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画天空，背后有科学

    爱德华·蒙克的《呐喊》中，天空充满了红色的颜料，它们像一大块黏糊糊的东西，看起来如此沉重，似乎即将压下来。这夸张的色彩也许不是画家的随意泼墨，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物理学家唐纳德·奥尔森在《天空和望远镜》杂志中指出，蒙克画中的红色天空，也许是一种自然现象。

    那些传世画作往往反映了真实的气候环境情况。希腊气象局科学家赫里斯托斯·泽雷弗斯所带领的科研小组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他们搜集了554幅日落油画和水彩画。这些画作分别出自181位著名画家之手，其中包括法国印象主义画家德加、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荷兰画家伦勃朗、德国宫廷画师鲁本斯等。最后他们把研究论文发表于《大气化学与物理学》杂志上。该论文分析了16世纪以来554幅描绘日落景象的名画中红绿两色的使用频率，结果表明，在过去的100年中，大气中的悬浮颗粒物浓度一直呈上升趋势。他们认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造成大气中粉尘含量上升，这会阻碍阳光进入大气层，导致全球暗化。

    英国伯明翰大学气象学家约翰·托宁多年来也一直在苦心研究各个时期英格兰各地的天气状况，他意外发现莫奈旅居伦敦期间的作品为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莫奈创作于那时期的画作中，阳光在泰晤士河上跳跃闪耀，天空呈现出奇异的色彩变化。约翰·托宁想到，这些丰富的颜色并非出于莫奈头脑中的艺术幻想，而来自于真实的伦敦生活。那漫天黄色，应是高硫含量的煤燃烧后烟尘和硫酸盐颗粒散布到空气中，成为水蒸气的凝结核所致，在此条件下形成的雾霾比自然形成的雾更为持久。比较巧合的是，狄更斯在其有关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小说《雾都孤儿》中也写道：“在城市边缘地带，雾是深黄色的。靠里一点儿，是棕色的。再靠里一点儿，棕色再深一些。直到商业区的中心地带，雾是赭黑色的。”

    科学家去做了验证，选取莫奈1898～1900年创作的9幅作品，结合他同一时期的信件和日记，与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数据对照。令他们惊叹的是，莫奈身为艺术家，却如同科学研究者一样，一丝不苟地记录了创作日期及太阳所处的位置，绝无臆造。所以印象派大师的确是非常可信地用手中画笔将伦敦当年的绝世光影留存于世的。不过印象派大师的绚丽色彩，可能来自PM₁₀之类的大气污染物，想到这点不免让人有些沮丧。

(有删改)

和谐理念与建筑“三性”

何镜堂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谐共生、厚德载物等价值观，其中一个核心理念是和谐。和谐理念认为，世间万物在保持其独特性、多样性的基础上可以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这是中华文明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共同理念和价值取向。中华传统建筑文化也是如此，其和谐理念主要体现在对自然和社会的适应上，体现在城市、建筑、园林等各个方面。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和谐理念，是我们从事现代建筑设计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现代建筑设计师应将和谐理念与现代生活和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设计出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现代建筑。这需要高度重视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

    建筑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建筑，只有具体的、存在于特定地域的建筑。建筑总是扎根于特定地域的具体环境中，受当地经济、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影响，受所在地域的地理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和已有建筑地段环境的制约。地域性体现了建筑与其建造地点相关地理、人文、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和谐，它一方面要求建筑适应所在地域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要求建筑体现特定地域建筑文化的延续性。只有从建筑所在地域提取特色建筑元素、挖掘有益的建筑“基因”，并使之与现代科技、文化相结合，才能充分体现建筑的地域特色。

    建筑既是物质财富，又是精神产品；既是技术的产物，又是艺术作品。建筑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在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功能需求的同时，还应体现人类的科学思维、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优秀建筑，其精神内涵常常超越建筑本身，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常常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个文化标志，并能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当今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建筑必须与这些变化相适应、相协调。提高现代建筑的文化品位，要求我们既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着眼现代先进文化，还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

