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教育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托马斯・贝里称之为“生态纪”。在这个时期，人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控制着生态系统，随之而来的是我们沉甸甸的责任，以及需要重新定位的价值观。一些人怀疑环境教育会有什么成效，认为只有经济压力和市场力量才会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还有一些人说只有灾难才会让人类改变习惯。这样说只会把我们等同于动物，依靠饥饿、干渴等本能来生存，而我们是有理智和责任感的生灵，就像乔纳森・斯威夫特说的那样，我们至少拥有“理性的能力”。

    可以说，我们所经历的自然灾难，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对环境的无知和忽视。导致灾难的因素是潜在的：它们在缓慢增长，悄无声息，同时也不可逆转。在某种意义上，这就为悲剧搭建好了平台，而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再做任何防范就已经太晚。更糟糕的是，当更加吸引眼球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比如经济不景气、国内外的恐怖活动或医疗问题等，我们的注意力就立刻会被转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每天对待自然界的方式会缓慢地改变我们未来的经济、恐怖主义、战争、社会保障、移民及就业这些构建可持续发展社会不可或缺的事物。

    从本质上来说，这不是一个科学或公共政策问题，而是一份道德职责。精神、风俗、习惯、文化等元素均带有道德色彩，都是人性和文学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如何践行对环境的关爱和职责，不仅关乎公共政策，也关乎个人动因。它涉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受益于我们对科学知识和技术创新中获取的技术方式和物质资源。

    在环境问题上，要做出成效，需要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同时具有跨学科的关联意识，后者更为关键。不需要政治中的党派区分——“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可以在环境问题上找到共识。两党制最糟糕的缺点在于把行为选择确定为非此即彼。一些政客说，要应对气候变化，或者通过市场激励体制，或者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比孩子还幼稚的非此即彼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必须要多管齐下，通过法律、市场、税收、自由资本和激励体制等综合因素发挥作用。

    环境教育涉及到每一个领域，它必须是跨学科的探讨：我们需要了解自然、人类社会、人口统计、经济学、公共政策、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价值等元素，以便明了我们该如何应对、该制定什么政策以及获得什么样的目标。在环境教育和实践中，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必须通力合作。科学帮助我们了解自然和物质世界，明确它的发展、细节和趋势。但正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史蒂文・威恩伯格所言，科学不会也无法告诉我们什么是值得珍惜的。这个问题只有人文领域的知识，如道德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才能帮助我们去做决定。此外，只有社会科学才会帮助我们在群体的层面中以经济的、制度化的方式来落实这些价值观。

    环境教育可能是最具跨学科性质的主题教育，它将艺术与科学重新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自由教育形式。比如，达尔文希望他可以多读一些诗歌和文学作品，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华尔华兹的诗歌中找到了治愈抑郁症的良方。同样，人文学者也需要更熟悉科学领域的知识。

（节选自《新华文摘》2015年第4期）

    喜好翰墨有如相马，初始时必有人教，教一些用笔、结体的要素。笔画太长使之短，结体倾斜扶之正，速度快了使慢，墨汁浓了添水。所谓教与学，传道授业解惑，都是。可说的部分，使双方都具有一种真实不虚的感受。所谓学成毕业，也就是该讲的都讲了。清人宋湘《说诗》说得好：“学韩学杜学髯苏，自是排场与众殊。若使自家无曲子，等闲铙鼓与笙竽。”是啊，拜师学艺，往往看起来这一家那一派学了不少，热闹之余盘点，还都是一些皮毛之相。

