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从“中人”到“完人”的追求（节选）

    湘乡流传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偷在房梁上等着曾国藩熄灯睡觉好下来偷东西。曾国藩在背一篇文章，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都等急了，跳下房梁说，你真笨，我都背下来了。你还背不下来，然后拂袖而去。此笑话显然是后人杜撰，但故事透露出曾国藩的脑袋，可能确实不是很灵光。这个资质平庸、又出身普通、成长于偏远深山之中的小孩，最后怎会出将入相成为儒学大家呢?

    曾国藩曾在家书里说：“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句话体现了他“尚拙”的人生哲学。

    在日常生活上，他“笨拙”地坚持他的日课十二条：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比如他要求自己每天读《廿三史》二十页，天天如此，从不间断。还有他从三十岁开始写日记，一直到他61岁去世，也不间断。在战争上，他不像孔明一样有很多锦囊妙计，用的也是笨拙的计策。他以“扎硬寨，打硬仗”而著称。湘军主动攻城时，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这座城市活活因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他曾用两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战争生涯一是“屡败屡战”，一是“艰苦卓绝”。

    曾国藩做事靠的是自己执著坚韧的意志和百折不回的信念。那曾国藩树立的是什么样的信念?遇到困难时又如何勉励自己去实现目标呢?

    曾国藩有一联自箴，耐人寻味：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这副对联说的是他勉励自己实现目标的方法——吃苦和惜时。其实人世间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实现的。立志、努力行动、历尽磨难、珍惜时间，这可能是所有成功人士的模式。但说到容易，做到就很难了。曾国藩用一个“悔”字来确保自己可以做到。

    “悔”，就是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悔过自新。正是因为深刻的反思和追悔，曾国藩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先是一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学家，在戴孝办团练的初期他又采用法家思想，认为乱世必用重典。晚年时，父亲去世，曾国藩在思云馆中重读老庄，从而学会了以柔克刚，功成身退。晚年的曾国藩，接受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的建议，和李鸿章一起上书建议朝廷送清国小留学生出国深造，师夷长技以自强。因此他又是西方新思想的启蒙者。

    曾国藩不仅自己在历史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他还在仕途上成就了一批人，而这些人则成为晚清时期的中流砥柱。他知人善用，在他的人生中，他不仅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批落魄士子。耳熟能详的做高官的有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李鸿章等等。学者则有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左宗棠本一介布衣，是他向皇上举荐，后来有平定新疆之功。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在国家危难，民不聊生的时代里，曾国藩和他的物色的人才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带来了执著的精神和希望的曙光。

    曾国藩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治家有道，教子有方。他对子女的教育，在其家书中多有体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如下的两方面。

    首先，居安思危，勤俭持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曾国藩曾说：“居富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效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兴旺气象。”曾国藩在当官时，时时想着不当官时家人如何生存。“克勤克俭，宜耕宜读。”这样无论当官还是为民都可聊以为生。其二，曾民主张，不留钱财给子孙，但留诗书和家规。在富厚堂里最让人徜徉的地方，是3栋藏书楼，多的时候，藏书30万册。在这山清水秀的清净之所读书思考，坐拥万座书城，又有长者的谆谆教导，怎能没有出息。

相关链接：①曾国藩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摘自“百度百科”）②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个人的品格修养很少有人能够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摘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梁思礼，爱国的梁家驯火者

董海旺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幼年的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他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引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父亲只要两三天见不到就心头痒痒。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梁思礼太久，在他5岁时离开人世。“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在天津。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因为那时的他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梁思礼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1956年10月，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

    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梁思礼才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 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能够横跨南北半球，穿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旋律欢快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曲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含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

    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遮掩的背影，他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永不甘于平庸的精神和魅力

——冯其庸的文化和学术人生

姚晓丹

    “昔日之我即今日之我也，昔日之牧童耕夫，今日之学界野马微尘，皆一也。”冯其庸曾经这样自况。这个豁达从容、不知“老之将至”的人，从不向命运低头，一生颠簸辗转，而这一次终于没能抵过时间的催促，飘然而去白云之外，留下说不尽的书生意气。

    很难用学界的单一范畴去定义这位老书生。文学家，红学家，书法家，画家，戏曲学家，考古学家？冯老自称“其庸”，然而他的学术涉猎，已然大大超出常人的范围，实在“不庸”。他致力于文化和学术的一生，留给世人的也是永不甘于平庸的精神和魅力。

