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16）》显示，2015年，全国共有3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各类功能区共监测20188点次，昼间、夜间各10094点次。昼间共有9331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92.4%；夜间共有7504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74.3%。31个省会城市昼间总点次达标率为87.7%；夜间为61.8%，交通干线两侧声污染相当严重。

    全国最“吵”的地方，并非京沪等特大城市，而是以均值58.9分贝位列第一的贵阳，哈尔滨紧随其后。长期调研显示，哈尔滨噪声强度大跟生活习惯相关，而贵阳则是由于最近几年工地较多。

    2011年3月，世卫组织一份报告首次给噪声污染“定罪”。根据世卫组织对欧洲国家的流行病学研究，噪声污染已成为空气污染之后影响人体健康的环境因素。过度暴露在噪声污染中，不仅会严重影响心理健康，也会增加患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

    也正因此，噪声成为环境污染投诉高发区。年度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4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35.3%。其中，工业企业噪声类占16.9%，建筑施工噪声类占50.1%，社会生活噪声类占21.0%，交通噪声类占12.0%。

    尽管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十分不易。温香彩介绍，与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的污染都不同，噪声污染瞬时性、局部性、分散性很强，所以即使接到群众举报，有时很难取证，投诉经常不了了之；或者当时解决了，之后又会继续。也因此，对于噪声污染，目前的状况是“民不告，官不究”。

    其实，从国家到地方都为此作出了努力。2015年，国家、地方新颁布了9部环境噪声相关标准规范，涉及风力发电机组、三轮汽车等产品的噪声测量方法，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噪声与震动控制规范等。2015年，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发布了21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文件，设计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绿色护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与专项整治等工作。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国内一些地区已开始探索一些先进的防止模式。报告显示，2015年，上海市建立起约700平方公里的外环区域城市噪声地图和数据库，声源信息及噪声数据信息的显示和查询，为城市环境噪声管理提供了有力手段。

（节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邻居的装修声、公路上的汽车声、小区附近的施工声……无孔不入的音波不知给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带来多少烦恼。而且噪声污染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心情，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噪声污染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损伤听觉器官，还会引起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

    环保部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在2015年，全国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4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35.3%。尽管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十分不易。一方面，噪声污染存在着瞬间性、分散性、随机性等特点，很难抓住现行；另一方面，噪声污染种类繁杂，工商、城管、公安等部门对于噪声的管理权限分工并不明确。居民遇到噪声污染，也往往陷入不知道究竟该向谁反映情况的困境。即便是好不容易将问题反映出去，也多是泥牛入海，再无消息。最终使得噪声污染治理工作像是向空气中打出的重拳一样，虽然强劲有力，却无着力点，从而难以发挥效果。

    可喜的是，我市出台的《襄阳市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暂行办法》，着重强调并纠正了上述问题。环保、公安、城管、交通等多个部门进一步理清权责，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的投诉，具体划归至各个部门。今后，群众遇到相关问题可以根据法规找到直接的负责者，各个部门之间也不会再因权责不清而相互扯皮。

    该暂行办法还明确要求，受理单位应自举报受理之日起7日内告知举报人受理及初核情况，60日内将办理情况回复举报人，并及时向社会公开。这一要求，保障了该暂行办法能够切实落地，切实执行。

（节选自《襄阳日报》）

材料三：20日，一场广场舞大赛在人民广场举行。赛前，市城管局人民广场管理处组织发起“广场舞文明健身倡议”。

    当日上午8时，参赛的广场舞团队陆续到达人民广场。舞台一侧，一幅巨大的《广场舞文明健身倡议书》宣传板已立起来。跳舞的大妈们了解情况后，争相举起写有“噪音NO”的标牌，在倡议书上签名。一些市民见状，也积极上前参与。

    市城管局人民广场管理处主任刘勇介绍，广场舞因噪音问题屡遭投诉，为了改变现状，管理处在市民中调查，并和跳舞的团队协商解决办法。

    活动倡议广场舞爱好者自觉调整跳舞时间，早上7点后开始，晚上9点前结束，每次跳舞时间不超过两小时；将音量降低到60分贝。目前，在人民广场跳舞的固定团队有6支，均已自愿响应倡议。有成员还呼吁，希望更多广场舞团队也加入，大家一起拒绝扰民、舞出文明。

