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至唐末地方行政建制简表

材料一：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有蛮夷曰道。

——摘自《汉书》

材料二：（贞观四年，针对东突厥问题）朝士多言：“北狄自古为中国患……可以化胡奴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温彦博则提出，“请准汉武故事，直降匈奴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使为中国幸蔽，策之善者也”。上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

——摘编自《资治通鉴》

材料三1691年，清朝确立了对漠北蒙古的正式管辖，但保留蒙古三大部首领汗的称号，在行政上依照蒙古之例编旗。蒙古原有若干部会盟的传统，编旗后盟长作为会盟的召集人，由皇帝在盟中诸旗中指定一人担任，同时起到代表朝廷监督各旗的作用。清朝统治者反复宣称“满蒙一体”，大力发展满蒙贵族的联姻关系，使其成为清朝统治的得力柱石。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秦朝制定《秦律》，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唐朝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成为中国古代法成熟的标志和中华法系的代表。……自此，“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家族国家本位，息讼无讼，实现社会和谐等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影响后世。……而古罗马法，私法（保护私人利益有关所有权、债权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发展异常充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权力服从于法律，公开审判，追求正义，法治精神贯穿于罗马法律体系之中。

——改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中国古代在自然经济和专制统治环境下，不具备产生诸如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近代民法观念的条件。现今中国民法，是清朝末期从外国继受而来。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后，清廷推行新政，1907年设立修订法律馆，“参酌西洋法制”，起草民刑各法典。1908年民法典起草正式开始，……1910年底，“大清民律草案”完成。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大清民律草案”基础上继续主持起草民刑法典，称为“第二次民律草案”。1930年，国民政府在此前民律基础上修订的《中华民国民法》颁布实施。此前，在清政府、国民政府和列强续签商约时，提出废除领事裁判权，列强均以颁布民商法典、法治完善为放弃该权的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