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郭永怀

胡晓青

    他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为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核事业尖端技术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付出了生命。他就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在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

    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因故不能成行。翌年9月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他仅用半年时间就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接着他选择了空气动力学中最难的课题“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作为博士论文研究方向。1941年5月，他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工作。从此，郭永怀开始了最艰苦的研究工作，通过四年多的辛勤劳动，郭永怀重于在跨声速流动的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1945年，他以坚强的毅力，出色地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钱学森评价道：“郭做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但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

    1946年，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特聘郭永怀前去参加业务领导工作。于是，郭永怀成了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主持人之一。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这一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是因为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郭永怀很快就闻名世界。当时人类虽已实现了飞行的梦想，但飞行速度并不理想。而解决“声障”问题是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难关。郭永怀和钱学森经过拼搏努力，不久就合作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这一概念还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国外工作期间，郭永怀一直在等待机会，渴望用平生所学为祖国服务。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终于出现了这个机会。这时，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国外的优越条件与待遇，与夫人李佩于1956年11月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并立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郭永怀说。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中国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郭永怀担任九院的副院长。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理论探索和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从外貌看，郭永怀身体瘦弱，不到半百已双鬓斑白，平时不苟言笑，总爱沉思。而他工作起来，精力却是超人的。1963年，迁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基地后，他与许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应。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每次都会增加身体的不适应，严重损害了健康。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但他为了工作全然不顾。周恩来叮嘱郭永怀等科学家尽量不要乘飞机，郭永怀为赶进度仍经常飞来飞去。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苞米地，腾起一团火球！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发现他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们分开时，一叠纸，从两人紧贴的胸部掉了下来——是那份无比珍贵的热核导弹试验数据！焦黑难辨的尸体，完好无损的手稿……面对这种情形，所有前来接应的士兵当场跪地痛哭……

    而此时，他的妻子李佩却被诬陷为“美国特务”，正在接受所谓的政治审查。那天，她没有流泪，只是凝望着窗外，长久地，一言不发。

    在郭永怀牺牲后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接着，在他牺牲不到两年的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为了表彰郭永怀的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于1968年12月25日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1999年，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郭永怀，永怀赤诚；后来者，永怀感佩。

（摘编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她很少提起郭永怀。“两弹一星”奖章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他的遗物，也悉数捐给了力学所。她只是固执地守着60年不变的家，哪儿也不去。有个学生这样回忆：“多少年过去了我才明白，李佩老师所从事的、竭尽身心的教育工作，其实是郭先生事业的延续，郭、李实际是一个人。”（摘自段雨《做个铺路人》）②在核弹武器化的后期研究中，郭永怀相继提出了一些主张，见解独到，后来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郭永怀这些主张的科学性和严密性。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摘自《中国现代科学家（六）》纪念邮票发行资料）

鲁迅传

    1881年，鲁迅出生在绍兴城内一座周姓宅子里。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绍兴城并不大，周介孚既是翰林，又做京官，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块“钦点”“翰林”的横匾，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鲁迅真是幸运，他的人生起点，就设在距乐园很近的地方。

    祖父虽然脾气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得相当开通。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读四书五经。周介孚却不这样，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即使读唐诗，也是先选白居易那些比较浅直的诗，然后再读李白和杜甫，这就大大减轻了鲁迅开蒙的苦闷。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幸运的，至少在童年，他经常都是沐浴在温和宽厚的长辈之爱中。

    他性格活泼、机灵，自然也就调皮。三味书屋里有一项必修的功课，叫做“对课”，老师出一句“红花”，让学生按照词义和平仄，选相对的两字——譬如“绿叶”“紫荆”来回答。有一回，一位姓高的同学偷看了寿镜吾先生的对课题目，是“独角兽”，就悄悄地来问他。鲁迅说：“你对‘四眼狗’好了。”那人上课时竟真以“四眼狗”回答寿先生，寿先生是近视眼，正戴着眼镜，听了自然大怒，把那同学狠狠地骂了一顿，再看鲁迅，却在一旁用书遮着脸，憋不住要“咕咕”地笑出声来。

