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因为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这种关系的扩展就形成了社会伦理关系。家族本位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饰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因此人们才说，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则具有贤人的风度。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即使在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科技的价值观是以“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考虑“利用、厚生”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

    中国文化的普遍信念是“人为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因而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老子曾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理。“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突显人格尊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因而中国人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早在孔子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在此基础上，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就逐渐形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

（选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有删改）

    春秋战国上下五百余载，是中国历史上最充满活力的黄金时代，是“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变化时代。那是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崛起，从而在社会整体上大转型的时代，这使得那个时代的人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还是军事家、教育家，是侠，是士，其生命状态无一不是饱满昂扬奋进向上的，充溢着一种不可遏止的进取精神和非凡的创造力。

    那是个讲究谋略的阳谋时代，所以智慧丛生色彩斑斓；那是个本色人生的时代，所以仕学争鸣侠隐飘逸，摇唇鼓舌皆成风流；那是个实力竞争的时代，所以强国富民为本，虚伪的文过饰非的理论无法泛滥；那是个深刻思索、创造思想、成就学问、铸造精神的时代，是中华文化的原生代，所以出现了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灿烂辉煌的景象。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伟人中，有一半多的伟人属于那个伟大的时代，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神秘文化……几乎所有基本领域，都在那个时代开山立宗并创造了我们民族精神的最高经典，不仅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而且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人类文化的殿堂。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变革最为活跃的时代，五霸迭兴，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七雄兴衰，此起彼伏。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教育从戎与祀的礼制中挣脱出来，孔子私学，稷下学宫，最终实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学吏教育制度；文学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文艺作品林林总总，诗歌、辞赋、小说、散文皆为后世之滥觞，这时期有《楚辞》的铺陈抒情、浪漫想象；有《论语》《孟子》的雍容和顺、灵活善譬；有《庄子》的想象丰富、奇气袭人；有《韩非子》的锋利峭刻、研箴析理。艺术更见洋洋大观，青铜器绚烂多彩，金玉精琢叹为观止，铭文风韵为篆刻艺术之典范；宋音楚舞，边磬编钟，宫殿廓城，髹漆彩绘无一不在世界艺术史上熠熠生辉，光彩夺目。科学技术可谓灿烂辉煌，光学物理、阴阳五行、染色麻织、灌溉堤防、经络学说，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所取得的科技成就绝对遥遥领先于世界；当时的争霸战已经是车步兵联合作战，水陆军协同争先的大规模战争，在战争中诞生了孙武、司马穰苴、吴起、孙膑、尉缭等伟大的军事家，他们的集古代兵家大成之作，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对世界各国军事理论产生着巨大影响。

    两千多年过去了，那个民族文化原生代所创造的精神，并没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渐行渐远，依然博大精深，风采依旧。梳理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风云变幻及国家强弱兴衰之演变轨迹，窥探中国文化原生代的恢宏博大与灿烂辉煌，再现当年诸子百家和侠客名士的神采风流，以求我们在新的民族竞争面前，在国家民族的转型期把握住富国强民、团结奋斗的主调。

（摘编自安然《原生文化是民族精神生命之源》）

作为生物的社会

    ①不过，让一个旁观者不这样看是很难的。蚂蚁的确太像人了，这真够让人为难。它们培植真菌，喂养蚜虫做家畜，把军队投入战争，动用化学喷剂来惊扰和迷惑敌人，捕捉奴隶。织巢蚁属使用童工，抱着幼体像梭子一样往返窜动，纺出线来把树叶缝合在一起，供它们的真菌园使用。它们不停地交换信息。它们什么都干，就差看电视了。

    ②最让我们不安的是，蚂蚁，还有蜜蜂、白蚁和群居性黄蜂，它们似乎都过着两种生活。它们既是一些个体，做着今天的事而看不出是不是还想着明天，同时又是蚁冢、蚁穴、蜂窠这些扭动着、思考着的庞大动物体中细胞样的成分。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一层 ， 我们才最巴不得它们是异己的东西。我们不愿看到，可能有一些集体性的社会，能够像一个个生物一样进行活动。即使有这样的东西，它们也决不可能跟我们相关。

