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鸡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科幻电影《星际穿越》，在全世界上映后迅速成为一部“现象级”电影，引发了人们探讨科幻电影乃至理论物理学的热潮。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肖恩•卡罗尔说，《星际穿越》上映后，就连在扑克牌桌旁边玩牌的陌生人都会过去找他询问有关虫洞和相对论的问题。观众 对于其中涉及的有关物理学的疑问显然远选超过了对电影自身剧情的关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可能算得上是世界上第一部基本忠实地展现宇宙中各种奇妙的天体现象的电影，想要理解这部电影需要大量的物理学知识。

    与好莱坞经常塑造出各种各样的超级英雄不同，在《星际穿越》中，最后是几位理论物理学家抵救了全人类。其实，电影中运用的主要的情节与场景，例如地球上发生了无法挽救的灾难而人类必须移民外星，驾驶飞船穿越虫洞、进入黑洞、探索地外行星，以及在极端情况下人性的改变 这些桥段在之前的很多科幻电影中早都被运用过多次，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星际穿越》成为一部让所有人都开始讨论理论物理的电影呢？这就必须提到为这部电影设置物理学背景、使电影中几乎所有场景都有物理学的支持、使情节合乎科学原理的人——加州理工学院的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基普．索恩。

    科幻作品中常有“软科幻”和“硬科幻”之分，“软科幻”通常涉及的科学理 论比较少，只是需要设置一个幻想的场景即可，而“硬科幻”则更需要有实在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并且让科学理论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说，《星际穿越》因为有了来自各个领域专家的支持，硬到不能再硬。据理论物 理学家约翰•普雷斯基回忆，索恩为了设置电影中的科学场景，在加州理工学院召集过一些科学家进行研讨，与会者包括物理学家、太空生物学家、行星学家和心理学家。正因为有如此多的科学家的参与，才让《星际穿越》在物理学的约束之下不 仅视觉效果惊人，描述宇宙中各种极端罕见的场景也更为准确。

    “黑洞”“虫洞”等物理学名词早已被大众熟知，并且进入了流行文化，《星际穿越》利用电影手法，希望尽量真实地展现这些场景。因此，电影中既包含了切 实的科学发现和成熟的科学理论，也有基于目前理论所做的合理猜想和推测。《星 球大战》《阿凡达》等科幻电影，即使抽取出其中的科幻内容，仍然可以形成独立的、完整的故事；与此不同的是，导演诺兰希望《星际穿越》的故事可以自然地从 科学理论中浮现出来，这使《星际穿越》完全无法与宇宙学理论和各种天体分隔开。为此，索恩还特地写了一本书《〈星际穿越〉中的科学》，讲述电影中的各种场景 以及其中涉及的科学原理。

（节选《三联生活周刊》，有删改）

木版年画

    木版年画并不完全等同于年画。广义的年画是一种岁时的绘画，而狭义的用木板印刷的年画则是一种年俗艺术。只有大众过年时对年画有一种不可或缺的需求，即民俗需求，木版年画这一画种才会真正地确立起来。

    木版年画的雏形有避邪的内容，也有祈福的含义。等到祈福的愿望成为年画的主题，并进入了风俗范畴，木版年画的题材就变得汪洋恣肆了。一切对生活的欲求与向往，比如生活富足、庄稼丰收、老人长寿等等，都展现在年画上。其中，金钱是民间年画中最常见的形象。杨家埠、武强和杨柳青的木版年画都有挂满金钱的摇钱树，但这并不能说是一种拜金主义，在物质匮乏的农业社会，它只是生活幸福的理想化的符号罢了。就其本质而言，年画是理想主义的图画。特别是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这些画面分外具有感染力和亲切感，给人们带来安慰、鼓励和希冀，充分展示了人们的生命理想与生活情感。所以，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

    年画中另一层民俗内容是在张贴上。民俗是经过的约定俗成，最终成为一种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定与文化规范。年画的张贴时间、处所及其张贴的具体部位和内容都有严格规定。在规定的时间，把特定的年画贴在规定的位置上，是一种民俗行为。

