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宋韵半城水

——古城开封的“治水经”

王胜昔  赵海龙

    开封临湖而生、伴河而现的景点不胜枚举，将这些独成一景的景点“串”起来，形成完整的水系生态系统，是开封人的共识。然而，当“六河连五湖”的水系工程开建后，人们却犹豫了，因为水系工程建设涉及大面积搬迁。

    陈慧玲，这位从小在御河边长大的市民，有着自己的顾虑：自家超市生意又该如何经营下去？但不搬迁又会影响水系工程。像众多市民一样，思忖再三的陈慧玲最终选择了搬迁。搬迁后她笑言，“居住环境比以前更美，新开的超市店面比以前更大，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在搬迁名单上，还有一些私营企业。这些企业基本都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主动搬迁。正如一位私营企业主所说：“搬迁肯定有很大损失，但能让开封更美，为生态文明让路，这是值得的。”

    推进水系工程建设，不能一迁了之。对于一些具有较高价值的历史遗存，开封市政府出台了《古城保护与更新改造管理办法》，明确要予以保留。

    贯通后的御河，引入了体验游、文化游等新业态，唤醒了沉睡的宋都美景。想象一下：华灯映水，画舫凌波，御河之上“宋桥飞虹”“五园竞秀”“两岸叠翠”等美景尽收眼底，人在画中游的感觉怎能不油然而生？

    如今，东护城河沿岸的生态廊道处，都有不少市民早起锻炼。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河道两岸几年前曾是市民随意倾倒垃圾的场地，加之屡禁不止的违章建筑，开封城市内河沿岸一度成为“脏乱差”的代表。

    随着水系工程建设快速推进，为城市添“绿”成为开封市民的共同心愿。这几年，每到植树节，市政府都会制定专项方案，以便高效、有序地引导市民义务植树。市民义务植树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当然，添“绿”不只是栽几棵树那么简单，在开封市委、市政府看来，这是一项改善生态环境的系统工程。于是，以美化环境、防风固沙、优化农业种植结构等为目标的生态廊道绿化工程全面铺开。此项工程既促进了城市建设与生态文明的和谐，又解决了农业耕种与林业发展的矛盾。在蔡丘村，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种树不如种田，大片大片的庄稼地难得瞧见几棵树。由于缺少林木遮挡，每年春季风沙肆虐不已，农民的丰收愿望一次次落空。

    “自从防护林网建起来后，风沙小了，粮食产量也上来了。现在一亩小麦能比过去多打十分之一的粮食。”农民李和德高兴地说。

    从“种树不如种田”到“要想种好田，还得先种树”，开封生态环境的改善见证了农业增产的喜人变化，也促进了当地农民的思想认识转变。如今，开封以路、河、沟、渠为骨架的农田防护林体系正在加快完善，平原绿化、防沙治沙等工作均步入全国先进行列。

    作为老工业基地，开封的化工、纺织等产业较发达，一度衍生出来的众多的小化工厂、小纺织厂，曾为开封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当时在开封有近百家，有些已在行业内小有名气，但当生态文明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时，这些小化工厂、小纺织厂就显得格格不入。他们在排污治理上缺乏技术、缺少设施，这些小化工厂的外排污水严重污染了河流水质，导致一些河流水质指标长期不达标，成为当地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臭水沟”。深思熟虑后，开封市委、市政府选择了“刮骨疗伤”。众多属于“小散乱污”的化工厂、纺织厂随之关停。

    随着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持续深入开展，开封水质环境逐年改善。2016年，全市水质平均达标率为88.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7.2个百分点；21项考核因子的平均浓度连续多年达到省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与此同时，更多的企业加快了节能减排、转型升级步伐，经济也由此步入提质增效的发展快车道。

材料一：

在线教育市场需求升温。这种升温一方面在于在线教育类产品是面向家长市场，但体验者却是孩子的这样的一种用户错位的产品，因此它需要准确切中家长的心理需求。当前，中产阶层家庭队伍逐步壮大，对子女教育投入见涨，许多家长为了避免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愿意为孩子的教育下血本。而中产阶层对于知识、阶层与未来的焦虑往往会压在下一代身上，导致在线教育市场尤其是基础教育需求也逐步庞大。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处于基础教育的人口接近1.8亿，预计到了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100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指出，相较于传统线下教育，在线教育在这方面的优势十分突出，它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满足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学习时间碎片化的需求，提升了学习效率。在线教育还可以跨越由地域等方面因素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平等分配问题，使教育资源共享化，降低了学习的门槛。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随着互联网普及率越来越高，之前被紧紧封锁在学校围墙之内的知识信息，正在通过在线教育的形式被广泛传播出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介绍，一对一直播、一对多直播及录播相结合等多种在线教育形式，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尤其是近几年盛行的在线教育直播课程，更是受到不同群体的欢迎。在线教育直播课程不再是老师们自说自话的单方面授课形式，而是有了交流、分享的过程，这无疑提高了学习效果。

