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新人文主义

﹣﹣儒学未来发展的一条可能路径

王正

    儒家对人、对社群、对自然、对精神的理解，与西方不同。中国思想是在一种“存有的连续”中去思考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关系，而西方则是以各个分解的逻辑或定义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在这样一种差别下，基于儒家思想的新人文主义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考基础和实践方向。

    儒家认为个人不是个体性的存在，因此儒家根本反对西方近代以来原子主义式的对人的理解。儒家认为每一个个体都不是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具体盼与他人共同在一起的伦理情境中，所以儒家特别重视人伦观念。孔子就曾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人应当按照人伦规定来生活，任何试图逃离人伦之外的想法和做法从根本上讲都是有问题的。

    对于社群，儒家认可独立社群的独立存在意义，但儒家并不认为各个社群之间是一种绝对不同或者完全隔离甚至处于冲突的状态，而是将各个家庭、社区、民族、国家和文化共同体看作相互关联着的社群，并认为由这些社群共同构成了一个最大的社群﹣﹣整体人类生活的这个世界，而这个最大社群的和睦正是它的共同善。由此可知，儒家认为每个小社群之间不应当是冲突对立的，而是应当基于对大社群和谐的认同而处于和睦的状态。

    儒家认为自然虽然有其独立客观的意义，但从根本上讲，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不是外在于自然的，因此自然在一定意义上也内在于人的存在中。也正因如此，人虽然有其特殊于其他物种的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高于自然，而恰恰是自然赋予了人这种独特性，所以人应当在一定的不伤害自然的范围内去实现自己的独特性。当这种独特性和自然恰到好处地共同实现的时候，就是儒家的“天人合一”了。

    当然，儒家的天还有命运之天和义理之天的含义，因此儒家的天人合一并不仅是自然意义的合一，还有终极超越意义的合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天”无声无息而自然作用，生化万物而并不与人分裂，因此它是人本来应具之天性和最终应达之境界。所以人应以天为则，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最终实现最高的境界﹣﹣天人合一。由此，儒家将人的精神提升到具有宗教性意义的程度。

      因为儒家如上对人、社群、自然、精神的认识和追求，基于儒家的新人文主义可以成立。而这种成立，不仅是一种经典阐释上的成立，更是一种哲学理念的成立。因为它是当代儒家学者经由和西方以及其他文明的对照，而在传统儒家基础上重新发掘出的具有新意义的哲学理念，所以它可以在当下这个现代甚至后现代的时代生发出真正的力量，去影响人、改变人。当然，我们应当给基于儒家资源的新人文主义一个长时间的发酵，以使它正常而顺利地发展，而不宜过于苛刻的要求它迅速发生效力，那最终只会伤害到这一理念的自发性生长，而造成儒家思想一次新创生的迟滞。

中国人的姓与名

余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关永礼先生所著的《中国姓氏文化》一书中讲到，许多欧美国家名前姓后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颁布《平民必称姓氏、名字义务令》，普遍推行姓氏制度，改变了此前只有贵族、武士、神职官员才享有姓氏的历史。

    而细致考究下来，“姓”的历史要比“氏”更古老。“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的母系血统，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嬴、姒、妫、姚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远古的人们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于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比如在周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姜嫄因踩了熊的脚印而生了后稷，因此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甲骨文“姬”字的右半部，就是熊的脚印的象形。而在商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简狄因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子就是卵或蛋的意思。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是来自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他们要对自己率领的群体用某种称号作出区分，这就是氏的来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人们在交往中互相称名称氏，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古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这是因为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开始取字。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束发的簪子），作为成年的标志，可以取字。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因此，以字相称，表示尊敬。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还有以反义相对取字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字义相反。

    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取代。

（选自《北京日报》）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李振宏

    ①以往，变革精神这个黄河文明的显著特色，一直未被人们重视，即人们总是给这种文明冠以保守性的特征，这种认识误区，应该得到扭转。

②过分强调大河流域文化、平原文化或农业文明的保守属性，主要是源自于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按照地理特征把世界区分为三种类型：高地居民的性格是好客和掠夺，平原上居民的特性是守旧、呆板和孤僻，海岸居民的性格是勇敢、沉着和机智。这便是将平原流域的农业文化或农业文明打上保守性特征的论证。

    ③《周易》“革卦”曰：“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意思是说，革卦象征变革，在“巳日”推行变革并取信于民众，前景就至为亨通。革卦的《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仅求变，而且倡导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性变革。

    ④社会的变革如此，对于人的基本素质的培育也是如此，要求个体的修养、成长也要日日求新。《大学》就反复教诲人们要去创造，去求新，《大学》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⑤这样一种强调求新求变的思想，既是历史本身的观念反映，也反过来催生历史的变事和发展。三代的历史沿革就具有明显的文明变迁意义，夏商周三代只有千余年的历史，这对于早期文明来说并不算长，但却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迁。

