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中国的现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权之更加强，第二是社会阶级更加消融。魏晋以下的门第势力，因公开考试制度之长期继续，已彻底消灭，商业资本难于得势，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我们若把分裂性及阶级性，认为封建社会之两种主要特征，则宋代社会可说是距离封建形态更远了。然而正为此故，遂使宋代社会，在中国史上，显为最贫弱，最无力，一个中央政府高高地摆在偌大一个广阔而平铺的社会上面，全国各地区，谁也没有力量来推动一切公共应兴应革的事业，像水利兴修，道路交通…一到金胡南下，中央政府崩溃，社会上更无力量抵抗或自卫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二：市民性社会或者也称市民社会，首先是基于新市民阶层的基础之上……为此它需要特定的机制：市场、批判性的舆论、拥有宪法和议会的法治国家。在这个社会政治性的目标中包含了一个新的生存蓝图，它立足于工作、成就和教育（而非出身），立足于理智和对理智的公开运用（而非传统），立足于个人竞争以及伙伴式的共同体之上，它批判旧政体的核心元素；反对专制、反对世袭特权、反对等级的不平等、也反对教会——宗教原教旨观念。该计划虽然植根于新形成的市民阶层，但它却趋向于一个针对所有人的计划，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模式，它基于全体市民——公民意义上的全体市民——的自由、平等和参与……

——节选自尤尔根柯卡在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演讲稿（本文是尤尔根柯卡对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德国市民阶层和市民性的探讨。）

    材料  宋代科举中朝廷分配给各州郡的录取指标，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固定的。“东南州军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因此，冒户现象较为严重。开宝五年，宋太祖下诏：“诸道举人，自今并于本贯州府取解，不得更称寄应。如从化外至者，先投牒开封府，奏请得旨，方许就试。”据《贡举条例》，仅有户籍还不行，颁实际居住在本贯才合格，“虽有户籍久离本贯者”，则要有命官担保方可。南宋绍兴十一年，新增加了对考官的户籍审查。朝廷命各路转运司在乡试前，先行登记各州长官的户贯情况，禁止本地人充任本地主考官和监考官，以防利用亲属和乡党关系作弊。宋代科举户籍制是科举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保障机制，发挥着维护科举质量和选拔程序的作用。——摘编自程民生《论宋代科举户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