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文赤壁

曹矞

    熟悉文史的人皆知，赤壁有文赤壁、武赤壁之别。武赤壁，自然指的是史上曾发生赤壁之战的武昌赤壁；文赤壁，指的是北宋大文豪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误把黄州赤壁当作赤壁之战古战场，曾于1082年秋冬先后两次游览，写下不朽的诗赋名篇“一词二赋”的地方。

    文赤壁自古素有“风景如画”之美誉。至于为何称之为赤壁，说法不一。或许因其山崖陡峭，壁如刀削，犹如城壁一般，且呈赭红色，故称之。或许当年苏轼见当地人把黄州的赤鼻矶叫作“赤鼻”，误把“赤鼻”当“赤壁”，再观其地形酷似，就不曾深究，误认为它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于是，他排遣愁绪，赤壁怀古，寄情于山水之间，撰妙文于笔端，方有了后人击节赞叹不已的千古绝唱。这真是黄州百姓之荣光，实在是个美丽的错误！

    如今，慕名而来游览文赤壁的观光客，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驱车到武汉，向东走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湖北黄州的文赤壁。一下车，就可远远望见儒雅文豪苏东坡，那是山坡下一尊高高站立的汉白玉石雕像。为他铸造这么一尊高大石雕，是应该的，苏东坡理所应当是这里的主角。大家纷纷走近前去，仰视这位彪炳千古的大文豪，高兴地和苏东坡合影存照。

    我凝视苏东坡良久，他英俊洒脱，气宇轩昂，那眉宇间，襟袍临风处，无不溢出文人雅士的睿智和大度，仿佛他正在拂袖挪步，缓缓走来。正欲上前与之搭讪时，不禁一愣，哑然失笑。

    迎面一座山，不高，随同众游人拾级而上。居高临下，山壁下面只剩两池死水。抬头北望，远处才是白茫茫的长江。在宋代，长江就在这座山脚下拍壁奔流的啊，几百年后已淤积成滩，如今滩地上已盖满了密密麻麻的房子。遥想当年，苏轼就在此地与友人一起两度泛舟游玩，怡情山水，饮酒作乐，感叹过“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试想，他第一次秋游之后，写下《赤壁赋》；仅仅三个月后的冬天，重游赤壁再写《赤壁赋》时，就曾感叹“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何况他去世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呢？早已星转斗移，时过境迁，江山易改矣。而今虽依然涛声依旧，毕竟江面已远去，古时东坡赤壁以及泛舟游览情景，唯有梦里再现了。

    黄州之于苏轼，简直太重要了。黄州是苏轼做官时间最长的地方，有四年零两个月之久。他大体上做了四件事：躬耕东坡、放浪山水、修身养性、激情创作。黄州优美的山水风景，他自身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境遇，给了他无穷的创作源泉。谪居黄州期间，苏轼以挥洒自如的笔力，创造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新的生活和新的艺术形象，冲破了艺术樊篱，开拓了诗词歌赋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路子。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作品多出自黄州，他艺术上的顶峰是在黄州。据悉，在数量上，在黄州写了753篇作品，其中诗歌214首，词79首，散文457篇，赋3篇。在质量上，文学上的代表作有“一词二赋”，书法上的代表作是《寒食帖》。平均每两天一篇，每周3.3篇。乃至饮食上的东坡肉、东坡饼、东坡羹等名菜也都是他在黄州时发明的。这些都是黄州一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啊。

    哦，对了，包括苏轼的号“东坡居士”，也是他躬耕于黄州东坡之时取的。东坡是营地，长期无人耕种，是瓦砾之场，不适合耕种。又因当年大旱，从未躬耕的苏轼饱尝了开荒种地的艰辛，但是他仍然很乐观，很豁达。一个月夜，苏轼拄着拐杖，走在东坡的田间小路上，诗兴大发，写下著名的小诗《东坡》：“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写道：“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轼被贬谪到黄州，反而为他营造了创作名篇佳作的主观情绪和客观环境。这真是逆境出成果，逆境造就人才的典范。苏轼个人之不幸，命运的阴差阳错，反而成就了黄州赤壁之大幸，更是中国文学之大幸！

    苏轼遭遇贬谪，遇厄运而不悲观消沉，失意而不失志，胸襟开阔大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怎不让人敬佩万分？他文如其人，直抒心灵，率直本真，赤壁怀古之赋、之词，皆于悲愤之中更见其旷达情怀。

