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灯光

林少华

    一晃从东京回来几年了。无论上野公园云蒸霞蔚的樱花，还是银座女孩五彩缤纷的秀发，抑或东大校园浓荫蔽日的银杏树，都已渐渐淡出记忆的围墙，唯有那一窗灯光留了下来。

    那时我住在东京郊外一个叫川越的地方。住所附近有一条河，河边有一道堤，堤上有一条路。晚饭后我常沿这条荒草路散步。那灯光就是从路旁不远处一户人家的窗口透出来的。它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周围稀疏的灯光都是清白色的，只有它呈橘黄色。那是一座独门独院的木结构普通日式民居，同其他民居之间有些间隔。木格窗约略凸出，拉着米色窗帘。窗帘大概较厚，使橘黄色灯光显得格外沉稳、静谧和温馨。早春，灯光柔柔地吻着堤坡一片鼓眉弄眼的蒲公英；盛夏，灯光轻轻地抚摸小院里几架绿叶婆娑的黄瓜；仲秋，灯光幽幽地照在门前矮柿树那金灿灿的果果上，相映生辉；冷冬时节则给晶莹莹的白雪镀上一层淡黄色的光晕，平添一丝热意。

    漫步河堤，或四野烟笼，或日落乌啼，夕晖敛去，或晚风送爽，皓月当空。而我的目光往往从很远的地方就擒住了那一点并不显眼的橘黄，临近了更是久久注视不放。其实我根本不认识房子和灯光的主人，更谈不上登门造访。可是那一窗橘黄色的灯光就是那么奇异地令我神往，撩拨我的遐思、幽情和怀想。

    我猜想在那橘黄色的灯光下，早已展旧了的榻榻米上一定盘腿坐着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正笑眯眯地看着小孙儿在她膝头爬来爬去，手里拿着针线，慢慢晃着身子哼唱童谣。于是我又联想到一位四处游历寻找幸福的西方人笔下的一段叙说：一日黄昏时分，他走进一个村庄，看见一位老人正戴着花镜坐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借着夕晖看报，任凭一个小男孩趴在他背上淘气。看着看着，他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幸福——爷孙俩多么幸福啊！多么幸福的一幕啊！

    也有时那橘黄色的灯光让我记起外祖母家那盏油灯。外祖母住在乡下，那里不通汽车，小时候我和弟弟从县城步行三四十里，替母亲看望她。住了几天要走的时候，外祖母便让我们搭坐生产队进城的马车回去。动身的时候天还没亮，整个村子只外祖母家亮着灯。我和弟弟坐在马车上脸朝后看着，看着那亮灯的窗口，看着窗前外祖母矮小的身影。直到车出村爬上南岭坡路的时候，外祖母仍没回屋，就那样立在窗口灯光下一动不动朝马车这边望着。灯光越来越暗，外祖母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身影模糊了，只剩下豆粒大的灯光固执地守在迷蒙的远处……几十年过去了，外祖母早已往世。我远在外地读书，不知道她哪一天去世的，不知道她的坟在哪一块地，甚至她慈祥的面容都已依稀记不清了，唯独曾照过她矮小身影的昏黄的灯光永远凝在了我心房深处的影壁。

    后来我明白了，那橘黄色的灯光所引起的关于老奶奶的猜想、关于看报老人的联想，以及对于外祖母的回想，其实是同一回事。它可以是对往日亲情的怀念，可以是对真正幸福的向往，也可以是对当下生活的质疑。我也明白了那橘黄色的灯光未必要在日本，也可以在美国、在希腊，还可以在青岛、在香港……可以在任何地方。

两个孤独的人

【奥地利】茨威格

    像一股广阔的深色的激流，熙熙攘攘的工人穿过大门。在这密密匝匝的人群后面相当远的地方有一个工人孤孤零零地走着。他还不老，很强壮，但是他不能与那些人保持同样的步子，因为他那条瘸腿无法使他快速地行走。远处欢快的声音还在发出回响。他听到了，对这人群发出的嬉闹的声音并不感到痛苦。他的残疾早就使他习惯了孤独，在孤独中他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哲学家，以弃世者的冷漠面对生活。