    “同时，在线教育机构在运营过程中，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房租等成本，使得在线教育体现出价格优势。”熊丙奇认为。

——搜狐网2017年08月18日

材料二：

    近段时间，“小猿搜题”涉不雅内容，指控“作业帮”蓄意抹黑陷害，两大在线教育平台激烈开打，再次将人们的视野拉回到这个已经被业内冷落许久的行业，隐藏在其背后的乱象及问题也浮出水面。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方平认为，健全行业自律不失为一剂良方。“我国可以建立一个行业内部的权威认证机构。”它们的主要责任是，对在线教育机构的教学成果进行追踪认定，不管是颁发的相关证书，还是作出的效果评价，都是真实而有效的。“该认证机构作为第三方，与在线教育机构和学员之间都不存在利益瓜葛，作出的评判可信度较高，但若该认证机构有失公允，则要负一定责任。”程方平解释说。

    对于建立权威认证机构，姚建龙认为可以借鉴，他建议我国建立完善有序的行业规则，帮助行业内部自查自纠，提高行业积极性。储朝晖指出，建立公正客观的行业标准，就要明确奖惩规则，对有良知的在线教育机构应积极鼓励，对粗制滥造、剽窃盗版甚至冒用他人名声宣传的，应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采取零容忍态度。

    “除此之外，我国在线教育的教学质量不高，也成为制约在线教育发展的因素。”储朝晖建议，应当把握“内容为王”的原则，优秀教师和优秀内容才是在线教育发展的保证，才会有市场。

    熊丙奇认为，在线教育行业知识库体系庞大，专业多且层次深，因此行业内部需要注重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鼓励行业协会创建一套丰富的知识库体系，丰富在线课程的种类及内容，让整个行业受益。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材料三：

    如果要从源头抓起，准入资质是第一道环节。程方平认为：“教育服务与其他社会服务类机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线教育机构还具有教书育人的责任，因此，教育机构不能以纯商业模式运作，工商注册管理和教育部门的双重认定方能取得办学资格，不仅不能放松，还需要严管才行。”

    姚建龙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出台在线教育培训法，在立法上明确主管部门和相关协调部门，齐抓共管，多措并举，共同治理。完善在线教育的资质审核，规范相关手续流程，加强对在线教育机构的审查，不仅要依法依规有序发展，还应将其子公司、分公司、加盟店等纳入审查范围，争取将每一个环节落实到位。

    程方平也建议，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在线教育教师的资格认证标准，从事在线教育的教师都要经过互联网和教育方面的培训，获得相关资质证书才能进行授课。

    “大力发展在线教育，不仅是社会的进步，更是时代的要求，因此立法上对此也应该加以鼓励，要制定相关的鼓励性政策。”姚建龙建议，应当将《教育法》第六十六条加以细化，增强我国的网络环境建设，打造更有利于信息化教育的发展环境，政府也应当加大对在线教育的投入，对发展优良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建设一批质量优、口碑好的在线教育品牌。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材料一：

    2015年1月，习近平新年首个调研地点选择了云南，他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5个月后，习近平来到与云南毗邻的贵州省，强调要科学谋化好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习近平指出，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策，要坚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和调整。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并不可怕，只要有信心，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数亿中国人甩掉了贫困的帽子，但中国的扶贫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最新数据显示，按照中国扶贫标准，到2013年底中国还有8249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发展滞后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在民生问题中，困难群体往往有更多更强烈的诉求，因此需要给更多的关注和帮扶。

    习近平指出，扶贫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摘编自2017年3月11日“人才网”）

材料二：

    近年来，各地通过强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给贫困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农村和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但是，相对于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期盼群众早日脱贫的焦急心情，一些群众就显得比较“淡定”。甚至希望扶贫工作能够长期保持，让自己多享受一些“免费的午餐”。

    这种甘愿苦熬不愿苦干、不肯脱贫，乃至患上了“等靠要、不达目的不脱贫”的“精神贫困”症的情况，不仅令人担忧，同时也引人深思。

据了解，只要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可以享受精准扶贫贴息贷款、危房改造、易地搬迁或自建自购住房补贴等政策。被列为重点帮扶的贫困村群众，都希望能享受到这一“免费的午餐”。绝大多数群众在轮流充当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完政策红利，得到一定实惠后，才愿意成为“脱贫光荣户”。

    另据了解，除了对低保“你争我抢”，低保养懒汉和低保金被侵吞的现象也令人忧心。

    有一个单身汉被确定为“五保户”后，不愿住进养老院，而要求政府给他无偿盖三间砖瓦房，不盖就动用上访手段。有一个李姓村民靠低保金度日，因为缺乏致富信心，每次低保金下发后都是痛醉一番。没几天就吃光花光。

