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科幻电影《星际穿越》，在全世界上映后迅速成为一部“现象级”电影，引发了人们探讨科幻电影乃至理论物理学的热潮。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肖恩•卡罗尔说，《星际穿越》上映后，就连在扑克牌桌旁边玩牌的陌生人都会过去找他询问有关虫洞和相对论的问题。观众对于其中涉及的有关物理学的疑问显然远选超过了对电影自身剧情的关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可能算得上是世界上第一部基本忠实地展现宇宙中各种奇妙的天体现象的电影，想要理解这部电影需要大量的物理学知识。

    与好莱坞经常塑造出各种各样的超级英雄不同，在《星际穿越》中，最后是几位理论物理学家抵救了全人类。其实，电影中运用的主要的情节与场景，例如地球上发生了无法挽救的灾难而人类必须移民外星，驾驶飞船穿越虫洞、进入黑洞、探索地外行星，以及在极端情况下人性的改变这些桥段在之前的很多科幻电影中早都被运用过多次，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星际穿越》成为一部让所有人都开始讨论理论物理的电影呢？这就必须提到为这部电影设置物理学背景、使电影中几乎所有场景都有物理学的支持、使情节合乎科学原理的人——加州理工学院的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基普．索恩。

    科幻作品中常有“软科幻”和“硬科幻”之分，“软科幻”通常涉及的科学理论比较少，只是需要设置一个幻想的场景即可，而“硬科幻”则更需要有实在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并且让科学理论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说，《星际穿越》因为有了来自各个领域专家的支持，硬到不能再硬。据理论物 理学家约翰•普雷斯基回忆，索恩为了设置电影中的科学场景，在加州理工学院召集过一些科学家进行研讨，与会者包括物理学家、太空生物学家、行星学家和心理学家。正因为有如此多的科学家的参与，才让《星际穿越》在物理学的约束之下不 仅视觉效果惊人，描述宇宙中各种极端罕见的场景也更为准确。

    “黑洞”“虫洞”等物理学名词早已被大众熟知，并且进入了流行文化，《星际穿越》利用电影手法，希望尽量真实地展现这些场景。因此，电影中既包含了切实的科学发现和成熟的科学理论，也有基于目前理论所做的合理猜想和推测。《星球大战》《阿凡达》等科幻电影，即使抽取出其中的科幻内容，仍然可以形成独立的、完整的故事；与此不同的是，导演诺兰希望《星际穿越》的故事可以自然地从科学理论中浮现出来，这使《星际穿越》完全无法与宇宙学理论和各种天体分隔开。为此，索恩还特地写了一本书《〈星际穿越〉中的科学》，讲述电影中的各种场景以及其中涉及的科学原理。

（节选《三联生活周刊》，有删改）

    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鱼纹和人面鱼纹，一直到今天民间各种剪纸里的鱼，这个“鱼”的源头符号在中华大地上绵延承续，没有间断。

    “鱼”有两个基本含义，这两个基本含义又是相连相通的。

    第一个含义是繁殖和生存。鱼产子极多，象征着繁殖、生存，与此紧密联系，鱼代表着也象征着男女情爱，它是神圣的生命颂歌。人的生命欲求和生存意志，通过客观社会性的文化符号显现出来，自此“鱼”开始。许多民族都有与生存含义有关的“鱼”的符号，中华文化则将它从远古延续不断地保存到今天。与代表繁殖、生存紧相连的“鱼”的派生意义，是将“鱼”同音地等同于“余”。今天民间过旧历新年贴在大门口的“鱼”，经常与丰满谷穗连在一起，所指向的便是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的富裕和快乐。它象征的不仅是人丁兴旺，也是五谷丰登。这个包含“有余”的“鱼”呈现出人类已走出动物世界：人不仅维持、延续生存，而且生活开始富裕、丰足，不必像其他动物日夜苦于觅食求存。余食、余粮使人类有了更多的快乐和自由。