（节选自《楚天快报》）

材料一：

    10月9日，是第48届世界邮政日，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迸露了一个煎磅信息：“中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连续三年位列世界第一；全球快递业务增长中，中国贡献了四成。”

    据了解，顺丰、中通等6家企业成功改制上市，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业务规模已进入世界邮政前三强，创造了中国服务业和世界邮政业发展的奇迹。不过，马军胜也指出：“随着中国快递业走向世界氯先，我们更应正视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加快培育国际级快递品牌，打造中国快递企业的航母群。”

（摘编自郭丁源《中国快递业还缺几个国际巨头》，2017年10月11日《中国经济导报》）

材料二：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材料三：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正式颁布实施，确立了快递服务业的法律地位。此法提出的“鼓励竞争、促进发展”原则，极大地释放了快递服务业的发展活力。同时，快递业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另一方面，快递业给物流行业和众多关联行业带来了极大的营收带动效应，数据表明，快递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巨大，较好地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

    随着快递行业体量不断增大，如何优化快递末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了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在中国邮政集团上海邮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周焕德看来，快递末端建设还存在不少的短板：网点分布不均现象较为突出，末端网点建设水平不高，表现在标准不统一，配套设施不完备、功分区不科学；快递企业对基层网点建设重视不够，对网点硬件建设和服务软实力重视程度还有待提升。”

（摘编自郭丁源《中国快递业还缺几个国际巨头》，2017年10月11日《中国经济导报》）

材料四：

    日本快递企业只有21家，且每年快递业务量的92%都集中在大和运输、佐川急便、日本邮政三家快递企业，这些快递企业无论是从营业网点的深度、广度，还是企业的设施设备、各级转运中心都有很大规模，这为企业打造统一的、标准的服务质量，快速而高效干支线运行和一体化的管理提供了支撑保障。反观我国，几千家的快递公司，每一家的公司都小规模，快递行业的各种资源都碎片化，在这样的现状下要使整个行业高效、快速、低成本运行的难度很高。

    在日本，日本邮政专攻音通邮件业务，大和运输等民营企业专攻小包裹业务，DHL等外资企业专攻国际包裹业务，佐川急便等物流企业专攻综合物流业务，整个市场是“差异化竞争、专业化经营、合作化发展”战略。从单个日本快递企业成长历程来看，其业务开拓也是一直专注于专业化方向的客户消费心理、行为习惯，从而实现多样化、高质量的快递及相关的运输服务产品满足客户需求，以提高企业的规模效益及范围经济性效益。反观中国，数以千计的快递企业均提供标准快递服务，适成整个行业在价格上的肉搏，陷入“谁先涨价谁先死、谁不涨价谁等死”的怪圈。中国快递行业应充分挖掘快递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合理的细分市场，满足不同客户需求，根据行业新的赢利点。

（摘编自肖玉徽等《日本快递业现状对我国快递发展的启示和借鉴》）

材料一：

运动对少年儿童的快乐有很大影响，越是不爱运动的孩子快乐得分越低。而且，不爱运动的孩子经常存在孤独、忧郁、注意力不集中、焦躁、睡不着等不良情绪或感受。数据显示，不爱运动的学生，各种不良情绪比例更高，尤其是体育成绩下等的学生，孤独、忧郁、神经敏感、情绪不稳定、焦躁、注意力不集中、想叫喊骂人等情绪的比例均高出体育成绩上等的学生20多个百分点。这说明，经常进行体育活动的学生、体育成绩好的学生更善于缓解不良情绪。因此，体育较差的学生应多增强运动，使各种不良情绪得到纾解。但是，数据也显示，有近半数（47.1%）的少年儿童表示自己运动量不够。而且随着年级升高，学生认为运动量不足的比例越来越高，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三共上升了30.4个百分点。然而，有的家长、老师为了让少年儿童多学习，减少了运动量，占用了运动时间。这不仅仅是剥夺了孩子的运动，更是剥夺了他们的快乐。