    建筑总是与时代紧密相关的。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得到广泛应用，新思想、新理念正在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观念和工作方式，这些都为建筑设计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同时，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设计节能环保、绿色低碳的建筑成为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建筑设计要适应当今时代的特点和要求，用建筑语言来表现当今时代的设计观念、思维方式和科技成果；努力寻求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点，设计更多展现时代风貌的现代建筑。

    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地域性是建筑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化性体现建筑的内涵和品位，时代性体现建筑的发展趋势。新形势下，中国建筑设计要不断发展、走向世界，需要培养一大批有文化自信和国际视野的建筑设计人才。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国外先进建筑理念与技术，吸收人类建筑文化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深化对中华传统建筑文化中和谐理念的理解，使我们所设计的建筑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绿色低碳的设计理念。扎根本土又放眼全球、继承传统又锐意创新，充分体现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我们就能设计建造更多建筑精品。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2月24日第7版）

    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贵国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

（节选自钱钟书《谈中国诗》）

    ①文化自信不仅在于自己的决心有多大，声音有多高，历史有多久，还在于人家是否信服，有没有“他信”。在当今时代，面对大发展大变革的世界格局，面对各种思想文化更加频繁的交流、交融、交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②近些年来，西方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全球性危机的罪魁祸首。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的利益为认识、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认为自然的价值在于其对人类的有用性，而没有给予自然足够的人文关怀。生态思想家帕斯莫尔认为，基督教鼓励人们把自己当作自然的绝对主人，对人来说所有的存在物都是为他安排的。这正是当今西方文化的死穴。人类文明今天已走到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当务之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一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什么是“独特思维方法”？就是以“中”为度、以“和”为贵。《中庸》有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和”二字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

    ③在如何摆正人与自然地位方面，中华文化积累了丰富的中道智慧，是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一剂良药。中华文化一方面注重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与作用，强调“惟人万物之灵”；另一方面注重天地本身的价值，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人必须遵从自然规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成为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根源正在于“顶天立地”、中正通达，正在于我们将“与天地参”而不是将征服自然、改造天地、满足欲望作为人类的使命，正在于我们摆正了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

    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都把“和”视作天下之大道，希望万国安宁、和谐共处。当今中国倡导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以“和”为贵的最好例子。俄罗斯《导报》这样评价：“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与其说是路，不如说它其实更像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范畴‘道’。”何为“道”？英国思想家罗素曾说：“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他所说的“生活方式”，其实质正是中国人所说的“道”，生生不已、和而不同的“道”。“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大合唱，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

（摘编自叶小文《“文化自信”与“文化他信”》）

    ①管古代中国家庭在生活方式、习惯、作风上各有特点，但严于礼法、以礼法齐家，则是古代中国家庭家风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主要特征。古代中国的家庭礼法，是由家庭人际交往和家庭生活活动的一系列的规矩和行为模式构成的。每个人都要严格地按照礼法行事，这是实现家庭内部整合、保证和谐家庭生活正常运行，借以维护良好家风的重要原则。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家庭生活也不例外，父子间、夫妻间如何相处，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和礼法。

    ②古代家庭礼法起源于商周，到了汉代基本定型，宋代后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演变。总的来说，古代家庭礼法是根据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原则来制定的，是具体体现家庭伦理道德的基本生活行为规范。所以，各地区、各家庭的礼法，大同而小异，只是在具体做法上有所差别罢了。

    ③不管家长多么注重言传身教，启蒙读物如何通俗易懂，违反礼法的现象总是难以避免，所以对违反家庭礼法者要进行相应的处罚，以警示其他家庭成员。《郑氏规范》中就规定：对违反礼法者，一是罚拜：二是痛打；三是告官并从家谱中除名，如三年能改的，可再上家谱。一些大家族，也有类似的处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制定了对违反礼法者的严厉处罚的《郑氏规范》中，也强调了传统的中庸之道，“立家之道，不可过刚，不可过柔，须适中”。于成龙的《治家规范》中说得更明白：“小不忍则乱大谋。父子不忍，则乖天伦：兄弟不忍，则成吴越；夫妻不忍，则鱼水反目。”就是说，大家相互之间都要忍让，从这个意义上说，礼法足有弹性的。忍，就是对人要宽容，要讲忠恕之道，这是古代中国人际伦理的精髓。

