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元初的行省性质与金朝类似，仍属中央派出机构，设置并不稳定。但随着全国的统一，行省很快转化成了固定、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行省拥有大权，“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潜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

——《元史·百官志七》

材料二：行省“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不得彻承制署置属吏”, “十省之属自篼库（保管仓库的役吏）而上，皆命于朝”；“诸行省用及千定（锭），必咨都省”；“决大狱，质疑事……皆中书报可而后行”；军事上在批准调军程序、委任统军人等方面要受中央节制，布置调换戊兵、整点军队等事宜更是由朝廷直接掌握。御史台、行御史台，和各道廉访司对行省的工作进行严格的监察。

——摘编自宋镰《元史》等

材料三：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请回答：

材料一：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根据吐蕃宗教盛行的特点，元朝对吐蕃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策。在中央设置的管理吐蕃事务的机构是帝师和宣政院……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电中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中，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遍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蒋介石为急于使红军出师作战，才同意红军改编和设总指挥部，并答应不派参谋长。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联合政府在延安正式建立，通过议会选举成立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从此，中国两个政权由尖锐对立转变为并存合作的局面。

——摘编自李荣武、范丽梅《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一国两制”》

材料三：“一国两制”的构想最初是解决台湾问题开始提出的，由于香港问题的提前到来，使这一构想首先在解决香港问题上付诸实现，并获得成功。香港回归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史符合中国实际的伟大构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编自卢培琪《从香港回归的成功实践看“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材料：元代统治者在疆域空前扩大、民族融合全面加深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文化管理，在保留部分草原游牧文化的同时也积极推行汉化，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政策。元代延续重儒政策，但未像前朝那样对儒学予以独尊，儒生仕途狭窄。元代实行兼容而防范的宗教政策，在优待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同时牵制汉地民间教派。元代重视文化交流，积极引进吸收不同地区的文化成果，形成了中西融汇的文化体系。通过文化政策的推行，元代统治者巩固了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在文化交流中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力，对明清文化政策的选择与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王或《元代文化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