    他一瘸一拐地慢步向前。从远处昏暗的田野里涌来不久就要成熟的庄稼的暖洋洋的芳香，冷爽的晚雾也无法遏止它的飘散。远方的笑声消逝了。不时还有一只孤零零的蟋蟀发出唧唧声，除此到处一片寂静，是那种深深悲哀的寂静。在这样的寂静中沉默的思想开始言语了。

    突然他谛听起来。他觉得他听到了有人在呜咽。他凝神静听。一切都在沉默，像在无梦的睡眠中。但在随后的瞬间他又听到哭声，更为低沉更充满了痛苦。透过模糊的苍茫的暮色他看到在公路上有一个身影，坐在堆摞起来的铁轨上哭泣。他先是想静悄悄地走过了事。但当他走近时，他认出了这个不停呜咽的少女。

    她是和他在同一工厂的一个女工。他是在每个人都称她是“丑八怪尤拉”时认识她的。她的丑陋是那样惹人注目，他们给她登记上这个她早在孩提时代就有的名字。她的脸粗糙，不成规矩，皮肤的颜色是一种脏兮兮的黄色，那样污浊不堪，令人厌恶。再加上体型是那样显眼的不协调，孩子般孱弱和消瘦的上身，长着一个宽大和有些弯曲的臀部。唯一漂亮的是她那双安详和熠熠闪光的眼睛，它们把所有的轻蔑和憎恶的目光当作是温柔的顺从再次映射出来。

    不受怜悯地继续生活下去，他本人业已承受了过多的秘密痛苦。他走近她，把手善意地放到她的肩膀上。

    她吃了一惊，像是从梦中醒来。

    “放开我！”

    她不知道是在同谁说话，只是由她的狂暴的痛苦而嘶叫起来。现在她认出了这个陌生人，变得安静下来。她注意过他，因为他是厂里从没有嘲笑她的少数人中的一个。她喃喃地推开他。

    “放开我！这是我自个的事。”

    他小心地问道：

    “他们又欺负了你？”

    这个问题又触到她的痛处。血一下子涌到面颊，她的话急促忙乱，充满了怒气：

    “他们要到乡下，到村里去。有一个人建议，这立刻得到大家赞同。在有人数一数有多少人去时，我蠢极了，也报了名。所有人都笑了起来，他们恶言恶语，他们挖苦嘲笑，还从没有这样狠毒，直到我发起火来。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失去耐性，就对他们说了些他们认为是下流人说的话。于是他们——就——把我——打了一顿……”

    她又剧烈地啜泣起来。他陷入极度的激动，感到有必要对这个可怜的姑娘说几句话，于是他开始讲起他本人的苦恼。

    但她不想减缓她的痛苦，她不愿放弃每个受侮辱人感受到的那种殉难者的快乐。

    “不是他们，那些伤害我的人。是所有的一切，是整个生活。有时，当我想起自己时，我就厌恶自己。我为什么这么丑陋？这太不公平了。可我整个一生都在承受。早在是个孩子时我就感到他们在嘲笑我。我从不想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因为我怕他们，因为我嫉妒他们！”

    他震颤地听她讲，她对他袒露了如此多的痛苦，他完全能够理解。因为这由成千上万小时积贮起来的痛苦，他原认为早已死寂了，现在又都从他的睡眠中苏醒起来，他早就忘记了，他是来这里安慰她的。完全不由自主地他也讲起了他的遭际，因为他找到了能理解他的人。他轻声对她说：

    “也有一个人，他想与其他人一起玩耍，但是他不能。每当他们狂跑乱跳，他总是吃力地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老是落在后面。其他人嘲笑他。他总是听之任之，傻里傻气的。比起你来，他也许更糟，你毕竟有健康的腿啊，整个世界属于这样的人哪！”

    她内心激动得越来越厉害。她感觉到她生活中的痛苦从深处在碎成破片。

    “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命苦。我从没有看到母亲，没有人对我说过一句好话。当每个姑娘同她们的情人在一起时，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这同时我还感到，事情会永远如此。也必然是永远如此，若是人们像所有其他人一样都这样想的话。我的上帝，我真想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