    永远的苏东坡，永恒的文赤壁。《苏东坡传》的作者林语堂曾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作为后人的我们，崇敬仰慕苏东坡如此。我们这些后人的后人，自然还会如我们一般敬仰于他，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苏东坡千古流芳，文赤壁亦随之而名垂千古。

（摘自《中国散文家》，有删改）

老八杂

迟子建

    丢丢的水果铺，是老八杂的一叶肺。而老八杂，却是哈尔滨的一截糜烂的盲肠，不切不行了。

    老八杂不是街名，而是一处棚户区的名字。这是一带狭长的房屋，有三十多座，住着百余户人家。房子是青砖的平房和二层的木屋，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它们倚着南岗的马家沟河，错落着排布开来，远远一望，像是一缕飘拂在暮色中的炊烟。这儿原来叫四辅里，只因它芜杂而喧闹，住的又多是引车卖浆之流，有阅历的人说它像“八杂市”。因有过“八杂市”和“新八杂市”，人们就叫它“老八杂市”。不过缀在后面的“市”字有些拗口，时间久了，它就像蝉身上的壳一样无声无息地蜕去了，演变成为“老八杂”。别看老八杂是暗淡的，破败的，它的背后，却是近二十年城市建设中新起的幢幢高楼。楼体外墙有粉有黄，有红有蓝，好像老八杂背后插着的五彩的翎毛。

    老八杂的清晨比别处的来得要早。无论冬夏，凌晨四五点钟，那些卖早点的、扫大街的、开公交车的、卖报的、拾废品的、开烟铺的、修鞋的、打零工的，纷纷从家里出来了。他们穿着粗布衣服，打着呵欠，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到了夜晚，他们会带着一身的汗味，步态疲惫地回家。别看他们辛劳，他们却是快乐的，这从入夜飘荡在老八杂的歌声中可以深切地感悟得到。    老八杂的人清贫而知足地活着，它背后那些高档住宅小区却把它当成了眼皮底下的一个乞丐，怎么看都不顺眼。春天的哈尔滨风沙较大，大风往往把老八杂屋顶老化了的油毛毡和院落中的一些废品刮起，树静风止时，那些沿河而行的人，就会看见哈尔滨这条几近干涸的内河上，一带垃圾缓缓地穿城而过，确实大煞风景。

    老八杂除了在风天会向城市飘散垃圾，它还会增加空气的污染度。由于这里没有采暖设施，到了冬天，家家户户都要烧煤取暖，烟囱里喷出一团团的煤烟，逢了气压低的日子，这些铅色的烟尘聚集在一起，呛得人直咳嗽，好像盘旋在空中的一群黑压压的乌鸦。还有，由于电线的老化，这里火灾频仍，而老八杂的街巷大都逼仄，消防车出入困难，一旦大火连成一片，后果不堪设想。

    改造老八杂，势在必行了。

    政府经过多次论证，下决心要治理这处城市的病灶了。工程立项后，实力雄厚的龙飘集团取得了对老八杂的开发权。丁香花开的时节，他们就派人来对现有住户的住房面积进行实地测量，并将动迁补贴的标准公示出来。如果不回迁，按照每平方米两千五百元的标准进行补偿；如果回迁，每平方米要交纳四百元的小区“增容费”。也就是说，将来你若想在老八杂生活，即便是住原有的房屋面积，每户至少也要交纳两到三万元，人们对此牢骚满腹。

    卖烧饼的张老汉说：“我住旧房子住服帖了，不想挪窝啊！我进了鸟笼子，被他们给吊在半空了，还得倒贴钱给他们，我疯了？”

    开发商设计的住房是沿马家沟河的四幢高楼，在高层住宅的下面，有三层的会所和两层的游泳馆。其余的地方种花种草，设置健身器材。

    尚活泉说：“我天天在外出苦力，晚上回家时腿都软了，那些健身器材，谁用啊！”王来贵说：“这地段的房价如今涨到四千块一个平方了，他们才给我们两千五，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我们这里一百多户连一栋楼都使不了，名义上是给我们改善条件，其实他们是靠我们的地皮发横财，咱们可不能上当啊。”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人嫌住在高楼里不接地气，人会生病；有人嫌自家赖以为生的架子车没处搁，耽误生计；还有人嫌坐电梯头晕，等于天天踩在云彩上，不会再有好胃口了。

    动迁通知在六月份就张贴出来了，限老八杂的人在七月底以前，必须迁出。但大家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过着日子。