    由于低保成了“福利”，人人都想“争”，加之基层工作具体而复杂，因此很多不知情的人，对村干部误会很深，稍有不满意就找茬谩骂。同时，村民因为争抢低保矛盾尖锐，不仅影响和谐，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村庄的“精神贫困”。

（摘编自2016年12月12日“人民政协网”）

材料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目前，全国还有3000万人未脱贫，与过去的贫困人口不一样，这些属于最难脱贫的人口，有的难脱贫并不是没有能力脱贫，而是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决定了很多人脱贫动力不足。因而，如何通过引进先进文化和一些制度，促进贫困人口主动脱贫，成为下一步完成脱贫任务的关键所在。

（摘自2017年12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材料一：

    12月3日起，由中央电视台创建、央视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司承制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登陆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CCTV－3），在周日19：30黄金档首播。

    《国家宝藏》由央视和故宫两大文化体强强联手，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八家国家级重点博物馆（院）鼎力加盟，在文博领域深入挖掘。节目共计10期，每期90分钟。节目每集聚焦一家博物馆，每个博物馆推荐3件镇馆之宝，交民众甄选。每件宝藏都拥有一位与之绑定的“国宝守护人”，他们将与各种不同的守护者一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倾情讲述这些“大国重器”的前世今生，解读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

（摘编自钟菡《〈国家宝藏〉很年轻！有多年轻？上下五千年！》，《解放日报》）2017.11.28

材料二：

    近日，央视的文博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获得无数好评，就连一向挑剔的豆瓣网友也给出了高达9.0的评分。为什么并不罕见的文博综艺节目，能获得如此高的热度？原因只有一个，《国家宝藏》用了全新的方式，来讲述那些历久弥新的“老故事”。

    不同于以往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邀请了王凯、雷佳音等27位当红明星作为“国宝守护人”，以“小剧场”的方式演绎文物的前世今生，而9大博物馆馆长坐镇对文物进行讲解点评，更让节目凸显了话题性和专业性。

    在第一期节目中，王凯饰演乾隆一角，演绎了清代集中国瓷器之大成的瓷瓶——各种釉彩大瓶背后的故事。在剧中，穿越到清代的王羲之、黄公望以及雍正皇帝都用不同方式“吐槽”了乾隆皇帝的“农家乐”审美，但是，乾隆皇帝的一句“鼎盛王朝就该海纳百川”又完美地回应了世人对该瓷瓶的怀疑，正是这种鲜活、接地气的呈现方式，拉近了文物与普通观众之间的距离，使得观众更乐于去了解文物本身以及文物背后的故事。

    《国家宝藏》在呈现与表达方式上的成功，对文化遗产的推广和传播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陈子仪《〈国家宝藏〉热播  文化遗产要讲好新故事》，《中国青年报》2017.12.26）

材料三：

（资料来源于曾阳、刘莹《以统计数据做好博物馆公众服务——沈阳故宫博物院观众调查报告》，《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01期）

材料四：

    在曼彻斯特大学从事戏剧研究的高级讲师托尼·杰克森的带领下，研究者们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和曼彻斯特人民历史博物馆进行专项研究，旨在阐明戏剧对学校孩子们理解力和记忆力的影响。研究报告表明，在博物馆中使用演员可能是一种强有力的教育工具。

    研究者发现，当某个故事是由一个扮演重要角色的演员说出的时候，学生们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更强，他们也容易对人物深表同情，容易理解问题消极和困难的方面。“根据学生们告诉我们的，似乎这种表演容易得到认可，因为演员们仿佛是在与朋友、邻居而不是与小学生进行交谈。”而在非戏剧组，学生们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均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尽管这些表演鲜活有趣，在观众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要想维持这种表演，没有资金的帮助是难以为继的，因为戏剧表演日复一日，完全是博物馆自己在硬撑着。如今，编写和排演一个新的角色可能花掉的费用达4 000欧元，这对于博物馆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样看来，在英国博物馆教育中发挥着传统作用的戏剧表演也面临困境。

（摘编自陈成军《戏剧表演与英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中国文物报》2005.4.29）

材料一：

    在北京大学教授陆绍阳看来，引进大片、建设影院、拍摄类型片和降低拍摄门槛，是中国电影能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步入快行轨道的核心推动力。可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电影市场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观众流失严重。

