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高荣伟

    87岁的黄旭华，是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作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他曾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等。

    黄旭华是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人，祖辈大多从医，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希望他未来能够从医。为什么后来学起了造船？据黄老回忆：“那时日本人入侵，我们被迫离开华南沿海家乡，往内陆转移。轰炸一来，必须躲到掩体中。那时我就想，要么上天，要么入海。”1945年，黄旭华考取了交大的造船系。

    投入核潜艇研究，则是上世纪50年代了。1958年，聂荣臻元帅向党中央请示上核潜艇，很快获批。因为曾有过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黄旭华被选中参研。那时，对核潜艇的研究极为保密，黄旭华不得不远离父母家人。新婚不久的黄旭华告别妻子，只身来到风暴经常光顾的试验基地。后来，他们干脆把家也搬到了荒凉的小岛上。

    此后30多年，他的父母和八个兄弟姐妹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才陆续跟家人联系，但父亲临终时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母亲则从63岁盼到93岁才见到他一面。

    核潜艇，被称为集海底核电站、海底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是从一个核潜艇玩具模型开始的。当时，核潜艇什么模样，大家都没见过。黄旭华选择了难度很大但却是最先进的水滴线型。为确定可行性，他和同事们在实验室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为了艇上千万台设备，上百公里长的电缆、管道，黄旭华要联络全国24个省市的2000多家科研单位，工程复杂。那时，又没有计算机，黄旭华和同事们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了成千上万个数据。

    经过黄旭华与团队的艰苦科研，1964年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研制成功，1970年试航，1974年交付海军，1981年中国第一艘导弹核潜艇顺利下水。中国成为继美、苏（今俄）、英、法之后，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初，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这是举世公认的危险试验，有的参试人员向亲人嘱托了后事。已经62岁的黄旭华决定亲自带队作深潜试验。

    再一次检查每一台设备，每一块钢板，每一条焊缝，每一根管道，确认万无一失后，核潜艇开始下潜。100米、200米、250米、300米，巨大的水压使艇身多处发出“咔咔咔”的声响。黄旭华镇定自若，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有关数据。平安上来后，他诗兴大发，现场作诗曰：“花甲痴翁，自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当试验成功的消息传到黄老家中，一向默默支撑着家庭重担的妻子放声大哭……

（选自《共产党员》，2014年11期）

棱角屠呦呦

王肖潇  李璐云

    痴迷科学，执着不休，这固然是屠呦呦的性情之一，但她还有更多面：她不是海归，只是本土的，中国式的学者；不是完人，只是一个耿直的知识女性。

    屠呦呦的故乡在浙江宁波。她是一个殷实之家的掌上明珠。当父亲以《诗经》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为其取名时，便已注定了屠呦呦与青蒿的缘分。

    1945年，屠呦呦不幸染上肺结核，被迫暂停学业。那时得此病，能活下来实属不易，经过两年多的治疗调理，她得以好转并继续学业。也就在这时，屠呦呦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1年春，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选择了生物药学。大学期间，屠呦呦学习非常勤奋，在大课上表现优异，后来在实习期间跟从生药学家楼之岑学习，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有着极大的兴趣。1955年，屠呦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现中医科学院）工作。

    当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研究人员戴个棉纱口罩，连如今的雾霾都防不了，更别提各种有毒物质了”。一开始，屠呦呦从事的是中药生药和炮制研究。在实验室工作之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结合历代古籍和各省经验，完成《中药炮制经验集成》的主要编著工作。

    “在做青蒿素研究的时候，屠呦呦真可以称得上是坚韧不拔。”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姜廷良告诉记者，“没有待过实验室的人不会明白，成百上千次反复的尝试有多么枯燥、寂寞，没有非凡的毅力，不可能战胜那些失败的恐惧和迷茫，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果。”