    ③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还是存在。野地里一只独行的蚂蚁，不能设想它头脑里想着很多。当然，就那么几个神经元，让几根纤维串在一块儿，想来连有什么头脑也谈不上，更不会有什么思想了。它不过是一段长着腿的神经节而已。四只或十只蚂蚁凑到一起，围绕着路上的一头死蛾，看起来就有点意思了。它们这儿触触，那儿推推，慢慢地把这块食物向蚁丘移去。但这似乎还是瞎猫撞着死老鼠的事。只有当你观看聚在蚁丘边的、黑鸦鸦盖过地皮的数千蚂蚁的密集群体时，你才看见那整个活物。这时，你看到它思考、筹划、谋算。这是智慧，是某种活的计算机，那些爬来爬去的小东西就是它的心智。

    ④建造蚁丘的时候，有时需要一批一定规格的细枝，这时，所有成员立刻都着魔般搜寻起正合规格的细枝；后来，外墙的建筑就要完成，要盖顶，细枝的规格要改变，于是，好像从电话里接到了新的命令，所有的工蚁又转而寻找新型号的细枝。如果你破坏了蚁丘某一部分的结构，数百只蚂蚁会过来掀动那一部分，移动它，直到恢复原来的样子。当它们觉察到远方的食物时，于是，长长的队伍像触角一样伸出来，越过平地，翻过高墙，绕过巨石，去把食物搬回来。

《新葫芦兄弟》遭差评引发的思考

毛建国

国产动画片《新葫芦兄弟》自7月11日上线以来，网友一直吐槽不断，纷纷称其“糟蹋经典”“毁童年”。在豆瓣网上，网友给出的评分仅为3.7分。不过，相较于网友的差评，出品方的态度更值得玩味。从“一部拍给小朋友看的动画片，为什么要迎合80后的口味”这句话中，大致可以了解出品方的态度。这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动画片到底应不应该考虑成年人的口味？

《新葫芦兄弟》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和上海合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网友的吐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造型上，从中国风变成了日版萌娃；剧情上，爷爷变成了土地公公，会法术，还像唐僧一样啰唆；语言上，使用了“吓死宝宝了”等较多网络流行语。很多孩子可能连上网打字发表评价都做不到，可以看出，这些吐槽多是成年人发出来的。可是，出品方真调查过，孩子喜欢什么动画片吗？

    不必讳言，现行的中国动画存在“甘蔗两头不甜”的情况。一方面，很多动画出品方把目标受众锁定于儿童群体，忽视了成年人的感受，一些动画甚至没有过硬的故事，穿帮画面比比皆是，让成年人极其不爽；另一方面，很多动画出品方在研究儿童心理上远远不够，不能说真正适合儿童年龄特点的动画片没有，最起码不多。看起来现在有一些国产动画片很受欢迎，其实这是无奈的选择。哪些动画片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电视台决定的，它取决于电视台播什么以及播出的频次。

    之所以把“成年人口味”作为一个命题抛出来，不仅是因为成年人也有观看动画的需求，而且是因为成年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动画的打开方式，决定着孩子看什么。有统计表明，虽然《新葫芦兄弟》的主创团队将该片的主要观众定为7～11岁的小学年龄段儿童，但事实上，真正的儿童观众只占不到五分之一，大多数的观众其实还是成年人。一部优秀的动画片，在观看人群上本就应该跨界，比如《猫与老鼠》这些经典片，就是“老少通吃”。更何况，很多80后已经为人父母，他们决定着自己的孩子能不能看、看多长时间。既然如此，又怎么能不在乎80后的感受呢？

    相比较而言，研究儿童心理远比研究成年人心理复杂和艰难得多，怕只怕既研究不了儿童心理，又不去研究成年人心理。从这个视角来看，有必要强调一点，动画片不能缺少成年人视角。

    想拍出一部叫座的动画片，确实不容易；在成人视角和儿童视角之间找到平衡，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就现实而言，我们最怕的是出品方既不研究儿童心理，也不研究成人思维，只是把精力用在公关和宣传上。至此可以回答，儿童动画该不该考虑成人口味？识者自有答案。