    一个健康顽皮的男孩子，往往有几分野性。鲁迅虽是长在城里，却没有一般城市中少年人的孱弱相。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受到另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名叫沈八斤的亲戚的威吓，心中非常生气，可是家中有规矩，不许与别人打架，他就只好用画画来发泄，画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支箭，上面写着：“射死八斤！”

    鲁迅是个聪明的孩子，四书五经之类的正经书并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对这些枯燥乏味的说教，从心里不感兴趣。因此，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自己来开辟另外的求知途径。首先是看杂书，从画着奇形怪状的神话人物的《山海经》，到《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的神话传说，凡是他觉得有趣的，都千方百计搜来读。其次是抄杂书，从陆羽的《茶经》一直抄到《西酉丛书》里的古史传和地方志。再就是绘画，先是从大舅父那里借来绣像本的《荡寇志》，把里面的一百多张绣像全都描下来！后来更自己买来好几本画谱，用纸蒙着，一页一页地描。

    小妹妹端姑病逝，他才八岁，却已经感觉到失妹的痛苦，躲在屋角里哭泣，大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为妹妹啦！”

    一个人像一棵树，有了一粒优良的种子，庆幸的是又有一片肥沃的土壤，你仿佛看见一株茁健的嫩芽长成了大树。

（摘编自王晓明《现当代名人传记之鲁迅传》）

【相关链接】①鲁迅十八岁时，考入南京水师学堂。毕业后，即被派往日本留学。但到东京预备学校毕业时，他决定要学医了。原因是：不想中国人都像他父亲一样被庸医治死；要让中国人身体健壮。后来鲁迅觉得国民现在的问题不是身体健康与否，而是思想不觉悟，最需要改变的是他们的精神状态，于是鲁迅弃医从文。（何芬《〈鲁迅传〉读后》）②毛主席评价鲁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被人民称为“民族魂”。他在1918年，首次以“鲁迅”作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鲁迅的作品，大多取自普通人的生活，反映现实，针砭时弊，揭露黑暗社会。（张凡《重读〈鲁迅传〉》）

霍松林先生的教学与研究

    2017年2月1日，霍松林先生在走过人生第97个春秋后，溘然长逝。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教书70多年，仅在陕西师范大学执教就有半个多世纪。一生平淡而又非凡。

    先生教书首先从编写教材入手。20世纪50年代初，高校中文科处于创业阶段，要求多开新课，用新观点教学。但霍先生接手的三门新课之一的文艺学，既无教材，又无参考资料。怎么办？他开始搜集和阅读大量资料，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重新分析已有的理论。几经补充修改，到1953年秋，终于完成了26万字的《文艺学概论》。就这样，我国便有了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教材。

    霍先生讲课很有特点，他为本科生讲古文，诗、词，从来不看讲义，边背诵，边讲解，却一字不差。跟别的老师只管讲解不同，霍先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会，严格要求学生背诵大量的诗文名著、精读必要的古典名著，以奠定学生的知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后，霍先生把订精力放在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上。到2015年，霍先生先后培养了20多名硕士和70余名博士。他们走向全国各地，大都成为所在单位教学科研的骨干或学术带头人，学界称之为“霍家军”。而他本人则被誉为“关西孔子”“海内儒宗”。鉴于他几十年来为学校作出的杰出贡献，陕西师大于2014年为他颁发了“陕西师范大学杰出贡献奖”，奖金100万元。但他随即用其设立了“霍松林国学奖学金”，以奖掖后辈。

    霍先生有句名言：“我的工作是教学，所谓研究，其实是备课。”

    霍先生曾在《“断代”的研究内容与非“断代”的研究方法》一方中强调，“断代”研究不能用“断代”的研究方法。就研究唐诗说，不应割断它与唐以前、唐以后诗歌发展的联系，尤其不应忽视唐诗与今诗的关系。

    霍先生经常引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的一句名言：“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霍先生与弟子傅绍良合著的《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开辟了盛唐文学研究的新领域，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霍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是建立在他雄厚的文艺理论基础之上的。他自己除撰有《文艺学概论》《文艺学简论》《诗的形象及其他》等著作之外，还整理了大量古代文艺理论著作，如校注《滹南诗话》《瓯北诗话》，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说注》《控文论名篇详注》《中国诗论史》，并把这些理论运用到古代诗文的研究实践当中，因而成就斐然。