    木版年画往往是在民间进行道德伦理规范、生活知识教育和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工具。木版年画涉及历史、宗教、神话、传说、戏曲等，反映社会生活之广阔，可谓无所不包。木版年画描绘过的戏曲多不胜数，不少在年画上绘声绘色出现过的剧目如今早已绝迹不存。至于那种无以数计的描写民俗风情的年画，带着不同地域与时代的气息，记录了大量珍贵的人文信息，更是木版年画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画面都出自农民独特的视角。农民是木版年画的原创者，他们的画笔与刻刀直接反映着自己的爱憎、趣味、生活态度、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深刻地外化农民心灵的年画，大量深藏在年画的遗存中。然而，这些遗存却不为人知地散落在民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那些表现当时社会情景与重大事件的木版年画，体现出农民的政治敏感和思维视野，其价值不亚于大都市的时事画刊。它们一反传统，十分写实。

    年画是消费品，没人保存，也没人将其视为历史文化。即使到了20世纪年画走向消亡，仍不为世人重视与收藏。如今只要在民间发现一幅老画或一块古版，竟然大多仍是不曾见过的孤品！存世于中外的年画应该数以万计，在如此浩瀚的木版年画作品中，蕴藏着的是我国农业社会民间立体的影像、广角的生活与社会，还有过往不复的精神情感以及永恒的人文价值。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三句话简括地说出孔子的文化理想、社会政策和教育程序。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是拿诗书礼乐做根基，教育的主要工具、门径和方法是艺术文学。艺术的作用是能以感情动人，潜移默化培养社会民众的性格品德于不知不觉之中，深刻而普遍。尤以诗和乐能直接打动人心，陶冶人的性灵人格。而“礼”却在群体生活的和谐与节律中，养成文质彬彬的动作、整齐的步调、集中的意志。中国人由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这“生生而条理”就是天地运行的大道。这种最高度的把握生命和最深度的体验生命的精神境界，具体地贯注到社会实际生活里，使生活端庄流丽，成就了诗书礼乐的文化。

    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然而礼乐的最后根据，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礼记》上说：“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

    人生里面的礼乐负荷着形而上的光辉，使现实的人生启示着深一层的意义和美。礼乐使生活上最实用的、最物质的衣食住行及日用品，升华进端庄流丽的艺术领域。三代①的各种玉器，是从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磬等，升华到圭璧等等的礼器乐器。三代的铜器，也是从铜器时代的烹调器及饮器等，升华到国家的至宝。而它们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

    因为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中国人对他的用具，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以图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里面，表出对自然的敬爱，把大自然里启示着的和谐、秩序，它内部的音乐、诗，表现在具体而微的器皿中。一个鼎要能表象天地人。

    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

    孔子是替中国社会奠定了“礼”的生活的。然而，孔子更进一步求“礼之本”。礼之本在仁，在于音乐的精神。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一个“音乐的灵魂”。

    社会生活的真精神在于亲爱精诚的团结，最能发扬和激励团结精神的是音乐！音乐使我们步调整齐，意志集中，团结的行动有力而美。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

    但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固然，中国人心灵里并不缺乏雍穆和平的大海似的幽深，然而，由心灵的冒险，不怕悲剧，以窥探宇宙人生的危岩雪岭，发而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贝多芬的乐曲，这却是西洋人生波澜壮阔的造诣！

