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自卞孝萱等《韩愈评传》

材料二：19世纪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认为汉代以来儒者奉为经典的《周礼》《左传》等书，是汉代学者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影响恶劣，导致“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遭受）暴主夷狄之酷政”。他主张回归孔子所编定的《诗经》《礼记》等原典，理解真正的儒学精神。在他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于升平（世），为立宪；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德意志人文主义学者大都在意大利生活多年，所以他们深受“分外纯粹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熏陶，开始抛弃基督教的来世观念，注重人的现实生活…….新式世俗性教育在德国发展起来……马丁.路德接受了科学知识教育，并第一次听到“改革”这个词，第一次读到《圣经》全译本，“极感震惊”。

———摘编自朱婷、郑祖珽《文艺复兴对德国宗教改革的推动》

材料二：在伏尔泰心目中，奉行儒学的中国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孔子和西方古代贤哲一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信条，并“提倡不念旧恶、不忘善行、友爱、谦恭”，“他的弟子们彼此亲如手足”。显然，这就是“博爱”的本义，因而也就是和“自由”与“平等”的信条息息相通了。

 ———摘编自高毅《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

材料三：19世纪60—90年代，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极具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革。    1840年以来中国先进分子长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一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调适点，但却屡屡失败，无从解决这个尖锐的时代矛盾。

———摘编自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