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琦的爱国心

    ①1992年8月28日，程万琦创建的世界华人协会在香港成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协会会员已逾600万，分布在138个国家和地区，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华人社团。

    ②程万琦祖籍广西，1940年生于越南，家中四个子女，名字中间的字分别为“世、泽、万、民”，以表爱国之心。程万琦的曾祖父程圆亮，是清朝刘永福“黑旗军”中的得力干将；祖父程璧金，曾任孙中山秘书，中国银行行长；父亲程成虹，1921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早期党员。百年来，“民族大义”是程家祖上传下来的家规祖训之根本。

    ③“有国才有家”，程万琦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屡次表达着他人生信念的核心。创建一个团结世界华人华侨组织的想法也随之在他心中萌生。中国本土上有13亿中国人，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大约有4千多万，如此庞大的群体，要成立一个非政治、非牟利的团体，其难度可想而知。一部分人愿意看到一个混乱的华人团体，于是对此百般阻挠，但是程万琦清楚：天下华人是一家，振兴中华，必须发动更多的华人参与，将华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排山倒海之势。为了这个梦想，程万琦奔波了10多年，跑遍世界200多个国家，会晤了无数的华人组织，调解了无数组织间的纷争……

    ④程万琦将世界华人协会的宗旨定为“团结全球华人，提高华人在当地社会中之地位和保障华人权益，弘扬中华文化和振兴中华”，多年来，世界华人协会正在这个宗旨的指导下为祖国的富强而贡献着力量。经世界华人协会牵线搭桥于内地成功兴建的外资、合资企业已近5000家。

    ⑤1975年，程万琦第一次到内地，看到百姓生活与世界的距离明显拉大，心情沉重。1978年，程万琦见到邓小平，再次将中国非常有必要引用外资，增强国力，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想法讲了出来。邓小平没有讲一句不同看法的话。一段时间后，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

    ⑥20多年，程万琦将自己的满腔热血都投入到祖国的复兴与富强中，而他本人从来没有从中拿过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有赚过国家的一分钱。他将自己的主要业务大都集中在海外，香港只占小部分，他的经商宗旨是不赚同胞的钱，所以未到内地投资，他说：“我即使是最初打工，也是给外国公司打工，赚外国老板的钱。”

    ⑦程万琦出生在一个祖国积贫积弱的年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让程万琦从内心里发誓要挺直腰板，在所谓“西方人的领域”做出中国人自己的一番事业来。

    ⑧1980年，程万琦在纽约创建了东方银行并任行长，同时在世界各大城市开设金融公司，从事金融投资业务及国际贸易。

    ⑨2002年，他以亚洲篮协代表的身份竞选国际篮联主席获胜，代表13亿中国人，走上了有212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世界级第一大体育总会主席的位置，成为亚洲有史以来进入国际篮联第一人。此前，程万琦曾任亚洲跆拳道协会会长，亚洲篮球联会会长等职，是第一个身兼两个洲际体育组织会长的华人。他代表祖国作为一个体育大国在国际场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⑩很多人试图描绘程万琦的一生，却因他的经历太丰富而罢手。唯有“传奇”是对程万琦一生最准确的概括。而他缔造这个属于中华民族的传奇，除了与生俱来的坚韧和豪爽，家族的传承与教育，赋予他超乎常人的魅力与魄力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深入骨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与血脉。

（摘自《中华儿女》作者：华南、孙聚成  有删节）

奇绅鸿儒刘大鹏

郝岱

    一个普通的晚清文人，在国内“名不出乡里”，但在沈艾娣所著《梦醒子》一书中却被称为“第一奇绅士”。一个农村绅士，何以被冠以“第一奇绅士”的美誉？刘大鹏究竟奇在何处？

    刘大鹏并非是先知先觉的圣贤，聪明过人的天才。刘大鹏在日记中自述“生而顽钝，年七令甫能言。”他七岁才会开口说话。七年不鸣，一呜惊人。童年刘大鹏在私塾先生刘丽中门下读书16年，毕业后，他又先后在太原县桐封书院、太原府崇修书院学习深造10年，仅读书就长达26年。在人生旅途的第一站，他读书时间长达半辈，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可谓一奇。

    刘大鹏在刘丽中、杨深秀（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等名师的精心培育下，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积累了渊博的知识，树立了如何做人做事的高尚道德理念，确立了报效国家和人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日后创业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大鹏完成学业后，就到大谷县南席村当了整整21年的私塾先生，后到太原县女子学校任教十余年，他教书时间又占据了人生的半辈。

    刘大鹛在世85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可谓一瞬间，他在有生之年既要教书，又要种地，还要经营煤窑，忙里抽闲，用毛笔手抄洋洋34部巨著，亿万字手稿。对儒家经典烂熟于心，能够熟练背诵的经典著作达六十多万字。刘大鹛超人的智慧和惊人的毅力，非凡的创作天才，德高望重的思想品德，实乃奇人奇才也。