书破万卷路行万里

    叶君远是1979年冯其庸带的第一批3位研究生之一，师徒交往38年。他还曾写过《冯其庸传》，为先生整理年谱。“冯先生一生是为了学术而生的，他非常勤奋，在读书、教学的时候，他所在宿舍的灯总是全校最晚熄灭的。先生写文章有个习惯，总是在文末写上完稿时间，于是，我们在翻阅他的文集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每每深夜才搁笔。他一生的巨大成就和他过人的勤奋是分不开的。”

    在学术研究上，冯其庸讲究实地考察和书本相互印证。“书破万卷，路行万里。”冯先生在读《史记》的时候，对项羽乌江自刎的情节存疑，于是他几次去安徽定远、乌江实地考察，写出了《项羽不死于乌江考》。读《三藏法师传》的时候，先生对玄奘归国的路径存疑，于是他76岁再登高原，成功找到玄奘取经东归的入境处。他是这么做的，也是这么告诫学生的。”叶君远说。

至情至性方正不阿

    在对待学术方面，冯其庸至情至性，方正不阿。叶君远回忆：“他编辑《历代文选》的时候，有一些助手做注释工作。一位年轻的助手由于感情生活起了波澜，注释有些草率。冯先生审校之后马上把他叫到办公室批评教育，帮助他改正问题。对于领导干部，他也没有网开一面。曾经有一位领导想要报评副教授，冯先生作为系主任，他的签字至关重要，然而，冯先生就是不签。后来人事部门领导亲自和他谈话，劝他宽限，他无奈之下签了字，却马上补签一句‘我不同意’。”

    对于学界后辈，他关怀备至，尤其是来自贫寒家庭的学子。

    著名作家二月河，以前曾是红学爱好者，他早年寄给冯其庸一篇自己的红学论文。冯先生回信说：“你文笔好，试着写写历史小说。”二月河受到鼓励，写出了《康熙大帝》，并第一时间寄给冯其庸先生。”冯其庸先生连夜看了这部小说，读完后连声赞赏，并帮助二月河联系出版社出版小说。”叶君远说，“知名工笔画家谭凤嬛、雕塑家纪峰等，都出自冯先生门下，受冯先生教益。”

国学知音后辈知音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学院。冯其庸受聘成为首任院长，首先为国学院设计了最基本的规范。“国学院的课程体系来自冯先生的建议，在此之前，学校多次邀请专家研讨，一直莫衷一是。原因很简单，专家自己就没有受过国学教育，完全没有经验。现在看冯先生的课程设置，其实是他当年在无锡国专经历的活用，‘国学概论’‘文字学’‘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版本目录学’‘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很多都出现在国学院的课程之中。冯先生当初倡导三个办学特色，至今都在国学院施行，一是导师制，加强师生的联系：二是游学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培养扎实学风；三是办国学论坛，领略大师风采，博采众家之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说。

    他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国学院成立后，他和季羡林先生一同建言，倡议建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中国西部文化历史语言民俗艺术方面的研究，以应国家不时之需”。

    冯其庸曾赠给友人一首诗，讲他和《红楼梦》的缘分：“红楼奥义隐千寻，妙笔搜求意更深。地下欲请曹梦阮，平生可许是知音。”但是他的学生认为，红楼知音显然不能概括他的学术成就。“他还是国学的知音人、后辈的知音人、学术的知音人。”叶君远说。

（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01月23日05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其平生书破万卷，路行万里，追随玄奘，十上天山。近年来冯其庸先生倡导国学，弘扬传统，身体力行，垂范后人。”

——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

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

    对于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来说，当年他选择留学的胆量，丝毫也不下于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个年代留洋充满风险。中国与欧美等国家隔着太平洋、大西洋，坐上船从启程到抵达，途中经过无边无际的海域，需要大半年时间。更何况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完全陌生的西洋国家，然后忍受遥遥无期的隔洋相望、鱼雁传书，这对于从来没有出过家门的传统中国父母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容闳出身于穷苦人家，十三岁时，家居澳门。当时，澳门是来粤贸易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华洋杂居。在澳门，他在马利逊学校读书，受教于美国传教士布朗。当时他们班上只有6个学生。后来由于家人和自己健康的考虑要提前回美国，布朗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想带几个跟他学习多年的学生回国，继续完成学业。布朗说完，要求愿意跟他去美国的孩子站起来。当时班上只有3个学生站起来，而容闳是其中的第一人。容闳的母亲起初并不同意，经过容闳的劝说才勉强答应。布朗为此特地为准备随他去美国的学生找了资助人，这些资助人不仅负担学生留洋的全部费用，还承担了他们留洋期间学生家庭两年的生活费用。因此，容闳获得了赴美学习的机会。