    “鱼”的第二个含义是交往和语言。“鱼腹藏书”“鱼雁相通”等，是中国古代流传的成语和故事。从而，“鱼”所代表的不仅是人的繁殖和生存，而且也是人的主体间的交往。这交往既包括知识经验的信息沟通，也包括情深意真的感情传达。人的生存使语言成为人的语言，“鱼”也就被赋予了从属于人的语义：它保存并传达了人从生活到生产中的大量知识、经验和情感。

    过年过节时，乡村宴席的中心赫然摆着一条不许动筷的大鱼，或者干脆就摆一条木制的鱼。它代表着神圣的欢欣和生命的祝福，从而也就不许去打扰它。它与仰韶陶器上的神秘的人面含鱼到马王堆帛画上把整个宇宙托起来的大肥鱼，到汉画中代表人类始祖伏羲女娲的鱼鳞状的身躯，以及后世八卦图中由双鱼代表阴阳所组成的“太极”中心一样，“鱼”在这里决不止于生存、交往的一般含义，而且是将这含义与巫术信仰、沟通神明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呈显着生的祝福中充满着神秘和神圣，而这神圣性就在现实性之中，也就是说，“鱼”给人的生存和生活本身以神圣。

    “鱼”所代表的生存意志和生活本身具有神圣价值的观念和感情，已积淀为中华儿女的文化心理。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当外侮入侵、种族危亡的时刻，能被强烈唤起。古代“夷夏大防”的微言大义为士大夫所看重，近代“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天演论”为以和谐止争为美德惯例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就是为了呼唤自立、自信、自强，以维护生命、维系生存。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符号，“鱼”所宣示的正是人的生存和生命。实实在在的“人活着”即人的物质性的生命、生存和生活，才是第一位的现实和根本。

（摘编自李泽厚《己卯五说补篇》）

    我们读经典，要有人文情境参与其中。人文情境，是指阅读经典或认知传统文化精髓所必备的、人同其心又同其情的“情境”。下面谈“学术情境”和“艺术情境”两点。

    学术情境就是用求真的心态去认知经典。如何理解与营造阅读经典的学术情境，传统智慧依然启迪无穷，可从如下学术关系来考察。

    一是“博与精”。学习要博览群书，拓展视野，人们说“开卷有益”“世事洞明皆学问”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读《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再结合《诗经·衡门》“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其学术背景是古老文化的生殖崇拜。博，才能“通”，通，才能达到“大方无隅”的境界。与博对应的是精，杜甫对作诗的要求是“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可谓精益求精。这种专心致志丝毫不苟且的精品意识，是我们学习经典中应汲取的精神力量。二是“渐与顿”。古代经典示求实、求知、求真之法，分渐悟与顿悟两类。孔子授学以“时习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均是渐习而求知。与渐习对应的是顿悟。据《坛经》记载，禅宗五祖弘忍传法，弟子神秀最为优秀，作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柴房小僧惠能以为不佳，复作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原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前者明“渐”，后则倡“顿”，由此而被弘忍激赏，传衣钵予惠能，成为六祖。顿悟启迪智慧，激发主观能动性，揭示了一种在求知求实之上的精神超越。三谈“得与失”。学习经典，获得容易，舍得难，舍得就是舍去获得，即“失”。老子是大智慧者，他曾说“圣人为腹不为目”。林语堂有一句情人节的话：你如果爱一个人，不要给她九十九朵玫瑰，而给她喜欢吃的饱饱吃一顿。这或许是故意歪曲老子原意，但这种求“失”，与孔子的“安贫乐道”、孟子的“舍利取义”思想是默契的。

用审美的心态去认识经典、理解经典，在阅读经典时得到审美的趣味，这种互为，是艺术情境。有人借用古代的“秋水蒹葭”“人面桃花”“红叶题诗”谈诗学中的执着、感逝与向往，非常形象而精彩。这三段故事也能借助阅读经典而达致艺术情境的进阶程序：《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本是一首情诗，但其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之永恒追求，却对我们认识经典并付之实践，以倡扬不懈努力的奉献精神，是有所启迪的。唐代诗人崔护的《人面桃花》写了一段情事，表现出一种对和美世界的回忆与反思，同样可以引喻为某种反省精神。《北梦琐言》记载一名宫女题写在红叶上的诗：“流水何太急，宫中尽日闲。殷情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原来这诗表现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与人身自由的追求，而古人又将此加以演化，成为人生于困顿中振发的精神力量。

