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子

陈忠实

    两架罗筛，用木制三脚架撑住，斜立在掏挖出湿漉漉的沙石的大坑里。男人一把镢头一把铁锨，女人也使用一把镢头一把铁锨；男人有两只铁丝编织的铁笼和一根扁担，女人也配备着两只铁丝编成的铁笼和一根扁担。

    我回到乡下的第一天，走到滋水河边发现了河对面的这一对夫妇。就我目力所及，上游和下游的沙滩上，支着罗网埋头这种劳作的再没有第二个人了。

    早春中午的太阳已见热力，晒得人脸上烫烫的，却很舒服。

    “你该到城里找个营生干，”我说，“你是高中生，该当……”

    “找过。也干过。干不成。”男人说。

    “一家干不成，再换一家嘛！”我说。

    “换过不下五家主儿，还是干不成。”女人说。

    “工作不合适？没找到合适的？”我问。

    “有的干了不给钱，白干了。有的把人当狗使，喝来喝去没个正性。受不了啊！”他说。

    “那是个硬熊。想挣人家钱，还不受人家白眼。”她说。

    “不是硬熊软熊的事。出力挣钱又不是吃舍饭。”他说。

    “凭这话，老陈就能听出来你是个硬熊，”女人说，“他爷是个硬熊。他爸是个硬熊。他还是个不会拐弯的硬熊——种系的事。”

    “中国现时啥都不缺，就缺硬熊。”他说。

    “弓硬断弦。人硬了……没好下场。”她说。

    “这话倒对。俺爷被土匪绑在明柱上，一刀一刀割。割一刀问一声，直到割死也不说银圆在哪面墙缝里藏着。俺爸被斗了三天两夜，不给吃不给喝不准眨眼睡觉直到昏死，还是不承认‘反党’……我不算硬。”

    “你已经硬到只能挖石头咧！你再硬就没活路了。硬熊——”

    他很坦率又不无迷津地悄声对我说，他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偏偏注意女人的腰，一定要娶一个腰好的媳妇，脸蛋嘛倒在其次，能看过去就行了。

    他大声慨叹着，不无讨好女人的意思：“农村太苦太累，再好的腰都给糟践了。”

    男人把堆积在罗网下的石子铲进笼里，用扁担挑起来，走上沙坑的斜坡，木质扁担吱呀吱呀响着，把笼里的石头倒在石堆上。折返身回来，再装再挑。女人对我说：“他见了你话就多了。他跟我在这儿，整晌整晌不说一句话。”

    太阳沉到西原头的这一瞬，即将沉落下去的短暂的这一瞬，真是奇妙无比景象绚烂的一瞬。泛着嫩黄的杨柳林带在这一瞬里染成橘红。河岸边刚刚现出绿色的草坨子也被染成橘黄色。小木桥上的男人和女人被这瞬间的霞光涂抹得模糊了，男女莫辨。

    应办了几件公务，再回到滋水河的时候，小麦已经吐穗了。

    我有点急迫地赶回乡下老家来，就是想感受小麦吐穗扬花这个季节的气象。

    女人正挥动铁锨朝罗网上抛掷着沙石。男人呢？

    “那位硬熊呢？”“没来。”

    我问：“咋咧？出什么事了？”

    她停住手中的铁锨，重重地深深地吁出一口气：“女儿考试没考好。”

    “就为这事？”我也舒了一口气，“这回没考好，下回再争取考好嘛！”

    “这娃娃也是……平时学得挺好的，考试分数也总排前头。偏偏到分班的节骨眼上，一考就考……”

    “直到昨日晚上，他才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捞石头做啥！我还捞这石头做啥……”

    “你不是说他是个硬熊吗？这么一点挫折就软塌下来了？”我说。

    “他高考考大学差一点点分数没上成，指望娃能……”

    “他来了！天哪！他自个儿来了——”

