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材料二：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表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的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气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峰1050万人之后急剧下降，直至2014年起开始止跌趋稳。根据教育部数据，2015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942万人，较2014年增加3万人。

    全国高考人数的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学龄学生人口的下降。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人口统计数据，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新出生人口逐年减少。中国的出生人口在1990年达到峰值，超过2500万人，此后，全国新生婴儿数量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2000年，从2001年至2014年，新生儿教量进入个平稳期，长期徘徊在每年1600万左右。根据适龄人口统计以及在校生存量分析，未来一个阶段，高考报名人数基本探底。截至目前（5月28日），包活北京、江苏、湖北、浙江等22个省（自治区）公布了2016年高考报名人数，13个省份今年的高考报名人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北京、辽宁、江苏等省份更是创下近年来的新低，河南、江西、新疆等省（自治区）高考报名人数则有不同程度上涨。然而，无论是高考报名人数下降还是上涨，各地高校招生难的问题依然存在，招生计划无法完成的现象普遍存在。

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2015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了52.37万人，同比增加6.39万人，创历史新高。根据美国开放报告数据，2014-2015年赴美读本科的中国留学生达到了124552人，较前一年增长12.7%，且首次超过同期赴美读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据媒体报道，已有包括悉尼大学在内的数十所国外大学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考生凭高考成绩即可报考。随着国外高校强有力的竞争，中国高校内外交困，提高自身质量与竞争力已经刻不容缓。

（摘编自中国教育在线《2016年高招调查报告》）

材料二：

    近几年，国际学校受到广大学生和家长的热捧。从《2015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中得知，中国目前己有597所国际学校。公立高中国际班的录取分数线逐年上升，竞争越来越激烈，有的国际班录取线已超过校本部。

（摘编自中国教育在线《2016年基础教育调查报告》）

材料三：

    3月31日，清华大学召开大类培养领导小阻会并对外宣布，并对外宣布，从2017年起将全面推行大类招生，纳入本科招生的所有专业将整合为16大类，包括数理类、化生类、能源类、计算机类等，学生填报志愿的时候也将会按照专业大类来填报。包括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在内的多所知名高校都在尝试推行大类招生。部分985、211高校将不得不面临部分专业录取分数线低于地方普通高校的情况，而高校中社会认可度不高的专业甚至会遭受无人报考的境遇。

（摘编自中国教育在线《2017年高招调查报告》）

材料一：我国人口总规模增长惯性减弱，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十三五”时期出生人口有所增多，“十四五”以后受育龄妇女数量减少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死亡率上升的影响，人口增长势能减弱。总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持续下降。

（摘编自《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

材料二：

2012-2016年全国人口总数及增速

注：人口自然增长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人口自然增加数（出生人数减死亡人数）与该时期内平均人数之比，一般用千分率表示。计算公式为：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内出生人数—年内死亡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当全年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时，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值，当全年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时，则为负值。

（资料来源于《2016年中国人口总数统计及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析》）

材料三：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背后的原因是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结合。在一个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社会里，人口年龄结构呈现正金字塔形，老龄人口占比较小。在一个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社会里，人口年龄结构则趋向倒金字塔形，老龄人口占比较大。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出生率在多数年份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随后，出生率开始快速下降，20世纪80年代后进一步下滑，到2000年之后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死亡率比出生率下降得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就下降到千分之七左右。最近十年死亡率略有上升，主要原因是老年人比重越来越大，而老年人是死亡率较高的群体，因此会带动整体死亡率上升。

（摘编自王非、赵忠《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后果及应对措施》）

材料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开展，根本上受益于自身有利的人口结构，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人口红利窗口正好重叠，而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减速与人口红利窗口的关闭密切相关。1985-2007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为1.58%，2008—2015年下降到0.61%，根据年龄移算，2016-2020年将进一步下降到-0.4%。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富裕人群闲暇追求倾向的增强，以及低龄劳动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或劳动参与率也呈现越来越显著的下降趋势。例如，1985-2007年中国劳动参与率增长幅度为—0.07%，2008—2015年为—0.24%，未来5年估计为—0.50%。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增长速度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劳动力供给发生变化。中国劳动力投入增长率由1985-2007年的1.5%，下降到2008-2015年的0.36%，2016-2020年估计为—0.9%。

