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工仔到中国首富——许家印的传奇发家史

胡伦

    2009年年末，港交所，意气风发的许家印敲响了上市铜锣。他一手创立的恒大地产历经几次波折，终于正式登陆H股市场。

    这一天也是2009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发布的日子。在这个榜单上，比亚迪的王传福以396亿元的身家排名第一。然而几个小时后，许家印就以422亿元的纸面资产，成了中国内地的新首富。

帮许家印登上宝座的是上市首日猛涨的恒大股价。按照上市首日收盘价计算，恒大总市值达到705亿港元，成为在香港上市的最大内地民营地产企业，掌握恒大68.01%股权的许家印自然也水涨船高。

第一枪要打响

    1996年，许家印在广州注册了恒大地产，许家印认为“用最少的钱拿更多的地，发展的时间持续更长”，所以恒大的第一个项目锁定在海珠区广州工业大道的原广州农药厂地块上。

    为了获得这个项目，许家印又再一次发挥了他的商务谈判技能，既描绘了个恒大的宏伟蓝图，也详细描述怎么付款方便。凭着三寸不烂之舌，首付300万终于到手，于是许家印立即开发，并复制珠岛花园的模式——小户型，薄利多销，快速回笼资金。

    1996年6月8日，金碧花园破土动工，8月8日正式公开发售。作为恒大的首个楼盘，金碧花园创造了广州乃至中国地产史上一个奇迹：当年征地、当年报建、当年动工、当年竣工、当年售罄、当年轰动、当年入住、当年受益。

1998年6月23日，在广州市首次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会上，恒大集团以1.34亿元的价格一举投得位于原农药厂周边的5.3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在此之前还进行过几次征地。至此，5次扩地，实现了金碧花园占地52万平方米的发展目标。

    金碧花园首期销售额8000多万，一下子就彻底解决了恒大现金流的问题。金碧花园的成功是恒大发展关键的。

    多年后，许家印话当年，说金碧花园的实践让他明白：无论何时，企业运作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现金流，尤其是刚起步阶段。或许这个信念，是许家印在恒大此后的几次资金危机中得以脱身的根基。

危机之下应变术

    当然，恒大也无法逃避2008年金融危机的第一个寒冬。当时恒大全国有32个楼盘、906万平方米在建，加上大规模拿地，100多亿的缺口对企业而言影响非常大。

在2007.2008年最难熬的那段时间内，许家印一方面重拾薄利多销的发家之本，全国几十个楼盘搞联动促销，快速回笼了海量资金，一方面与国际投行、香港富豪秘签融资协议，尽管条件苛刻甚至凶险，但毕竟帮助恒大熬过一个最艰难的地产寒冬。

    而回顾近几年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从2007年开始，恒大对外的合作伙伴都是名牌企业与行业龙头企业，而高速发展的规模不变之下，恒大的资金流产生了很微妙的变化，可以说是裂变：2006—2007年，恒大引进淡马锡基金、德意志银行和美林银行作为战略股东，同时引进4亿美元，并在当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半个月后还发了5亿美元债券。可以说，恒大的发展关键时期一个是借助于这两年的资本运作，一个是恒大全国规划战略，按部就班地实施，并在2007年显现效果。也难怪许家印说，目前恒大的优势不在于严格的管理体系，不在于独裁，而在于资源整合。

    当下恒大已经走到第四个发展目标：走向国际，跨越发展。这个公司从2006年开始用一年半的时间，从一个广州走向了全国23个城市……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生于河南周口农村，学于武汉钢铁学院，初起于国企舞钢，磨砺于特区深圳，最终在广州带领恒大地产闯荡中国。这期间，除了改革带来的各种机遇，横亘在奋斗者许家印面前的还有座座大山——儿时的至贫，社会未进步前的蒙昧，体制改革前的僵化以及国际资本市场的险恶。（《解密许家印》）②“恒大保持超常规的发展速度，这么多年来，主要取决于集团决策层在重大决策上从没出现过失误。我们建立了决策委员会、董事局、经营层三级管理体系，看得更高，望得更远。同时，恒大的企业文化和人才队伍建设比较超前，讲诚信，讲正气，讲学习，强调“修身立己，崇尚力行”的精神。还有，我们在管理上实行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什么时间完成什么样的任务，都要做出规定，每个人既有动力，也有压力。”（《许家印访谈》）③在公众面前，许家印及其他的恒大集团，尽显他的高调。无论是投资恒大足球时说，“5年内拿到亚冠”的豪言，还是恒大冰泉横空出世后宣称“2014年销售额要到100亿、2016年要做到300亿”的壮语，许家印的话最初总是被人认为是口出狂言。从足球队、矿泉水、文化产业，恒大就是一个“烧钱不眨眼”的“土豪”。 在媒体人眼中“恒大一直都是那种很缺钱、但又总是敢豪花的人”。但在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上，许家印则出奇地低调。许家印从不安排媒体群访，专访机会更是为零，重量级发布会也很少露面。（周海滨《你不知道的恒大许家印》）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那一年，他22岁，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8年，他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殷墟发掘，对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前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曾受李济指导，在安阳接受过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失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对记者感叹道。