    ⑥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革，就是这种文明内生性的历史巨变。中国历史的这场深刻变革，既是黄河文化区域内的政治变革，也在思想层面上受到“天地革而四时成”的变革精神的支撑。各诸侯国内的变法运动，大都继承这样清晰的变革思想。正是这样的变革思想，支撑了长达数百年的变法运动，终于把行之千余年的贵族制推进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⑦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不管是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选官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以往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说法，说中国古代社会长期迟滞或停滞不前，较之欧洲的封建时代要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认识误区，而且也是一种并不恰当的比较。这种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超级稳定、迟滞发展的说法，完全无法解释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毫无争议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事实。

    ⑧事实上，古代中国并没有传统所理解的农业社会那种无限依赖于土地所造成的孤僻、呆板和保守，而是在平原流域丰厚的土壤条件上，创造了中央集权制度，创造了科举制度，创造了官僚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四大发明。

    ⑨黄河文明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相对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来说，没有保守性的文化因素是不可能的，但一种显示了巨大创造力的文化，只注意到它的保守性的一面，显然是不客观不公允的。

（节选自《光明日报》  有删节）

    文艺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火热的社会实践，来自伟大的人民群众，来自深厚的文化情怀。

    作品是作家立身之本，实践是作品的立足之基。古今中外的名篇经典无一不是历史变迁、社会变革、时势变局的写照。人类的发展史、民族的苦难史、国家的奋斗史、社会的兴衰史、政党的成长史，都是伟大作品的原材料。没有饥寒交迫，就不会有《国际歌》的深沉、有力。没有山河破碎，就不会有《义勇军进行曲》的铿锵、激越。真实的社会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今天，文艺当立足于大时代、大视野、大情怀，气势磅礴地呈现中华儿女正在共同书写的壮丽史诗“中国梦”。

    人民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历史舞台的主角，是书写历史的主人、贯穿时代的主线、推动进步的主力，人民是文艺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文艺的繁荣源自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人民是文艺的立足点，也是生长点；评判文艺的标准由人民掌握，检验文艺的成果由人民说了算，人民的满意度是文艺的着眼点，也是着力点。关注人民、体恤苍生，是文艺的本分。能不能闻见人民的气息，能不能感到人民的脉动，决定着文艺是不是有生命力。文艺的创造力表现在对人民心灵的深层观照、思想的高度映照、精神的真实写照。人民滋养文艺，文艺反哺人民。表达人民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反映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和文化权益，文艺义不容辞。

    价值观是文艺的生命。“文载道，诗言志。”自古以来的中华经典无一不是思想的峰峦。文艺的审美观，以道德观为轴心。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凝成中华道德文化的遗传基因。孝老爱亲、乐善好施、见义勇为、知恩图报等汇成中华民族的浩荡古风。几千年的古老民族栉风沐雨地反复锻打一个“德”字，高尚的道德观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炽热滚烫的血脉里，也奔涌在绵延不绝的文脉中。

    文艺要有批评。文艺有两个功能不能放弃，一个是赞美，做满腔热忱的讴歌者，一个是批评，做训练有素的质疑者。不会赞美就没有温度，不敢批评就没有力度。“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是神圣的使命；批评的文艺与文艺的批评，是前行的双桨。文艺要做批评人性缺陷，抨击社会阴暗、针砭世相时弊的“啄木鸟”，也要做歌颂光明、赞美高尚、褒扬美好的“百灵鸟”。要提高人生境界、提升社会温度、增强生活信心、帮助群众进步，给人以希望。要赞美平凡中的伟大、平实中的崇高、平和中的智慧，对人民要关爱，怜惜、心疼，而不是淡化、矮化、丑化，甚至是谩骂、讥讽、羞辱。

    文艺要自重。要以思想的力量、道德的底蕴、智慧的光芒衡量作品的价值，而不是依靠虚情假意、矫情做作、滥情失范来迎合人性的弱点。文艺是市场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要做大文艺市场，而不能大搞市场文艺。

    图书是一种特殊商品，多数出版社一直重视“塑造品牌”，进行“品牌化经营”。业界流行“睹书思社”的说法，美国著名出版家史密斯·贝利说：“出版社并不因它经营管理的才能出名，而是因它所出版的书出名。”可见，那些能让出版社出名，进而引发读者“睹书思社”的书，就是那些能够体现出版社品位的特色品牌书。品牌图书可谓出版社的立社之本、强社之本、优社之本。一个出版社如果没有品牌产品，早晚会被市场淘汰。

    事实上，品牌图书不是专家们投票评出来的，更不是出版社刻意贴标签自封的，而是在图书市场中形成的，是通过时间隧道过滤、积淀的结果，是读者心中的口碑。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但凡称得上是强社和名社的，都有品牌图书作支撑、作招牌、作标志。

    商务印书馆以出版工具书和学术名著在国内出版界独占鳌头，赢得“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的美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自出版以来就受到全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这两本品牌工具书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早年推出的“万有文库”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图书。这些承载大国深厚文化和世界进步思想的招牌书、品牌书铸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荣光。

