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数学的开山祖师冯祖荀

    冯祖荀先生1880年生于浙江杭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在家族的私塾中完成了他的启蒙教育，也养成了他一生中处处显出的儒雅风格。冯先生于1904年赴日，在著名的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专修“微分方程”理论，是我们迄今所知最早的一位数学专业的留学生。当时到日本的留学生，有人玩物丧志，醉心舞蹈和其他技艺。冯祖荀先生却每天都要“三省吾身”，完成自己的学习计划。他不仅读书成绩优秀，还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学子发起成立了“京师大学堂留日学生编译社”，择选编译那些“纯正精确可适用于中国”的文章。冯先生创办的《学海》应是我国的第一本科学译刊。

    数学在中国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数学萌芽在秦汉时期，宋、元年间，很多领域都达到古代数学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高峰。不过，令人扼腕的是中国的数学始终未受到重视，从未登上科举考试的大雅之堂。冯祖荀先生刚过而立之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数学系在1913年秋开始招收新生，虽然只招了两名学生，但这划时代的一步昭示着：中国有了第一个现代大学数学系。要知道，数千年来都是经、史、子、集独占学坛，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新体制从此发端。别看冯先生文质彬彬，走路踱着方步，但却是琴心剑胆，在这破旧立新的战场上是位大无畏的“急先锋”。

    冯先生是位难得的好教授，讲课逻辑严谨，分析周密，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说话一向温文尔雅，走路从来不疾不徐。他国学渊博，数学课上常有妙语惊人，古文、诗词，信手拈来，以形容数学的美与严谨。他从不照本宣科，完全是用自己的语言，解释数学的内在思想。他的板书有时龙飞凤舞，有时中规中矩，都漂亮，令学生耳目一新，提振精神。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冯先生是当代世界大数学家樊畿的姑父，当年是冯先生鼓励他考上北大数学系。樊先生说：“姑丈是第一个让我懂得欣赏数学之美的人。”樊畿也很喜欢他这位姑丈，他给我绘声绘色地描述冯先生：身穿长袍马褂，布履布袜，嘴衔外国烟斗，抽的却是中国旱烟丝。这位数学泰斗，极富文采，颇具雅兴，闲时或宣纸上写诗绘画，或庭院中莳花弄草。他淡泊名利，凡事满不在乎，散淡自在，洒脱飘然，像个神仙。我国数学界泰斗江泽涵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听冯先生的数学分析课。1931年，江先生从哈佛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成回国，立即被冯先生聘为数学系教授，成为在我国大学里开设“拓扑学”课程的第一人。

    冯祖荀先生是1931年西湖中国第一次数学名词审定会的发起人之一。这次会议确定了那些常用且基本的数学术语的译名和概念的阐述，诸如“函数”、“微分”、“积分”等等。在此之后的几年内，全国统一了大约七千多个数学名词的翻译和界定。1934年秋冬之际，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胡敦复教授写信给冯祖荀先生，商议筹建中国数学会。次年暑假期间，冯先生南下上海交大，主持召开了中国数学会的成立大会。中国数学会的诞生和学报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数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影响深远。

    “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各大学陆续南迁。冯先生那时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身体状况糟糕极了，随北大南迁是根本不可能了。作为“留平教授”的他，自己日子很不好过，却时常遥想南迁的母校，思念他一手创办的数学系，惦记那些背井离乡、奔徙几千里、辗转到云南的师生。“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三年来关山阻隔，很少得到远迁南方的数学系的确切消息。内忧外困使他再也支撑不住了，1940年冯祖荀先生病逝。临死前，他手指南方，但已虚弱得说不出话来。

相关链接：①1938年春，日本宪兵队要把马神庙的北大第二院（理学院）作为它的本部，为了保护理学院宝贵的实验仪器不被破坏，周作人曾和冯祖荀急忙去见已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的汤尔和，向他说明利害关系，最后理学院的仪器设备才得以保全。

