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自古以来，北斗如天河中的一座灯塔，指引着人类前行的方向。如今，北斗系统闪耀浩瀚星空，织就天网，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我们形成了涵盖上游基础产品、中游终端、下游应用系统和运营服务的北斗完整产业链。国产北斗导航型芯片模块累计销量已突破8000万片，高精度板卡和天线销量已占据国内30%和90%的市场份额，并输出到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北斗系统已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公共安全、农林渔业、水文监测、气象预报、通信系统、电力调度、救灾减灾等领域，融入国家核心基础设施，已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彰显“中国智慧”。

    北斗交通应用。600余万辆营运车辆安装北斗，建成全球最大的营运车辆动态监管系统，让交通监管部门有迹可循的同时，有效避免了危险驾驶、疲劳驾驶。据统计，有了北斗之后，道路运输重大事故率和人员伤亡率均下降近50%。同时，国内有3万辆邮政和快递车辆，36个城市的约8万辆公交车、3200余座内河导航设施、2900余座海上导航设施已应用北斗系统。

    北斗渔业应用。7万余艘渔船和执法船安装北斗终端，北斗成为“海上保护神”，渔民说：“一拜妈祖，二拜北斗”。定位与短报文通信功能发挥突出作用，累计救助1万余人。

    四点五万台北斗减灾终端得以推广，建成部、省、市（县）3级平台，实现6级业务应用，受灾地区利用北斗短报文功能，及时上报灾害位置、突发灾害信息及灾区救助信息等。各级民政部门通过北斗终端进行救灾物资的查询管理和监控，大幅提升全国救灾物资管理与调运水平。未来，北斗系统将持续融合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更多的应用形式将被创造，深刻影响我们的生产与生活。

    (摘编自2019年09月30日北斗网《波澜壮阔七十载，经天纬地铸北斗》）

    材料二：

    材料三：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显示，中国企业的卫星导航定位产品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实现销售，其中北斗已先后落地应用“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我国已经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东盟、阿盟、非洲等国家和组织建立了北斗相关合作机制，举办北斗亚太行、北斗东盟行、中阿北斗合作论坛等系列活动，加强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建设北斗系统海外中心，推动北斗在亚太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的落地应用。同时，为了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共享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我国还向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员国捐赠了北斗系统有关设备，用以监测和评估相应地区北斗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性能，共同推动兼容卫星导航终端设备应用服务亚太地区。以上这些合作，都为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推广应用北斗创造了机会。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多边合作机制框架下，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将共同努力，推动北斗系统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摘编自201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网《2019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

材料一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0）先后对“粮食安全”作过三次定义，分别是1974年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1983年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以及1996年的“让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充足的、安全的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粮食安全的早期定义仅限于供给层面，主要强调国家和全球的粮食供给。但研究发现，由于粮食没有得到合理分配，以及在获取食物上存在物质、经济或社会文化方面的种种障碍，导致国家或全球充足的粮食供给本身并不能保证家庭的粮食安全，这使得1983年的定义将重点转向家庭和个人获取食物的问题，对粮食安全的政策关切逐步将收入、支出、市场和价格因素纳入考虑。第三次定义进一步拓展了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内涵上将食物的卫生和健康标准以及营养平衡纳入考虑，外延上则引入人权和社会文化等因素。

由于许多国家数据收集系统不完整，加之政策背景差异，进行全球粮食安全评价面临较大的挑战。目前，数值模拟、试验方法和统计模型是国际上粮食安全评价常用的三种基本方法。

（摘编自《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4期有删改）

材料二

我国是世界上仅有的5%能够实现粮食自给的国家之一，但国外风险已跨越有形壁垒深入影响我国粮食产业发展。表现为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国内市场受到挤压，粮食“三量齐增”（高产量、高进口、高库存）现象依然存在，饲料及国内畜牧业受国际大豆市场价格传导影响大，外资粮企已逐渐竞争布局我国粮油市场等。为此，我国“粮食自给”战略不是尽量减少全球联系带来的风险，放弃国际化，而应主动出击，在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下，立足全球视野，积极参与全球粮食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农业合作，建立可靠的国外粮食供应链，最大化利用国外粮食资源，把握国外市场主动权，为规避各类风险超前谋划布局，如此方能更好地实现“粮食自给”安全战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我国的粮食安全不应再单纯强调产量增长，而应该转向更多地强调粮食质量能否满足消费者对于营养健康的高质量粮食品种的需求，保障居民对个性化、多元化、绿色化食物消费的需求。

（摘编自《改革》2020年第9期，有删改）

材料三

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期启动为期一个多月的珍惜粮食、反对浪费专题调研，旨在加快建立法治化长效机制，为全社会确立餐饮消费、日常食物消费的基本行为准则，以法治方式对浪费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粮食安全涉及粮食生产、储存和流通以及消费各环节，需要从每一个环节发力。粮食减损降耗和制止粮食浪费成为重要着力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志雄认为，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将成为我国提升粮食安全保障程度以及实现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契机。

