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于是之

    于是之在选择角色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演员们不想演的角色并不一定是配角。比如老舍先生的《青年突击队》，我就喜欢演那个只有十几句话的吕若冰，而不喜欢演那个队长刘海清……”于是之曾在《我们所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一文中写道。

    在《骆驼祥子》中的表演，至今仍是于是之的“绝唱”之一。在那部戏中，于是之扮演配角老车夫老马。老马累计出场时间不过十分钟，第二次出场甚至没有台词，第一次出场，主要动作是在风雪夜进屋，踉跄昏倒。

    于是之一上场，似乎就给能坐上千人的首都剧场带进一股寒气。他头上扎着破旧的白毛巾，花白的眉毛、胡子上似乎带着霜。进门踉跄两步，打着寒噤，上牙碰下牙，唇口已然冻木……

    演配角，于是之的功夫一点也不少下。他说过，为演老马他写的申请的字数比老马的台词还要多。更重要的是，他懂老马。早年，穷苦人冬天出门没有棉裤，把报纸一层一层地裹在腿上，外头罩一条单裤。裹了报纸，关节的灵活度受限，步子发僵。于是之演老马，步态如何趔趄的依据就是打这来的。“他没让你看到那个报纸，但他的表演已经把报纸和报纸后面那一片生活概括在内了。”1961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跟于是之同台演过戏的林兆华说。

    在老马之前，于是之经历过冰火两重天。《龙须沟》里的程疯子让26岁的于是之尝尽成功的喜悦，《雷雨》里的周萍又让他跌入自卑的深谷。

    于是之和程疯子投缘。“我爱我这角色……照我现在的生活经历和政治水平，我还不能有胸襟去爱许多人，许多角色。剧本的第一遍朗读，已经把我带到生我长我的地方……我的杂院生活，叫我体贴我的角色，同时也给我一种责任：他们要我替他们打抱不平，替他们诉苦……倘若我是一个对人生漠不关心的人，我就一辈子也别打算成为演员了。”于是之在《我演程疯子》中写道。

    为演好程疯子，于是之看《立言画报》、《名伶百影》，咂摸旧艺人的表情；向侯宝林、“白派”京韵大鼓代表人物白云鹏请教；上茶馆、钻胡同，寻访单弦艺人、京剧二路角儿；从朋友眼角的鱼尾纹“化”出程疯子的眼神；从白云鹏说话用手指头点三下以示强调的习惯动作里“长”出程疯子的手势……

    “形”之捕捉与“神”的建构同时进行。老舍先生说，程疯子“原是有钱人，后因没落搬到龙须沟”，于是之将程疯子精确定义成庶出的旗人子弟，没落之后曾唱单弦为生。《程疯子传》洋洋洒洒六千余字，几乎是一篇上好的小说的开头。白描手法被时年26岁、正式学历仅到初中的于是之运用得得心应手，不让老舍、汪曾祺。

    《龙须沟》攒下的“家底儿”到了《雷雨》却全无用处。少年时，同龄人让于是之看《少年维特之烦恼》，于是之冷冷地说：“我没有少年。”那时，于是之已经失学，在日本人的仓库里作“华人雇工”，每天从破败的宣武门下走过，感觉自己的少年“叫宣武门给吃了”。正如当年无法理解维特“还烦恼什么”一样，于是之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周萍在豪宅里的苍白生活和他在两个女人之间的周旋。

    《雷雨》的惨败，甚至让《龙须沟》成为耻辱。从1954年到1957年，于是之的表演停滞了两三年。

    1956年秋天，于是之听老舍说：“我写了一个新戏，主角的台词几百句，从小演到老。”于是之没说话，但心里已经憋着劲儿要演这个“从小到老”，有“几百句”词的主角了。这个“主角”是《茶馆》里的王掌柜。

    有人认为《茶馆》里的王利发不好演，如果演不好，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大龙套。于是之没有让王掌柜成为龙套，而让他成为了自己当之无愧的代表作，成为了中国话剧舞台的不朽经典。

