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秦朝建立宰相制度以来，历朝的相权在原则上是不可以独自占有的，秦朝和西汉初期，虽然只设一相制，但是有太尉和御史大夫在其左右，以分其权，共同辅佐皇帝，以后汉代有三公制，于是相权便一分为三，从此一人独专相权便被多人共有相权的历史趋势所代替，并被历朝所沿袭，魏晋南北朝时又有了尚书令、中书令、门下侍郎等。隋唐有三省制，三省长官都为宰相，共议国政，几经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宰相群体。

——摘编自瑰晓巍、钟卫华《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研究》

材料二：宰相杜范认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富弼对宋神宗言：“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必致请属交走，货贿公行，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材料三：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不仅使文官失去了宰相作为他们的“意见领袖”，还使所有文武官员的地位和生命、尊严的价值都变得渺小，使绝大多数时期任何一个官员在皇帝面前都显得“人微言轻”……总的来讲，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最高政治权力的运转经常处于失衡或扭曲的状态，舞台上的依靠皇帝暂时亲信而拥有治官权力的人物忠奸贤愚美丑反复变换，严重损害了明代治官活动的连续性、一贯性、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典章制度越来越形同虚设。

——摘编自渖平《论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对明朝治官的影响》

材料：艾森斯塔德认为：官僚帝国的统治者总是具有“普遍化权力”的倾向，致力于扩张性的政治目标。其第一个一般性政治目标首先是“建立和维持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权，以及统治者的最高主权”；统治者的第二个一般性目标则是发展“有关资源动员的特殊取向”，“保证其能够从社会不同群体那里得到不断的、独立的资源补充”，“力图把社会的权力与控制的中心独揽于一己之手”，“努力控制这些资源而使之专为一己所用”。

——摘编自吴铮强《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与社会结构之演变》

运用所学知识，试以北宋史实为例论证官僚帝国的统治者总是致力于扩张性的政治目标这一观点。（要求：史实准确、史论结合、论证逻辑清晰）

——摘编自姜婷婷《宋代户籍制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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