    他俩从没有对人讲述过的，也几乎自己都没有供认过的，这两个还几乎是陌生的人彼此都袒露了出来。每一声呐喊都在他们的灵魂中得到了回响，因为两个人在痛苦上是相亲共感的。

    他立起身来，简单而乞求地对她说：“走吧！”

    她同他一起上路。天色已完全变得昏暗了。他无法再看清她的面孔，而她根本没有察觉到，在她的痛苦缓缓消失之中她在迎合着他的脚步。两个人就这样慢慢地一起走着。一种模糊不清的相互理解的情感像一种天国的快乐飘临到两个孤独者的天空。他们的交谈变得越来越亲切和细声，必须完全靠在一起才能听得清楚。

灾难新闻摄影与人文关怀

    人类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类与严酷的自然、与人类自身弱点搏斗的历史。社会上发生的种种悲剧，都是人类前进中的艰难的足迹，它是人类发展历史的证明。新闻摄影必须正视这些悲剧事件，用相机记录下来，以不让历史留下空白。灾难新闻摄影的这一历史使命，在中外一些杰出的新闻摄影工作者的实践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被称为“战争摄影的绝唱”的罗伯特·卡帕是在越南战场采访时触雷身亡的。他身亡前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是《越南的悲剧》，表现的是越南南旬公墓里，两个妇女埋葬自己家人的情景。他的照片，流露出对恶的憎恨与对苦难的恻隐之心，歌颂了以生命抗击侵略与强暴的人民，这是卡帕追求和平与人道的心声，也是人文关怀精神的流露。

    灾难新闻摄影的价值在于沟通情况、监测环境、组织激励等。灾难新闻摄影的画面固然要真实反映灾难场面及受灾者的困境，但也应有助于恢复、重建被灾害破坏的精神世界，唤起人们的主体意识，重新激发起人的生存意志和抗争勇气，折射出在灾难中闪光、升华的人性。

    在面对灾难场面时，有些新闻摄影者更多的是看到了它背后的轰动效应，以至于不顾灾难生存者其亲友及广大读者的切身感受，而将灾害的血腥、恐怖和悲惨不加选择地展览在受众面前，使受众感到不安、甚至厌恶。例如，有张相片反映的是美国越战期间一位七十三岁的越南老和尚在西贡街头自焚，以抗议政府宗教政策的情景，引起了争议。另一组引起观众反感的照片是关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位财政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开枪自杀的情景。从掏出枪到开枪自杀，整个过程持续了仅二十一秒钟。该录像在电视台播出后，愤怒的家长投诉说，在大人转换频道前孩子们看到了整个自杀过程。

    中国新闻摄影界在这方面同样有成功的例证，也有令人遗憾的败笔。如1999年11月24日山东烟台“大舜号”海难后，广州某报在11月26日头版头条刊出被冲到海滩上的遇难者尸体，残肢断体，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显然缺乏对受众人文关怀的精神，或者说丧失了人文关怀。

    西方的摄影记者在面对有些灾难场面时，会发现自己的职业角色与公民道德发生冲突。记者的主要职责是报道新闻，当其他方面，如公民道德与报道新闻的主要职责发生冲突时，他们就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西方记者认为自己不应该卷入他们所报道的新闻事件中去，他们认为记者只不过是中立的旁观者，不应去制止、鼓励或改变某个新闻事实。对此，即使西方公众也迷惑不解，有时甚至义愤不已，因为公众认为记者应先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而不是仅用冷冰冰的镜头对着他们，否则，岂不是成了一部摄影机器？哪里还有做人的起码道德？其实，有良知的记者内心深处又何尝不是充满困惑？如1994年度普利策最佳新闻摄影奖获得者，南非记者卡特，因获奖照片引起的舆论压力而自杀身亡，这是灾难背后的灾难，它给灾难新闻摄影记者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令人深思，亦令人警醒。