    “在茶馆里，我为人沏茶送水的动作比较多。虽然不经常被人注意，但我总要认真去做。因为我尝到了其中的好处，在一个小的真实上，丢掉了信念，就会影响随之而来的主要的戏，叫你失去了大的真实……”这是于是之在《茶馆》中悟到的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摘编自石岩《演员于是之，领导于是之》）

相关链接：①于是之（1927～2013），话剧表演艺术家，在《龙须沟》、《骆驼祥子》、《茶馆》、《洋麻将》等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舞台艺术形象。他的表演风格本色自然、含蓄深沉且富含诗意。（摘自百度百科）②究竟怎么演？一字一泪，哭腔哭调地演，还是另外的演法？研究一下生活吧。王利发这时一定不愿意哭，他要控制住自己，并在亲人面前装作轻松，当儿孙们欲哭时，他甚至还要申斥，为的是要他们迅速逃出这灾难的虎口。因此这个悲剧的小片段，就不能直接去演那个‘悲’，而要多演那个对‘悲’的‘控制’，甚至强作欢笑。这么演就可以较含蓄些，也可能更感人些。（摘自于是之《演“王利发”小记》）

曾国藩——从“中人”到“完人”的追求（节选）

    湘乡流传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偷在房梁上等着曾国藩熄灯睡觉好下来偷东西。曾国藩在背一篇文章，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都等急了，跳下房梁说，你真笨，我都背下来了。你还背不下来，然后拂袖而去。此笑话显然是后人杜撰，但故事透露出曾国藩的脑袋，可能确实不是很灵光。这个资质平庸、又出身普通、成长于偏远深山之中的小孩，最后怎会出将入相成为儒学大家呢?

    曾国藩曾在家书里说：“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句话体现了他“尚拙”的人生哲学。

    在日常生活上，他“笨拙”地坚持他的日课十二条：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比如他要求自己每天读《廿三史》二十页，天天如此，从不间断。还有他从三十岁开始写日记，一直到他61岁去世，也不间断。在战争上，他不像孔明一样有很多锦囊妙计，用的也是笨拙的计策。他以“扎硬寨，打硬仗”而著称。湘军主动攻城时，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这座城市活活因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他曾用两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战争生涯一是“屡败屡战”，一是“艰苦卓绝”。

    曾国藩做事靠的是自己执著坚韧的意志和百折不回的信念。那曾国藩树立的是什么样的信念?遇到困难时又如何勉励自己去实现目标呢?

    曾国藩有一联自箴，耐人寻味：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这副对联说的是他勉励自己实现目标的方法——吃苦和惜时。其实人世间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实现的。立志、努力行动、历尽磨难、珍惜时间，这可能是所有成功人士的模式。但说到容易，做到就很难了。曾国藩用一个“悔”字来确保自己可以做到。

    “悔”，就是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悔过自新。正是因为深刻的反思和追悔，曾国藩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先是一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学家，在戴孝办团练的初期他又采用法家思想，认为乱世必用重典。晚年时，父亲去世，曾国藩在思云馆中重读老庄，从而学会了以柔克刚，功成身退。晚年的曾国藩，接受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的建议，和李鸿章一起上书建议朝廷送清国小留学生出国深造，师夷长技以自强。因此他又是西方新思想的启蒙者。

    曾国藩不仅自己在历史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他还在仕途上成就了一批人，而这些人则成为晚清时期的中流砥柱。他知人善用，在他的人生中，他不仅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批落魄士子。耳熟能详的做高官的有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李鸿章等等。学者则有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左宗棠本一介布衣，是他向皇上举荐，后来有平定新疆之功。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在国家危难，民不聊生的时代里，曾国藩和他的物色的人才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带来了执著的精神和希望的曙光。

    曾国藩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治家有道，教子有方。他对子女的教育，在其家书中多有体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如下的两方面。