    三联书店与哈佛燕京学社共同策划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明确定位于国内中青年学者的原创性著作。追求的境界是只求有利于学术，不求闻达于世间。他们以推动学术进步为目的，严格评选，鼓励创新，提倡开放。

    “书比人长寿。”这是出版界的一句箴言。当代编辑理应有这种追求。但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大量的平庸之作充斥市场，有的甚至是垃圾书。何以出现这种让人汗颜、担忧的局面?原因虽多，但编校人员缺乏工匠精神是一个重要因素。

    何为工匠精神?就是止于至善、精益求精、执着专一，着力追求完美与极致的精神。将这种精神融于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就是要对文字抱有敬畏之心，如履薄冰，始终坚守文化的价值，树立文化自觉的意识；在把握文化品质、思想内涵、学术价值、语句规范、知识准确等方面，力求做到字斟句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复推敲，精准定位。

    古往今来，我们的先哲执着专一地践行工匠精神的事例不胜枚举。战国末年，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为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让人把全书誊抄一遍，悬挂于咸阳城门，“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就是“一字千金”典故的来历。这个经典故事，就是对以工匠精神打造文化精品的最好诠释。

    实践证明，精品力作都是精益求精、精雕细琢而成的，品牌图书的打磨更是如此。当今，在出版这个行业里，有一些不显山、不露水、不张扬，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堪称践行工匠精神的楷模，值得敬仰和效仿。如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邓蜀生，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黄绍湘《美国简明史》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那份手写的总计78页的审读意见中，邓老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认真的态度令人叹服，作为学者型编辑的典范，值得我们每一位编辑学习。

（摘编自乔还田《品牌图书是强社之本》）

    ①“心”，包括志、意、情等在内，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但基本上一个意思，是中国传统哲学、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无论书法、音乐、绘画还是诗歌，中国艺术基本都是从“心”字出发。由此，这些艺术形式虽然不能相互替代，却可以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沟通。

    ②西汉文学家扬雄在《扬子法言》中提出“书，心画也”。他当初所说的“书”，原本指书籍。但后人以书法解释“心画”，已被普遍认可，可表达为人的“心灵活动的轨迹”。那么，书法心灵活动的轨迹是什么?是点画，是线条，是笔法。侧、勒、努、趯、策、掠、啄、磔，无论哪一笔都是从最基本的点开始，正所谓“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一点一画。都包含创作者的心灵活动，成为规范化后的“心”的一种美化。

    ③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是中国人的人文心胸，主要用来表达情感。有些诗虽格律正确，却缺少真情实感；有些诗看似华丽规整，却是套用前人陈词，或是胡乱堆砌词语，令人读之无味。反之，有些诗虽不工整，但自有情怀真意，令人回味无穷。据传宋代诗人潘大临一日见窗外雨打秋林，风涛阵阵，遂诗兴大发，写下“满城风雨近重阳”。这句诗刚落笔，突然被收租人打断兴味，无以为继。所以只要不做作，抒真情，明其志，即便没有名篇传世，也不失为一名合格的诗人。

    ④中国画讲求形神兼备，早期重形。如《尔雅》所云：“画，形也。”战国韩非子的画鬼魅易犬马难，重形似；到南齐谢赫将“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宋代文人介入绘画者多。我以为，从文人画开始，更讲“心”，“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也就是说，作画最重要的是形与心要相合。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曾说，“我花了四年时间画得像拉斐尔一样，但用一生的时间，才能像孩子一样画画”。可见，中外艺术传统虽有差别，但亦有共通之处。即以“有意味的形式”来说，形是直觉可视的，但必须有意味。有意味就要联系到心灵活动、心灵感受。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形式不就单纯成为视觉活动了吗?所以从“意味”这一角度来做研究，与我们所说的“心”虽不尽相同，但还是有相通的。

    ⑤情，乐本情性。古人曾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也就是说“声”要加以规范化和美化才算“音”，由此才能形成“乐”。就艺术的纯粹性来说，一般认为书法与音乐最为相近。有一天，我吃早饭时，看到报纸上有句话，“嗓门大的人不见得会唱歌”。我认为这话说得很对。有的人嗓门很大，唱歌却跑调，徒有“声”而没有“乐”。或说那“声”本来就缺少美的素质。从声到音再到乐的过程，需要无数次的规范化和美化，最终抒发情性才足以动人。

    ⑥“写心”是中华民族悠久的艺术传统。书法与其他艺术都讲求写心，都讲求志、意、情的表达。书法最强调“心”的重要性，所以中国其他艺术都可以从书法的美学原则中寻根，从而得到启发。当下我们要“写心”，就要发挥创作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心”应该是天赋、精力和体验的积累，只有不断学习、行动、体会，才能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人格力量和独立个性，最终才能达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境界。

 （节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