    一般的看法是，做新闻重要，但做人更重要。不过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如果我们进一步往深处想，我们会发现一些令人迷惑不解之处，就以西贡街头和尚自焚的照片为例，当时摄影记者如果按照一般的道德要求，先救人，那么必将错过最佳拍摄时机，甚至拍不出这种惊心动魄，引起大众关注与思考的照片。要知道，这张照片曾引起巨大反响，使人们关注到西贡政府对宗教的高压政策，促进了问题的解决。从深远的意义上讲，摄影记者这种见死不救的冷酷，如果是为了让问题的严重性曝光，避免类似悲剧大面积地发生，那么，这种冷酷究竟应怎样评价，还值得深入探讨。

    材料一：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的扩张，不少承载着乡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传统古村落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消亡的压力。加上“仿古建筑，小吃一条街”的疯狂“造街”，不仅使古村落因过度开发失去原真，而且陷入同质化、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怪圈”。

    浙江省对古村落的开发保护值得各地借鉴。以建德市新叶村为例，该村是我国首批传统村落，是国家文物局保护与利用综合试点推进的6个村落之一。新叶村在保护利用的基础上，适度开发文化旅游项目，为古村落保护提供经济补偿基础，形成保护、开发的良性循环。在保护过程中，积极采取“规划新区，保护老区，有序过渡，和谐共生”的办法，来降低老区的人口密度，同时引导村民发展相关的旅游事业。

（摘编自2016年6月28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大量古村落因人去屋空而破败甚至消失，意味着文明的断裂，现代人在享受幸福生活时如果丧失了“文化之根”，这种幸福只能是不完整的，因此，国家肩负着保护古村落、振兴古村落的责任。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推进，保护、振兴古村落自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一个古村落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关键在于这个村落要能够人丁兴旺，只有有了足够的人气才能让古村落有生气。一些列入了保护名录的古村落，被开发成了旅游景点，能够吸引到一些旅游资源，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样板，如江南地区的乌镇、周庄等古镇。但是更多的古村落并不具备像这些名镇那样的丰富资源，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客流，而一些新造的旅游景点也不足以体现传统文化。因此，保护古村落，更重要的是要让古村落能够留得住人，说得具体点，就是能够留得住在此居住、生活的人群。

    （摘编自2017年12月11日《澎湃新闻》）

    材料三：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公布了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4153个传统村落。然而，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平均每一个县被收录的古村落不足2处。据调查统计，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相当于一天之内就有250个自然村落消失。至今，全国的自然村已只有约200万个。

    面对急剧消失的古村，“救火式的奔走根本跑不赢古村消失的脚步”，公益组织的力量似乎分外薄弱。

    2014年11月，汤敏辞去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在深圳发起成立“古村之友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着手建立“全国古村落保护与活化联盟”，尝试用“互联网+公益”的方式为古村保护积蓄能量。

    汤敏认为，在“互联网+”语境下，利用扁平化与便捷快速的社群链接，既让社会创新走向多维立体生态，也能让“古村之友”聚合出巨大的价值增量。

    “一个人干出100分，就只是100分，一万个人干出70分，那就是70万分。”汤敏说，如今，古村落保护不缺政府的支持，也不缺商业的力量，缺的是公众参与，“对古村落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让老百姓自己来保护，引导大众的文化自觉，使大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成为习惯。而如今，互联网正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和可能。”

