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因脱离氏族社会未远，商代尚未确立专制王权，神权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王权之上，表现出浓厚的神权政治的色彩。迄今为止，殷墟所发现的近15万片带字甲骨中，除极少数为商王室记事之用外，其余都是商人占卜鬼神的结果。在商代社会生活中，无一事不求之于占卜，一切依从占卜的结果而行事。 商族曾与彭、韦等众多方国结成联盟，伊尹、保衡、伊陟、巫咸等人都是诸方国的首领，同时又是当时的大巫，既代表方国势力，也代表神权。 各方国与担任方国联盟军事首领的商族各司其职，以实现方国联盟内部权力的均衡分配，维持联盟政体的存在。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商代，卜筮是当时人们沟通神灵的渠道，被认为代表鬼神意志，人们对卜筮绝对尊重，“各非敢违卜”。

————摘编自王奇伟《论商代的神权政治———兼论商代的国家政体》

材料二

周人建国后，对殷人的神权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周武王在《太誓》中对殷纣王的天命观作了激烈的批判，认为天命是根本不能依赖的，提出“天命靡常”的观念。在周人看来，人们无论如何祭祀上帝百神、先公先王，上天总是不可能完全顺从民众愿望的，在此基础上周人主张“天人合一”。 周人打破了殷人把神权高度集中在王室手中的局面，将祭祀的权力按不同的阶层分配到上至王公下至士的手中。 西周晚期以来，随着天神威信的下降，人们对天由怀疑到指责，由指责到诅咒。尤其在春秋时期，虽然仍有不少重神事而轻人事的现象，但一些政治上的实力派人士则重人事而轻神事，如晋国的叔向和子产都是这样的人物，“民”的地位与作用逐渐被置于天道与神权之上。

————摘编自王晖、吴海《论周代神权崇拜的演变与天人合一观》

材料一  由于九品中正制使荐举之责不再属于中央和地方长官，而由专职举士的中正官负责，这些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大都由世家担任，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在品评人物时不看才德，主要看出身门第，他们甚至根据族谱决定取舍，而对寒门庶族则百般挑剔，拒之门外，以至使官僚队伍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摘自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材料二 唐代中书省与门下省共掌中枢决策，号称两省，又合称北省。为了避免决策过程的失误，唐代两省还设有一批谏官，他们是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和拾遗，“左”隶中书省，“右”隶门下省。唐代尚书省位于长安皇城中央纵横南北的承天门街东侧，中书、门下二省之南，故别称南省、南宫。中书门下发出的制敕，皆由这里转发到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州县，或者根据制敕精神制为政令，下达到有关部门。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

材料三

                          元朝形势图(1330年)

材料一

①克盉、克委说明：出土于北京琉璃河的西周青铜器。两件青铜器都内铸铭文，款式有差异，但内容完全相同。铭文大意是：周王为表彰召公的功绩，封其子克为燕候，管理燕地的部族。燕侯制作了盉、盎来纪念这一事件。

②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日鲁：封召公爽（shì）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

——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从制度的角度观察，隋唐大一统的基础是南北朝的制度遗产。各项制度的渊源虽然不同，但隋唐王朝的基本态度是予以继承而非否定。除了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①科举制之外，②三省六部制、州县制、府兵制、均田制、③租调制等，均得到较好的承袭与实行。贞观之治、元盛世的施政精神是对既有制度予以严格实行，而非轻易推行制度改易。

——摘编自李磊《试析南北朝至隋唐历史阶段的连续性》

材料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材料   由于夏、商、西周朝代的共主与各诸侯国都是作为相对独立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并列存在，使得该时期的大一统主要体现在土地、民心层面，而秦统一六国则最终实现了制度层面的天下大一统。在此过程中，土地范围从中原地区不断向四方扩展，民心也更加凝聚到对共主的认同上，并在最终经历过春秋战国的重重洗礼之后实现了制度层面上从统一礼仪向建立秦朝中央集权体制的飞跃。……元朔五年，武帝令各地诸侯王在封地之内分封子弟，由中央政府给予名号。划分全国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直接代表皇帝监察十三州的二千石禄的高官乃至诸侯王。采用逐步将外廷权力转移至内廷的方法，一切文书、奏章、政令一概由内廷官吏执掌。在全国各地设盐官38处，铁官48处，均统归大司农管辖，直属中央政府。

——摘编自王宣华《先秦中原文化区域“大一统”秩序观及当代价值探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