    首先，居安思危，勤俭持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曾国藩曾说：“居富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效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兴旺气象。”曾国藩在当官时，时时想着不当官时家人如何生存。“克勤克俭，宜耕宜读。”这样无论当官还是为民都可聊以为生。其二，曾民主张，不留钱财给子孙，但留诗书和家规。在富厚堂里最让人徜徉的地方，是3栋藏书楼，多的时候，藏书30万册。在这山清水秀的清净之所读书思考，坐拥万座书城，又有长者的谆谆教导，怎能没有出息。

相关链接：①曾国藩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摘自“百度百科”）②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个人的品格修养很少有人能够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摘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思想有光，人才有光

谢湘

    2016年1月13日，百岁老人周有光迎来了他111岁的生日。几天之前，媒体在上海和北京以“走向世界，走向文明”主题座谈会的形式提前为周老庆生。语言学家、上海《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在发言中表示了遗憾：“语言在周老面前显得匮乏。古人称七十岁为古稀，八九十岁为耄耋，一百岁为期颐。现在周先生已经111岁了。可惜我们一时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称呼如此高寿的人”。仿佛是心有灵犀，身在北京的中央党校教授、《学习时报》原总编周为民积极建议，周老的生命时间已经超过了现有的标准，“完全可以创造一个新词，把110岁以上的老人叫作‘有光’”。

    然而，周有光自己根本没有在意年龄、称谓的事儿。在解放军总医院退休医生蒋彦永最新拍摄的视频中，情绪乐观、头脑清楚的周先生乐呵呵地说：“年龄老了，思想不老；年龄越大，思想越新；年龄一年一年大，思想一年一年进步才好！”

    人们钦佩周先生，不仅是他的生命长度，还在于他的生命质量。

    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葩”的周有光，身上充满了传奇色彩：周有光10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后来，与同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成为同学。1923年，成绩优异的周有光中学毕业，在亲友资助下，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1925年，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基本都在经济、金融领域工作，并出国任职。新中国成立后，他放弃了海外优裕的生活，毅然选择回国。50岁之前，他是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执教的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从50到85岁，他是优秀的语言文字学家，主持拟定我国《汉字拼音方案》，有“汉语拼音之父”之称；85岁至今，他又是出色的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他思想独立，豁达睿智。他的很多观点，清晰明了，能够引导人们看清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

    今年座谈会的主持人、《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认为：“周有光先生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是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基于这一点，每年为周老举行祝寿活动，也是在文化思想界凝聚共识，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周先生思想有光。关于这个世界，他有着很多独到而精妙的见解。

    ——他不同意文化所谓“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论述。他认为，文化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向低处蔓延，落后追赶先进。

    ——他反对国学之说。他说，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复兴中国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创新。不是以传统文化替代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

    ——他十分关注发展中的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及评价，但主张观察的角度、坐标“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

    有人统计过，周老现已出版了40多本著作，其中一半左右是在退休以后完成的。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他在百岁之后，仍笔耕不辍，100岁时出版《百岁新稿》，104岁时出版《朝闻道集》，105岁时出版《拾贝集》，以后又陆续有《周有光文集》《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等著作问世。这在中外出版史上，也堪称奇迹。

    说起周有光，中国社科院颇受关注的中青年历史学家马勇非常赞叹。在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他发现，近代思想家的巨大变化大都是年轻时激进，中年时开始调和平庸，到老年时趋向保守。但这样一个规律，被周有光先生用行动彻底颠覆。“他的思想活力、精神活力，能给年轻人带来希望和力量。”

    2016年新年伊始，面对前来看望他的“忘年交”朋友、出版社编辑叶芳，周有光说了一句带有人生总结意味的话：“我是认真思考了这个世界的。”

    1906年出生，经历过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不同时期的世纪老人周有光，他的生命线仍在不断地延长，他的生命之光还在不停地闪耀。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 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他是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他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过《中国拼音文字研究》、《汉字改革概论》、《世界字母简史》等30多部专著，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②周有光外甥女毛晓园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舅舅在百岁之后仍然思路清晰、眼界开阔，只是这两年身体确实比以前差了一些，他还一直关心国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①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劝。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②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③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④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⑤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运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一介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彭燕韩）

②“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