    据说，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在儿子眼中，李济相当固执，总是直道而行。“他不知道拐弯的，有时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的一面。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选自《民国那些人》，有删改）

【相关链接】1949年社会巨变，中国学术一分为二，胡适、钱穆、李济、傅斯年等一批学人离开大陆，其中不少人在台湾传薪播火。自此以后，殊途发展，虽为异流，却显同归之势。殷墟的不少资料以及李济在台湾，使海峡对岸仍有不少学者继续着对殷墟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是学术，还分明包含着对乡土的牵挂，对故园的思念。《中国文明的开始》和《安阳》等学术著作，均为李济去台后的心血结晶，可见古老的殷墟，仍然是他学脉所牵、心魄所系。

中国核农学的开创者——陈子元

叶辉

    陈子元1924年出生于上海，大学毕业后便进入上海四维化学农场，跟随匈牙利籍植物生理学家蔡古从事无土栽培试验。然而，陈子元却未能沿着成为“中国无土栽培第一人”的路走下去，他走上的是一条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学术之路。

    1956年，我国第一个12年科学发展规划制定，原子能和平利用被列为重点发展项目之一，原子能在农业上的应用随即被提上议事日程。陈子元和同事来到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参加了“原子能和平利用讲习班”，讲习班分设10个专题组，陈子元被分在同位素农业应用组并任组长。两个月的培训结束，陈子元受命组建我国农业高校第一个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开始了我国核农学艰苦卓绝的先驱之旅。

    1959年，浙江农学院同位素实验室虽然建成，但条件异常简陋，实验仪器短缺。实验室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只能边建设边工作，边开展科研边培养人才。同位素实验室建成后，在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的支持下，他们获得了放射源。

    1959年10月，农学院谢学民等两位青年教师受命从北京将放射源取回。放射源被送到实验室后，陈子元亲自上阵操作。“你们还没 有结婚，我已经有孩子了，我来吧。”他穿上防护服，取出放射源进行实验。中国核农学的探索就此开始。

    就在中国核农学刚刚蹒跚起步时，中苏关系突然恶化，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撤回全部专家。核农学研究由热转冷，一些高校刚成立的农业物理系纷纷下马，教师也纷纷离岗。在一片寂寥中，陈子元顽强地坚持着。

    1962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森的惊世之作《寂静的春天》出版，立即引起轰动。此书向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发出了警报，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在大洋彼岸，中国学者陈子元也开始关注卡森所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且着手研究应对办法——当卡森提出农药污染将对人类造成危害时，陈子元等已利用同位素示踪技术开始对农药残留问题进行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农药的广泛应用虽然减轻了病虫害造成的损失，使粮食增产，但大量使用农药也导致农作物产品的污染，农药残留导致人畜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如何减少农药污染？使用农药必须要有安全标准。而要制订标准，就必须搞清楚农药在作物体及周边环境中的动态、数量、质量的变化，获取农药残留的所有信息，要获取农药残留的所有信息，就必须对农药从农作物生长、收获、储存到进入人体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而要跟踪全过程，就必须给农药做上标记，自此，陈子元开始了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农药的合成研究。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陈子元成为我国最早把同位素应用于农药残留研究的专家。