（摘编自张雯鑫《2016年中国劳动力投入增长率将为负》）

材料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学会联合开展了青年创业者调查。调查显示，受访的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80.8%），他们从最终的全日制学校毕业时多为21-25岁（60%）。在这一群体中，仅有9%选择了在校期间创业或者一毕业就创业，且这些在校创业者多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值得关注的是，接近一半（46.8%）的创业者在毕业4～9年后才进行首次创业。超过半数（55%）的创业者把创业动机归于发现了适合的商机，比如有好的创业项目或有好的政策机遇，另有22%左右的创业者创业是想自己当老板或想出来闯荡一番。

    受访者普遍认为，创业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创业前还应有一些相关工作经验，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应先就业后创业；对创业者来说，在名校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特别是高学历或理工科的创业者，非常认可专业知识对创业的推动作用；在创业后如果不继续学习，创业者比普通上班族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摘编自2017年4月1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进一步鼓励以及工商注册等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全国高校毕业生创办私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而缺乏启动资金是高校毕业生创业面对的首要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蓉华针对一些学生落入信贷陷阱的现象，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增强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并普及信贷知识，保护大学生远离非法网络借贷平台。她建议将大学生使用网络金融借贷纳入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从校园开始培养大学生增强诚信意识。

（摘编自中国工商报网《完善信用体系 助力创业创新》，2017年3月20日）

材料三：

    中国青年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您认为政策效果会如何？

    杨德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以休学创业来说，学生在创办、经营企业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回到学校，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对学生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种保护。我曾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进行过一项研究，在对多种因素进行控制后发现，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的制度，会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更愿意去创业，创业效果也会更好。允许休学创业等许多新政策就属于这类性质的制度，肯定能够鼓励一部分人去创业。当然，在具体落实上，会有一个磨合和调整的阶段。

（摘自2017年4月6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陈博群是安徽师范大学2013级空乘专业的大四学生，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鼓励高校设立专业化众创空间”，这令他振奋。他在校期间经历了数次创业。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陈博群仍面临着很多挑战。大二那年，他创办了服务合肥市大学城师生的送餐网络平台“点小二”，但不久就以失败告终。

    陈博群此前的不少创业伙伴在毕业后选择就业。他们发现，自己找工作比同龄人要得心应手，实习期也表现得更好。

    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已经通过创业获得成长。从报税到企业运营，从和人打交道到发掘市场需求，他们都已在创业期间实践过了。

（摘编自新华网《大学生创业，过程比结果更重要》，2017年3月16日）

材料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博物馆服务于社会建设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博物馆收藏、展示的文化遗产资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为社会公众所共享，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次，从2001年的7955万人次增长到2014年的7.2亿人次，13年间增长了8倍。对于青少年而言，博物馆逐渐成为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二课堂”，在互动性、体验性、趣味性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2014年，全国博物馆拥有近3000万件（套）藏品，依托这些藏品在历史、文化、考古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科研活动，科研成果也非常丰富。针对藏品的研究，需要整合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教师，因此博物馆往往会成为一个区的文史研究中心。同时，博物馆逐渐成为展示城市独特历史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牌价值的重要载体。2010年，西安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把西安建设成“博物馆之城”的战略目标，随后广州、济南等城市也纷纷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口号，以此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摘编自刘世锦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4）》）

材料二：

    2008年起，中国文化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开始全面免费开放，此后博物馆的直接经济贡献逐渐弱化。因此，只能通过博物馆事业增加值来衡量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即文化文物系统内的博物馆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如文化创意产品销售、文物巡展、社会文物鉴定及咨询等）而增加的价值总和。2001—2014年全国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变化情况如下图：

（摘编自苏杨等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5—2016）》）

    [注]计算或比较不同时期的经济数据时，用某一时期产品的平均价格作为固定的计算尺度，这种平均价格叫可比价格。可比价格计算出的指标，可以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便于对不同时期进行历史对比，以观察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