    清人钱大昕讲得比较辩证：“善相马者，妙在牝牡骊黄①之外，否则圉人厩吏②优为之矣。”圉人厩吏成日饲养管理马匹，过眼之马无数，也算得上对马有知的专业人才了，可是许多年过去．还是成不了一位善于相马者。因为他留意的只是马匹的增减、生死这一类琐事，深入不了马的内在。长年与马打交道，处在一种没有递进的平面认识中，是马堆里的“陌生人”。这很像一些人，把笔时日也够长了，每日勤苦，可是永远平平。若说笔墨技巧，也合乎矩蠖，守于常道。可就是要神采没神采，要风骨乏风骨。此时已无人可以指教，亦无良方，缘于精神方面的不可说、不可教，只能自省、自处。明人董其昌颇有感触：“予学书三十年，悟得书法，而不能实证者，在自起自倒、向牧自柬处耳。”这种属于私有的感悟，即便公之于众，旁人听起来还是云里雾里。古人强调“自养”，缺什么养什么。宋人吕本中曾回顾自己：“读三苏进策涵养吾气，他日下笔，自然文字滂沛，无吝啬处。”这一养，时日就长了，和风细雨孤云淡月，闲中稽古静处观心，缓慢中渐进。何日养成又难以期待一一也许有一日养成，笔墨渐变：也许养未成，终其一生笔墨依旧。每一个人的情怀、才气、悟性、灵气是何等复杂幽微，无可复制，再现，只能走一程算一程，这一点又很有一些宿命的味道了。

    明人徐渭有“师心横纵”之说，因此他是“不傍门户”的，下笔不是“信手扫来”，就是“醉抹醒涂”。师心的最大审美价值就是充分地开发了内心的能量，依靠自己的悟性，走向更加深邃的境界。越往后，依赖外在的引导越发减弱，那些恍兮惚惚的部分，无法言说，全然要倚仗自己内心活跃、敏感的程度去捕捉。心可以如止水，纤微不动：亦可以如江河之奔竞，波澜自阔，浩乎沛然。只有通过对个人内心的养护、挖掘，激活那些沉睡的部分，才可能凌空蹈虚，破坚发奇，有一些与故我不同，也与众人不同的玄妙。只是，即便要与外人言说，亦无法言说清楚。

    这和伯乐、九方皋的相马有同理之妙。他们站在马的面前，都能得其精而忘其粗，入其内而忘其外。有人问如何相得如此准确，二人竟不知如何说才好。

（节选自朱以撒《谈艺随笔小辑》，有删改）

【注】①牝牡骊黄：牝牡，雌性和雄性；骊黄，黑色和黄色。②圉人厩吏：负责养马放牧的官员。圈，养马的地方。厩，马棚。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没有诗

冯骥才

    有时会听到一种抱怨，说我们的生活愈来愈没有诗，这抱怨令我深思。

    历史上我们是一个伟大的诗的国度。诗，曾经让我们为国家民族的兴亡慷慨悲歌，为无所不在的生活与性情之美而吟唱。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诗从我们的生活中离去了。是它弃我们而去，还是我们主动疏远了它？我们真的没有诗也一样能活得挺满足，真的不需要享用诗了？没有诗的生活究竟缺乏了什么？

    其实，诗的小众化在世界上已是共同面临的问题。在许多曾经产生过诗神诗圣的国家，诗也在被公众淡漠。十多年前，我在维也纳中心拉什马克地铁站内，看到墙壁上贴了许多纸片，以为是留言的条子。一问方知，这些纸片上写的都是或长或短的诗句。原来是一些诗人，也有爱好诗的普通人，写了诗无处发表，受众少，便贴在这里，有的纸上还写着个人的手机号码。如果谁读了，喜欢他的诗，便可以给他打个电话私下交流一下。后来有了互联网，就很少有人这么做了。

    当今的互联网也是诗的传播工具。我们有出色的诗人和出色的诗，可是与欧洲人不能比，在欧洲还可以见到日常的诗的生活。我在阿尔卑斯山里碰到过村民的诗会，在俄罗斯遇到过老百姓聚餐时一个个站起身朗诵自己喜爱的诗歌。可是我们的诗和诗人却身处生活的边缘，可有可无了。

    有人说，诗的消退是因为这种文学样式不适于当代人的需要，还说这种文学体裁早已走向衰老，失去了生命的活力；比如说，宋代之所以盛行长长短短字句的词，正是由于诗的能量已被唐人用尽。真的是这样吗？诗只是一种文学体裁吗？我们读古人的诗句而受到了触动和感动，是因为这种文学体裁，还是其中那些对生活内在的韵致的心灵感知与发现？我们现在对生活为什么没有这种敏感与发现，没有这种表达的情怀呢？我们的心灵变得粗糙而愚钝了吗？