同样，和谐的亲子关系也会使少年儿童的快乐指数更高。调查发现，有近六成少年儿童经常与父母聊天。年级越高，与父母经常聊天的学生比例越低。相关分析还发现，经常与父母沟通的孩子，快乐指数更高。但是，有超过三成的少年儿童“投诉”父母边玩手机边与自己聊天，近两成与孩子聊天时说没时间，近一成不愿听孩子说话。而且，父母与孩子聊天的主要内容是学校、日常生活、学习，聊兴趣爱好的比例仅有两成多（22.8%），聊朋友尚不足两成（18.7%），均排位比较靠后。然而，少年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给他们的快乐带来深刻影响的因素往往并非只有学习，情绪、兴趣、朋友等这些在成年人看来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反而深刻影响着少年儿童的快乐感受。

（摘自孙宏艳《影响孩子快乐的因素常被我们忽略》，《光明日报》2017年9月）

材料二：

图表：男女生快乐指数比较

（摘自孙宏艳、田丽《我们的孩子快乐吗》，《光明日报》2017年9月）

材料三：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针对欧美39国青少年的健康与福祉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荷兰青少年最快乐，而且快乐程度超过美国同龄人。

    这项调查是针对11岁到15岁的青少年，共有39国约20万的青少年受访。

    调查发现，荷兰的青少年喜欢上学，结交很多朋友，且较少卷入打架和欺凌事件。他们与父母关系良好，自我感觉身心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荷兰青少年普遍都吃早餐。

    至于青少年模仿成年人抽烟酗酒的问题，调查也发现，在39国的受访者中，荷兰青少年很少接触烟酒，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吸食大麻。

    5年前WHO曾调查学龄儿童健康行为，荷兰儿童的表现也是名列前茅，而这次调查中，95%受访的荷兰青少年为自己的生活打及格分数。

    分析荷兰青少年身心健康、生活快乐的原因，负责这项调查的研究员佛雷博格说，青少年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社会因素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她说，荷兰青少年普遍与父母、朋友关系良好，且荷兰的繁荣富裕与重视社会公平正义，也是青少年感到生活快乐的原因。

    相较于北美洲与欧洲其他国家的青少年，荷兰青少年不挑食，少生病，并且养成了运动的好习惯。

（改编自中新网《调查显示荷兰青少年生活最快乐 赶超美国同龄人》）

材料一：

    文化产业近年来的表现，可以讲是“冰火两重天”。2014年，在“反四风”的形势下，演出市场及舞台演出制作公司60%倒闭，艺术品、画廊行业持续低迷；同时由于近年来文化产业同质化、地产化、空壳化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的影视基地、文化产业园区以及主题公园70%—80%处于大面积的亏损；另一方面，我国部分文化产业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文化产业利用资本市场有了超常的发展，文化企业在创业板的表现突出，成为资本市场“新宠”。与此同时，由于创业板文化类企业上市前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上市后有动力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寻求企业外延式的扩张，进行产业整合，提高企业整体水平，从而改变过去的竞争局面，截止2014年底，市场每6天就有一起并购案。同时加上阿里、百度、腾讯等互联网龙头企业的参与，在政策、资本和市场三方合力下，文化产业正发生着质和量的飞跃，即从一味模仿国外，开始转向利用本民族文化向自主创新发展。

    文化产业这些现状说明，我国文化产业在低水平，企业规模小缺乏市场竞争条件下，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需要以及在新形势下面临着重大调整的机遇，这些文化产业的基本情况也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基础。

（摘编自于建玮《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材料二：

分行业类型来看，2016年文化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6%，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8.6%；文化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增长13.0%，占9.3%；而其中文化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7.5%，占52.1%，已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力量。此外，2016年全国居民用于文化娱乐的人均消费支出为800元，比2013年增长38.7%；属于文化服务业的文化娱乐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4.7%，高于2013年4.4%的水平，文化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和升级。

2016年文化及相关产业营收构成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材料三：

    作为国内首档大型文化创意创投类电视综艺节目，《创意中国》选择的制作路径——文创、投资、综艺跨界融合，则显现了其对文创产业“痛点”的把握，即搭建项目、创业者与金融、投资者对接的平台，让文创业者与投资人零距离对话。

    节目依托综艺这一日臻成熟、表现力强的艺术形式，以及电视、网络、移动端等全媒体的播出架构，形成了更具关注度、话题性、实效性的平台。投资人、文化名人、创业达人做嘉宾，或给出前瞻规划，或提供理性建议；投资机构代表和百姓投资人组成“百人天使团”，根据各自投资意愿，选择文创业者与项目。对参加《创意中国》的文创团队和创业者而言，闯过“猎奇好创意”“创意秀出来”“资本爱创意”三关后，就可以与投资人零距离对话，就可能遇到投资的“天使”。从《创意中国》录制开始，短短3个月，就有12家创业公司与现场的投资机构确定了合作意向。