（摘自杨涛《抗战时期的留平教授》）

②在回首往事时，樊畿先生一直感念冯祖荀先生的指引垂范。1989年樊先生曾去位于北京八大处福田公墓的冯祖荀墓前凭吊。1993年再度回京时，重修冯先生墓，并请苏步青先生重题墓碑。

（摘自保继光《在樊畿先生纪念会上的讲话》）

山头

朱红娜

    郝老师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这张照片。在空荡荡的破旧房子里，墙上这张镜框精美的24寸彩色照片显得异常夺目，给整个破旧房子增添了无限的光辉。每天郝老师都会小心翼翼地擦拭一遍，让它保持一尘不染。每当看到这张照片，郝老师就感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谁说不是呢，全村甚至全镇全县的人们都羡慕郝老师，有几个人除了在电视上谁亲眼见过市长呢？而郝老师是被市长亲自接见并授牌的。

    五年前，市长刚刚从副市长成为市长，就把教育当作最重要的工作，发动了一场名为“寻找全市最美教师”的大型活动。在山旮旯里秀村呆了三十几年的郝老师，突然就像埋在某个角落的金子，被人“挖”了出来，金光闪耀，市长看到眼前一亮。

    其实当年郝老师不是不想走出大山，是走不出大山。走不出大山不是因为他腿脚不好，是因为他有高中毕业的文凭。秀村唯一的老师退休了，学校成了无人看管的荒野，本该规规矩矩坐在教室上课的学生就像笼子里放出来的公鸡，满山遍野地乱跑。高中毕业的他就被村支书强推硬拽上了讲台，成了郝老师。当同龄人纷纷出门打工的时候，他也曾经想出去，但一张张熟悉稚嫩的小脸像一块块磁铁吸住了他，让他动弹不得。当同龄人的儿子成了他的学生时，郝老师依然孑然一身。村支书做通了村里一位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女孩的工作，让她嫁给郝老师。新婚之夜，郝老师跑到学校后面的山头上大哭了一场，坐到了天亮。

    此后，郝老师就把学校当成了家，把学生当成了儿女。一批批学生毕业后都走出了大山。只有郝老师陪着这越来越少的的学生，最后学校只剩下两个学生。

    郝老师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能以受表彰的方式走出大山，走进市里，见到市长。当市长亲手将大红匾牌授予郝老师的时候，郝老师的手抖得差点将牌子掉到地下。镁光灯照相机闪得郝老师头晕目眩，但市长亲切的笑容让他感觉很温暖。第二天，市长给他授牌的大幅照片刊登在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他不惜花费他半个月的工资将照片放大装框，端端正正挂在房子最显眼的墙上。

    几天后，郝老师接到县教育局的文件：文件标题是《关于任命郝民同志为秀村小学校长职务的通知》。

    接下来一个多月，郝老师还被要求在全县乡镇做事迹报告，秀村小学被迫放假，郝老师只好利用周末给学生将课补上。

    自从被市长接见了以后，每天，郝老师准时收看新闻，看到电视上的市长神采奕奕，他就好像自己上了电视一样兴高采烈。他见人就讲市长如何如何重视教育，如何如何待人和蔼……他把所有的他能想到形容好人的形容词都用在了市长身上。

    好久没在电视上看到市长了。这天，郝老师像往常一样准时等着看新闻，他惊呆了：市长因为违纪被“双规”。郝老师胸口一阵揪痛，竟倒在了电视旁。

    醒来后的郝老师仿佛一头暴怒的狮子，一跃把照片扯了下来，高高举起，用力往地上一摔，哐，精美的相框顿时被摔成碎块，郝老师仍不解恨，迅速捡起碎块，连同鲜艳的照片，一把丢进正在燃烧的柴火堆里。火光映照中，郝老师的泪水晶亮晶亮的，滴滴答答。

    几天后，郝老师接到县教育局的文件：文件标题是《关于免去郝民秀村小学校长职务的通知》。

    这一夜，郝老师再次跑到学校后面的山头上大哭一场，又坐到了天亮。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6年第22期，有删改）