    我至今还记得，1982年霍先生主持召开全国首届唐诗讨论会的情景。当他在开幕致辞中说到“我们的这次全国性的唐诗讨论会，新中国成立以来是第一次，唐代以来也是第一次”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唐代以来的第一次”，此话气势非凡，振奋人心。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程千帆先生给霍先生题写斋榜“唐音阁”，从此，“唐音”走遍全国，走向世界。

    霍先生晚年仍笔耕不辍，2001年，出版《唐音阁论文集》《唐音阁译诗集》《唐音阁诗词集》《唐音阁随笔集》等系列著作。2010年霍先生90寿辰时，他亲自整理编撰的《霍松林选集》（十卷本）正式出版，集中体现了其学术成就。

    “学海珠玑光简册，诗坛星月耀乾坤”，这是霍先生1982年献给首届全国唐诗讨论会的诗句，今天用来概括先生的学术风范也十分恰当。先生离开我们了，但“唐音”永存，他的著作将永远流传，光照千古。

（摘编自张新科《霍松林：“唐音”永存》）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

    1892年农历二月十二日，湖南沅州府衙内，一群春风得意的新科举人、秀才，聚在一起游园赏花，吟诗作画。有画牡丹的，有画荷花的，有画兰花的，有画菊花的。而有名举人则画了株棉花，那株棉花，俏生生地立于洁白的宣纸上，枝叶扶疏，蓓蕾初放，清逸中透出温暖安稳气象。题字也绝：此君一出天下暖。此人就是熊希龄，新科举人。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二十四岁，他又顺利中了进士，还被光绪帝“点翰林”。

    可是，他入翰林院不到两个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亡激起了熊希龄的满腔豪情和报国之志。他给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他又以在籍翰林身份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并参加谭嗣同创立的南学会。他以为他倾心倾力推助的波澜，将席卷一切旧的、破的东西，让新世界的春花遍地开放，可惜，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熊希龄因在赴京途中骤病，未能按时到京而逃过一劫，但也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回到老家的熊希龄，闭门读书，养精蓄锐。庚子事变后，在新任湖南巡抚端方的大力保荐下，熊希龄充任清廷派遣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随员，一起出访。这番国外游历，丰盈了熊希龄的阅历。回国后，在整治东三省经济的过程中，被冠上一顶“理财能手”的高帽。后来这尊“财神”却被袁世凯一眼相中。熊希龄虽力辞五次，仍被推着就任了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粉饰太平，竭力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希龄自然是负责组阁的不二人选。当上民国首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雄心勃勃，力图建立起“真正共和国”。可是，袁世凯让他组阁，本来就只是一种姿态，一个过渡，是利用“名流”来装点门面对付国民党。当袁世凯的目的达到后，他原形毕露，很快以大总统的名义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熊希龄也辞职下台。当了袁世凯的炮灰和祭品的熊希龄，一时间备受世人指责和诟病。在众人的唾骂声中，熊希龄的人生跌入谷底，仕途之门也砰然合上。

    1917年的夏末秋初，北方发生了大面积水灾，近两万个村庄被淹，六百多万灾民无家可归。儿童命运尤其悲惨，插标卖首和遗弃路边的灾童比比皆是。为救济灾童，熊希龄在北京设立慈幼局，这就是香山慈幼院的前身。1920年，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一次就招录了六百四十名孤贫儿童。六年后，在院儿童已接近两千人。香山慈幼院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作为院长的熊希龄，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向社会募捐，向政府呼吁拨款，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投入了大量财力。1932年，他更是毁家纾难，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悉数捐充儿童幸福基金。熊希龄也因此赢得了“熊菩萨”和“慈善总理”的美誉。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已淡忘政治的熊希龄又萌发了爱国热忱。熊希龄会见张学良，吁请他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他受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臂缠黑纱，亲临战场，对士兵发表抗日演说，讲到激愤处潸然泪下。他说：“国难临头，已及眉睫……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尚存，誓当奋斗。”他并没有只说大话不做事，1933年4月，他亲率红十字会救护队前往喜峰口、古北口前线慰军。后来，熊希龄组织慈幼院内二百多名男生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组织女生参加红十字会救护队，到战区医院看护伤兵和难民。淞沪会战时，亲友纷纷劝他们离沪远避。他不但不躲避，还以老病之躯，率领上海红十字会会员，日夜穿行于伤兵难民间，出入于枪林弹雨中。沪宁相继沦陷后，熊希龄和夫人毛彦文忧心如焚，乘船赴香港为难民和伤兵募捐，后准备绕道广州返回湖南，以期再为苦难中的家国尽绵薄之力。但因积劳成疾，熊希龄突发脑出血，抛下他未竟的事业、深爱的妻子和数千名孤贫儿童，走了。