    老八杂的人，但凡遇见难事，都爱凑到丢丢那儿请她拿个主意，虽说她是个女人，但却是老八杂人的主心骨。

    丢丢四十出头，长脖子，瓜子脸，细眯的小眼睛，喜欢戴耳环和梳发髻。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女孩，大都有着高挑的身材，丢丢便是。她有一米七，双腿修长。她的小腿圆润，大腿结实却不乏柔美，似乎你摆到她面前一双舞鞋，她就能踮起脚尖，轻盈地起舞。丢丢有着男人一样的剑眉，可以看出她性格的凌厉和豪爽；她又有着敦厚的嘴唇，让人能感觉到她为人的厚道。

    老八杂那些暗淡破旧的房子，据说是旧哈尔滨的“马市”。那时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马市”也就兴起了。“马市”在，就有养马人。有了养马人，就要有娱乐。老八杂现存的半座米黄色的小楼，过去就是舞场，是一个俄国商人开的。它位于老八杂的腹地，主人就是丢丢。

(节选自中篇小说《起舞》)

    ①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

    ②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③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④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露天教室

李汉荣

    记得那是秋天，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我们坐的那个教室，低矮，潮湿，光线昏暗。窗玻璃碎了，就用报纸糊上，好像舍不得用白纸糊。学校太穷了，但我们不怨学校，因为同学们都是农家子弟，都穷。学校再穷也有这么大的教室，我们家里可没有这么大的房子。

    但是，几十个小孩子挤在教室里，又闷又暗，这可比不上家里那么自在、随便。我和同桌喜娃都感觉上学不好玩了。

    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姓王，别的老师叫他岳仁老师，他好像是忍不住了。

    那天上语文课，王老师扶扶眼睛，擦擦脸上的汗，说，同学们，闷不闷呢？

    大家齐声说：闷。热不热呢？热。暗不暗呢？暗。怎么办呢？教室默然。

    王老师看看大家，说，我有一个想法，校长也同意。我上语文课的时候，如果天不下雨，就到野外去上。这一段主要是识字，许多字在大自然里都能找到，我们的祖先就是在大自然里受到启发，发明了这些字，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大自然里体会先人们造字的艺术。同时，野外敞亮，空气好，对大家身体有好处。你们愿意吗？愿意！

    于是，刚刚“圈养”起来的这批乡下孩子，就有了“放生”的机会。

    那个露天教室距离学校约有三百米，是一块比较平坦的坡地，四望皆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原，一条小河朗诵着一组费解然而好听的句子蜿蜒北去。

    我们坐在草地上，抬头看天，天好像也在低下头，面对面的看着我们。这时我们已有一点点“文化”了。忽然在没有文化的天底下、野坡上学文化，一切都变得陌生、神秘起来。

    我们把目光从天上收回来，哪个字是“山”？同学们都认识了“山”，老师说，是啊，我们的四面八方到处都写着山，这就是象形字，模拟自然物象发明的字，发明这个字的古人，说不定与我们一样，也是个山里人。

    再看“水”，随着老师的提示，我们的目光都投向了前面的那条小河是的，我们看见了水，认识了水，水，从河里流进书里，又流进我们的记忆里。

    最有意思的是这几节课。那天早上第一节是语文课，我们早早就来到坡地。

    当我们打开课本，天空也哗啦一下子打开课本。蓝莹莹的黑板上，写着亮灿灿的一个“日”字。而离开“日”字不远，蓝黑板上还隐隐约约写着一个“月”字。

    这白昼的月亮，夜晚的字迹还没有从黑板上擦去。

    老师兴奋地望着我们，望着天空。他几乎是手舞足蹈领着我们齐声读起来。

    我们都离开课本，望着天上的旭日和残月，此时的我们，使用的是多么大的课本啊。

    太阳渐渐靠近了月亮。老师说，同学们，你们看，天上的板书，那是一个什么字？

    坡地上响彻着童声：明，光明的明，明天的明，明白的明。

    就这么我们认识了日，认识了月，认识了明。那个蓝莹莹的黑板，就写着这三个字。三个字，再过一万年都在记忆里刻着。还有一次，老师教我们读写“人”字。一撇一捺，很好写。但做人可不容易啊。同学们，我们一生一世都要写好这个人，做好这个人啊。

