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的幸福

叶广岑

      7岁的我感到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从外面玩回来，母亲见到我，哭了。母亲说：“你父亲死了。”

      我一下懵了。我已记不清当时的自己是什么反应，没有哭是肯定的，从那时我才知道，悲痛至极的人是哭不出来的。

      人的长大是突然间的事。

      经此变故，我稚嫩的肩开始分担了家庭的忧愁。

      就在这一年，我带着一身重孝走进了北京方家胡同小学。

      这是一所老学校，在有名的国子监南边，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曾经担任过校长。我进学校时，绝不知道什么老舍，我连当时的校长是谁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班主任马玉琴，是一个梳着短发的美丽女人。在课堂上，她常常给我们讲她的家，讲她的孩子大光、二光，这使她和我们一下拉得很近。

      在学校，我整天也不讲一句话，也不跟同学们玩，课间休息的时候就一个人或在教室里默默地坐着，或站在操场旁边望着天边发呆。同学们也不理我，开学两个月了，大家还叫不上我的名字。我最怕同学们谈论有关父亲的话题，只要谁一提到他爸爸如何如何，我的眼圈马上就会红。我的忧郁、孤独、敏感很快引起了马老师的注意。有一天课间操以后，她向我走来，我的不合群在这个班里可能是太明显了。

      马老师靠在我的旁边低声问我：“你在给谁戴孝?”我说：“父亲。”

      马老师什么也没说，她把我搂进她的怀里。

      我的脸紧紧贴着我的老师，我感觉到了由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温热和那好闻的气息。我想掉眼泪，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的泪，我就强忍着，喉咙像堵了一块大棉花，只是抽搐，发哽。

      老师什么也没问，老师很体谅我。一年级期末，我被评上了三好学生。

      为了生活，母亲不得不进了一家街道小厂糊纸盒，每月可以挣l8块钱，这就为我增添了一个任务，即每天下午放学后将3岁的妹妹从幼儿园接回家。有一天临到我做值日，扫完教室天已经很晚了，我匆匆赶到幼儿园，小班教室里已经没人了，我以为是母亲将她接走了，就心安理得地回家了。到家一看，门锁着，母亲加班，我才感觉到了不妙，赶紧转身朝幼儿园跑。从我们家到幼儿园足有汽车4站的路程，直跑得我两眼发黑，进入幼儿园差点没一头栽在地上。进了小班的门，我才看见坐在门背后的妹妹，她一个人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等我，阿姨把她交给了看门的老头，自己下班了，那个老头又把这事忘了。看到孤单的小妹一个人害怕地缩在墙角，我为自己的粗心感到内疚，我说：“你为什么不使劲哭哇?”妹妹噙着眼泪说：“你会来接我的。”

      那天我蹲下来，让妹妹爬到我的背上，我要背着她回家，我发誓不让她走一步路，以补偿我的过失。我背着她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妹妹几次要下来我都不允，这使她的心感到了较我更甚的不安。她开始讨好我，在我的背上为我唱她那天新学的儿歌，我还记得那儿歌：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跳呀跳呀一二一。

      小熊小熊点点头呀，小洋娃娃笑嘻嘻。

      路灯亮了，天上有寒星在闪烁，胡同里没有一个人，有葱花炝锅的香味飘出。我背着妹妹一步一步地走，我们的影子映在路上，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两行清冷的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淌进嘴里，那味道又苦又涩。

      妹妹还在奶声奶气地唱：洋娃娃和小熊跳舞，跳呀跳呀一二一……

      是第几遍的重复了，不知道。那是为我而唱的，送给我的歌。

      以后，到我值日的日子，我都感到紧张和恐惧，生怕把妹妹一个人又留在那空旷的教室。每每还没到下午下课，我就把笤帚抢在手里，拢在脚底下，以便一下课就能及时进入清理工作。有好几次，老师刚说完“下课”，班长的“起立”还没有出口，我的笤帚就已经挥动起来。

      这天，做完值日马老师留下了我，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匆忙。当时我急得直发抖，要哭了，只会说：“晚了，晚了!”老师问什么晚了，我说，“接我妹妹晚了。”马老师说：“是这么回事呀，别着急，我用自行车把你带过去。”

      那天，我是坐在马老师的车后座上去幼儿园的。

      马老师免去了我放学后的值日，改为负责课间教室的地面清洁。

      恩若救急，一芥千金。

      我真想对老师从心底说一声“谢谢!”