    熊希龄这一株朴实的棉花，在那个多灾多难、贪腐成灾的中国，虽历经风吹霜打，日晒雨淋，但仍无怨无悔，默默地将温暖送到人间。

李静涛《百年舂锄不言休》

    我国学术界曾将饶宗颐与钱钟书、季羡林并列，称之为“北钱南饶”和“北季南饶”，在钱钟书心中，饶宗颐是“旷世奇才”，季羡林则直呼“我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1917年8月9日，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安。父亲饶锷是潮州首富，又是当地著名学者。饶锷致力于考据学，家中藏书10万卷。他为儿子取名“宗颐”，希望他能成为像北宋理学家周敦颐那样的大学者，饶宗颐三四岁时，父亲便教他诵读经典。10岁时，他已经阅读了《通鉴纲目》《纪事本末》等古籍，并跟随名师学习，打下了绘画、书法和古文的深厚根基。

    1930年秋，14岁的饶宗颐以优异成绩考入潮州金山中学学堂。当时在潮州能考上金中的，都相当于“举人”，享受礼遇。但饶宗颐觉得“在学校获益不大”，入学后没多久，就回家自修，开明的父亲并未反对。16岁那年，父亲撒手人寰。 “父亲留下庞大的财产与大批书籍，在这两者之中我选择了书籍。”他继承父亲遗志，完成《潮州艺文志》，踏出了学术生涯的第一步。

    抗日战争爆发后，饶宗颐曾在中山大学任艺文纂修，同时加入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学会，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潮州沦陷后，饶宗颐不得不辗转于广东香港之间。父母早逝，战乱动荡，让他较早地参透何为心无挂碍。他一生面对逆境，往往比较达观、超然，心态平和，乐观向上。

    在香港，饶宗颐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善本、孤本，为以后的治学打下了基础。1952年，并无大学学历的他受聘成为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饶宗颐主讲目录学、文字学、《楚辞》和汉魏六朝文学，他的潮州话、普通话与粤语都能讲得流畅标准，受到学生欢迎。港大授课之余，饶宗颐还前往新亚书院讲授“老子”等课程，同时继续研究敦煌学。

    饶宗颐不喜欢政治，专心治学。他将著述又涉政的人称为“早达”，“忘文学而求‘名’，不知道名之为‘害’”。但他也关注世道人心。当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股市大跌，每天都有股民跳楼自杀，饶公亲自书写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字很大，每个约一平方米，由香港政府出资，按照原始尺寸，在大屿山建了“心经简林”，来安抚市民的心灵。现在已是香港市民寻求心灵慰藉的一个重要去处。

    在日常生活中，饶宗颐为人谦虚，待人真诚，就是陌生人想与他讨论问题，他也会热情交流，不会高高在上。他对“国学大师”“一代通儒”等称呼表示不敢当。2003年，香港大学设立饶宗颐学术馆，他给学术馆取名The Jaotsung-I Petite Ecole，意思为“这是香港大学里面的一间小学校，我在这里做点小学问”。