土炕

贾平凹

    大娘住在陕北羊儿沟。她娘家是关中人，十九岁时她嫁到这里。丈夫姓王，比她小了三岁。她觉得这地方不错，尤其是那土炕，在关中没有见过，她就感兴趣了。土炕很大，占了整整后半个窑。她提议把炕盘小，丈夫不同意，说将来要生儿育女。她想：真有七八个儿女了，那炕下的踪鞋子会一摆一长溜呢，就又痴痴地笑。

    土炕成了她的天地，她在上边纺线、纳鞋帮；在炕上摊开包袱，一有空闲，就翻弄那些各色布头、丝线；晚上在上边和丈夫说悄悄话。她想：男人家走州过县，女人家就是要守住这块土炕。

    这时候，日子不安宁起来。这一天，一个掉队的女八路来到窑洞。这女八路腰身很笨，她一眼看出有着身孕，就做汤烧水，让女八路坐在土炕上。她说：“快上炕，咱们陕北，就是这风俗，家里人几辈睡一个炕哩。”

    她让女八路睡在西边，让丈夫睡在东边，她在中间躺下，作了个界墙。那女八路还是不肯睡下。她只好推醒丈夫，让他睡到灶口前的脚地，说只许面朝外。丈夫一夜没敢翻身。

    她知道了这女八路叫龚娟，是个宣传员。龚娟后来生了个女儿，她们就叫她猫猫。龚娟要去追部队。临走，给她跪下说：“大姐，这孩子带不走，就托付给你。”

    她开始在这土炕上养着猫猫长大。她让丈夫去卖了炕上一条新被子，买回来一头奶羊，天天给孩子挤着吃。猫猫长到三岁，丈夫得了痨病，没了。她哭了一场，不去改嫁，从此做了寡妇。那年她刚刚二十六岁。

    家里一切开支全靠她纺线，她纺线又快又好。新中国成立后，猫猫长大了，她供着去读小学。可是这年秋天，她们正在院子里打枣儿，嘟嘟地开来一辆小车，车上下来一位壮年妇女叫她一声“大姐”就哭了。那女的说她是龚娟。龚娟说：“你跟我一块进城去吧，我永远叫你姐姐，猫猫也永远叫你娘。”

    她笑笑，说她有什么功劳，要到城里去？就劝说猫猫认了亲娘，猫猫不去，她倒变了脸。第二天她欢欢喜喜打发龚娟母女走了。车一拐过山弯，她却扑腾在路上，哭得哇哇的伤心。

    后来，龚娟病故了。猫猫参加了工作，信便来得少了，也越写越短，最后竟再没有来过一句话了。她却老是盼着，过两天就去邮电所打问。

    村里人都说她应该去找猫猫，让猫猫养活她。

    “如果是为了如今养活我才收养她，那我成什么人啦！”

    她不埋怨猫猫。只是这大炕，睡起来觉得太硬。她什么都可以丢下，就是不舍这土炕，夜里睡在上边，可以做好多梦，梦见她的丈夫，也梦见猫猫母女。

    那几年里，干部经常下乡。村里就把女干部派到她炕上来睡。她很乐意，十个八个都让挤在土炕上。她睡的迟，挑灯看她们每一张漂亮的脸，一看见那炕下的鞋，就想起当年和丈夫说的话，没笑出声来，却去把各色格式的鞋放得整整齐齐。

    有人说，猫猫成了走资派，被剃光了头游街。一日，猫猫给她来了一封信，说自己的孩子受人歧视，想让大女儿落户到养母这。

    猫猫的十六岁的大女儿秀秀不久就来了。从此，土炕上睡了秀秀，她夜夜给孩子讲猫猫小时候的事，婆孙俩就笑一笑。村里人见她护着秀秀，谁也不敢作践。

    过了两年，秀秀进城看猫猫，一个月没有回来。她很着急，拍了电报去才收到回信说，猫猫平反了，让把秀秀的户口迁回城里。

    她一颗心放了下去，又一颗心提了起来。村里人都在说秀秀在城里不会回来了。“秀秀说要回来的，她说我这土炕好呢。”她总是这么说。

    但是秀秀到底没有回来。她一个人睡在炕上，只觉得炕大，炕空……这天天明时，浑身发烧，睡倒不起了。又过了三个月，她知道自己不行了。村里人说，“给秀秀母女打个电话，接你去大医院看看，或许会好了呢”。

