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圆梦正当时，中国梦激荡最大“海归潮”

    优惠的政府政策、全球最活跃的经济、快速发展的高新产业、持续投入的科教事业、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及海内外“人才、项目、技术、市场、资本、场地、服务”全面对接的平台，正吸引越来越多海外学子归国追梦。国外媒体评价，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这样大规模、这样专业化地吸引人才回国。

    “现在，海归回国主要是被‘吸’回来的。”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说，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条件、更有能力吸引全球人才。詹天佑、茅以升、钱学森、邓稼先……纵观历史，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赴外求学、归国兴邦。

    今天，除了拥有前辈们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吸引大量海归人才归来的，还包括自我价值与个人梦想的实现。

    然而，在全球竞争中发展成一个人才大国、人才强国，仍需下更大决心、更大力气。 一份面向全国200多所高校的问卷调查显示，“编制过死、编制偏紧”是人才管理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从人才发展上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还存在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布局不优、效率不高等困境，破解这些“瓶颈”，唯有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附图：

（选自2017年2月22 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二：

    新东方海威时代与全球化智库(CCG)共同发布了《2016 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六成企业在招聘时仍更倾向于使用海归人才，而82.5%的单位均在一定程度上对海归员工采取了倾斜性优待(如更核心的岗位，较高起薪等)。

    而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是，身处海外的留学生在回归本土职场的过程中也遭遇了些许不利因素。《报告》结果显示，多数企业的招聘岗位数量，招聘时间，招聘渠道对海归求职较为不利。同时，海归人才在求职过程中也暴露出对国内就业形势不了解，错过企业招聘季以及缺乏明确职业规划等问题。超过 50%的海归认为不了解国内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是回国就业的第一不利因素，同时47.3%和32.4%的受访人员认为回国时间错过校招季以及岗位海投效率低这两大因素导致了海归回国就业难度增大。

（摘自中国新闻网，有删改）

材料三：

    日前，杨振宁、姚期智两位老科学家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一事，引发热烈关注。

在舆论场上，以耄耋之龄回归故土的杨振宁更是备受关注。已近百岁之龄的杨振宁，估计已不会如年轻时那般埋头扎根于科研一线，或许正如他本人所述，“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是文化的归属感让他对故土恋恋不舍。抑或是科学上的引路精神让他回来发挥“余热”，为后来者指引前路，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说：“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杨振宁选择入籍，是他对晚年道路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国家的道路选择是交叉的。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创造的开放环境，对世界潮流的融入，杨振宁的归来方才有了现实的可能；而杨振宁等一批海外科学家的归来，又会给中国科研带来从项目到建制与世界接轨的机会。

对于中国来说，迎来杨振宁桑榆晚年的同时，也不可否认，错过了杨振宁最辉煌的科研生涯。由此，未来的方向也当因之厘清：让更多科学家们愿意留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出最精尖的科研成果，不仅是因为中华文化的血液，更因为是先进的设备、优厚的条件、社会的理智与尊重、环境的平和与包容。

（来自光明网，有删改）

材料一：

    畸形化的“天价片酬”现象，说到底还是中国影视产业不成熟的产物。产生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制作成本还未形成合理的分配机制，重大牌明星的“眼球效应”而轻后续的技术制作，而这些正是形成“天价片酬”的重要原因。“天价片酬”现象存在多年，却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改观。这表明单纯的市场调节或许难以改变，但主管部门的干预调节如何适度和有效，同样考验智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通告中表示，将指导行业协会联合大型影视公司抓紧制定抵制“天价片酬”的行业自律公约。通过行业自身的调节形成合理机制，这或许也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方法。

（摘编自《长江商报》2016年8月31日）

材料二：

    2012年《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对照目前影视业发展现状，笔者认为一些影视产品偏离了先进文化方向，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比如现在清宫剧流行，剧情雷同模式化，荧屏上豪华贵气的宫廷别院、披金戴银的皇室贵胄，演绎着奢华糜烂、纸醉金迷、尔虞我诈的宫廷生活，主子、奴才互称，如此文化产品只是传播封建、享乐、奴役等思想，难以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难以提供正能量。

    当前影视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制约，或许并不是资金问题，如果真缺钱，明星大腕高额片酬从而何来？当前影视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许是专业人才素质、创意、产权保护、文化价值观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影视产品就无法成为社会的正能量，而钱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炒作影视类公司另一个直接的社会负效应就是财富更趋两极分化。明星们的片酬动不动就上百万、上千万，影视公司上市后影视明星作为股东，其财富又将被股市放大，千万富翁变成亿万富翁，亿万富翁其钱财则变得不计其数。明星们趁着股市文化的缺陷暴富两次，其财富远超过其贡献的社会价值，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摘编自腾讯网 2017年03月02日  有删改）

材料三：

    近年来，影视创作日益繁荣，但大量悬浮于现实的玄幻剧、言情剧占据荧幕，既不能给观众的生活以指导，也不能深化人对现实的思考。电视剧《白鹿原》通过精心的制作，让观众真切感受到现实主义的魅力，呼唤现实主义重新回到观众的视野中。