    （注）汤敏，北大研究生毕业，近年致力于保护古村落，推动乡贤文化建设。

（摘编自2018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材料四：

（摘编自中国高陵网）

34个鸡蛋

    李暖暖从家里跑了。

    李暖暖是跟她爸爸赌气走的，原因很简单，她已经快混完大学，拿到毕业证了，理所当然地要求她有着显赫身份的爸爸给她找一份好工作。李暖暖的爸爸说，你做梦吧。

    李暖暖去的地方，是甘肃省和青海的交界。那也不是李暖暖盲目跑去的，学校早就动员他们去西部做志愿者，李暖暖只是一赌气报了名而已。

    终于，在李暖暖她妈也就是我二婶的要求下，我决定趁着出差的机会去看看她。

    可以想像我带的行李有多重，大包小包的包裹里，竟然还有果冻和巧克力。李暖暖的妈说：“这是李暖暖最爱吃的。”没办法，我就拖着几个大袋子上火车，下火车，转大巴，下大巴，再转小公共汽车，结果还要步行三公里。是土路，刚刚下过雨，泥泞得根本抬不动脚。碰到一个赶着毛驴车的男人。听到我找李暖暖，二话没说就把我的人和袋子全都放在毛驴车上。半个小时后，他将我带到了那个小镇子。很小很小的镇子，只有一条街道，两旁的房子低低的旧旧的，男人指着一个低矮围墙围起的院子说，那就是学校。下课了，孩子们跑出来，男人跟一个孩子说了什么，那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小男孩飞快地跑向教室，拉了一个女孩出来。

    女孩穿着简单的黑色纯棉T恤和黑色牛仔裤，乌黑的头发短而整齐。她抬起头来看我。那个瞬间，我心疼了。我不到23岁的妹妹李暖暖，黑了，瘦了，她还剪掉了一头自己最最喜欢的长头发。以前的李暖暖，天天穿得怪异而艳丽，喜欢那些小首饰，曾经在一只耳朵上戴过四个耳饰，为此差点儿被她爸赶出家门……而现在的她，素面朝天，极其简约。

    李暖暖在呆了片刻后大喊一声，—把抱住了我。等她终于从我怀里抬起头，我看到她哭了。

    那天下午，李暖暖在镇子最好的一家饭店招待我，还有她的三个学生。李暖暖说，他们是班里最穷的孩子，可能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那顿饭，我几乎吃不下去，只陪她一起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我说再要两个菜，被李暖暖制止了，她小声说：“我不想他们知道别人可以生活得很优越，不想让他们早早地为此而自卑。”

    吃过饭，李暖暖叮嘱几个孩子回家，然后我们回了她的宿舍。李暖暖说，这是全校最好的房子，窗子是玻璃的。墙壁显然是刚刷过不久，不均匀的白色石灰覆盖不住曾经的许多污渍。

    “暖暖，”我说，“反正也快半年了，你跟我回去。”她摇头，很坚决地摇头，“不行，我答应了这些孩子，一定把他们送到初中。”

    原本，李暖暖和她爸爸赌气，非要去个最穷的地方，以折磨自己来惩罚他。结果她就来了，但她还没放下行李就后悔了。她没见过这么穷的地方，还有那么破的教室，那些教室的窗子，竟然冬天全都堵上，夏天全部敞开，根本没有玻璃。还有那些孩子，都那么脏兮兮的……

    李暖暖当时就想走了，但她没有走掉，因为所有孩子的家长，竟然都在那里等她，那些面容卑微的家长，是为了给她，一个愿意来教他们孩子的老师鞠躬的。当那些乱蓬蓬的脑袋一齐低下去，李暖暖的脚就走不动了，就被钉在了那里，花白头发的校长拿过了她的行李……

    李暖暖的班里有32个学生，从她第一天上课的时候，第一排的第一个孩子，拿了一个鸡蛋给她，第二天第一排第二个孩子也拿了一个鸡蛋给她，那是个羞涩的男孩，给她鸡蛋时，脸红红的，不说话……结果32个孩子每天都轮流给她拿鸡蛋。直到有一天，在她收到第34个鸡蛋的那天，那个羞涩的不说话的男孩的奶奶找到学校告状，说孙子偷拿家里的鸡蛋，她才知道了真相：为了留住她，那些孩子商定，每天送她一个鸡蛋。

    那天，在牛奶和巧克力中长大的李暖暖，抱着那个羞涩的不说话的男孩放声大哭……

    晚上，我和李暖暖在屋里分那些果冻和巧克力，她分得非常仔细，专注的样子很像是一个给孩子分食物的母亲。

    在车站，李暖暖一直叮嘱我，回去要给她集资，没钱东西也行，给什么要什么。然后，依旧怨怨地说：“跟我爸要，就说我要20万赎身。”

    我答应着，心里始终酸酸的。她爸说，等到暖暖回来，我要让她去她想去的地方……

    临走，我把这话传给李暖暖，她笑呵呵地说，这老头，我原谅他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