    她不同意，说是活到时候了，不必告诉秀秀母女，更没必要进城去治了。第三天黎明，她气弱得只有出的，没有入的。村里人都围在土炕边，她说：“都上炕坐吧，这土炕大，能坐得下，大家都来看我，我也死得下了。”

    窑空起来，没几年就在雨天里塌了，把大土炕埋在里边。后来，好些下乡的女干部都问起她。知道情况后都伤心落泪，怀念那土炕，说土炕上好，又大，又舒服。

（有删改）

风景树

朱道能

    当二货提着两瓶好酒，去看几年没有来往的幺爷时，一村人都把脖子抻得像大白鹅似的。

    “砰——砰”，幺爷院里突然传来两声玻璃的爆响。

    不一会儿，二货跑出门，脸紫得像茄子：“你个老东西，就跟树过一辈子吧！”

    一村人都明白，爷俩一定是为卖银杏树的事杠上了。

    据幺爷讲，这棵银杏树是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栽下的。只听这银杏湾的名字，就知道它早已是一村人的风景了。

    夏日，郁郁葱葱的树冠，犹如一把绿色大伞，撑起一片阴凉。一村老少，便惬意地坐在树下，大人随意闲聊，小儿绕树嬉戏。

    待到深秋，树下便是一地金黄。村人就捡拾回去，好生收藏。有长癣生疮的，熬水一洗；有破皮流血的，揉碎一按；有血高晕眩的，泡茶一饮……于是，常有人谢幺爷。他听了，一摆手：都是托先人的福哩！

    眼下有人出高价，要买幺爷这棵银杏树。谁呢？就是村长大军。

    大军原本在城里开公司，当老板。后来作为有经济头脑的能人，被招贤回乡，当上了村长。

    大军一上任，立即带来一个致富项目：卖风景树。

    所谓风景树，就是漫山遍野的松树、柏树、杉树什么的。只要连根刨起，缠上草绳，运到城里一栽，就变成城里人的风景了。

    一时间，寂静的山林里，野鸡惊飞，山兔乱窜。

    再聚到银杏树下，村人的话题便出奇地一致：谁谁又卖了多少棵树，谁谁又挣了多少钱……正说得热闹，一直闷坐一旁的幺爷，冷不丁冒出一句：“一群败家子！”

    村人面面相觑，然后讪着脸，散去了。

    银杏树下，便陡然冷清了许多。

    大军却常来，尽管问候十句，幺爷也难“嗯”上一声。

    一天，大军神秘地压低声音：“幺爷啊，有人想买银杏树，给你出这个价——”他张开巴掌，五个手指伸得直直地。

    幺爷吧哒着烟，望着地。

    “五千，五千啊！我的幺爷！”大军把手掌伸到幺爷脸前。

    幺爷吧哒着烟，又去看天。

    “这样吧，再加一千……”

    幺爷站起身。

    “七千，七千怎么样？不能再高了！”

    幺爷终于开口了：“先回家问你爹，看你有没有祖宗。再去问你娘，看你是吃奶长大的，还是吃屎长大的！”

    大军狠狠地朝银杏树踹去，旋即又龇牙咧嘴地抱脚乱跳。

    这事让二货老婆知道了，脚跟脚地赶到大军家里。讲好一万元的价钱后，她一个电话，把在外打工的二货连夜叫了回来……

    这一天，幺爷正坐在树下打瞌睡。大军来了，板着脸说：“我代表村委会正式通知你，咱们村最近招商引资了家化工厂，需要拓宽进村公路——这棵银杏树在规划线上，要限期移走，否则将采取强制措施……”

    幺爷“霍”地站起身：“你敢——”

    大军冷笑道：“我是不敢，但是上级领导敢。招商引资是头等大事，天王老子也要为它让道！”