    其实，问题还是出在我们的心灵上，而不是在文学上。

    如果我们现在眼睛里全是微信，问知全靠电脑，天天找寻的大多是商机，心中关切的只是眼前的功利；如果我们的快乐大都从盈利、从物欲、从消费中获得，诗自然与我们无关。

    在市场时代里，消费不仅要主导市场，也要主导我们。消费文化是消费的兴奋剂，所以消费文化都是快餐式的、迎合的、被动的、刺激的、欲望的，又是便捷的。消费过了就扔掉。一切都是暂时的快意与满足。消费方式异化着消费者，商业文化也在把我们商业化、浅薄化、粗鄙化。这样，诗一定没有立足之地。

    诗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呢？首先，诗是精神的，精神愈纯粹，诗愈响亮。诗是情感的，情感愈真纯，诗愈打动人。诗还是敏感的、沉静的、深邃的、唯美的、才情的。我们的生活能给诗提供这样的生存环境吗？更关键的是我们有这种精神的需求吗？如果没有，还奢谈什么诗？如果有，如果需要，诗可不是奢侈品，它会不请自来。

    如果我们不需要它，我们一定会失掉与它相关的那些东西。那就是精神的纯粹、心境的宁静、生活的韵致，还有对美与才情的崇尚等等。那么，我们的生活不就会变得平庸、乏味、浅薄和枯索了吗？

    有诗与没有诗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如果诗离我们远了，怎样才能把它召唤回来？

（选自2016年8月1日《今晚报》，有删节）

    文学经典是读者认知需要的代表，那么读者究竟为什么需要文学经典呢？

    首先，文学经典是人认识自身和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文学经典作为超越世界的世界，超越生活的生活，将会以其仿佛完整的人生模式，给读者提供处境性和体验性的审视空间，来思考自己所遭遇的问题。文学之所以是人认识自身和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是因为文学是一个形象的世界，而不是抽象的命题，是给读者提供一种想象性的人生情境，让读者去自我经历、自我体验、自我提升，并在此过程中使人实现了人的独特属性。这是人的一种深沉的自我实现，其审美愉悦当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文学经典能够帮助读者实现对世界的自由支配感。人在文学中所获得的审美愉悦，不仅仅来自对自我认识的把握，还表现在对自我实现的关怀，通过精神阅历实现对世界的介入并从中获得某种支配感。读者在文学经典中徜徉，必然伴随的是艺术沉思。这就是说，审美沉思能够通过我们的想象介入生活，而这种介入实际上是自由地控制或支配生活，这时，我们的精神欲求会得到“绝对的满足”。为此，H·帕克区别了同样面对生活时人们的两种不同态度，他说：“对于精通世故和自我中心的人来说，生治只是在包含骄傲、野心或激情的时候，才是有趣的。但是，对于有宗教意识的人和有审美意识的人来说，生活的任何部分都是有趣的。”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如果我们不是以审美沉思的态度对待生活，我们就会觉得生活有时是桎梏，如果我们以审美沉思的态度面对生活，生法的全部就都是有趣的，就能够允许我们借助自由的想象来参与和支配，能够让我们的各种感情得到宣泄和陶冶．

    第三，文学经典是迷惘者必要的向导。读者在阅读活动中通过艺术沉思所实现的自由支配感既是学习和领悟的结果，同时自由支配感溢出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人的本质表现为某种不断生成的过程。人的自我塑造总是朝着理想进行的，现实世界本身并不能提供理想的样本，只有在文学经典这样一种象征系统中，人们才能找到富有张力的答案。读者与文学经典的攀谈、体验经典的情境和生命气息、打榜经典的价值和意义，并把这―切都内化为自我的精神结构和外在气质，是一种自我塑造的践履，也是在确证着和被确证着人的某种身份。鲁迅又何尝不是借助他笔下的那些审美叙事为人们树立着正反两方面的样板呢，谁读了鲁迅的小说都会拒绝做阿Q、孔乙己、闰土式的人物。