    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农药公害问题越来越严重。农药残留是不当使用农药造成的，而原因是农民缺乏农药安全使用知识。可是，当时我国还没有一个农药安全使用的标准。因此，农业部决定，立即制订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1973年初，全国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课题正式下达，这是一个需要全国农业及有关系统科研人员协作的大课题，农业部决定由陈子元总负责，统领全国有关科研机构协同作战。

    陈子元在研究中引入动力学过程的概念，运用同位素示踪技术与动力学结合的示踪动力学理论和方法，为我国农药安全使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整整6年，陈子元运筹帷幄，决策千里，协调各方，戮力同心，课题组共编制出29种农药与19种作物组合的69项农药安全使用标准。1979年，我国第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草案编制完成。1984年，国家正式颁布，这部农药国标一直沿用至今。

（选自2014年03月28日《 光明日报 》，有删节）

材料链接：1985年陈子元被国际原子能机构科学顾问委员会聘为委员，他是该机构的第一个中国科学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是中国核农学第一位院士。2004年，中科院前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路甬祥在陈子元80华诞时发来贺信称：“您是我国著名的核农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五十多年中，您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兢兢业业、治学严谨，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您培养教育的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农学事业的骨干力量”。

豪情总在云间飞

﹣﹣记空军“试飞英雄”黄炳新

    中新网8月22电

    关中腹地，陕西阎良，一架小型运输机在碧空如洗的蓝天上翱翔……坐在驾驶员旁边指导的是年逾花甲依然精神矍铄老人﹣﹣中国试飞领域大名鼎鼎的黄炳新。

    25岁时，他作为空军最年轻党代表受到毛主席接见，40岁时，被中央军委授予“试飞英雄”荣誉称号。如今，已是65岁的黄炳新，作为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高级顾问，依然奋战在民机飞行员培训一线。谈起当年的经历，这位具有侠客般气质的试飞前辈，仍然有着一股豪气……创造奇迹，他把没有方向舵的“飞豹”飞回地面1992年8月19日是“飞豹”首飞的日子。

    “几乎80%的人对飞机能否试飞成功都很担心，甚至连一些设计人员对这架飞机的首飞都没有信心。那天，全厂区都放假了，现场有上万人观看首飞。”对黄老英雄而言，那天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

    临上飞机前，黄炳新悄悄地将一封短短“三句话遗书”留在办公桌抽屉里：“即使我这次牺牲了，为国防发展也值得；这里面的钱，是我死后交给组织的最后一次党费；家人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前两次试飞，飞机都出现了剧烈振动现象，机身就像要散架一样，飞机座舱里的指针指示都看不清更别说地面目标了。好不容易安全着陆后，他与设计师及各设计研制厂所技术人员一起进行排查，但却未能找出原因。为了确保国家重点型号的试飞进度，试飞院副院长、振动专家张克荣专程找到黄炳新：“黄团长，你再试飞一次吧!”

    虽然知道飞机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虽然知道这次试飞肯定会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危险，但黄炳新没有犹豫，答应再次试飞。

    8月24日，天空湛蓝明丽，机场热浪滚滚。第三次试飞准备完成，黄炳新和另一名试飞员杨步进踏上飞机，承担了这次任务。

    当黄炳新驾机以每小时1100公里的速度进入5000米高空时，飞机震动得跟前两次一样，仍然非常严重。表速超过1150公里时。“咚咚”两声巨响，飞机顿时像狂放不羁的野马横冲直撞起来。黄炳新随即蹬舵，飞机没有任何反应﹣﹣因为震动过于剧烈，方向舵掉了。

    黄炳新临危不乱，对杨步进说：“你别紧张，我也别紧张，万一不行，你跳伞，我把飞机飞回去。如果我牺牲了，你跳伞成功了，你就把这个情况向上面报告。”

    杨步进也坚定地说：“团长！你不跳，我也不跳，我要为你鼓劲儿，你往前飞，我跟你往前走!”