      如今，我也到了老师当年的年龄，多少童年的往事都已淡化得如烟如缕，惟有零星碎片在记忆中闪光。

孩子，有些东西不属于你

       我在始发站上了公共汽车，坐到最后一排。在我的后面，紧跟着上来一对母女。妈妈三十多岁，戴着无框眼镜。她的女儿五六岁，怀里紧抱着一只毛绒玩具。那时车厢里尚有部分空座，可是小女孩瞅瞅那些空座，然后坚定地指指我，对她妈妈说：“我要坐那里。”

       我愣住了。

       女人抱歉地冲我笑笑。她低下头，对小女孩说：“咱们去那边靠窗的位置坐吧。”

       “不，我要坐那里！”小女孩再一次指指我。

        我不知道小女孩为什么非要坐到我的位置。但我知道，现在她与妈妈犟上了，任女人如何哄她，就是站在那里，不肯随女人去坐。她不去坐，女人也不去，两个人站在狭窄的过道里，任很多人用异样的目光打量她们。

       我想，现在小女孩想要的并非是一个座位，而是一种满足。习惯性的满足，有理或者无理要求的满足。或许大多数时候，她的这种满足可以在家里得到，在她妈妈那里得到。问题是，现在，她并不是在家里。

       “你应该向我要这个座位，而不是你的妈妈。”我终于忍不住了，提醒她说。

       小女孩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她看着妈妈，拽着妈妈的手，说：“我要坐那里，我要坐那里。”

       “那你们过来坐吧。”我说，“你和你妈妈挤一挤，或者你妈妈抱着你……”虽然我并不想惯着她，可是我实在不忍看到女人尴尬的模样。

       “不！”她说，“我不要和妈妈一起坐！我要一个人坐！”

       这就太过分了。或者说，对她的妈妈来说，这已经远非胡搅蛮缠，而是威胁了。

      我告诉小女孩，她乘公共汽车是免费的，她的妈妈并没有为她花一分钱。既然是免费，公共汽车上就没有给她准备座位。现在我把座位让给她，她应该把座位让给妈妈。或者，就算她花了钱，就算她有一个座位，有老人或者孕妇上来，她也应该给他们让座。现在，全社会都在这样做。

       “我要坐那个座位！”小女孩对我的话充耳不闻，她一门心思缠着她的妈妈。

       我想起一个词：教养。那天，直到终点，我也没有给她让座。我始终坐得安安稳稳，再也没有和小女孩说一句话。而她则始终站在我的面前，拽着妈妈的手，每隔一会儿，就要说一遍“我要坐那个座位”。

       可是，没有用。她的要求在今天、在这辆公共汽车上、在我的面前，注定不会得到满足。

       车上的人看着我，看着她，看着她的妈妈，目光里，各种情绪都有。但不管如何，我想，大概没有人觉得这个小女孩可怜，也没有人觉得我应该把座位让给她。

       那天我必须拒绝她，不仅要用语言，还要用行动。我想告诉这个小女孩：这世上，有些东西并不属于她。不属于她的东西，并非撒娇或者威胁唯一对她没有立场和底线的妈妈就可以得到的。

       小女孩终会长大。但愿长大后她会明白：世界不是她家的客厅，别人的东西不是她怀里的毛绒玩具，别人也绝非她的妈妈。

       这是世间最为简单的道理。

                                                                                                                                                                        （选自《今日文摘》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