    正在这时，一个农民扛着一根扁担从坡地不远的玉米地边走过。老师让我们注意，看前面，一个字走过来了，大家快认啊

    那不是一个“人”字吗？是的，那个人的肩上多了个什么？一根扁担。

    是的，也是多了一横，这个人字就变成“大”字了。

    老师继续说，这就是说，劳动使人变大了，或者说，大人们总是很辛苦地劳动。

    我看那个人，似乎很熟悉，仔细读了一会儿，才知道，他就是我父亲。

    父亲始终不知道，多年前他是我们的一个象形字，他被很多孩子写进了记忆的黑板上。

    老师接着说，是的，人的肩上扛根扁担就成了大字，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劳动使人变得伟大了，但能不能说，人就是最大的东西呢？

    我们回答不上来。

    老师指着远处渐渐变小了的人字（我们的象形字，就是我的父亲），说，这位叔叔，也就是这个“人”字，因为劳动（那多出的一横，那根扁担）是“大”了，你们再往高处移动一点点，是个更大的东西，你们看见那是什么？

    老师指着我渐渐变小的父亲，那个移动的大字和大字上方，领着我们齐声读出一个字：天，天空的天，天亮的天，天天向上的天。

    在坡地，在露天教室里，我们只上了不到十节课，这位王老师就被调到别处了，我们也就结束了这段快乐有趣的日子，重新回到低矮、潮湿、昏暗的教室。由“放生”回到“圈养”，回到小小的课本里。

    这些年，已是中年的我，常常回想往事，把日历一天天倒着往回翻，翻着翻着，就翻到了童年的那些日子。我也曾访问过我当年的中学小学，令我伤感的是当年的教室都拆了，校址也搬迁了，竟然找不到往日的一石一瓦，那多梦的年华，全都深埋进岁月的厚土里了。

    去年，我回到故乡，找到了当年那个露天教室，那个平缓的山坡、这不起眼的地方，却是我心中的名胜古迹。

    它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平缓，略微倾斜。王老师当年讲课的位置，稍高一些，在这样的角度面对他的学生，面对我们身边摊开的无限延展的课本，他可能找到了一种奇妙而宽阔的美感。现在想来，王老师虽只是个小学教师，但是他是深有教养、别有胸襟的人。从今天的眼光看，他也是个另类，是高品位的另类。我深深的想念着王老师，岳仁老师。

    坡地四周有许多树，柏树，松树，槐树，香椿树，青冈树，是个杂木林。我坐在被树木的绿荫和香气笼罩的坡地上，闭起眼睛，让时光倒流，流到那露天的童年，流到那鸟飞草香的童年，流到那写满象形字的童年。

    山还在那里写着山，水还在那里写着水，云还在写云，雾还在写雾，田还在写田，苗还在写苗，虫还在写虫，羊还在写着、念着自己：羊羊羊。

    我用手掬起一捧土，贴近耳朵，我听到一片童声，由远而近。

    我伏下身子，注视一丛苜蓿花，那细微的香气向我心里吹送，与我身体里藏得很深的那些香气汇合了。我被这单纯的香浓缩成一个简单的思想，一个简单的字。我知道，这丛苜蓿花认识我，多年前，它就望着我笑，笑着笑着就凋零了。它把那段记忆藏在泥土里，年年都要捧出来复习一次，然后又珍藏起来。

    到黄昏，我仍然坐在坡地上，一一辨认着写在高天厚地、刻在青山流水上的无数象形字，直到银河哗啦啦打开。抬起头，我看见宇宙的大书如此浩瀚，多少深奥的文字我们都不认识。我忽然意识到：我们人类懂得什么呢？顶多只是认识了几个常用字。在时间的滔滔辞源、空间的滚滚辞海面前，我们，只是牙牙学语的顽童。

    是的，再豪华的殿堂，再排场的教室，都会被时间拆掉、被岁月夷平。但是，有一种教室永远坚固，永远存在。

（有删节）

哦，香雪

铁凝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不久，这条线正式营运了，人们挤在村口，看见那绿色的长龙一路呼啸，挟带着来自山外的陌生、新鲜的清风，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

    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列车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

    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得鸟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然后，她们就朝村口，朝火车经过的地方跑去。

    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隔壁的凤娇第二个就跟了出来。

    哦，五彩缤纷的一分钟，你饱含着台儿沟的姑娘们多少喜怒哀乐!