    当下影视角色常常流于扁平化、脸谱化和同质化，缺少人味儿和烟火气，更缺乏文化内涵，这与影视创作脱离现实的土壤有很大关系。《白鹿原》以强烈的现实关照塑造了持重的白嘉轩，狡黠的鹿子霖，憨直的鹿三等一系列生动的形象，通过细腻生动的细节描写还原了角色的复杂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原《中国艺术报》总编辑李树声指出，《白鹿原》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原型人物，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白鹿原》中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物都是一个文化史实，是20世纪文化反思的捷径，也是本世纪文化良知的成功展示。特别是白嘉轩、鹿子霖，他们经常手执烟袋，对坐在祠堂两侧，暗喻他们对应传统文化的不同侧面。

    影视作品要接地气，还要有地域色彩。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伟国认为，电视剧艺术只有植根于本民族的生活，深挖有地域文化的空间，民情的风俗、习俗等，追溯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积极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地域的风土人情，语言特点和文化精神。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7月2日）

材料一：

    李老师随省里的科技教灾组来到了岗底村查看灾情。他递给我一张写在烟盒上的字条：“需要果树管理技术，我可以帮忙。李保国。”后面留了电话。

    李老师给村民上的第一堂课，是剪枝。他把课堂设在果园，亲自动手，把一探果树的枝条，剪掉了1/3。农民心疼得不行，还有村民找到我家里，急切地说：“你找来的这个教授到底行不行？这不是糟漏年景吗？看他穿戴也不像教授。”面对质疑，李老师就一句话：“明年果树如果挣了钱是大家的，如果损失了，算我的。”

    为了推广“套袋”技术，李老师买了16万个苹果袋，免费送给村民。因为以前村民使用不成熟的套袋技术吃过亏，这次很多人死活不敢用。李老师还是那句话：“损失了算我的。”

    李老师就这样一次次给村民们立着军令状，推广新技术。第二年初见成效，第三年果园的面貌全变了，一亩多卖了3000多元，带来效益900多万元，真成了金苹果。

    这下，村民打心眼儿里服了，以后全听他的，他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

    从1996年到2009年这十几年里，李老师每年都有200多天住在岗底村。他研究推广的28项成果中，有15项是在岗底实验成功的。他想方设法给村民办夜校、搞培训，建议借邢台农校“送教下乡”，让100名果农在家门口读了中专。后来，62人拿了大专文凭，现在都在考本科，191人获得国家颁发的果树工证书。

现在，岗底村富了，村民人均收入3.1万元，村民都住上了楼房，做饭、取暖烧燃气，100多户买了小轿车。

（摘自内丘县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我见不得老百姓穷》）

材料二：

    “性格太倔，40年没变”

    “他这个人性格太倔，认准的事情，会一直干到底，任何人说了没用。认识他到现在快40年了，一点没变。”

    “在科研上，他特别能接受新事物，爱琢磨，种植技术年年变，随时更新。”

    身体出了几次大状况后，去医院检查，是心梗，医生叫他住院、卧床休息，他急了：“闹的时候没事，一到医院就成病人了，能有啥事？”谁都劝不了。

    “他就是不听话，要是当初做了心脏搭桥，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走了。”郭素萍很是无奈。

    “他的幸福指数很高”。

    郭素萍平静地说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李保国对吃没要求，对穿没要求，从不逛商场，衣服从里到外都是郭素萍给买。

    他对钱不感兴趣，觉得自己每月八九千元钱工资花不完，“不就吃药花点钱吗？平时去山里，人家还管饭呢。”

    他把发明的山地节水灌溉专利，免费送给唐山一位企业家。人家春节时捎了些螃蟹和虾，他很开心：这我收下了。

    他的任何东西，包括课件什么的，谁都可以拷走，他觉得人人知道才好呢。

    他不求名，有时听说新闻单位来记者了，他赶紧开车撤了。

    “他就愿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要求很低，他的幸福指数很高。”郭素萍说。

（摘自《郭素萍谈丈夫李保国：“他的幸福指数很高”》）

材料三：

    作为李保国生前所在学校的同事，我目睹了解了李保国从一个学农爱农、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山区综合治理专家，感受到他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报国情怀。李保国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3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走与人民群发展相结合的道路，在服务人民中寻找和实现自身价值。他常说，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教授，就是让咱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干点事，我是一名党员，理应带头把事情做得更好。李保国是太行山人民的好儿子。35年来，他的足迹踏遍太行山所有山区县，身上沾满了泥土，心中装满了百姓。他把太行山人民当成亲人，农民也把他当成自家人。李老师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太行山区地方的乡亲带走，撒在他生前为之奋斗、牵挂的太行山上，与巍巍太行相融，与山区人民相依。

（《摘自河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饶桂生（他是太行山的儿子》）

合欢树
史铁生

    ①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 

    ②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为了我的腿，母亲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尽管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但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找来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这对于瘫痪病人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③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④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⑤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似乎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风正在树林里吹过。