    惊心动魄的考验，震撼苍天的一搏。黄炳新开始驾机返航，他试着推左发动机油门，同时向右压驾驶轩，飞机向右滚转并在左右发动机推力的反差力矩作用下，机头缓缓地横侧，改变着方向。他就这样艰难而冷静地驾机飞向机场上空。

    没有方向舵的飞机在高速降落时，只能靠副翼，而反应迟钝的飞机稍有偏差，就会导致机毁人亡。他双手紧握驾驶杆保持飞机平衡，双眼盯着跑道，稳健地将飞机对向跑道，只听见“唰”的一声，机轮安稳触地……

    这绝对是世界航空史上的一个奇迹。薪火相传，他让更多精英试飞员和军机飞了起来随着飞机设计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型号不断出现，要使试飞员的技术赶上飞速发展的科学，并站在试飞技术的前沿，必须建立科学的培训体系。

    1989年，时任某试飞部队部队长的黄炳新和试飞院副院长严京林一起举办了一期试飞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培养的几个试飞员，后来经黄炳新推荐调入了空军某试飞部队。

    后来，这批试飞员大都成了国内有名的试飞专家，取得骄人成就：雷强，歼﹣10首席试飞员、全军优秀共产党员；李中华，“科研试飞英雄”、全军爱军精武标兵；张景亭，全军优秀地方大学生干部；邓友明，新舟﹣60首席试飞员、空军十大杰出青年……

    这群试飞战线的精英，为我军装备转型及跨越发展、为中国航空工业的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成就凝聚着黄炳新等老一辈试飞员的心血与智慧。

        1994年，黄炳新卸去了部队长职务，被任命为兰空参谋长助理，兼任中国试飞院副院长。这时的黄炳新已近知天命之年，作为共和国两个新型主力战机的主要试飞员，他已经飞过10多个机种，飞过数十个科研项目，立过大大小小几十次功。国家也给了他极大的荣誉，国内外媒体更是多次介绍过他的事迹。作为一个知名英雄，余下的时间该如何度过？成为黄炳新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时候，民航大发展。一些航空公司多次邀请黄炳新到地方发展，职位待遇都很优厚。但他清楚，国家培养一名飞行员十分不易，培养一个试飞员，更是优中选优。

    “我对试飞工作有着很深的感情。我一直感觉试飞是我一生的职业，飞行是我的事业，一定要进行到底。党和国家给了我那么多荣誉，而我那时才五十岁，精力还很充沛，飞行技术没的说，关键是积累的试飞经验很宝贵，我觉得我有义务把这些经验贡献出来。”

    后来，他愉快地接受了试飞院试飞员学院院长一职，决心为共和国培养新一代试飞精英。面对如此重任，黄炳新决心把个人技艺全部贡献，在航空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再为共和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飞得越高，成就越大，我越开心。”说起自己培养的学生，黄炳新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动情地说：“我的一生愿作一颗流星，虽然在历史上只一瞬，但是始终都要发出耀眼的光芒……”

汉学家叶嘉莹

上官云

    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温家宝致信祝贺，称先生七十年来孕育桃李，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重头贡献。在致答谢词时叶先生说：“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她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著作等身，精研古诗词，培养无数学生，被称为“大师的老师”。

    1924年，叶嘉莹生于旧北京一个传统世家，那时的叶家奉行儒学，恪守礼仪。闲暇时，父亲与伯父会声情并茂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也会各执一册诗词选集研读。受此环境熏陶，叶嘉莹开蒙很早，六七岁便诵读《论语》，十几岁能写格律诗词。1941年，她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诗词名家顾随，打下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

    她容貌端丽，天资聪颖，是典型的民国“闺秀”。直到今天，叶嘉莹仍然打扮得十分齐整：留着纤长指甲、佩戴粉边眼镜，仪态优雅。或许是出于天然的气质，辅仁读书期间几乎没有人敢随便跟她讲话，“直到毕业时同学道别，我才听说有男同学编排我‘孤芳自赏’‘我行我素’。很多人说我爱情诗讲的那么好，长的又不难看，但事实上，我真的没有感情方面的经验。”