    没几天，施工队果真开进山来。

    看着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一村人热血沸腾。就连蹲在茅坑上，也不忘拿根树棍，在地上划拉着征田补偿款的数目。

    至于幺爷有多少天没出院门了，恐怕只有村医才清楚。

    等再出门时，一向硬朗的幺爷，竟然拄起了拐杖。他锁上大门，颤巍巍地出了村子。

    几天后，幺爷回来了。

    再过几天，幺爷又走了。

    当公路一步步向银杏树逼近时，幺爷回来了，身后还多了几个陌生人。

    他们径直来到银杏树下，又是测量，又是拍照，一脸的兴奋。

    村人先是疑惑地张望，恍然后便一下子围过来：哈，幺爷要卖银杏树了！

    正在打牌的二货老婆，把麻将一推，反穿着鞋跑过来，嘴里直嚷：“卖多少钱？卖多少钱啊？”

    来人笑了：“多少钱？无价之宝！我们是文物局的，专门来登记保护这棵活化石的……”

    气喘吁吁赶来的大军，张着嘴巴，半天没换过一口气来。

    幺爷走的时候，正是深秋。

    村医像往常一样，背着药箱，过来给幺爷挂药水。因为化工厂刺鼻的怪味，幺爷一直咳嗽不止，远远就能听见。今天却异常安静，安静得让人心慌。

    村医喊着幺爷，急急地推开院门……

    当二货老婆打着哈欠过来时，村医拿出一张纸，是幺爷提前交给他的遗嘱：死后遗体火化，骨灰撒在银杏树下……

    安葬骨灰的那天，来了许多人，有领导，有记者。因为幺爷是全县第一个自愿火化并树葬的农民。

    银杏树下，面对镜头，大军侃侃而谈，谈在自己的带领下，银杏湾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涌现出了田有根（幺爷的大名）这样的村民典型……最后，领导把装有奖金的红包，递给死者家属。就在二货还在发愣的当儿，二货老婆从后面伸手抢过来，捏了捏，嘴角不由往上一翘。当发现镜头正在对准自己时，便用手捂着脸，大声悲号：“我的亲爹啊，您咋舍得抛下我们走了啊……”

    树葬的小坑挖好了，装骨灰的布包缓缓打开。大军抢在镜头前捧起一把骨灰，边撒边念叨：“幺爷啊，咱银杏湾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您老就安心地去吧……”

    “噼噼啪啪……”为幺爷送行的爆竹，在银杏树下，骤然响起。一树的银杏叶，簌簌而下，如同漫天的纸钱，飘撒在幺爷的骨灰上……

（选自2008年《小小说选刊》第24期，有删改）

在徐志摩的故乡

张同吾

    去年晚秋时节，在北方已是万木萧疏了，而在江南海宁却仍是杂花生树，层林尽染，浓浓的绿荫掩映着红顶楼房，一派幸福安详的景象。

    海宁是个神奇的地方，我曾三次登临百里长堤观潮，白光耀眼，惊涛裂岸，声如万马奔腾，状若山倾海翻。我因而理解了：是海洋文化和潮文化，在海宁人聪颖细腻的文化性格中增添了大气、潇洒与果敢，所以这里才会诞生国学大师王国维、训诂大家朱启凤、语言学大家许国璋、书法大师张宗祥、佛学泰斗太虚、红学家吴世昌、金石家钱君匋、军事家蒋百里、电影艺术家史东山、诗人穆旦、作家金庸等。

    海宁又是诗人徐志摩的故乡。他以博爱精神、青春气息和人性光彩谱写出情韵悠长的诗章，它们恒久的艺术魅力穿越时间的帐幔，至今仍辐射光芒。我来到位于硖石镇的徐志摩故居，重温他短暂而又潇洒浪漫的一生。