材料三：

    要真正了解或融入一个城市与国家，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参观博物馆。北京每年接待的上亿游客中，相当一部分人要参观北京的博物馆。博物馆对于旅游经济的拉动难以用数字衡量，它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宣传和教育作用。通过品牌价值的提升和精神核心的建立，实现对旅游经济的长远影响，这也是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间接贡献。

（摘编自王小润等《博物馆能否成为旅游经济新坐标》）

材料一：

2018年12月20日，《2019年春运大数据预测报告》出炉。初步预测，今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总量将达到29.9亿人次，比上年春运增长0.6%。共中，铁路4.13亿人次，增长8.3%；民航7300万人次，增长12%；水运4300万人次，与上年基本持平；道路客运受高铁通车里程持续增加等因素影响，县际以上班线客运量将继续呈下降趋势，但农村客运、定制客运将仍然保持增长势头。

报告显示，2018年铁路成本投入大幅加强，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320亿人民币，投产新线4000公里，其中高铁3500公里，占比87.5%。面对发展需求旺盛和资源保障能力不足的突出矛盾，2018年航运也加大了投入，民航方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10亿元，新建、迁建运输机场9个，新增航线航路里程6643公里，支线航班量同比增长18.6%，中部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速达14.8%。春运最热路线也主要集中于超一线城市与省会城市之间，二者担任着交通中转的重任，客流量依然较大。同时也能看出，伴随城市化脚步加快，成都、武汉、重庆这类新一线城市已成为重要交通枢纽。

（摘自《2019年春运大数据预测报告》，2018年12月28日电子发烧友网）

材料二：

    到2019年，春运变得更安全，更便捷，更舒适，而各类科技因素特别是网络科技日益广泛的应用是背后的重要支撑，春运成为展现中国科技的一个舞台和秀场。

    今年春运期间，在呼和浩特火车东站，机器人为乘客提供咨询服务。高德携手中国天气网以及全国80多家交通管理部门，推出“回家地图”系列在线服务。广东梅州公安局推出无人机空中巡视和胎压感应器扫描隐患。在线支付巨头支付宝联合广深城际铁路，在广州、东莞、深圳市之间的城际快速客运专线上，实行扫码进站或者刷脸进站，把之前动辄半小时才能完成的程序缩短至令人惊诧的3秒。近日，上海虹桥机场的2号航站楼53个登机口均可凭有效身份证和手机二维码扫码，实现了“无纸化”登机。在拉萨机场，瞄准技术应用短板，积极推动高原复杂机场公共RNP AR运行；在首都机场开展 HUD RVR90米低能见起飞试点和Ⅲ类着陆试运行，推动北斗系统在民航领域运用。

（摘自《中国科技的春运秀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月26日第8版）

材料三：

“反向春运”是指年轻人选择将老家的父母和孩子接来自己工作的城市过春节的新形式。近两年，这成为不少80后、90后年轻人与父母共度春节的新方式。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反向春运”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反向春运”航线机票价格堪称“白菜价”，且票源充足。比如，除夕前一周，哈尔滨飞北京机票低至1.3折，仅需180元。把父母孩子接到城市，还撬动了春节旅游市场。据预测，2019年春节长假预计将有超过4亿人次出游，比2018年多出近1500万人次。

    当然，“反向春运”也有可能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对城市有序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老人和孩子的旅途安全问题等。另外，“反向春运”虽然可以让小家团聚，却会在情感上渐渐淡化对故乡的感情。值得注意的是，“反向春运”的闪亮登场还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城市仍然占有毋庸置疑的优势地位。正因如此，应努力争取早日消除城乡差异，打破各种壁垒。或许到那时，春运也就不会再有正向、反向之分。据铁路部门信息，今年2019年春运逆向出行的旅客预计将达到9%。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对于很多人来讲已经不再是一种情结，父母到子女身边团聚，举家假期以旅游的方式过节，这些和传统不一样的过年方式正在春运中体现在不一样的旅程上。

（摘自《不必着急给“反向春运”下定论》，《光明日报》2019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