厉行节约是一场“持久战”，要形成长效机制，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遏制粮食浪费。当前，粮食安全保障法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说：“此次专题调研要与粮食安全保障法立法结合起来，推动将节粮减损政策措施转化为法律规范，强化杜绝粮食浪费的刚性约束和法治保障。”

（摘编自2020年9月23日的《新华电讯》）

材料一：

由于每个物种都有按照几何级数过度繁殖的趋向，而且各个物种中变异了的后代，可以通过其习性及构造的多样化去占据自然条件下多种多样的生活场所，以满足数量不断增加的需要，所以自然选择的结果就更倾向于保存物种中那些最为歧异的后代。这样，在长期连续的变异过程中，同物种的不同变种间细微的特征差异趋于增大，并成为同一属内不同物种间较大的特征差异。新的改良变种必将替代旧的、少有改良的中间变种，并使其绝灭；这样，物种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确定的、界限分明的自然群体了。每一纲中凡是属于较大种群中的优势物种，它更能产生新的优势类型，其结果必然是每一个大的种群在规模上更趋于增大，同时性状分异也就更大。由于地球上的生存空间有限，不可能允许所有的种群都扩大规模，其结果就是优势类型在竞争中打败了较不占优势的类型。这使大类群在规模上不断扩大，性状分异更趋明显，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物种的绝灭；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仅有极少数大纲在竞争中自始至终占据着优势，而其中所有的生物类型都可以排列成许多大小不一的次一级生物群。用特创论的观点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自然系统下所有的生物都可以划归大小不等的类群这一重大事实。

材料二：

达尔文在环球考察中观察到，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生活着13种地雀。这些地雀的喙差别很大，不同种之间存在生殖隔离。而在辽阔的南美洲大陆上，却看不到这13种地雀的踪影。

这些地雀的祖先属于同一个物种，从南美洲大陆迁来后，逐渐分布到不同的岛屿上。由于生活在地理隔离的各个岛上的地雀种群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突变和基因重组，而一个种群的突变和基因重组对另一个种群的基因频率没有影响。因此，不同种群的基因频率就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由于各个岛上的食物和栖息条件互不相同，自然选择对不同种群基因频率的改变所起的作用就有差别：在一个种群中，某些基因被保留下来，在另个种群中，被保留下来的可能是另一些基因。久而久之，这些种群的基因库就会形成明显的差异，并逐步出现生殖隔离。生殖隔离一旦形成，原来属于一个物种的地雀，就成了不同的物种。由此可见，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

（摘编自普通高中生物教科书《遗传与进化》）

材料三：

达尔文提出的由一个共同祖先进化出不同物种分支的进化理论，在较短时间内就得到了认可，但自然选择学说的命运要曲折得多，即使在科学界也是如此。实际上，人们迟迟不肯接受自然选择学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达尔文在著作中并没有详细描述遗传机制，只是假设一个个微小的“胚芽”从各种组织中分裂出来，然后进入性器官进行复制，并传给下一代。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要有以下几个前提条件，首先要有遗传变异；其次要有个体间的生存与繁殖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是繁殖过剩或者说资源有限；最后，他强调这种进化是渐进式的。这是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思想。

后来崛起的进化论新学说，向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进化不是、至少不全是由自然选择为主导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上世纪60年代日本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学者木村资生提出的“中性学说”。进化可以由随机因素造成，并不是有目的的，分子水平的变异并没有好和坏之分，因而选择不起作用。当然木村的理论局限于分子水平，但分子和形态两个不同层次的进化仍存在一些不衔接的地方，仍然是当前进化生物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和难题。

更早的时候，针对渐进进化的观点，古生物学家提出过质疑，他们认为进化不是渐变的而是爆发式突变的。从5亿多年前寒武纪澄江生物群的化石记录看，在很短时间内，各大动物门类都出现了，因此可以认为进化是平衡一段时间后的突然爆发，之后生物的进化可能又会平衡一段时间，甚至出现大规模的绝灭。

其实达尔文自己在面对古生物化石时，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并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但是支持达尔文理论的人认为这并不矛盾，其中关键在于渐进与突变的时间尺度到底是什么，毕竟古生物化石的时间尺度跨越得太大。

目前在进化研究领域，“综合进化论”的观点比较为大多数学者接受。这种理论综合了从达尔文开始的比较有影响有说服力的几种观点，包括承认突变的重要性、引入孟德尔遗传理论来解释遗传变异、从群体遗传学角度来定义适应性以及强调遗传漂变的进化意义等。这一学说认为，上述因素在生命进化的过程中同时存在并起作用。