    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中国近现代史同步，她也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幸与不幸：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随公司迁往后方，杳无音讯；17岁刚刚考取辅仁大学，母亲因病去世；24岁婚后随丈夫迁至台湾，遭遇白色恐怖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却始终贴身携带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的价值。天地之间，除了这些笔记，再也没有记录老师讲课的东西，是他把诗丰富美好的生命传达出来，所以，拼尽一切，我也要把这些东西带出来。”在恩师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叶嘉莹的生活，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自问自答，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是我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叶嘉莹远赴哈佛教授中国古典诗词，并与人合作做古诗词研究。那段时光，让她受益匪浅的是哈佛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你们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当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域取得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她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2008年，还荣获了首届“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单看文学领域的成就，很难把这位学者跟柴米油盐联系起来，而她将二者平衡得很好。虽然投入诗歌会忘记一切，但她一直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不会因为能够读一点书就骄傲，在家里，媳妇儿就是媳妇儿。”在北美教书时，为了节约开支，她“算计”租房地点：要离教书的学校近、离女儿学校近、离莱场近。“我白天带了三明治上班，背着大书包下班先到莱场，抱着一堆纸袋子里的菜回家，洗菜切菜，洗米做饭，包括吸尘扫地都是我来做。”这样的生活，她过了几十年。在台湾，女儿刚出生，她甚至会亲手洗涮尿布。在外甥眼里，舅妈就是洗碗做饭、伸手掏水沟的居家媳妇。直到他去加拿大，才知道这位常常蹲着洗尿片的女人竟然是大学教授。

    “事实上，就算我一直教书，我也不是好为人师。”她说，“我的‘好’是‘好为人弟子’，我喜欢学习。除了教书以外，虽然很忙，我仍然去听外文系的诗歌或诗歌理论的课程，我是下了工夫去学习的。”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是在中国!”

（节选自2014年11月6日中新社刊文，有删改）

一代名士张伯驹

    张伯驹（1898—1982），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堪称中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7岁时被过继给其伯父长芦盐运使张镇芳。当时科举刚刚废除，新式学堂方兴未艾，但张镇芳沿用旧式家塾教育，请来名师为张伯驹启蒙。他从《三字经》《千家文》等学起，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记忆力和领悟力：9岁时，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20多岁时已读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更是脱口而出。

    良好的家世和深厚的文学文化底蕴使这位翩翩公子能够悠然自得的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摒弃世俗，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填词作诗，写字作画，学唱京剧，凡是喜爱的事情，他都一心钻研，并且做到极致。

    张伯驹天资超逸，利用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洪宪纪事诗注》《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

    张伯驹在京剧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自幼喜爱京剧，后跟李佩卿学戏，从钱包森、王福山习武工。学习期间，他严守传统，苦下功夫，吊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只一年就能登台演出，1930年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等组织了“国剧会社”。

    张伯驹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由于他对世俗生活相当淡薄，在他人眼里，张伯驹的言谈举动便十分“怪异”，不循成规。高朋满座之时，众人谈笑风生，他若觉得话不投机，就坐在一边摸下巴颏儿，一根一根的拔胡子。他生活在政治大家族里却始终与各派政治势力保持一段距离。身为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老板，他对“毛票换大洋”的生意经丝毫没有兴趣，完全是个甩手掌柜，总经理有事来问，他不住点头说“是，是，是；好，好，好；可以，可以，你看着办吧。”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轮子而且能转就行了。因为这些，朋友给他起了外号叫“张大怪”，张伯驹每有呼必欣然应允。

    也许，正是这份狷狂和洒脱，促使他后来用尽毕生精力，散尽毕生财力来收藏古字画，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

    民国时期，中国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海外。张伯驹对此甚为痛惜，所以为了收藏古字画一掷千金，哪怕变卖家产或借贷也在所不惜。他曾花4万大洋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变卖了自己最喜爱的宅院甚至妻子潘素的首饰，用110两黄金收藏范仲淹的《道服赞》；以240两黄金保住了中国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尽管此后他债台高筑，但是直至后来，即使他被绑匪绑架，生命堪虞时，犹称“宁死魔窟，绝不许变卖家藏”。经他收藏的书画字迹有118件之多，建国后，这些名贵的收藏大都被他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和吉林博物馆，为此，时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专门为其夫妇颁发了褒奖令，这纸褒奖令被他悬挂在家中屋顶靠近房梁的地方。

    文革期间，张伯驹被诬陷，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一度失去了北京户口，也失去了工作，只能靠变卖家中残存家当度日；但张伯驹照样上香山，爬鬼见愁，游西安访古人遗迹，吟诗填词，不改其乐。著名画家黄永玉为此称赞他：“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博雅通脱、坦荡超逸的一生，浓缩了近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也书写了一代名士的大德懿行。“它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摘编自任凤霞《一代名师张伯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