    容闳初到美国，进了马萨诸塞州孟松城的孟松学校。“那时美国的生活、膳宿都非常便宜。贫困的学生都有很好的机会找点工作做，以解决学费问题。我记得当时的食宿费，包括燃料、灯和洗涤在内，每人每星期仅1元2角5分美金。”

    容闳从孟松学校完成学业后，获得的资助就此结束。他放弃了去苏格兰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同时又可以继续获得资助的机会，坚执地要留在美国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有教授建议他申请一份贫困生救助金，但条件是学成后必须做传教士。容闳不愿意为此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去做传教士，并以此换取获得救助金的机会。为此，他的大学生活很艰苦，最后是通过当地妇女协会的帮助，才获得了生活的救助。

    容闳在耶鲁学习，由于入学前准备并不充分，尽管他学习很努力，但是在总体成绩上并没有取得高名次。他在写作和抽象论方面却是出类拔萃的，因多次夺得英语作文奖而名扬校园内外。就读期间，因为贫穷，容闳很少参加校园内外的社交活动，所以也没有至交，显得孤独。可是他严于律己、刻苦学习的品行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将要付诸行动的事在心中规划出一幅蓝图。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我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朝着这一目标奋斗着。”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毕生的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决然离开美国回到中国。那个年代回中国的路程何其遥远，航程那么漫长，回程的船在茫茫大海中航行154天，况且又不是舒适的客船，那次航程被容闳描述为“令人厌倦的、最难以忍受的、漫长的”航行。况且他在美国呆了几年，中文水平已经退步到不能流利表达的地步，在船上与中国领航员甚至无法沟通，领航员听不懂他的话，他也很难明白领航员说的是什么。

    回到祖国后，他更换了无数的工作，每一项工作都是那么短暂。从中国留学的第一人，发展成为留学事业的开拓者，容闳不知道走过了多少坎坷的路。

（摘自香港《大公报》，有改动）

【注】容闳（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老字号

老舍

    钱掌柜走后，辛德治——三合祥的大徒弟，好几天没正经吃饭。钱掌柜是绸缎行公认的老手，正如三合祥是公认的老字号。辛德治是钱掌柜手下教练出来的人。可是他并不专因私人的感情而这样难过，也不是自己有什么野心。辛德治说不上来为什么这样怕，好像钱掌柜带走了一些永难恢复的东西。

    多少年了，三合祥是永远那么官样大气：金匾黑字，绿装修，黑柜蓝布围子，大杌凳包着蓝呢子套，茶几上永远放着鲜花。多少年了，三合祥除了在灯节才挂上四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没有任何不合规矩的胡闹八光。多少年了，三合祥没打过价钱，抹过零儿，或是贴张广告，或者减价半月；三合祥卖的是字号。多少年了，柜上没有吸烟卷的，没有大声说话的；有点响声只是老掌柜的咕噜水烟与咳嗽。

    这些，还有许许多多可宝贵的老气度，老规矩，由周掌柜一进门，辛德治看出来，全要完！

    果然，周掌柜——来了还没有两天——要把三合祥改成蹦蹦戏的棚子：门前扎起一座彩牌，“大减价”每个字有五尺见方，两盏煤气灯，把人们照得脸上发绿。这还不够，门口一档子洋鼓洋号，从天亮吹到三更；四个徒弟，都戴上红帽子，在门口，在马路上，见人就给传单。这还不够，他派定两个徒弟专管给客人送烟递茶，哪怕是买半尺白布，也往后柜让，也进香烟。这还不够，买一尺还饶上一尺，还赠送洋娃娃，伙计们还要和客人随便说笑；客人要买的，假如柜上没有，不告诉人家没有，而拿出别种东西硬叫人家看。

    辛德治要找个地方哭一大场去！在柜上十五六年了，没想到过——更不用说见过了——三合祥会落到这步田地！三合祥是“君子之风”的买卖，这个光荣的历史，是长在辛德治的心里的。可是现在？

    辛德治也并不是不晓得，年头是变了。拿三合祥的左右铺户说，多少家已经把老规矩舍弃，而那些新开的更是提不得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过规矩。

    他最恨的是对门那家正香村：掌柜的踏拉着鞋，叼着烟卷，镶着金门牙。老板娘背着抱着，好像兜儿里还带着，几个男女小孩，成天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唧唧喳喳，不知喊些什么。那群伙计，不知是从哪儿找来的，全穿着破鞋，可是衣服多半是绸缎的。有的贴着太阳膏，有的头发梳得像漆杓，有的戴着金丝眼镜。再说那份儿厌气：一年到头老是大减价，老悬着煤气灯，老转动着留声机。买过两元钱的东西，老板便亲自让客人吃块酥糖；不吃，他能往人家嘴里送！辛德治想不到世上会有这样的买卖，而且和三合祥正对门！