（摘编自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

[注]①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合称。

两个李白

    （甲），过去有着较多的论述，发表于近期《文史知识》上的《李白与月》一文选择新的切入口，通过对“李白笔下的月光世界”和“月光世界里的李白”的分析，探讨李白性格的叛逆性与平民性，并阐述了作者对“两个世界，两个李白”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白是个活动在上层社会的政治抒情诗人，其主要作品是以怀才不遇为基本主题的政治抒情诗；此外，李白诗中还有另一个常见的主题：人生若梦。这两个基本主题贯穿着李白的大部分作品，从中我们看见的李白是高傲的李白、由于感到没有出路而忧愤不已的李白、放浪不羁并对许多公认的神圣观念表示轻蔑的李白、“世人皆欲杀”的“狂人”的李白——这就是上层社会中的李白，其言语行动均表现出鲜明的叛逆性格。然而，从李白诗歌中还能看出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李白。这个世界里的李白不谈政治，也很少发牢骚，而主要是赞美大自然的壮丽景色，歌咏友情，抒发思乡、相思、惜别、怀古这样一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共有的感情。诗人笔下的这个世界充满光明和人生的情趣，从中看见的李白主要给人以天真纯朴和性情温和的印象——这就是在日常生活和同下层社会接触中的李白，表现出人人都会对他感到亲切的平民性格。两个世界、两个李白，区别明显而又相互映辉，相得益彰。正因为“狂人”的李白是那样骄傲狂放、目空一切，我们才更加喜爱他在自然界、日常生活和在同下层社会接触中表现出来的平民性格；同样道理，正因为普通人的李白是那样温和平易、热爱生活并富于情趣，我们就更加同情他在上层社会表现出来的叛逆性格。

新媒体传播与城市文脉保护

孙玮

    ①二维码在2017年夏季的上海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个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移动网络小端口，竟然成了人类两百万年浩瀚历史的未来象征，“‘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上海展”的第101件展品，是一枚由100组文物构图而成的“二维码”。上海选中二维码作为本地化且能够代表人类未来的展品，让不少人质疑：二维码这样的新媒体，只不过是个传递信息、再现现实的工具，如何可能成为未来的象征？何以能够承担保护城市文脉的功能？

    ②论及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不少人存在负面认知：在抹平疆界的全球化狂潮中，新媒体是切断文脉的助纣为虐者。有意思的是，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在新媒体研究中，人们正力图解释新媒体何以既是一种实践活动，也是一种文本呈现，同时又是一种关系处理过程。借助它，不同空间被媒体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依据这个思路，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有了重新塑造的可能。

    ③二维码在上海的另一个公共事件中也成了主角。在媒介称之为“中国第一个露天博物馆”里，梧桐树、建筑物、弄堂门口赫然悬挂了标注为“思南露天博物馆”的二维码。在这里，人们可以用手机扫描展品上的二维码，边看展品，边听手机里的语音介绍，游走于思南公馆。新媒体传播使得文字、声音和影像可以交织融合，为游览者创造了一个由地理、叙事、影像、意义等多重空间并置的世界。游览者说：“以前来这里就是拍拍照、喝喝茶。现在这种博物馆模式，为我们创设了一种全方位解读公馆的体验。” 与看电视和用电脑上网完全不同的是，游览者的身体是处在相关联的实体空间中，人的感官在实体、虚拟空间来回穿梭、反复切换，人们感受到的思南公馆不仅仅是实体空间中的，也不完全是虚拟叙事中的，它是虚实相生的“复合空间”。这个空间再现了城市历史与实物遗存，能唤起人们的认知与记忆。身体的全息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城市叙事方式，拿着手机游走于这个空间的每个人，就是城市叙事的主体。

    ④用身体感知城市，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早就用“都市漫游者”的意象，留给世人一个感性的巴黎，它与现代性城市规划中的那个法兰西首都形成鲜明对照。本雅明的理论“城市不应概念化为单一的同质的空间，而应视为依据大众使用和体验建构起来的多重场所”，为后来者开辟了理解城市的路径。信息流贯穿的思南露天博物馆，将存留在上海城市肌理之中的文化符码，通过新媒体嵌入人们的生活，促成了大众与城市文脉的接触与对话，城市文脉以另类方式延续、伸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⑤思南博物馆的“思南读书会”“纪实空间”“朗读亭”等许多项目都借助微信公众号来运作。这些公众号以思南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为核心，建基于非常深厚的“卢湾”情结、上海认同。这些项目在实体空间持续性、常态化的活动，与公众号虚拟空间的传播互相呼应、融为一体，生产出一个历史与当下互嵌的思南公馆城市空间。新媒体除了发挥报道事实、宣传观念、引发舆论等大众媒介的传统功能，其意义更在于创造一种附着记忆、强化认同的新型空间，城市文脉便是这个新型空间的灵魂。

