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盛唐时期，刘知几的《史通》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他认为，官修史书致使个人的史学思想及见解不能充分发挥，因为史馆著作取禀宰相监修的意旨，取材不合当时的要求，或为时所忌讳的，都要删去；主张写史应当“直书”，反对歪曲史实，做一个正直的史家应该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气概；在总结前代史学的基础上，指出只有具备才、学、识“三长”的人，方可成为“史才”。“才”，是指掌握文献的能力、运用体裁体例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学”，是指各方面的知识，主要是文献知识，也包括社会知识以至自然知识。“识”，是指史家的器局和胆识。

材料二：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认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他呼吁“史界革命”，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并指出造成旧史陈腐落后的根源，正在于完全违背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致使旧史简直成为二十四姓之家谱，是墓志铭、相斫书、蜡人院的偶像。这些批评虽属过当，却打中要害。他的理论与正在酝酿的革命潮流相合拍，宣告了新史学时代的到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白寿彝《中国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