    日久天长，她们又在这一分钟里增添了新的内容，她们开始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作买卖，换回台儿沟少见的挂面、火柴，以及姑娘们喜爱的发卡、纱巾，甚至花色繁多的尼龙袜。香雪平时话不多，胆子又小，但作起买卖却是姑娘中最顺利的一个，有时她也抓空儿向他们打听外面的事，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打听什么叫“配乐诗朗诵”。

    台儿沟没有学校，香雪每天上学要到十五里以外的公社。公社中学虽然女同学不少，但她们的言谈举止，一个眼神，一声轻轻的笑，好像都是为了叫香雪意识到，她是小地方来的，穷地方来的。

    “你上学怎么不带铅笔盒呀?”她们问。每到这时，香雪的同桌就把自己那只宽大的泡沫塑籵铅笔盒摆弄得哒哒乱响。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好像忽然明白了同学们对于她的再三盘问，明白了台儿沟是多么贫穷。

    深秋，山风渐渐凛列了，天也黑得越来越早。但香雪和地的姐妹们对于七点钟的火车，是照等不误的，她们仿照火车上那些城里姑娘的样子把自己武装起来，整齐地排列在铁路旁像是等待欢迎远方的贵宾，又像是准备着接受检阅。

    火车停了，它对台儿沟表现了少有的冷漠。

    香雪顺着车身一直向前走去，它的出现，使她再也不想往前走了。她认清了，放在一个女学生面前的真是一只装有吸铁石的自动铅笔盒。不知怎么的，她就朝车门跑去。当她在门口站定时，还一把攥住了扶手。香雪终于站在火车上了，这时车身忽然悸动，接着车门被人关上了香雪扑到车门上，看见凤娇的脸在车下一晃。地拍打着玻璃，冲风娇叫喊着:“风娇!我怎么办呀!”

    列车无情地载着香雪一路飞奔，下一站叫西山ロ，西山ロ离台儿沟三十里。这里上车的人不少，下车的却只有一位旅客。

    她胳膊上少了那只篮子，她把它悄悄塞在女学生座位下面。在车上，当她红着脸告诉女学生想用鸡蛋换铅笔盒时，女学生一定要把铅笔盒送给香雪，但香雪收下了铅笔盒，到底还是把鸡蛋留在了车上。台儿沟再穷，她也从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

    一轮满月升起来了，照亮了寂静的山谷，灰白的小路，照亮了秋日的败草，粗糙的树干，还有一丛丛荆棘、怪石、还有漫山遍野那树的队伍，还有香雪手中那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她这才想到把它举起来仔细端详。她看清了它是淡绿色的，盒盖上有两朵洁白的马蹄莲。她打开盒盖，觉得应该立刻装点东西进去。她从兜里摸出一只盛擦脸油的小盒放进去，又合上了盖子。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这铅笔盒真属于她了，真的。

    她站了起来，忽然感到心里很满，风也柔和了许多，她发现月亮是这样明净，群山被月光笼罩着，像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那秋风吹干的一树树核桃叶，卷起来像一树树金铃铛她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要是再碰上今晚这种情况，谁都能从从容容地下车。

    台儿沟在哪儿?香雪向前望去，她看见迎面有一颗颗黑点在铁轨上蠕动。再近一些她才看清，那是台儿沟的姐妹们。香雪忽然觉得心头一紧，不知怎么的就哭了起来，那是欢乐的泪水，满足的泪水。面对严峻而又温厚的大山、她心中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做。她举起铅笔盒，迎着对面的人群跑去。

    迎面，那静止的队伍也流动起来了。同时，山谷里突然爆发了姑娘们欢乐的呐喊。古老的群山终于被感动得颤栗了，它发出宽亮低沉的回音，和她们共同欢呼着。

    哦，香雪!香雪!

(原载《青年文学》1982年第5期，有删改)

青山为证

叶仲健

“依第。这信递岭上去！”端叔将一封信交给放牛娃。“给哪个?”放牛姓看出端叔十分急慌。

“一个叫青山的人。”端叔叮嘱，“记住，只能交给他！”

绊风岭，童安镇最高的山，上面有个村子，稀稀拉拉几户人家，眼下是游击队根据地，上去得半天，对放牛姓来说，只消个把钟头，以前放牛，他常跑上面去，有条近道，得穿越一处崖洞，鲜为人知鲜风岭村口，一个小伙子拦住放牛娃，问他找谁。放牛娃说：“青山。”“找青山哈事?""见到青山才能说。”小伙子搜遍放牛娃全身，才领他往村里走。信，躺放牛娃鞋窝里，没被发现。

将放牛姓带到一个汉子面前，小伙子退到屋外站岗。“找我哈事?”汉子不老，三十来岁模样。

“青山横南北?”