    1954年，饶宗颐在日本研究甲骨文。同年到剑桥出席第二十三届东方学国际会议并发表了论文《老子想尔注》，从此引起了西方的注意。法国汉学家戴密微邀请他到巴黎整理敦煌经卷资料，在浩如烟海的文物中，饶宗颐系统地研究了道教文献资料，并出版了《敦煌老子想尔注校笺》，填补了学术空白。这本书引发了欧洲研究道教的热情，巴黎大学中国学院还把此书定为研究生必读教材。戴密微很欣赏饶宗颐诗、词、赋方面的才情，曾邀他同游瑞士。1962年，经戴密微力荐，饶宗颐以甲骨学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获得了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汉学儒莲奖”。

    “久去乡关，累十余稔，山川乔木，望之畅然”。饶宗颐1949年离开大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故乡的思念愈加强烈。藉由中山大学邀请，63岁的饶宗颐回到朝思暮想的广州，感慨地说：“我从小读过很多地方志，对各地的地名很熟悉，可是大陆很多地方还没去过。”他下定决心，要在晚年游历祖国。饶宗颐前往莫高窟考察，虽然他以敦煌学研究而闻名于世，此前却从未到过莫高窟。饶宗颐在火车上一路凝望着窗外，同行者问：“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有什么好看的？”饶宗颐回答说：“我正等着海市蜃楼的出现。”离开敦煌后，饶宗颐又到了西安、洛阳等历史名城，每到一处，他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仔细地考察每一样藏品，有时候还要到库房里看。

    进入新世纪以来，他被尊为国学泰斗，今年4月，李克强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饶宗颐，称赞他心系国家发展，学术耕耘不辍，艺术创作不断。

    不论何时，饶宗颐都像他自比的那样“辛苦待舂锄”，百年不休，他曾说：“人在天地之中，渺小得像一个不可知的斑点，亦像一根芦苇，很容易被一阵风所摧折……面对无限的宇宙，永远的岑寂给人以无限的恐惧。在无限的周遭，处处可以是中心，而何处是圆周，却煞费思量。”

【相关链接】①我（饶宗颐）特别喜欢一句话，“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这里的“万古不磨”，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自在”是佛教的话，就是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和自在之心。（肖莹《饶公印象记》）②饶氏治学所涉及的时代，从上古史前到明清，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交白卷”的。他通晓中、英、法、日、德、印度等国语言文字，对古梵文、楔形文字也颇有研究。因此他能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汇比照中，提出和解答中国历史文化的新问题。过去不少人以为他的艺术创作只是治学之“余事”，但近30年来，他在书画创作上新法迭出，业界公认其成就绝不在学术之下。

（刘伟忠、姜舜源《一代通儒饶宗颐》）

多面梁启超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都非常大。他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述，在33年著述生涯中平均每年要写40多万字，他撰写《陶渊明年谱》三日而成，他用一昼夜完成《戴东原先生传》，他最有名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别人作序，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用15天写成一本6万字的著作……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梁启超的治学领域及其广泛，他的著作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在学术研究上，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能否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做一个通盘的打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永不肯安于小就，做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就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梁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广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梁启超一生多变，世所共知。他的多变颇遭时人及后人的诟病。有人认为他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者有启迪之用，为他学问不能精深而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政治上“反复无常”——与康有为始合终分，与孙中山合作又对抗，对袁世凯先拥后反。梁启超晚年对自己的学生说，他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飘的投机者。郑振铎认为，梁启超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不过是变化的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并未变，那就是爱国。

（选自《梁启超：趣味人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梁启超最初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就是办报。他的《变法通议》明目张胆地批评晚清朝廷，要求改制变法，抑制君权，伸张民权，说出了当时人人所欲言而未能言说的议论。

1897年至1901年是梁启超思想最为激进、革命激情最高涨的时期。“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梁启超流亡日本。尽管此时他仍跟着康有为力倡保皇，但实际上，他的革命激情正日益高涨，表现之一就是欲与孙中山的革命派联合，并曾与孙中山融洽亲密地辩论革命之道。康有为曾责备梁启超，过于轻信卢梭学说，鼓吹破坏主义。这时的梁启超与其说是“改良派”，不如说是“革命派”。

②梁（启超）先生学问是第一，道德人品是第一，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师。（梁实秋）

（摘自《深圳晚报》2015年4月27日《近代史学者解玺璋还原多面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