    张大庆认为，屠呦呦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科学家，这种耿直的性格也形成了她不啰嗦、做事果断的风格。姜廷良说，“她的耿直在工作上表现为极度的认真，有时候我问她一个数据，结果她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说她总算查到了原始出处，这才告诉我具体数据。”

    效实中学北京校友会的会长陶瑜瑾告诉记者，“只有在谈到科研工作的时候，她才会滔滔不绝，但说到其他话题，她就很少发表看法。”令陶瑜瑾印象深刻的是屠呦呦曾对他说过的一番话：“我是搞研究的，只想老老实实做学问，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课题做好，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想别的。我这把年纪了，身体又不太好，从来没有想过去国外，更没想到要得什么奖。”陶瑜瑾记得，那是在2011年，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的那天晚上，他给屠呦呦打电话道喜。屠呦呦很平静，诚恳地表达了谢意，并说了上述这一番话。

（选自《环球人物》2015年第27期，有删改）

桐花声里燕子飞

郑小琼

    ①院子里有数棵梧桐树、榆树、槐树，以及几株苦楝树，春天来了一段时间了，那些榆、槐、楝早已舒展开已绷了一个冬天的愁容，只有临近水井那几株梧桐树还没有一点儿绿意。春风又吹过了几天，那些树早已盛装了，这时梧桐树才像一个姗姗来迟的女子一样，慢慢从闺房里探出头来。牙瓣儿的楝花已洒满了整个院子，淡嫩淡嫩地铺着，你拿起扫帚开始清扫它们，等你清扫干净的时候，在不经意的抬头间，你发现井台边那几株桐树已露出了花骨儿了。又下了一场春雨，几个暖暖的春风天，那些桐花便一簇簇一束束的开了。

    ②村子里人忙着到庄稼地里去了，给隔冬的小麦锄草，或是准备牵牛耕田，浸种下泥，没有一个人有空闲去注意井边那几株桐树开花了。它们站在井台边，默不作声，寂寞地开着，老去，落下。幸好去年相识的几只燕子飞回了，它们落在那桐树上喃喃说个不停，出了一趟远门，见了一些世面，燕子们有很多路上有趣的事儿同这位老友说。

    ③六岁那年，一不小心，我的腿让开水烫伤，疼痛难忍。惊动正在梧桐树下洗衣的母亲，她飞快地跑了过来，顺手从树枝上捋了一把桐花，放在手中揉搓，从那嫩嫩的花瓣儿搓出一些汁来，母亲把它敷在我伤口上，那尖酸的疼痛渐渐淡了下去。如今隔母亲在千里之外，离屋后梧桐也有千里之遥，再深的疼痛也没有母亲与梧桐了，只能自己贴上那没有一点人情味的创可贴了。

    ④在故乡，无论谁家，只要生了个女儿，便总会在屋前屋后栽种数棵梧桐，以求女儿成凤凰时，将有梧桐栖，或者女儿们长大以后，用梧桐木做嫁妆。母亲说，我家的井边的那几棵便是生我之时种的，它们在家里院落里开开落落有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有引来凤凰栖，却引数只燕子在上面筑巢安家。母亲一直说，燕子是奔波命，年来年去，南来北往的奔波着，我何尝不是一只奔波的燕子，但是人在异乡，也没有梧桐可栖。前些时候收到母亲的来信，说我的年龄不小，家里的那几株梧桐树也有那么大了，是不是该砍了做嫁妆了。我没有回答母亲，只是在电话中问她梧桐树上的燕子们可好。

    ⑤昨夜又是一场春雨，想来在昨夜风雨中，故乡井边那几棵梧桐树又有多少桐花让风雨捋落下来，它们该顺着那涓涓细雨汇成的流水，入河，入江，入海，消融在世界的尽头。那在风雨中的燕子是否安好？