1959年，《物种起源》发表100周年之际，自然选择学说的地位似乎已不可动摇了。

（摘编自2009年5月27日《科学时报》

秤匠

李笙清

①从我懂事的时候起，老镇上就有一个专门做木杆秤的铺面，招牌上写着四个大字“韦记秤店”，黑漆描金，古色古香。韦家祖籍四川，据说还是19世纪末逃荒来到我们这边的，就此在老镇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繁衍开来。

②韦家秤店是祖传的手艺，男女都传，但从不传于外姓。

③童年时，我经常到秤铺玩耍，韦老师傅一脸的白胡须。他的一个孙子狗娃跟我同年，关系十分要好，七岁就开始学做秤，屁股上没少挨爷爷的竹板。

④到了狗娃父亲这一代，韦家已经在周边好几个乡镇都有了秤店，挂的全是“韦记秤店”招牌，就像如今流行的连锁店一样，使用的都是韦家家传的纯手工制秤技艺。除了制秤，“韦记秤店”还修理各种秤具。由于信誉好，手艺精湛，质量上乘，生意特别红火。

⑤狗娃没念过什么书，但能说会道，头脑活络。

⑥“你可不要小看我们做秤的，这木杆秤可以说是咱们中国的‘国粹’呢!”每次喝了酒后，狗娃总会跟我唠叨关于秤的话题。在他的讲述下，我知晓了制秤是门纯手工活，看似简单，其实从选材、刨杆、打磨、打眼，到校秤、锥星、抛光、打蜡、上色，工序繁杂。秤碗谓之“权”，秤杆谓之“衡”，秤杆上的秤星，也有许多讲究，一颗星代表一两重，三颗星名曰“福、禄、寿”，解释为生意人欺人一两就会“失福”，欺人二两则后人“无禄”，即没有官做，欺人三两则要“折寿”。狗娃侃侃而谈时，从不随意用手比划，这一点跟韦老爷子几乎一模一样，据说是韦家祖传的家训：手是用来做秤的，不能招摇。

⑦据说当年老镇上还有一家秤店，匠人也是外乡人，制秤手艺也不错，后来却经营不下去而转到外地做生意去了。究其原因，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店主一时贪图高利，给当地湖霸制造了一杆中间打空灌了水银的“黑心秤”，后来被渔民发现后殃及这家制秤店，结果只能卷铺盖走人了。

⑧韦家制秤一直以来恪守祖训家规，口碑在外，曾数次拒绝过“黑心秤”的制作，大有唐代诗人郑薰笔下“镜照分妍丑，秤称分重轻。颜容宁入鉴，铢两岂关衡”的高风。那时候使用木杆秤的多，粮行、渔行、山货行等都是使用很大的木杆秤，有些做小生意的则是使用小木杆秤，乡下农户上街卖菜和鸡蛋、鸭蛋则是使用较小的木杆秤，所以除了本地生意兴隆，许多外地商户也慕名而来，专门在“韦记秤店”订制大大小小的秤具。尤其是那家因制作“黑心秤”的店主离开后，“韦记秤店”更是成了老镇上唯一的制秤店铺。

⑨家乡小镇很古老，历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一条大河穿镇而过，直通长江，南来北往做各种生意的人很多，如贩卖河鲜、绸缎、粮食、食盐的，留下一些大码头的痕迹。过去做生意大都使用木秤，主要有钩秤和盘秤两种。特别是乡村人家，几乎家家必备，小商小贩更是人手一把，朝夕不离。这样一来，信誉素著的韦家木杆秤就成了人们购秤的首选，不光称量准确，而且使用的材质上乘，秤纽灵活，秤钩美观耐用，秤盘形制多样，大小不一，秤量不差分毫。特别是渔行、粮行、煤行、盐行的大秤，需要精心丈量距离，要做到毫厘不差。

⑩我曾看过狗娃制秤，工序繁杂而精细。先要做好头小、腹胖、尾细的杆身，然后用“雷公钻”钻出几百个不到一毫米的秤星孔、装饰花案孔和阿拉伯数字，每个孔里嵌入铜丝、锡丝，用利刃刮断，然后敲实、打磨、抛光，直到秤杆光滑、秤星闪亮、秤花生辉的地步。

⑪如今，先进的电子秤、磅秤逐步取代了已传承2000多年的木杆秤，但老镇集市上仍然有一些小贩在使用木杆秤。“韦记秤店”并没有被日新月异的时光湮没，在制作传统的木杆秤的同时，开始销售和修理各种各样的电子秤和磅秤，生意依然红火。每次返乡，看到挂在店里的那些木杆秤，就像看到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我的心里总会泛起几许怀旧的思绪。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