    这座略带浅红的灰色楼房约600平方米，周围是一片美丽的草坪，围绕着铁铸栅栏，是典型的花园洋房。1926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徐父尽管反对这桩婚事，却拧不过儿子的韧性，为之建筑了这座典雅的住宅。庭院和廊下均由名贵大理石铺就，一层厅堂是西式地板和吊灯，摆设着中式桌椅，二层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卧室则是一派西式陈设。徐志摩十分喜爱这座中西合璧的宅第，称其为“香巢”，又将他与陆小曼的起居室题名“眉轩”。每天清晨他都去买一束鲜花送给妻子，新婚燕尔娇宠之至。

    徐志摩确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人，林徽因的清纯隽美、风华绝代，陆小曼的能歌善舞、柔美娇艳，都令他奋不顾身的追求，诚如他对恩师梁启超坦言：“我之甘冒世之不韪”“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灵魂得以救度，生命却殁于英年，他是为赶赴北京听林徽因讲演而在空中遇难的。一年之后他热恋的“徽徽”痛定思痛，写下这样的诗句：“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一样是明月，/一样是隔山灯火，/漫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而唤作“眉”的小曼在多年之后有《为志摩扫墓》一诗：“肠断人琴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峤。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两位才女，前者情深义切，后者痛断肝肠。瞻视橱柜中的种种实物和墙壁上的许多照片，眼前仿佛有朗朗新月冉冉升起。他是“新月派”的灵魂，那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才俊，胡适、闻一多、朱湘、孙大雨、邵洵美、林徽因、陈梦家、沈从文、卞之琳等都围绕着他，如群星拱月。徐志摩一生追求爱、美和自由，此亦是他诗歌美学的精髓。由于历史的倾斜和观念的偏颇，他在半个世纪中受到贬损，但其美丽的文学光焰无法遮拦。伴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他的诗又重暖人间。有人说他是过分西化的，殊不知他的文化之根植于中国沃土，他自书楹联“山高水长中有神悟，风朝雨夕我思古人”。因此他的诗才有优美的意境、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和精湛的语言。一篇篇抒情短章广受读者的喜爱，那首仅有五行的《沙扬娜拉》堪称短诗极品，而他的代表作《再别康桥》更是家喻户晓、历久弥新：“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走了，却把诗歌的精神财富和艺术财富留给了中国和世界。

    站在徐志摩故居的庭院，仰望湛蓝的天空，我想起他乘飞机时的感言：这座飞机带着我的灵魂飞过高山，飞过大潮，飞在丛林间。我当时就希望这样飞出这空气的牢笼，飞到整个宇宙里去……着隔世的玄思和遐想，已成为现实，如今有多少诗的后继者，在更广阔的时空里飞翔。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孩子的讲演

萧红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月亮行走在山西的某一座城上。

这是一个欢迎会，出席的有五六百人，站着的，坐着的，还有挤在窗台上的。被欢迎的宾客是一个战地服务团。

第一个上来的是个花胡子，两只手扶着台子的边沿，好像山羊一样，他垂着头讲话。

“告诉我！笑什么……笑什么……”孩子王根拉住了他旁边的女同志，摇着她的胳臂。“笑他滑稽，笑他那样子。”那女同志一边用手按住嘴，一边告诉那孩子。那孩子起来看看，他是这大厅中最小的一个，大概也没看见什么，就把手里剥好的花生来放在嘴里，一边嚼着一边拍着那又黑又厚的小手掌。接着又去吃落花生，吃别的果子，吃一些混着沙土的点心和芝麻。

讲演者一个接着一个，不知道是谁提议叫王根也走上讲台。

王根发烧了，立刻停止吃东西，血管里的血液开始不平凡地流动起来。他也并不是恐惧，因为这地方人多，又都是会讲演的，他想他特别要说得好一点。

于是王根站上了自己的木凳。

人们一看到他就喜欢他。他的小脸一边圆圆的红着一块，穿着短小的、好像小兵似的衣服，戴着灰色的小军帽。他一站上木凳，第一件事是把手放在帽沿前行着军人的敬礼。他还没开口，人们就禁不住笑了起来。