    我听见女人的抖声，也看见她随着颤颤的抖声涌出的眼泪。

    我瞬即看见他正向这边的沙梁走来。

    他的肩头背着罗网，扛着镢头铁锨，另一只肩头挑着担子，两只铁丝编织的铁笼吊在扁担的铁钩上。

    他对我淡淡地笑笑。

    他开始支撑罗网。

    “天都快黑咧，你还来做啥？”她说。

    “挖一担算一担嘛。”他说。

    许久，他都不说话。镢头刨挖沙层在石头上撞击出刺耳的噪声，偶尔迸出一粒火星。

    许久，他直起腰来，平静地说：“大不了给女儿在这沙滩上再撑一架罗网喀！”

    我的心里猛然一颤。

    我看见女人缓缓地丢弃了铁锨。我看着她软软地瘫坐在湿漉漉的沙坑里。我看见她双手捂住眼睛垂下头。我听见一声压抑着的抽泣，

    我的眼睛模糊了。

苏小童的夏天

姚讲

    半个月前，苏小童经历了残酷的中考。按照父亲的规划：如果考上高中，就继续读书；考不上，就随自己一起去城里挑担子，子承父业，卖鸡蛋。

    很不幸，苏小童连分数最低的三中也没考上。第二天，他就去城里找父亲。

    门没锁，父亲也不在家。苏小童放下行李，喝了口冷茶，就向着麻将馆走去。麻将馆里烟雾弥漫，苏小童还是一眼就看到了黑着脸的父亲。父亲也看到他了，连忙向他招手：儿子，过来给老子抓两把，改改手气。他很不喜欢打麻将的父亲，因为这事母亲和父亲多次吵架，最终母亲负气离家出走了。

    以前的暑假，他也来城里找过父亲，随父亲一起去市场，甚至在远途跋涉的清晨，接过父亲的担子挑着走一段。但这次不一样，父亲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副小一些的担子，还分配给他一个单独的市场。

    四点起床，四点二十准时出发，这样就算在路上稍微歇息，也能赶在六点半天亮之前到达目的地。这是肥皂厂外的小菜市，市场从天亮开始热闹起来，一直延续到八点左右，这里人买好了菜，收拾好就上班去了。

    小菜市就苏小童一个人卖鸡蛋，在讨价还价的喧嚣声中，苏小童很熟练地数鸡蛋、数钱、找零。他学着父亲的样子，把钱装进母亲缝的贴身小布袋里，再牢牢地系在腰带上。市场上的人渐渐稀少，不忙了，苏小童就点三两小面加个酱肉包子。把肚子填饱了，再买上中午晚上要吃的菜，挑着担子往回走。夏天的鸡蛋像阳光下的冰淇淋一样脆弱，一不小心就会坏掉。刚开始变坏的鸡蛋，表面看不出来任何变化，却难逃父亲的眼睛。周末，父亲会让苏小童和自己去同一个市场，将这些刚坏掉的鸡蛋用单独的小篮子装上，让苏小童提去卖，而且告诉大家，这是自己家养的鸡下的蛋，卖鸡蛋是为了凑学费。

    独自卖了好几天的鸡蛋，苏小童发现了父亲的秘密。但他没打算忤逆父亲，还是照着父亲的吩咐，去了几百米远的小巷道，摆上装有鸡蛋的篮子，守着卖。偶尔有个人过来问，苏小童就告诉他，鸡蛋是坏的，让对方不要买。问的人就一脸复杂的表情，走了。

    过了不知道多久，下雨了。苏小童孤零零地站在雨中，父亲喊他收拾好篮子去躲雨，别把自己淋坏了，看病要花钱。他假装听不到父亲的话，直愣愣地站在那里，默默流泪。

    这件事在苏小童的内心深处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以前对父亲只是不喜欢，此刻却变成了怨恨。母亲不高兴父亲打麻将，所以离家出走了。想到这里，苏小童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淡然的笑意——他开始筹划如何逃离，他用了足足一夜的时间来考虑自己如何才能周全地逃离父亲的魔掌。最后决定，用暑假的时间挣钱凑够念高中的建设费，回到校园，绝不要子承父业!