    艺术情境与学术情境的不同，在于创“形象”为“象征”。例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喻指一位戍卒背井离乡的情境。“杨柳”已由一种植物形象化成“别情”的象征。

（节选自许结《经典阅读与人文情境》）

    在大自然中，悦耳动听的鸟鸣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愉悦。每一类鸟的鸣声都不尽相同。乌鸦呱呱叫，山雀的鸣声如嘹亮的哨响，隐夜鸫的叫声则似长笛声般悠扬。那么在复杂的背景噪声下，如何识别鸟鸣声？是否存在可以识别每一类鸟鸣的应用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英国牛津大学的蒂莫·帕帕多普洛斯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种能够识别各类鸟叫声的鸟鸣识别算法。

    一般情况下，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需要通过定期的徒步旅行或者直升机旅行的方式，对生存在特定区域内的鸟类数目进行统计和总结。然而，如果通过音频录制鸟鸣，再将音频转化为物种计数，采用此方法代替旅行统计方式，将使得鸟类追踪的研究变得轻而易举，为研究鸟类种群数目是否下降或者鸟类的迁徙模式是否改变等，带来很大便利。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丹·斯托博士称：“鸟鸣极其复杂，这些最简单的声音通常难以分辨，因为它们听起来如此相似。”毕竟我们无法听清远处的，特别是在嘈杂环境中的鸟叫声。

    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亚洲和欧洲共收录了15种不同鸟类的鸣叫声，包括新疆歌鸲、大山雀、画眉等。他们收录的鸟鸣声中混杂了不同的音频环境，如市区公园中较为平缓的背景噪声或者露天市场中密集人群的喧嚣声。

    如此多样化的混合声音，用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训练过程，通过训练后的机器来选择包含鸟鸣声的音频段。尽管鸟鸣声与部分噪声频率相近，影响算法的准确性，但这些学习算法仍能成功地从噪声中区分出鸟鸣声。

    目前国内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于低信噪比鸟鸣识别的算法是将声音信号转化为图像，对图像进行处理得到一串被称作特征值的数字，并用这串数字代替声音进行识别。

    国外其他研究团队也在致力于研究自己的鸟鸣识别算法，尤其是那些能够识别不同鸟类物种的算法。斯托和他的同事正在测试名为Warblr的应用程序，在最佳状态下，Warblr进行鸟类识别的准确度可以高达95%，该数据已经得到巴西一家鸟类鉴定组织的认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了一个相似的应用程序，命名为WeBIRD，是针对本地鸟类而设计的。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研发的Merlin应用程序，通过对鸟类的大小、颜色、位置等简单情况的了解，以利于人们对鸟类进行区分。

    斯托博士认为，对鸟鸣识别应用技术进行探索的最终目标不仅仅用于识别鸟类，更是想要破译鸟类之间真正的“人际关系”，如果音频能够转换为物种计数，那么我们可以更方便地监测鸟类种群的变化。德国动物声音档案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马里奥说，类似牛津大学团队提出的鸟鸣识别算法，对研究自然环境是很有价值的。（摘编自李应编译《鸟鸣识别》）

不可复制的魏晋风度

张宏杰

    魏晋士人纵性任情，饮酒啸歌，其风度一直被后人追慕——除却清谈一面。孙登布衣蔬食，绝人间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阮籍“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

    许多士人的纵情越礼达到怪诞骇俗的程度。历史上最有名的片段是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之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阮修则“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饮”。阮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醉便眠其妇侧”。“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这些都令后世读者心向往之而行不敢至。