（摘编自梅松《为文创搭建更多对接资本的平台》）

材料四：

    文化旅游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的是一个开放的有机循环体系。在不断升级的旅游需求和全域旅游的背景下，单纯的文化与旅游的集聚已难以立足。未来，文化旅游的融合度将会越来越高，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将以有效融合为核心。在一个开放的文化旅游循环中，文化和旅游是主体，但非唯一的存在，而是融合了经济、社会、生态等一系列社会要素的有机复合体。

    文化旅游中“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也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化遗址等内容。文化旅游所应传达给人们的美，不只是在厚重的历史文化中，也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找到痕迹。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在文化的熏陶中得以丰富，文化在旅游的认识中得以传承。文化旅游，因文化而集聚人气，因旅游而塑造人格。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创意驱动个性凸显 文化旅游进入2.0时代》）

材料一：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改革后，学生在校成绩以及综合素质将成为重要的录取依据和参考。根据河南省高考方案，高考招生录取基于“两依据、一参考”。“两依据”是指统一高考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一参考”就是指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招生录取参考条件。

    以河南为例，有专家指出，河南版的《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在评价内容上，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五大方面与教育部保持高度一致。但也有其特色，例如在思想品德方面，增加了违规违纪和有无违法情况的评价内容，便于学校管理与记录。

    不只河南，全国多省份都明确将综合素质纳入到学生录取的重要参考因素。专家认为，综合素质评价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培养个性特长、扭转“唯分数论”的重要举措。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刊文《27省份高考改革方案出炉综合素质成录取重要参考》）

材料二：

    2018年，全国一多半的省份将从秋季入学的高一年级开始，实行新的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制度。所有省级行政区域均突破文理界限，由学生跨文理选科，均设置“3+3”的考试科目。前一个“3”为必考科目，为统一高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除个别省级行政区域仍执行教育部委托的分省命题任务外，绝大部分省级行政区域均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后一个“3”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简称“学考”）选考科目，由各省级行政区域自主命题。

    浙江省外语科目和3门选考科目均一年两考，每个学生最多有两次机会；其他省目前对外语科目提供两次机会，很多省份均表示要创造条件增加提供两次机会的科目。

    学考的具体安排和作用方面，浙江省实行高中学考与高考科目在同一次考试中相结合的办法。同一科目命制两种试卷，一种为“必考题”（满分70分），作为单纯的“高中学考”；一种为“必考题+加试题”（满分100分），“一考两用”。其中“必考题”的成绩作为“高中学考”成绩使用；“必考题+加试题”作为“高考选考”成绩使用。两种试卷同时在不同试场开考，后一种试卷多半小时的考试时间，其中必考题试题相同。两种试卷的考试均允许学生跨年级参加，每位考生最多有两次考试机会。

    其他地区把高中学考区分为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分开组织考试。合格性考试分散在高中三年安排，等级性考试一般安排在高三年级，仅限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参加，其中上海市对地理和生物两科分别在高二（下）和高三（下）提供两次机会，每位考生只能参加一次考试。合格性考试是高中学生毕业和高中同等学力认定的主要依据，等级性考试用于统一高考招生。

（摘编自边新灿等《中国考试：全国30个省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比较》）

材料三：

    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域均明确要逐步减少、合并乃至取消录取批次。浙江从新高考首届学生毕业的2017年起，除特殊类型（自主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定向招生等）提前录取外，统一高考招生取消所有录取学校批次，纳入统一高考招生的本科院校和专科（高职）院校同时填报志愿、投档录取。

    按专业（类）还是按院校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志愿设置成为关注焦点。各省级行政区域，基本上都明确高校按专业（类）提出选考科目范围，基本上确定了“1门对应即可”的机制。但具体是按院校还是按专业投档，只有少数省份已经在改革方案中提及。浙江在2014年即明确“考生志愿由‘专业+学校’组成”，实行基于专业的志愿运行模式，录取时直接投档到专业录取，充分尊重学生既要选学校又要选专业的选择权。