    更奇怪的，正香村发财，而三合祥一天比一天衰微。他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难道买卖必定得不按着规矩作才行吗？

    现在三合祥与正香村的煤气灯把街道照青了一大截，它们是一对儿！三合祥与正香村成了一对？！这莫非是作梦么？不是梦，辛德治也得按着周掌柜的办法走。他得和客人瞎扯，他得让人吸烟，他得把人诓到后柜，他得拿着假货当真货卖，他得等客人争竞才多放二寸，他得用手术量布——手指一捻就抽回来一块！他不能受这个！

    但是，过了一节，他不能不佩服周掌柜了。节下报账，虽然没赚什么，可是没赔。周掌柜笑着给大家解释：“你们得记住，这是我的头一节呀！我还有好些没施展出来的本事呢。”辛德治看出来，钱掌柜是回不来了；世界的确是变了。

    可是，不多久，周掌柜到正香村领东去了。正香村需要这样的人，而周掌柜也愿意去，因为三合祥的老规矩太深了，仿佛是长了根，他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辛德治送出周掌柜去，好像是送走了一块心病。

    对于东家们，辛德治以十五六年老伙计的资格，是可以说几句话的，他去给钱掌柜运动，也托出钱掌柜的老朋友们来帮忙。他不说钱掌柜的一切都好，而是说钱与周二位各有所长，应当折中一下，不能死守旧法，也别改变得太过火。老字号是值得保存的，新办法也得学着用。

    钱掌柜果然回来了。街上只剩了正香村的煤气灯，三合祥恢复了昔日的肃静，虽然因为欢迎钱掌柜而悬挂上那四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

    三合祥的门凳上又罩上蓝呢套，钱掌柜眼皮也不抬，在那里坐着。伙计们安静地坐在柜里，有的轻轻拨弄算盘珠儿，有的徐缓地打着哈欠，辛德治口里不说什么，心中可是着急。半天儿能不进来一个买主。偶尔有人在外边打一眼，似乎是要进来，可是看看金匾，往正香村那边走去。有时候已经进来，看了货，因不打价钱，又空手走了。

    过了一节，三合祥非减人不可了。辛德治含着泪和钱掌柜说：“我一人干五个人的活，咱们不怕！”老掌柜也说：“咱们不怕！”辛德治那晚睡得非常香甜，准备次日干五个人的活。可是过了一年，三合祥倒给正香村了。

（选自《老舍文集》，有删改）

风雪华家岭

茅盾

    华家岭没有弯弯曲曲的盘道，路面也平整宽阔，路基虽是黄土的，似乎也还结实，有坡，然而既不在弯道上，且不陡；倘在风和日丽之天，过华家岭原亦不难，然而正因为风和日丽不常有，于是成问题了。华家岭上是经常天气恶劣的。这是高原上一条山岗，海拔五六千尺，从兰州出发时人们穿夹衣，到这里就得穿棉衣，——不，简直得穿皮衣。六七月的时候，这里还常常下雪，有时，上午还是好太阳，下午突然雨雪霏霏了，下雪后，那黄土作基的公路，便给你颜色看，泞滑还是小事，最难对付的是“陷”，——后轮陷下去，成了一条槽，开上“头挡排”，引擎是呜——胡胡地痛苦地呻吟，费油自不必说，但后轮切不着地面，只在悬空飞转。这时候，只有一个前途：进退两难。

    四○年的五月中旬，一个晴朗的早晨，天气颇热，人们都穿单衣，从兰州车站开出五辆客车，其中一辆是新的篷车，站役称之为“专车”。“专车”条件优良，下午三时许就到了华家岭车站。这时岭上彤云密布，寒风刺骨，疏疏落落下着几点雨。因为这不是普通客车，该走呢，或停留，车中客可以自择。结果，留下来。那一天的雨，到黄昏时光果然大了些，有檐溜了。

    天黑以前，另外的四辆客车也陆续到了，都停留下来。五辆车子一百多客人把一个“华家岭招待所”挤得满坑满谷，当天晚上就打饥荒，菜不够，米不够，甚至水也用完，险些儿开不出饭来。可是第二天早期一看，糟了，一个银白世界，雪有半尺厚，穿了皮衣还是发抖。旅客们都慌了，因为照例华家岭一下雪，三五天七八天能不能走，都没准儿，而问题还不在能不能走，却在有没有吃的喝的。华家岭车站与招待所孤悬岭上，离最近的小村有二十多里，柴呀，米呀，菜蔬呀，通常是往三十里以外去买的，甚至喝的用的水，也得走十多里路，在岭下山谷挑来。招待所已经宣告：今天午饭不一定能开，采办柴米蔬菜的人一早就出发了，目的地是那最近的小村，但什么时候能回来，回来时有没有东西，都毫无把握云云。