“绿水绕西东！”

暗号对上，放牛娃脱掉鞋，掏出信，递过去。

汉子扫了一眼，未立即打开，拍拍放牛娃臂膀：“好样的！”

放牛娃是我的父亲。他自小是孤儿，寄养堂叔家，十三岁被国民党抓走当壮丁，半路逃脱，躲进苦竹村，给林伯家放牛。父亲说端叔过去是隐藏在我们村的地下党员，他帮他送过好几回鸡毛信，“有回撞见一伙巡山的，不懂哈来头，我只管逃，他们在我背后追，跑出几里地，我上树躲了一宿，不知道多惊险！”

父亲将他的故事对我讲了无数遍。20世纪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县政府办，工作一年多后，意识到一个问题；父亲对革命事业也算有过贡献，按理应该享受优待才对，可父亲哈都没有享受过，修了大半辈子地球，一生清贫。我向民政局朋友咨询此事。朋友说对老地下党员和老游击队员，国家确实有优待政策，前提是你得去认定身份，具备至少两名在世的且同时期、同地点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证明。

我回家向父亲提及此事，让他联络编叔和青山，“只要拿到他们出具的书面证明，每月就能享受好几百元补助。”“我看还是算了，当年我又不是奔着好处去的。”父亲将头摇成披浪鼓：“黄土理半截的人了，争这些做甚?”我说：“至少得让国家给你恢复名分吧?”父亲还是拒绝。我有些生气：“你要嫌害臊，我替你去办。"

从父亲话中得知，端叔全名林成，新中国成立后在童安镇政府工作，家就在镇上。只是，一番辗转，我打听到，曾任制镇长的端叔，十年前退休，两年前过世，不曾造留与父亲有关的一鳞片爪，出师不利，也就失去寻找青山的必要，“青山”是否真名，何许人也，身在何处，也许死去的蝙叔才清楚。这事就此搁置，父亲雅患胃癌过世后，不了了之，每每回想起此事，我难免遗憾。

后来。我调至市司法局，听说我来自童安镇，一位同事说他知道那地方。“有个红色革命根据地遗址吧?我父亲当年在那蹲点过，他是老共产党员，参加过孟良幽战役。”文献记载，游击队在绊风岭设立根据地，前后不到两年时间，倘若他父亲在那里参加过革命，保不准会知道我父亲。我让他回家问问他家老爷子是哪一年的事，记不记得当时有个放牛娃给他们送过鸡毛信。同事当即打电话，挂掉电话后说他父亲当时不负责通讯任务，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得向王副局长打听。“王副局长?”“市公安局王青山制局长，早退了，跟我父亲是老战友，"听到“青山”这名字，我无比激动，迫不及待让同事引见。同事说没问题，周末让他父亲带我去。

眼前这位老人，九十二岁高龄，谈吐清晰，据说还能每天看报，他问我有没有我父亲年轻时的照片。我说没有。父亲只照过一次相，晚年照的，那照片成为他的遭照。他说：“既然你爹已经过世，你找我的目的是啥?”我怔住，是呀，我的意图是让政府恢复父亲的名分，还是奢望上级照顾我的仕途，抑或只是为了印证父亲那段被埋没的历史?“不瞒你说，当时是有这么个放牛姓，至于是不是你爹。恕我不能下结论。”这是位相当睿智的老人。我尽可能表现得不卑不亢：“有您这话，不枉此行，”

我向王青山老人辞别，转身离去那一刻，苍老的声音逃过来：“我给过他一枚弹光！”

我的心被抓了一下，回过头问：“刻着“王'字的弹光?”

老人目光一亮：“对对对，我还让他有因难拿弹壳来找我哩，还给过他地址，”那枚弹壳，父亲看得很重，跟钥匙率一块儿，傍在身边几十年，只是他过世后，我忘记丢那去了。回想起来，身份认定这件事，父亲一直是拒绝的。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老游击队员和老地下党员，拒绝享受国家优待。不想给国家添麻烦，哪怕再穷困潦例，也不向政府伸手，他们是最值得敞佩的人……”坐着的老人颜疵巍地站起，左手按住我手背，右手拍拍我臂膀，“你爹。好样的！”

回到老房子，翻箱倒柜，那枚洋壳怎么也我不着。我知道它真实存在过，如同父亲那段峰噪岁月，青山可证。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