“你也会讲演吗？你这孩子……你这小东西……”人们都用这种眼光看着他，并且张着嘴，好像要吃了他。他全身都热起来了。

王根刚一开始，就听到周围哄哄的笑声，他把自己检点了一下：“是不是说错啦？”因为他一直还没有开口，他证明自己没有说错，于是，接着说下去，他说他家在赵城……

“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家还剩三个人，父亲、母亲和妹妹，现在赵城被敌人占了，家里还有几个，我就不知道了。我跑到服务团来，父亲还到服务团来找我回家。他说母亲让我回去，母亲想我。我不回去，我说日本鬼子来把我杀了，还想不想？我就在服务团里当了勤务。我太小，打日本鬼子不分男女老幼。我当勤务，在宣传的时候，我也上台唱莲花落……”

又当勤务，又唱莲花落，不但没有人笑，不知为什么反而平静下去，大厅中人们的呼吸如游丝般轻微。人们之中有的咬着嘴唇，有的咬着指甲，有的把眼睛掠过人头而投视着窗外。站在后边的那一堆人，就像木刻图上所刻的一样，笨重，粗糙。他们的眼光都像反映在海面上的天空那么深沉，那么无底。

窗外则站着更冷静的月亮。它和每年的春天一样 ， 但是 ， 今夜 ， 它在一个孩子的面前做了一个伟大的听众。

小讲演者虽然站在凳子上，并不比人高出多少。

“父亲让我回家，我不回家，让我回家，我……我不回家……我就在服务团里当了勤务，我就当了服务团里的勤务。”

他听到四边有猛烈的鼓掌的声音；向他湖水似的涌来，他就心慌起来，他想他的讲演还没有完，人们为什么鼓掌？或者是说错了！不是还有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加上吗？他特别用力镇定自己。

“我当了勤务……当了服务团里的勤务……我……我……”

人们接着掌声，就来了笑声，笑声又接着掌声。王根说不下去了。他想一定是自己出了笑话，想马上发现出自己的弱点以便即刻纠正。但是不成，他只能在讲完之后，才能检点出来，或者是衣服的不齐整，或者是自己的呆样子。他不能理解这笑是人们对他多大的爱悦。

“讲下去呀！王根，讲下去！”他本团的同志喊着他。

“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他就像喝过酒的孩子，从木凳上跌落下来一样。他的跟泪已经浸上了睫毛，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不知道他是站在什么地方，自己是在做什么。

人们的笑声更不可制止，他哭了。

王根想：这讲演是失败了，完了，光荣在他完全变成了懊悔，而且是自己破坏了自己的光荣。他没有勇气再作第三次的修正，他要从木凳上下来。他刚一开始弯曲他的膝盖，就听到人们向他呼喊：“讲得好，别哭啊……再讲再讲……”

其余的别的安慰他的话，他就听不见了。他觉得这都是嘲笑。于是更感到自己的耻辱，更感到不可逃，他便跌到不知道是什么人的怀里大哭起来。

这天晚上的欢迎会，一直继续到半夜。

王根再也不吃摆在他面前的糖果了。他把头压在来边上，就像小牛把头撞在栏橱上那么粗蛮，他手里握着一个红色上面带着黄点的山楂。那山楂就像用热水洗过的一样，当用手抹着眼泪的时候，那小果子就在手心里冒着气。

这欢迎会开过了，就被人们忘记了，若不去想，就像没有这么回事存在过。

可是在王根，一个礼拜之内，他常常从夜梦里边坐起来。但永远梦到他讲演，并且每次讲到他当勤务的地方，就讲不下去了。于是他想逃走，可是总逃不了，于是他叫喊着醒来了。和他同屋睡觉的另外两个比他年纪大一点的小勤务的鼾声，证明了他自己也和别人一样地在睡，而不是在讲演。

但是那害怕的情绪，使他在小床上缩做了一个团子，就仿佛在家里的时候，为着夜梦所恐惧缩在母亲身边一样。“妈妈……”这是他往日自己做孩子时候的呼喊。

现在王根一点声音也没有就又睡了。虽然他才九岁，因为他做了服务团的勤务，他就把自己也变作大人。

1938年10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