    ⑥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⑦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在一个大院儿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儿。有一年，院儿里的老太太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儿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却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⑧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⑨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也看不见它了。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

    ⑩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有删改）

材料一

近年来，影视作品与城市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2023年初，电视剧《繁花》热播，上海黄河路成为剧迷们追捧的热门景点。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又将新疆北部城市阿勒泰展现于公众视野。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影视作品对城市形象和文化推广的重要性，纷纷加大对影视创作的支持力度。这种“双向奔赴”的态势，对推动文化繁荣、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一座城成就一部剧，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光明日报》2024年6月19日）

材料二

“古城，变没变？”面对笔者的问题，常年从事文保工作的方楚兰答得直接：“格局一直没变。”潮州是从历史中走来的古城。站在城墙上望去，韩江、韩山立于前，“850多岁”的广济桥横卧江面，老城内街巷纵横，一条牌坊街成为古城文旅特色区的“中轴线”……高处有城楼城墙，近处有江水古桥，内里有小巷老厝，从高到低、由远及近、自外而内，古城格局充满了“立体感”，尽显魅力。

漫步广济桥，上面的部分亭台楼阁被开辟为潮州非遗展室，非遗传承人在室外开展常态化演示，增强与市民游客的互动。把活化利用放在文化传承发展的大格局中，摸清底数、厘清层次、创新手段，有利于释放文物价值，让文化魅力直抵人心。

62岁的郭金耀生于斯长于斯，见证了古城的点滴变化。在他看来，牌坊街的每一个牌坊都有故事，讲好文化故事能让游客感受深厚底蕴。文化根脉的跳动是实现活化利用的驱动力。一座城、一条街，要促进文旅发展、商业繁荣，就必须做好文化这篇大文章，让更多人知道文化的根、感受文化的脉。这就要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推动文物载体、文化遗产、文化业态相互交融、互促互进，真正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晚上没事了，沿着古城走一走，真是有灵气！”茶入盖碗，沸水冲泡，郭金耀一边展示潮州工夫茶，一边笑谈日常生活。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同时要合理利用，让传承千年的文化浸润在城市肌理中，如此，古城定会绽放新光彩，持续“潮”起来。

（摘编自李洪兴《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的“原汁原味”》《人民日报》2024年6月18日）

材料三

灯光渐暗，音乐渐起，江西南昌方言传承基地——贵林社老茶馆里座无虚席。追光灯再度亮起，演出现场氛围升温。台上相声演员长褂一甩，抛出精心设计的“包袱”，远道而来的游客一边品茶、一边互动，品味用南昌方言讲述的历史和故事，体验感“拉满”。让旅途充满“文化味儿”，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旅行时的选择。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走进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寻找百年大党的“青春密码”；头戴簪花、身着马面裙在福建泉州古城找寻“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踪迹；跟随电影《长安三万里》在陕西西安感受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随着旅游消费升级，人们的旅游需求更加多样化、个性化，旅游不再只是“看山看水看风景”，而是日益向“观文品史、体验生活”转变。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而言，文化体验越来越成为他们注重的旅游内容。一项面向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发起的调查显示，选择旅行目的地时，超过七成的受访者看重旅游目的地的历史人文含量，如历史积淀、传统文化、风土人情等。“文旅”在“旅”也在“文”，如何更好推动文旅融合，提升旅游供给的“文化味儿”，是文旅发展的一道“必答题”。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风貌丰富多彩，地方文化各具特色，这也恰恰构成了各地吸引游客的独特文化魅力。因此，提升旅游供给的“文化味儿”，需要注重把握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一段时间以来，县域旅游走红，许多县城成为网红旅游目的地。这背后，既有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县域旅游配套服务体系日渐成熟等共性因素，也在于不少县城不断推出富有特色的文化产品，吸引了游客目光、提升了旅游品质。在河北正定县，独具韵味的古城、古香古色的巡游表演，让“头回客”变成了“回头客”。在湖北竹溪县，立足非遗山二黄戏曲打造的武陵不夜城给游客带来充满国风和烟火气的独特体验。从实践来看，只有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特色，不“复制粘贴”、避免同质化，才能以有活力、有特色的文化产品激发文旅新动能。

推动文旅融合，并非只是原封不动地对文化进行呈现，而是要在守住历史文脉、文化精粹之“正”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达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目的。比如，参观博物馆渐成风尚，许多观众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而是希望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与文化。这就要求博物馆在深入研究文物特点与价值的基础上合理布展，用好智慧导览、全息投影、增强现实等新技术新手段，以深入浅出、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文物故事。再比如，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借助新潮的玩法、丰富的民俗、个性的文创“出圈”，密码也正在于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守正创新，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让历史文化更加可感、可知、可参与，这同样是提升旅游供给的“文化味儿”的内在要求。

当前，旅游业已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快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精心打造更多体现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的特色文化和旅游产品，让人们在旅游过程中更好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既符合广大游客期待，也将孕育巨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摘编自邹翔《“文旅”在“旅”也在“文”》，《人民日报》2024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