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与分封制相适应，商周的官员选拔采用世卿世禄制。三代（夏商周）时期治理国家的统治者是贵族，……从诸侯到士，根据出身的高低贵贱来兼任政府职务，世代为官．

春秋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秦、楚等国都在新占领的地方上设立县和郡，作为新的行政建制。一般县在中心区域，郡在边远地区。郡县的长官，不再是世袭领主，而是由君主委派官员直接管理。郡县长官由君主任免，对君主负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取代贵族领主的职业官僚。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观察下图

材料三：明朝在各省实行三司分治的制度。三司即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和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在职能上，布政司掌理民政，按察司掌理监察地方官员和刑名司法，都司则管卫所军政。这三个部门的设立，既是行政上的分工，也是对地方权力形成制约的制度安排。其目的在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请回答：

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不仅关乎城市本身的发展更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

材料一：刘邦称帝，初定都洛阳。多数大臣认为：“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咸皋，西有毅、渑、倍河，乡伊、洛，其阖亦足恃也。”留侯张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毅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摘编自柳华《从西汉定都长安看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问题》

材料二：两京制始于西周。西周都镐京，同时经营洛邑；西汉都长安，实以洛阳为陪都；东汉都洛阳，又以长安为西京；唐都长安，洛阳居于陪都地位，武则天曾一度迁都洛阳；北宋都汴梁，以洛阳为西京。

——摘编自王明德《南京与北京：中国古代都城的两极发展与空间互动》

材料三：为了更接近东南方经济重心获取资源以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草原民族的势必然也随之由西向东转移。“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因而不仅辽朝，而且金朝择都时都看中了北京，“燕盖京都之首选也”。此外，隋代以后大运河的兴修使得南北大规模物资运输成为可能，而元代大运河的修浚更使大运河上的物资运输畅通无阻，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建都北京在经济上所面临的障碍。因而元朝以后，北京便开始由分裂政权的首都上升为封建大一统帝的首都，历元明清三代，经久不衰。

——摘编自邱国盛《再论古代北京发展成为中国首都的原因》

材料一：元朝的行省代表中央政府分驭各地，因此具有地方最高官府与朝廷派出机构的双重性质。在职能和权力行使方面，行省具有替中央收权，同时兼为地方分留部分权力的性质，在行政、军事、司法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行省权力大而不专，凡钱粮、军事、屯种、  漕运诸要事， 行省无不领之，对防止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使命被削弱，以及行省向地方割据势力演化有积极的意义。行省制度既非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度，也并非蒙古汗国的旧制，而兼有蒙古法与汉地监察传统的因素。行省制度实现了中央与地方权力组合较合理的结

构……元朝在边疆地区广泛设治，统治较为全面和深入，并积极发展经济和开发资源，均  取得明显的成效。

材料二：清朝的治边方略大致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大权集中、小权分散，正确处理中央与  边疆政府的关系，使之各得其所。二是遵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根据边疆蛮夷的特点分别施治，即“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三是对边疆蛮夷的上层人物加强控制， 先是“ 众建而分其势”，使上层人物相互制约和牵制；其次是厚待边疆蛮夷上层人物，在待遇、名位和礼遇方面予以体现。清朝上层还与蒙古王公贵族长期联姻，既从蒙古王公家族中选择后妃，也把公主下嫁给蒙古王公，有效地增进了蒙古游牧势力的向心力。四是大胆进行改革，积极完善边疆治理制度…… 通过上述治边方略，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卓有成效。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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