    第二天，苏小童照例挑着担子去肥皂厂外的小菜市卖鸡蛋，然后在市场安静下来的时候，找到便宜的农家菜，装进自己卖空的鸡蛋担子里，准备着下午用背篓背到大市场去卖晚市。这些菜卖相不好，但是价格便宜，加上是农家菜，所以还算抢手。

    上午从市场回来，苏小童就着买回的菜随便挑出一点儿做午饭。吃完饭，父亲午休了。苏小童问邻居大叔要了个陈旧但功能尚全的冰糕箱，背着冰糕箱就出去卖冰糕了。第一声叫卖是很难喊出口的，但是只要第一声喊出来了，后面再喊就不害羞了。

    日子一晃就是八月底了。苏小童向父亲摊牌，说自己不想和他一起做生意，想回学校继续念书。父亲一脸的不屑，就你那点儿分数，还想念书?三中的分数线都没到。

    苏小童默默不语，在那里数钱。很久，他才将那一堆散钱的总金额算出来：四千六百二十八块三毛。

    这是我这个暑假自己挣到的钱，我打听过了，没到分数线念三中要交两千的“建设费”，学费是六百八。

    看着晒黑成煤炭的儿子，父亲润湿着眼睛良久不知道说啥好，他打算歇业两天，专门护送儿子回老家。

（选自2016年111期《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一个多月前，听人讲起一位艺术家的和狗的事情。据说艺术家隔壁人家养了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很好，艺术家常常用吃的东西款待它。“文革”期间，他给人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着，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我想起我曾经养过的那条小狗。那是1959年的事情，当时一位熟人给调到北京工作，把他养的小狗送给我。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

    有一次大概在1963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1962年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在广州过了春节，回到上海，听妹妹们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睡房门紧闭，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门口等候我们出来。它天天这样，从不厌倦。它看见我们回来，特别是看到萧珊，不住地摇头摆尾，那种高兴、亲热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还很感动，我仿佛又听见由起女士的问话：“您的小狗怎样？”

    “您的小狗怎样？”倘使我能够再见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会拿同样的一句话问我。她的关心是不会减少的。然而我已经没有小狗了。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变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当时我已经处于半靠边的状态，傍晚我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都劝我把包弟送走，我请我的大妹妹设法。可是在这时节谁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呢？据说只好送给医院由科研人员拿来做实验用，我们不愿意。以前看见包弟作揖，我就想笑，这些天我在机关学习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讨东西吃，我却暗暗地流泪。

    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摔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满身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这样的熬煎是不会有终结的，除非我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了总结，还清了心灵上的欠债。这绝不是容易的事。

    即使在“说谎成风”的时期，人对自己也不会讲假话，何况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说：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小狗包弟》）

真相

江峰

    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要留。

    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胶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

    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十二亩地、六头猪、一头牛，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三四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

    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最后，千篇一律地以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

    女人住进来的第四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男人的脸。

    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林子里就行。咱不办事儿，不花那个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啊！”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哗哗地淌了下来。

    “嗯，你就甭操那心了。”男人说。

    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

    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

    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哥扯了回来。妻哥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

    “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

    “医生说了没事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哥安慰着男人。二十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复了五六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

    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

    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一向都是三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男人不停地劝妻哥和妻妹多吃点儿，自己却只吃了两个，便端起了水杯。

    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

    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

    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邻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

    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

    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

    还是那么大的嗓门儿，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

    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站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两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儿，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啊，养足了膘儿，年根儿能卖个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

    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

    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

    “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

    “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

    “牛和猪早托俺妻哥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儿，用手指了指病房的门。

    我恍然大悟。

文友

阿成

    鹤岗的梧桐也有我的文友。

黑龙江境内的业余作者，彼此都是有联系的。看到谁成功地发表作品了，或者征文得了三等奖、优秀奖、提名奖了，就通通信，在血泪般的成绩面前，发泄一下，无比自豪一下。省内的大作家，我们也扯不上。人家裤兜子里的家伙都是玉的，我们怎么能比?