    他们公然蔑视礼法。阮籍当众放言：“礼岂为我辈设也!”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出这样大逆不道之言：“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他们中的很多人视仕途为污秽之地，在权力面前表现出的傲慢令人吃惊：为拒做官，嵇康忍痛与山涛绝交；为拒权贵，阮籍曾一醉六十余日。《晋书·王羲之传》说，“王羲之既少年时期就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招他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吏部尚书实在是不算低了，而且还是频招，可王羲之却“皆不就”，传统中国社会以功名利禄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衡量体系在魏晋时代坍塌了。

    从这些言说、举动和故事中，我们能分明感受到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傲视天地和独立不羁。如果说士族社会中的汉朝和唐朝更像贵族时代的西周，整饬有序，礼乐辉煌，文化雍容大度，那么魏晋就像贵族时代的春秋战国，是一个个性和才情能得以充分展示，因此极富创造力的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晋时代的社会背景，与春秋战国时代高度相似。这个时代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

    与皇权的不稳定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世家大族的稳定性。许多世家大族势力急剧膨胀，甚至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类似领主状态。许多士族富厚过于王侯。东晋士族庄园遍布江左，他们“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成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园林拟上林，馆第僭太极”。正如柳诒微所说：“魏晋以降，易君如举棋，帝国朝代之号如传舍然。……当时士大夫以地方绅士，操朝廷用人之权。于是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仰亦所以抵抗君权也。”因此世家大族对皇权形成强大的牵制，以至于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语。

    在这种情况下，铁桶一般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被打破了，许多旧门士人凭借门第资本，不再对权力俯首帖耳：“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世族们）犹昂然以门第自负。”一些门第高贵的士人，甚至对门第不如他久远的皇帝抱一种隐隐的睥睨之态。面对政治权威，他们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许多人甚至不屑于为皇帝服务。

（选自2015年2月下《杂文月刊》，有删改）

    个人与家庭融合，家则与国同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也可以说，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扩大。同样道理，“孝”能齐家，也能治国，这一传统也是从舜帝开始的。

    《尚书》说虞舜“慎徽五典，五典克从”。“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种家庭道德原则，人们都能遵从这五种原则，于是实现了社会和谐，国家治理的任务也基本完成。就“齐家”而言，虞舜仅以“孝”就能做到“克谐”；“治国”则需要扩大为“五典”，也就是给家庭成员的每一个人都确定相应的道德原则，让每个成员都具有“安守本分”的权利和义务。“五典”得到的原则虽说已经扩大了内涵，但“孝”无疑是其中的核心。“孝”不仅是家庭道德“五典”之本，也是社会道德“仁”之本。《孟子·离娄上》云：“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这样一来，“齐家”的孝道就扩大为治国之道。

    以“孝”为纽带，将个人、家庭、国家三者结为一体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路径，在《孝经》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开宗明义章》将孝的含义确定为三个层次：“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是从普通百姓的角度进行解释，家庭的“事亲”、国家的“事君”与个人的“立身”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实践路径上还有“始”“中”“终”的实践过程。

    从《孝经》中可以看出，孝道的内涵是有层次性的，而孝道的实践更是有层次性的，针对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规范和标准。如天子之孝是立身为范，以自己身体力行之孝来带动天下百姓的孝道。诸侯之孝则在于小心谨慎、循规守法。对普通百姓来说，只要做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就行了。因此，职位越高，孝道就越宏大，其价值就越重大，其要求就越严格，就越需要发挥表率作用。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传统孝道不仅将个人、家庭和国际爱三者统一了起来，还把岗位职责、家庭职责与社会职责三者统一了起来，个人奋斗的实践路径以三大“职责”为基础并统一为一个整体，从而实现从个人心和到群体家和再到天下共和的目标。这是中国传统孝道最为核心的价值所在。

    人在家中，家在国中；国依托于家而存在，家依托于人而存在——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本就是天然生成的。顺应这种天然之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践路径，以心和、家和、天下和为价值目标，将人生奋斗、家族荣誉、国家治理三者紧密结合为一个整体，这就是传统孝道特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说是遵循和利用人生规律、社会规律的大智慧。几千年来在社会实践和治国理政方面取得了大成效，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做出了大贡献。

（摘编自陈仲庚《心和家和天下和：传统孝道三位一体的思维模式与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