的，一条胳膊也甩得有模有样的。玉生心想，好歹，咱也是个军人呢！

（选自《王奎山小小说》）

材料一：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要求。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强大后劲，都取决于包括科学素质在内的国民素质地不断提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方式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需要有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能工巧匠，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广大民众是基础和支撑。没有公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大军，难以将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实力。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加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基础在公民科学素质。创新型人才深深植根于综合素质高、科学素质好的国民群体之中，植根于激励有章、赏罚得法的良好体制机制环境之中，如果没有热爱科学、关注科技、具有较高科学素质水平的宏大公众群体，就不可能形成创新型人才辈出的大好局面。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科学知识需求，我国科学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有利于促进科普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广大群众充分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成果，有利于培育理解支持创新的优秀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摘编自《公民科学素质也是核心竞争力》）

材料二：

    本课题组针对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进行了调查，调查采用答题的方式，题目包含三个领域：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能力。调查结果如下：

各地区分领域答对率

（资料来自《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研究报告（2015-2016）》）

材料三：

    科学素质是决定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是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前提。在科技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今天，科技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高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在当前是一个紧迫任务。2011年，日本发生的9.0级强地震引发核泄漏事故，在我国公众中掀起了一场抢购食盐风波，这凸显了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紧迫性。而2007年广东和海南等地“吃了得香蕉黄叶病的香蕉会得癌症”的谣传传闻满天飞，致使香蕉价格不正常地大幅下跌，蕉农损失惨重。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公民科学素质不高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些人理所当然地相信了缺乏科学依据的谣传。

（摘编自《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是紧迫任务》）

材料四：

    新时期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问题和挑战依然严峻。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水平普遍较低，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东部发达省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远高于中部和西部省份；城镇居民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远高于农村居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妇女和少数民族是最薄弱的短板。科普公共服务能力不高，基础条件薄弱，发展不均衡，机制体制不健全，科普能力发展不平衡。科普产业弱小，科普公共服务与群众需求脱节。科普经费投入不足，各级财政投入偏低，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尚未形成。

（来源同材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