《人民日报》（2016年08月2日，有删改）

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炫耀暴力和武功是氏族、部落大合并的早期宗法制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光辉和骄傲。所以继原始的神话、英雄之后的，便是这种对自己氏族、祖先和当代的这种种野蛮吞并战争的歌颂和夸扬。殷周青铜器也大多为此而制作，它们作为祭祀的“礼器”，多半供献给祖先或铭记自己武力征伐的胜利。而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祇。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在今天是如此之野蛮，在当时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正因如此，古代诸氏族的野蛮的神话传说，残暴的战争故事和艺术作品，包括荷马的史诗、非洲的面具……尽管非常粗野，甚至狞厉可怖，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中国的青铜饕餮也是这样。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崇高的美。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它威吓、吞食、压制、践踏着人的身心。但当时社会必须通过这种种血与火的凶残、野蛮、恐怖、威力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向前跨进。这个动辄杀戮千百俘虏、奴隶的历史年代早成过去，但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术之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不绝，不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这种超人的历史力量才构成了青铜艺术的狞厉的美的本质？这如同给人以恐怖效果的希腊悲剧所渲染的命运感，由于体现着某种历史必然性和力量而成为美的艺术一样。超人的历史力量与原始宗教神秘观念的结合，也使青铜艺术散发着一种严重的命运气氛，加重了它的神秘狞厉风格。

    同时，由于早期宗法制与原始社会毕竟不可分割，这种种凶狠残暴的形象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反而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特别是今天看来，这一特色更为明白。饕餮纹饰也是如此。它们仍有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

    所以，远不是任何狰狞神秘都能成为美。恰好相反，后世那些张牙舞爪的各类人、神造型或动物形象，尽管如何夸耀威吓恐惧，却徒然只显其空虚可笑而已。它们没有青铜艺术这种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

    社会愈发展、文明愈进步，也才愈能欣赏和评价这种崇高狞厉的美。在宗法制时期，它们并非审美观赏对象，而是诚惶诚恐顶礼供献的宗教礼器；在封建时代，也有因为害怕这种狞厉形象而销毁它们的史实。恰恰只有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宗教观念已经淡薄，残酷凶狠已成陈迹的文明社会里，体现出远古历史前进的力量和命运的艺术，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欣赏和喜爱，才能成为真正的审美对象。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保持环境卫生，对于防疫至关重要。在殷商甲骨文中有大扫除的记载。《礼记》《治家格言》《周书秘奥造册经》中均强调了保持居室清洁卫生的习惯，同时指出屋宇干净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

    熏烟蒸洗也是我国古代传统防疫方法。《周礼·秋官》记载有用莽草、嘉草等烧熏驱蛊防病的方法。根据出土的竹简我们可以看到，秦时期，凡入城，其车乘和马具都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一幅“殷人洒扫火燎防疫图”，描述了殷商时代以火燎、烟熏方法来杀虫、防疫的情景。两汉时期是古代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博物志》中特别讲到有一次长安大疫，宫中皆疫病，汉武帝焚烧弱水西国所贡香丸一枚“以辟疫气”，“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由不歇”。《伤寒杂病论》中详细论述了多种传染性疾病在不同时期的各种治疗方法，熏香便是其中一种防抗和辅助疗法。

    空气消毒药方的出现在晋代。葛洪认为，通过熏烧药物的方式，可以预防疫病；他在《肘后备急方》中首先提出了空气消毒法。“其后，唐代孙思邈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防疫方法。明代李时珍常使用蒸汽消毒法。这个方法在清代也有记载，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佩藏口罩能阻挡细菌、病毒、灰尘和有害气体对人体的侵害。古时候，宫廷里的人为了防止粉尘和口气污染而用丝巾遮盖口鼻。3至8世纪时流行一种出行帽子，主要用来遮蔽容貌及身体，以避免路人窥视。流行初期男女均可以穿戴，到了隋唐时主要为妇女使用。唐代从或则天时期开始，妇人出行开始使用帷帽。帷帽具有短小、轻便的特点，长仅至颈部，面部也能稍微显露，帷帽的帽裙由纱网制成，也具有透视的功能。它们的功能是遮阳蔽沙，也具有一定的卫生防护效果。宋代宋慈《洗冤集录》记载：用麻油涂鼻，或作纸摅子油，塞两鼻孔；仍以生姜小块置口内；遇检，切用猛闭口，恐秽气冲入。这是讲验尸官验尸时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与现代医用口罩防护观念相同。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这样蒙口鼻的绢布，也就是原始的口罩。

    1910年至1911年，我国东北大鼠疫中，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坚持认为这场鼠疫不是腺鼠疫，而是肺鼠疫，可通过呼吸传染，人际传播是主要渠道。所以他大规模开展了隔离防疫，并且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他用两层纱布包裹着一块长方形吸水棉而制成了“伍氏口罩”，防疫效果明显。

(节选自陈昀《文物见证抗疫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