    ⑥传播之于城市文脉保护的作用，在移动网络时代发生了颠覆性转变。传播不仅仅是虚拟空间中的文字、影像叙事，传播更生成了城市文脉的新形态，将城市文脉植入到大众的生活实践中。如果将城市看作一个由地理、信息、意义等交织而成的网络，那么城市文脉是表现在、潜藏于、渗透进这多重网络之中的。新媒体传播的价值在于，以时空重组、穿梭虚实等方式打通这些网络，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实践，促成人与人、人与城市的交往与对话。

    ⑦在新媒体研究中，二维码常常被视为一个交互界面。所谓交互界面，最简单的意义，是指打通人—机之间的隔膜。二维码联结着两个大相径庭却又彼此依赖的世界，并被不断创生出新的链接形式，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重要媒介。被二维码渗透的城市也可以视为一种交互界面，社会多重网络在此汇聚、互嵌、再生，新型社会实践将不断涌现，城市文脉得以创造性地延续。

    金观涛先生发表了题为“反思‘人工智能革命’”的文章，文中表达的结论大致是今天面对信息文明高度繁荣的学者们的共识：科学与人文的隔阂甚至对立，对人类科技进步中社会性因素的忽视，导致了技术理性的张扬和人文精神的退化。

    这个视角，从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来看却似乎不成立。在人工智能研究史上，人们对智能研究的理论基础还是比较重视的，也有过多次重大的争议和讨论，不同研究领域具有强弱各不相同的立场，从而反映出它们在智能基础问题上的重大差异。

    人工智能具有工程和科学两种不同的维度，前者并不以理解人类智能为前提，主要是利用计算机、数据等资源通过算法加工来完成人类实践生活中的任务；后者则需要从人类智能原理出发来实现人工智能。例如当前的类脑计算研究，是放弃传统的计算机，改为从结构上模仿人脑来开发芯片，从而希望从结构仿真的功能涌现中来产生智能。

    对人类智能的认识是科学家当今面临的难题，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对科学原理的不了解，不得不在工程上进行简化，即不对智能做任何明确的定义，而是在利用人工智能探索智能行为机制的过程中来逐步了解和解释智能的本性，这是任何具有工程和科学双重性质的技术性科学中不得不采取的务实态度，没有这种务实态度，简单地将工程实践和原理在认识论上对立起来，可能会对知识的进步产生不利影响。

    人工智能虽不是理论物理学那样高度成熟和形式化的科学，不具有严密的理论形式，但是其经验性定律及其使用的概念框架、假设也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中形成的。因此当这些定律和概念框架与常识知识中的表述不一致时，往往会形成冲突，但这种冲突可以通过对其定律、理论假设和模型的科学解释，来弥补表达日常经验的常识语言与其定律解释之间的差距，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学科理论的成熟。问题是对于经验定律或理论模型的科学解释是依赖于语境和具体实践的，这种语境反映了解释者所处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金先生就是从传统控制论的背景出发，将当前人工智能和社会的关系，从认识论的角度还原到了错误的概念辨析中，而忽视了在人工智能历史的实证研究中，智能概念具有非常丰富的维度和演化过程。

    从早期人工智能研究中对“智能”概念的朴素性认识开始，经过长期的争论以及工程实践后，科学家已经对“智能”概念有了更加丰富的认识，不仅意识到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类智能的重大影响，而且也意识到当前人工智能所面临的重大困难，认为实现人工智能的目标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因此，现在我们对“智能”的认识不仅没有退步，反而可能比历史上更加成熟和完整。

（摘编自陈自富《我们对“智能”的认识退步了吗？——与金观涛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