会走路的梦

铁凝

    ①假若人生如一条长街，我就不愿意错过街上每一处细小的风景。

②有一次在邮局寄书，碰见从前的一个同学。多年不见了，她说：“咱们俩到街上走走，好不好?”于是，我们漫无目的地走起来。她之所以希望我和她在大街上走，是想告诉我，她曾经遭遇过一次不幸：她的儿子患白喉死了，死时还不到四岁。没有了孩子的维系，使本来就不爱她的丈夫很快离开了她。这使她觉得羞辱，觉得日子再无什么指望。她想到了死。她乘火车跑到一个靠海的城市，在这城市的一个邮局里，她坐下来给父母写诀别信。这城市是如此的陌生，这邮局是如此的喧杂，无人留意她的存在，使她能够社着这陌生的喧杂，衬着棕色来面上糨糊的嘎巴儿和红蓝墨水的斑点把信写得无比尽情——一种绝望的尽情。

    ③这时有一位拿着邮包的老人走过来对她说：“姑娘，你的眼好，你帮我纫上这针。”她抬起头来，跟前的老人白发苍苍，他那苍老的手上，颤颤巍巍地捏着一枚小针。我的同学突然在那老人面前哭了。她突然不再想死和写诀别信。她说，就因为那老人称她“姑娘”，就因为她其实永远是这世上所有老人的“姑娘”，生活还需要她，而眼前最具体的需要便是需要她帮助这老人纫上针。

    ④地纫了针，并且替老人缝好邮包。她离开邮局，离开那靠海的城市，回到自己的家。她开始了新的生活，还找到了新的爱情。她说她终生感激邮局里遇到的那位老人，不是她帮助了老人，是老人帮助了她，帮助她把即将断掉的生命接了起来，如同针与线的连接才完成了邮包的缝制。

    ⑤她还说从此日子里有了什么不愉快，她总是会想起老人那句话：“姑娘，你的眼好，帮我纫上这针。”她常常想着这话，在街上，路过一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邮局。有时候，这话如同梦一样不真实，却又真实得不像梦。然而什么都可能在梦中的街上或者街上的梦中发生，即使你的脚下是一条烂熟的马路，即使你的眼前是一条几百年的老街，即使你认定在这老路旧街上不再会有新奇，但该发生的一切还会发生，因为这街和路的生命其实远远地长于我们。

    ⑥我曾经在公共汽车上与人争吵，为了座位，为了拥挤的碰撞。但是永远也记不住那些彼此愤怒着的脸，记住的却是夹在车窗缝里的一束小黄花。那花朵是如此娇小，每一朵才指甲盖一般大。是谁把它们采来?从哪里采来?又为什么要插在这公共汽车的窗缝里呢?怨气冲天的乘客实在难以看见这小小花束的存在，可当你发现了它们才意识到胸中的怒气是多么地没有必要；才恍然悟出，这破旧不堪的汽车上，只因有了这微小的花束，它行驶过的街道使足可称为“花的街”了。

    ⑦假若人生如一条长街，我不愿意错过街上每一处细小的风景。假若人生是长街的一个短梦，我愿意把这短梦做得生机盎然。

第一道防线

孙利波

①这是边防连最高的哨所。连队营房背靠着一座高山，山坡上有一幅用白色石块勾勒出的巨型中国地图，地图的轮廓里是红色石块码起来的6个大字——“祖国在我心中”。哨所便位于这座山的顶端。

②通往哨所的路，是一条由20多个“之”字弯组成的简易砂石路。勇士车沿着仅容一车通过的小路缓缓攀升，转眼便到了第一个弯，爬升得越高，弯与弯的间隔就越紧凑。

③山的坡度目测到了70度，车子几乎是在小心翼翼地前行，有几次似要拐出路缘，坐在车内的我也是小心翼翼，呼吸变得紧张，唯恐任何一个微小举动破坏了车的平衡。目光伸向车窗外，梭形的河谷像只巨大的眼睛，嵌在袒露着原始皮肤的群山间。阳光涂亮了河谷对岸山体的上半部，群山之外的雪峰跃入眼帘。阳光折射过来，刺得眼睛眩晕，我只好收回了视线，专注于眼前的路。哨所就在路的尽头。