    雪早停了，有风，却不怎样大。采办员并没空手回来，一点钟左右居然开饭。两点钟时，有人出去探了路，据说雪已消了一半，路还不见得怎样烂，于是“专车”的“专人”们就主张出发：“要是明天再下雪，怎么办？”华家岭的天气是没有准儿的。司机没法，只得“同意”，三点钟光景，车出了站。

    爬过了一个坡以后，天又飘起雪来。“怎么办呢？”“还是赶路吧！新车，机器好，不怕！”于是再走。但是车轮打滑了。停车，带上链子，费去半小时。这期间，雪却下大了，本来已经斑驳的路面，这时又全白了。不过还希望冲出这风雪范围，——因为据说往往岭上是凄迷风雪，岭下却是炎炎烈日。然而带上链子的车轮还是打滑，而且又“陷”起来。雪愈来愈大，时光也已四点半；车像醉汉，而前面还有几个坡。司机宣告：“不能走了，只有回去。”看路旁的里程碑，原来只走了十多公里。回去还赶得上吃夜饭。

    可是车子在掉头的时候，不知怎样一滑，一对后轮搁浅在路沟里，再也不能动了，于是救济的程序一件一件开始：首先是旅客都下车，开上“头挡排”企图自力更生，这不成功；仍开“头挡排”，旅客帮着推，引擎呜呜地叫，后轮是动的，然而反把湿透的黄土搅成两道沟，轮子完全悬空气来，车子是纹丝儿也没动。路旁有预备改造路基用的碎石堆，于是大家抓起碎石来，拿到车下，企图填满那后轮搅起来的两道沟，有人又到两里路外的老百姓家里借来了两把铲，从车后钢板下一铲一铲去掘湿土，以便后轮可以着地；这也无效时，铲的工作转到前面来。司机和助理员（他是高中毕业生）都躺在地下，在泥泞里奋斗。旅客们身上全是雪，拍去又积厚，天却渐渐黑下来了，大家又冷又饿。最后，助理员和两个旅客出发，赶回站去呼救，其余的旅客们再上车，准备万一救济车不来时，就在车上过夜。

    这时四野茫茫，没有一个人影，只见鹅毛似的雪片，漫天飞舞而已。华家岭的厉害，算是领教过了。全车从司机到旅客二十八人，自搁浅当时期，嚷着，跑着，推着，铲着，什么方法都想到，也都试了，结果还是风雪和黄土占了胜利。不过尚有一着，没人想到；原来车里有一位准“活佛”的大师，不知那顽强的自然和机械肯听他法力的指挥否。大师始终默坐在那里掐着数珠，态度是沉着而神妙的。

    救济车终于来了，车上有工程师，有工人，名副其实的一支生力军。公路上扬起了更多的人声，工作开始。铲土，衬木板，带上铁丝缆，开足了引擎，拉，推，但是湿透了的黄土是顽强而带韧性的，依然无可奈何。最后的办法，人和行李都搬上了救济车，回了招待所。助理员带了铺盖来，他守在那搁浅的客车里过夜。

    这一场大雪到第二天早晨还没停止，车站里接到情报，知道东西两路为了华家岭的风雪而压积的车辆不下四五十乘。有经验的旅客估计这雪不会马上停止，困守在华家岭至少要一个星期。但是当天下午雪停，太阳出来了。“明天能走么？”性急的旅客找到司机探询。司机冷然摇头：“融雪啦！更糟！”不过有经验的旅客却又宽慰道：“只要刮风。一天的风，路就燥了。”

    果然天从人愿，第二天早上有太阳又有风，十点光景有人去探路，回来说：“瞧这边还好，瞧那边，可不知道。”十一点半光景，搁浅在路旁的那辆“专车”居然开回来了，下午出发的声浪，激荡在招待所的每个角落。两点钟左右，居然又出发了。有人透了口气说：“这回只住了三天，真是怪！”

    沿途看见公路两旁斑斑驳驳，残雪未消；有些向阴的地方还是一片纯白。车行了一小时以后，车里的人把皮衣脱去，又一小时，连棉的也好像穿不住了。

（节选自《茅盾散文集》卷四《战时生活剪影》，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