    ④不过，古代中国家庭的礼法之所以长期被人们接受、实行，主要并不是由于它具有弹性，更重要的是，这些礼法是建立在人情伦理特别是亲子之情、手足之情、夫妻之情的基础上的。这从礼制、礼仪的原则就可以看出：“亲亲”、“疏疏”，即亲属关系越近，相互间的礼节越繁琐；亲属关系越远，相互间的礼节越简单。

    ⑤古代中国家庭礼法，也是适应家长专制型家庭和大家族家庭价值取向的产物，所以它较片面地强调妇女、卑幼的顺从。只有实行这些礼法，才能使家长专制家庭、大家族家庭减少冲突，正常生活。如果家长专制型家庭要转变为民主型的家庭，这些礼法就要相应变革了，所以，清末民初的革新志士猛烈抨击传统的家庭礼法，这是很自然的。

（选自《古中国生活》，有删节）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

袁济喜

    中国传统美学的生生不息，是因为其中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它以人为中心，将人与自然，人与审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因此，研究传统美学，就不能不研究它与人文的内在关系。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首先体现在对于人生解放和人生意义的不懈追寻中。审美活动作为人的个体生命意义的体认，在特定年代往往获得直接的表现。汉魏以来，中国社会陷入空前的动乱分裂之中，在各种哲学思潮展开对于天道人事重新思考的同时，审美活动也成为人们重铸精神人格的创造活动，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融入美学思想之中。当时虽然佛教活动开始兴盛，然而在现实人生痛苦的解脱、精神人格重构方面，审美活动显然更具有人文意蕴，更能契合人生需要。

    中国传统美学人文底蕴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能够代替宗教意义上的人文关怀，独立承载民族文化心理的安顿。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奋斗中，形成了乐观向上的人生观，“生生之谓易”“乐天知命而不忧”，便是这种心理的表征。钱钟书先生曾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指出，六朝人认为审美具有止痛安神的作用。“长歌可以当哭，远望可以当归”，是中国传统美学看待人生与审美关系时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渗透着中华民族对自然和人生的体验，这种体验融情感与认知于一体，它不同于宗教而又有宗教那样的超越意识，具备丰厚的审美蕴涵。中国古代美学主张将人的价值建构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之上，这种统一又以审美体验为中介。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不需要宗教也可以解决精神寄托问题，使人生获得审美超越。

    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还表现在它的自我教育意识。人文思想不仅表现为人格的自我完善上，同时表现在运用这种成果对社会进行教育，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方面。审美活动不仅是个体的经验，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创造与普及活动，是个体与群体、自由与功利的有机融合。中国传统的“人文”是指用人类的文明成果教化人民，由自然形态的人走向文明形态的人。先秦时儒家强调“六艺之教”，道家重视“行不言之教”（老子语），后如《淮南子》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兼融儒道，将自然之教与人为之教调和起来，用以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生品位。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通过这种教育思想与具体实施，体现出特有的对人的关怀。

    从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看，美学人物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考察审美现象，回应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美学理论。比如春秋以来，随着宗法制度向封建制度的嬗变，儒道法墨诸家围绕对礼乐文明的评价，以及由此而来的天道人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鸣，对真善美问题作了不同的回答。儒家的中和为美与道家乘物游心的价值观念，既是伦理价值的判断，也是审美价值的尺度。人文意识与美学理论的高度统一，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传统。

    中国传统美学由于具备深厚的人文底蕴，因而是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与文化心理的突出表现。它在形态上具有黑格尔在《美学》中所提出的暂时性与永恒性两方面的因素。所谓暂时性是指它的历史具体性，这些特定时代的观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而一些永恒的人文底蕴，比如追求人生的审美化，人与自然的统一等等，这些精神性的东西不但不会消逝，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生生不息，融入到民族文化与精神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