    上海大学教授陈犀禾认为，40年来，主旋律电影在建构国家形象、弘扬正能量方面作用巨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诞生的《开国大典（大决战）》等一批主旋律电影，通过叙事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进行区分，帮助观众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如何取得胜利、反动势力怎样走向失败的历史事实。创作者将党的历史、革命历史进行像化处理，让观众对国家、民族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中国加今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但为何电影创作的高峰并没有随着市场的繁荣而出现？陆绍阳坦言，如果中国电影依旧照此路径前行，可以预见其面貌不会有本质的改观，这种完全寄希望于市场调节的发展略径，其实是需要反思的。陆绍阳说：“未来，我们要从追求数量转变为以质量提升为中心的内涵式发展。”

（摘编自《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后，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中国艺术报》2018年11月12日）

材料二：

    春节期间，中国电影《流浪地球》在北美等海外市场同步上映。上映首周，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票房合计达263万美元，创近年来华语电影海外开画最住成绩。《流浪地球》的出现，证明中国可以制作出足以比肩美国好莱坞的科幻大片。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流浪地球》意味着中国电影升级换代，是中国电影从大国走向强国的一部标志性作品。”这部作品填补了国产硬科幻电影的空白，值得自豪的是，这部电的核心主创国队成员都是中回人。

    澳大利亚影评人特拉斯・约输逊称，《流浪地球》或许是2019年最好的科幻片。在他看来，这部电影摒弃了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选择了中国文化中的责任、谦卑、自我牺牲与对家庭、社会的忠诚。

（摘编自《中国电影工业体系正走向成熟》，《光明日报》2019年2月17日）

材料三：2012—2017年中国电影播映收入年增长率及电影广告收入年增长率走势

（摘编自《2019—2025年中国电影行业市场调查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表1：2017年中国内地票房排前十名的电影

（数据来源于艺恩网）

材料四：

    对于春节的电影市场而言，一直以来“票房之争”都是大众媒介主要关注和聚焦的核心问题。然而，对于2019年春节档而言，与其将视点聚焦于票房收益，不如将关注点转向票房之外，毕竟，以刘慈欣作品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科幻文学和中国本土视效田队才是2019年春节档的最大赢家。

    从《流浪地球》到《疯狂的外星人》等，本土视效团队无论是在概念设计的艺术创造性、技术手段的应用、云计算的特效渲染等层面，还是在工业化的制作流程层面，整体的工业化水准都得到了全面提升与快速发展，其中，影片《流浪地球》中75%的视觉特效都来自中国视效团队的制作，已然体现出本土视效团队现阶段较高的制作水准。

（摘编自《科幻当红：时尚背后是品质》，《中国文化报》2019年2月16日）

材料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学会联合开展了青年创业者调查。调查显示，受访的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80.8%），他们从最终的全日制学校毕业时多为21～25岁（60%）。在这一群体中，仅有9%选择了在校期间创业或者一毕业就创业，且这些在校创业者多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值得关注的是，接近一半（46.8%）的创业者在毕业4～9年后才进行首次创业。超过半数（55%）的创业者把创业动机归于发现了适合的商机，比如有好的创业项目或有好的政策机遇，另有22%左右的创业者创业是想自己当老板或想出来闯荡一番。

    受访者普遍认为，创业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创业前还应有一些相关工作经验，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应先就业后创业；对创业者来说，在名校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特别是高学历或理工科的创业者，非常认可专业知识对创业的推动作用；在创业后如果不继续学习，创业者比普通上班族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附图：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二：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进一步鼓励以及工商注册等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全国高校毕业生创办私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而缺乏启动资金是高校毕业生创业面对的首要难题。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蓉华针对一些学生落入信贷陷阱的现象，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增强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并普及信贷知识，保护大学生远离非法网络借贷平台。她建议将大学生使用网络金融借贷纳入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从校园开始培养大学生的诚信意识。

（摘编自中国工商报网《完善信用体系  助力创业创新》）

材料三：

中国青年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您认为政策效果会知何？

杨德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以休学创业来说，学生在创办、经营企业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回到学校，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对学生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种保护。我曾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进行过一项研究，在对多种因素进行控制后发现，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的制度，会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更愿意去创业，创业效果也会更好。允许休学创业等许多新政策就属于这类性质的制度，肯定能够鼓励一部分人去创业。当然，在具体落实上，会有一个磨合和调整的阶段。

（摘自2017年4月6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陈博群是安徽师范大学2013级空乘专业的大四学生，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鼓励高校设立专业化众创空间”，这令他为之振奋。他在校期间经历了数次创业。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陈博群仍面临着很多挑战。大二那年，他创办了服务合肥市大学城师生的送餐网络平台“点小二”，但不久就以失败告终。

    陈博群此前的不少创业伙伴在毕业后选择就业。他们发现，自己找工作比同龄人要得心应手，实习期也表现得更好。

    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已经通过创业获得成长。从报税到企业运营，从和人打交道到发掘市场需求，他们都已在创业期间实践过了。

（摘编自新华网《大学生创业，过程比结果更重要》，2017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