但是，我们不服他们!

我们这些业余作者之间经常走动。我们有我们的世界。另外，大家都在省内，走动起来很方便，车票也不太贵，吃住也不敢挑剔。彼此见了面，就是一个聊啊。

    通宵达旦地聊!

我先是在鹤岗下的火车。从哈尔滨到鹤岗的那趟火车，有一个乘警是我的小学同学，这样，不仅车票钱省了，还白吃了一顿他们的“工作餐”。

下了火车后，我再转长途汽车去梧桐。都说好了，我的那个文友在车站等我。

我下了长途车，便和文友像外国人那样拥抱起来，互相叭叭地拍了背。这种样子当地人是看不惯的。

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铺吃饭的时候，文友无奈地跟我说，住他家里是不行了，他的那个娘儿们，又从娘家整来一大堆的亲戚，大人小孩的，人五人六的，连老爹的寿材上都睡了人了。唉，怎么创作呢。

我吃了一惊说，那我住哪儿?当天返回去可没车了，咋也得明天早晨走哇。

他说，放心吧，安排妥了，在一家老房子里。事先我都收拾好了，搭了两个板铺。还说得过去。大夏天儿的，还用被褥么?

我说，不用不用，能聊天就行。我能让住几天?

他说，两天。

我说，两天够了。就是想跟你聊啊，都想疯了。

事后，我们又弄了点酒、烟和吃食，出了小饭铺，就去了那个老房子。

那个老房子虽然破，但比预想的还要好。我们住进了其中的一个屋子里。屋子里的两个板铺也行，平平的，阔极了。于是我们边吃边聊。

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构思。比如爱情啊，打猎啊，土匪啊，七大姑八大姨，爹妈兄弟呀，还有机关改革，美好的理想，自杀，疯子，流浪汉等等。但是，好像编起来挺困难。目前就是咱们兄弟嘴小，等以后吧……奴隶要翻身哪。不远的将来，也有咱们不断接受采访，不断上电视的那一天!

我们仰面躺在板铺上聊天的时候，文友说，你也别瞧不起咱们睡觉的这个地方。

我说，我没瞧不起。我又不是托尔斯泰，我刚才讲的话，也不过是展望未来。

文友说，这个地方，日伪时期是梧桐伪警察分驻所。赵尚志被俘之后，就死在这里。

    真的?

文友说，赵尚志可是抗联队伍里的一个大人物啊，他担任过东北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还有一些衔我记不住了。日本鬼子想抓他想得眼珠子都红了。后来，他们和梧桐警察分驻所共同下了一个套，把赵尚志抓住了。

    什么套儿?

文友说，挺复杂的。我简单说，就是派了一个假装收山货的特务上山，取得赵尚志的信任后，勾他一同去袭击梧桐警察分驻所，就是现在咱俩住的这个地方中埋伏了，是不是?肯定的。

    对。并且那个特务还冲着赵尚志的腹部干了一枪。我到现在还能背下来当时伪三江省警务厅给满洲国治安部的报告呢。是一个日本人写的。

我说，你背背我听听。

他开始背：“赵尚志受伤后，仅活八小时。当警察审讯时，他对中国人警察说：‘你们也是中国人吗?你们出卖祖国，犯下了罪行，还不觉得可耻吗?我一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但要知道，抗联是杀不完的。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他痛骂审讯官，狠狠地瞪着警察，而对他受重伤所造成的痛苦，却未发一声呻吟。其最后的表现，真不愧一个大匪首的尊严。”

文友问，咋样?写得挺客观吧?

我说，写得好!

后来，我提议，用酒祭奠一下赵尚志。于是，我们翻身下床，把碗斟满了酒，将酒一圈一圈儿洒在地上，并说了些佩服的话。

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坐长途车离开梧桐的时候，车又路过了那座老房子。看着它离我们车越来越远了，在灰尘里变得迷蒙起来，心中不禁一阵凄凉。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