    文学经典对人的意义是多重的。阅读经典永远是一种探险，读者伴随着阅读探险历程而打捞到的深刻意义和体验到的愉悦或许只能在经典的阅读活动中才能体悟得到。人们自觉选择经典来阅读，其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消遣和快感，而是出于对文学的认知，正是在这样一种与经典的交往中，以往记忆、当下处境和未来向往才有可能构成一个必要的连贯过程。

——（摘编自王确《文学经典的合法性和存在方式》）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有所不同。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治学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之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但历史也不是单纯事件的条块铺陈，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政治史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难以开展的。

    历史想象应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拜遇黄石公等就颜具艺术想象的意味。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政党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也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作“想象的共同体比如，研究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或者和他们相遇，而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当然，历史想象也不可“天马行空”。这是它与艺术想象的不同点柯林武德说：历史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因此，治学者一定要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以防止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总之，治学者需有历史想象力，但不可以做“索隐派”，更不要去“影射史学”。

摘编自周良书《治学需有历史想象力》

美育是培养人认识美、体验美、热爱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对帮助人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美育、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是做好美育工作的三大支柱。当前，我国学校美育改革发展进入加速提质阶段，美育深程建设稳步推进，呈现良好势头。与社会日益崛起的精神文化需求直接联系，以博物馆、美术馆为代表的社会美育也展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但作为美育实施的基本途径，家庭美育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并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明显的功利倾向。

遵循美育特点做好美育工作，必须重视家庭美育的基础性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孩子由一块璞玉塑造成一座雕塑，在成长的路上需要多方面的合力，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家庭。”可以说，美育的根在家庭，家庭是美育的摇篮。家庭美育的特点是润物无声，但影响深远持久。家庭日常的环境、气氛情感和活动，是孩子认知外在环境的基础，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对自然社会的认知，对文化人文的体察，影响着孩子道德修养的建立，审美观念、价值体系的形成。

遵循美育特点做好家庭美育，必须重视艺术思维的培养。现在家庭教育普遍重视智力开发，对审美教育的关注，往往又将重点放在美术、音乐、舞蹈等技能特长的培养上，以期在未来的升学和求职中有一技之长，功利倾向明显。其实，比技能特长训练更重要，对孩子一生影响更深远的，是艺术思维的建立。艺术思维是一种以情感、符号和形象为基本要素的思维方式，艺术思维让人不断思考自我局限性，并从中找到突破的方法和答案。艺术思维对于创新创造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艺术思维的建立，重在熏陶，这种熏陶需要适宜的环境。许多家长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参加各种美育活动，这样的安排对孩子艺术思维的提升有一定作用，但更为根本、持续的，还是家庭日常生活的熏陶。

遵循美育特点做好家庭美育，必须拓展家庭美育的实施途径。要将自然美作为家庭美育的重要内容。春夏秋冬四季更迭，风霜雨雪阳光，沙丘泥土树木花草，鸟兽虫鱼……丰富的自然环境是最好的家庭美育素材。家长要多带孩子走进大自然，让他们在自然玩耍的过程用手用脑用心感受，对人从哪来，如何与万物共存形成丰富独特的感知，这些感知是滋养孩子健康审美意识的丰厚土壤。要在节庆习俗中引导孩子认识社会文化之美。从食物制作，到家庭装饰，再到日常礼仪，传统节日习俗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思想，表达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族群的关系，是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塑造孩子审美情趣的基础材料，家长应该充分利用各种传统节日进行家庭美育。要鼓励孩子在动手劳作中认识美、体味美。孩子动手去操作，不论是多变的还是重复的，粗犷的还是精细的，都会形成身体上的感受，从而传达到大脑中形成认知，这种改造事物的经验会在主观和客观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强化他们的信心，萌发进一步的创造。

(摘编自陈佳《美育的根在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