（摘编自“南昌教育信息网”刊文《解读全国各省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

材料四：

    2017年高考中，计划在浙江招生的近1400所高校里，有500多所高校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求。各高校所有专业（类）中，54%不限选考科目，46%设限选考科目，其中设限范围为3门的占33%，2门的占8%，1门的占5%。选择物理、化学、生物组合的考生，可选考95%的专业；选择政治、历史、地理组合的考生，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生，可选考66%的专业，比现行高考34%的选择面，高出近一倍。

（摘编自“浙江省教育考试网”刊文《2017年浙江省高考选科组合报考统计》）

材料一：

近年来，“人机大战”引起世人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忧虑和争论开始从学术圈进入公众视野，要将这些思考引向深入，就需拓宽视域，理清思路，特别要善用底线思维来把握问题，对无限制发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后果，可从近期、远期和终极威胁三个层面来分析。

近期威胁的一个表现是人工智能开始大批量取代蓝领工人和下层白领。这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表现较明显，我国一些工厂也开始这么做。从经济效益看，工业人工智能成本的下降使“取代”变得有利可图。“汽车的出现没有让马车夫找不到新工作”只是以往的经验，这次并非如此：大批工人陆续失业，只要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动荡。

近期威胁的另一表现是军用人工智能的研发。史蒂芬•霍金、比尔•盖茨等人曾呼吁世人警惕人工智能的盲目研发，特别是军事用途的研发，认为这有可能导致比原子弹更可怕的武器出现。因为军用人工智能有可能直接操控武器，一旦失控，后果难以设想；即使没有失控，研发出这类更冷酷、更高效的杀人武器，亦非人类之福。

人工智能的远期威胁中，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它们可能的反叛，这点很容易理解，《黑客帝国》《未来战士》等科幻影片对此已做过大量设想。人工智能业界和一些盲目乐观人士常用“人工智能还很初级”之类的说法宽慰公众，但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老虎还小”不能成为养虎的理由。因此，我们对这一威胁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人工智能的终极威胁更加发人深省。这种威胁并非建立在人工智能反叛的假定之上，而是恰恰相反。阿西莫夫提出的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重要观点是，所有依赖人工智能的文明都终将灭亡，他给出的理由之一：“一个完全依赖机器人的社会，因极度单调无趣，终究会变得孱弱、衰颓、没落而奄奄一息。”这个看法很有见地。

这里排除人工智能反叛人类的可能，假定未来人工智能可承担人们所希望的“任何工作”，人类就会变成整天混吃等死的寄生虫了。如果真是这样，用不了多久，人类的机能和智力都将迅速退化，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是更可怕的威胁。

（摘编自江晓原《科技创新应树立底线思维——以人工智能发展为例》）

材料二：

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娱乐（比如下棋和转魔方），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而技术主义者恰恰在这里严重缺陷，他们一直梦想着要把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使其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但他们忘了，人类智能千万年来早已演变得非同寻常——其中一部分颇有几分古怪，倒像是“缺点”。比如，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地工作。这样一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 、人工神经网络（ANN） 等仿生大招， 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不会一无所获，然而，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同步利用“错误”和兼容“悖谬”的能力，把各种矛盾信息不由分说一锅煮的能力，有时候竟让2+2=8或者2+2=0甚至重量+温度=色彩的特殊能力（几乎接近无厘头），如此等等，都有“大智若愚”之效，只能让机器人迷糊。

在生活中，一段话到底是不是“高级黑”；一番慷慨到底是不是“装圣母”；一种高声大气是否透出了怯弱；一种节衣缩食是否透出了高贵；同是一种忍让自宽，到底是阿Q的“精神胜利”，还是庄子的等物齐观；同是一种笔下的胡乱涂抹，到底是艺术先锋的创造，还是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胡来……这些问题也许连某个少年都难不住，明眼人更是一望便知。这一类人类常有的心领神会，显示出人类具有超强的处理价值观的能力，其实不过是依托全身心互联与同步的神经响应，依托人类经验的隐秘蕴积，选择了一个几无来由和依据的正确，有时甚至是看似并不靠谱的正确——这样做很平常，就像对付一个趔趄或一个喷嚏那样自然，属于瞬间事件。但机器人呢，光是辨识一个“高级黑”的正话反听，可能就会导致全部数据库瘫痪。

（摘编自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