④下车后，我先是被两块石头吸引了目光：一块石头上用红色油漆绘着中国地图，地图下方写着“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另一块石头的上半部分，绘着蓝天、白云、一轮红日和一座高耸的山峰——山峰便是脚下之山，红日旁以“5”开头的4位数字是山的海拔高度；石头的下半部分用红漆写着“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让人不由想起那位同在高原边关驻守的年轻士兵。两尊山石像一对镇守山门的天神，傲然立于一段石阶的两侧。石阶平缓，铺往山顶，哨所就在那里。

⑤天上没有云，哨所耸立在蓝色的天幕下，即使是仰视的角度，也很难用“伟岸”之类的词来形容它。若以建筑类比，建于方寸之地的它是简陋甚至是寒酸的，但在此时此地，它就是一个堡垒、一座卫城。前方没有界碑的国境线就是它扎下的藩篱，朴实无华的外表其实是它最强韧的盔甲。虽然历经地动山摇、狂风骤雪，而它总是风骨巍然。站在主权的角度，一片西陲高原的荒芜之地与繁华都市的天价地块并无二致。

⑥我顶着能把人吹倒的风，拾级而上。走进哨所，我与两位战士互相敬礼问候。他们的身体裹在厚厚的羊皮大衣里，戴着棉帽和防寒面罩，只有眼睛露在外面。在与他们目光交汇的一瞬间，我便知道，他们与万里边防线上的无数个哨兵一样，年轻且神经紧绷。所不同的是，在高原风霜的摩挲下，他们眼眶周围的肤色是超越年龄的深褐色。

⑦攀谈得知，这两位守卫在山巅的士兵，竟然都来自海滨城市。下士刘永生，大连人，待过多个城市，几年前受一则边防新闻的影响，参军来到了高原。列兵樊睿，青岛人，大学毕业后选择参军，他说“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也是自己的座右铭。站在哨所向远方眺望，周围的地形、地物尽收眼底，两位战士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着情况，哪些点位需重点关注，哪个方向容易发生边情，俨然两个经验丰富的“老边防”。

⑧从零海拔的家乡来到“世界屋脊”，两个吃海鲜的胃也习惯了吃牛羊肉。在他们的描述中，高原一年四季只有黄和绿两种颜色：春夏时节，河谷的绿色会持续三四个月，其余时间是漫长的黄。他们渐渐爱上了高原的一切：在山巅最早见到的日出和最晚送走的夕阳，野狼常常在夜间来到哨所旁的垃圾桶里找东西，岩羊的攀爬能力让人叹为观止，腹部泛白的野驴有些呆萌，而雪豹则最可能在春天造访，发出的声音似婴儿在啼哭……

⑨谈起戍边生活的感悟时，刘永生说：“我幸运地站在这里，为祖国守边防，这辈子也不会后悔。”樊睿说了很多，但我记住了一句话：“我很骄傲，因为我们是祖国的第一道防线。”

⑩“第一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猝不及防地，我被战士的话震撼到了，一种油然而生的灼热和滚烫自心底涌出：在年轻战士眼里，高原的奉献不止于吃苦，而是更漫长的坚守，乃至献身。他们的前方是对手，是战场；他们的身后是亲人，是家国。在这孤寂的哨所里，青春的誓言可以轻易刻在石头上，但践行却需要强大的决心、深沉的爱和从不畏惧的勇气。

⑪风劲吹起来，我看向哨所外，蓝得纯粹的天空正像蔚蓝大海倒悬，周遭的荒寒和苍莽似乎也并不遥远。这里就是青岛和大连，就是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就是我们每个人心心念念的故乡。我与两位战士拥抱、合影。他们戴着防寒面罩，我无法一睹他们的面容，只能看见面罩的口鼻处有层薄薄的冰霜，看见黑红皮肤上的双眸透射着坚毅。

⑫我深信那目光能射出子弹，因为他们是祖国的第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