    刘大鹏34岁时开始记日记，直到临终前五日，连续写了五十一年的日记。日记真实客观地记叙了清末民初、抗战期间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人情世故等，可谓包罗万象，是中国这段历史的缩影，史料珍贵，堪称百科全书，更被山西省图书馆誉为“镇馆之宝”。

    刘大鹏的德才、廉洁名扬省城。阎锡山掌握山西军政大权后，急需人才为其效力，曾多次派人请刘大鹏出山，先生屡屡婉言谢绝，不接受聘任。读书做官，仕人之追求，刘大鹏却是送到嘴边的肉不吃，可谓奇也怪也。

    在人生的旅适中，他一直努力拼搏，曾务农、务工（开煤窑）、经商（租赁餐具、轿等业务）、教书、写书，走完了光辉的人生历程。

     1915年，58岁的刘大鹏当选为山西省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省议会议员选举大会。有些议员为了拉选票，纷纷向代表行贿或宴请。有参选议员对他行贿，他以“不义之财不可取”的修身之道一一拒绝。世上哪有和钱财有仇有恨之人，唯有刘大鹏既不贪财也不受贿，实属奇人也。

    日寇占领太原县后，狂轰滥炸，烧、杀、抢、奸无恶不作。每当鬼子进村扫荡，村民纷纷扶老携幼逃难时，刘大鹏却视死如归，独自一人留村，并上到屋顶，指天骂日。有一年，日寇的一名军官久闻先生大名，恳请先生为其题写一副条幅，先生冒着杀头的危险，婉言谢绝，日本人无奈，只好灰溜溜地离开。1934年，山西遭受大旱，阎锡山政府的苛捐杂税却有增无减。刘大鹏看到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愤怒至极，他以鲍伯平的化名上书南京中央政府，请求中央政府责令阎锡山减免税收，收到预期效果。

    这几则真实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刘大鹏爱国亲民的高尚情操和政治远见，不贪生不怕死的气质和风度，可谓奇人奇事也。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人共乐千秋节；乐不可无，乐不可极，乐事还同万众心。

    这是刘大鹛先生在1897年为晋祠同乐亭题写的一副楹联。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山西代表团讨论会上，谈到改善民生时，现场吟诵多年前在晋祠看到的这副楹联。李克强总理日理万机，在众多的晋祠楹联中，竟然熟记刘大鹏的这副楹联，先生的高尚品德和意境，引起总理的共鸣，飘扬五洲四海，实乃奇事也。

摘编自《文史月刊》2016年第10期）

【相关链接】

①刘大鹏，字友凤，号卧虎山人，著名的地方史学者、地方文化学家。著有《晋祠志》《晋水志》等地方志，尤其是《退想斋日记》，二百多册，五十多万正楷毛笔字，记述了近、现代中国和晋祠发生的重大变迁。

②乡邦文献，关怀有缘，表扬潜德，著进连篇，天不应遗，杀青何年。晋水潺潺，相与呜咽，千秋万祖，其视此锈。——刘友凤先生碑铭

王忠诚院士：当个好医生不容易

    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碰巧国家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

     “人脑就像豆腐一样，很软，一捏就坏了。里面集中了人体20%的血液，神经纤维比头发丝还细，线路非常复杂。”王忠诚上大学时解剖课曾考满分，可学习脑神经外科还是明显感到有难度。“大脑是人的生命、思想、行动的中枢系统。神经系统一旦患病，通常表现都较严重，轻则瘫痪、痴呆，重则往往有生命危险。”

那时，学习科研条件艰苦。王忠诚白天上班，晚上学习。由于西方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他们只能靠着少得可怜的翻译材料进行摸索。一年后，王忠诚首次为脑部肿瘤患者实施手术，获得成功，这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当时，中国能初部掌握的脑部疾病诊断办法是气体造影，这种方法有2%～3%的危险性，且病人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头疼欲裂。此时，国外已有较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危险性降至0.1%～0.3%，病人基本感受不到痛苦。

    为此，整整一个夏天，王忠诚和同伴泡在医院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反复在尸体上进行研究和试验，终于自主成功掌握脑血管造影技术。

    然而，由于那时隔离防护措施较差，王忠诚长期几乎是完全暴露在放射线中，他的白血球数降至3000多，不及正常人的一半。为此，他特别怕感冒发烧，曾先后八次患肺炎，两次险些丧命。可他说：“豁出去了!外国人能做，我们也一定要想办法研究出来。”自此，数不清的病人受益。

    2001年9月16日，在悉尼召开的“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第12次国际大会”上，王忠诚被授予“最高荣誉奖章”。

    几十年如一日，始终面对脑部造影和手术台，会不会觉得乏味?王忠诚说：“人的情况太复杂，每个病例都不一样，都是全新的挑战。每天都在进步。”

    20世纪80年代，CT技术、显微手术等引进中国，王忠诚的神经外科医疗技术也日臻完善。他曾是世界唯一完成开颅手术逾万例的医生，这个数字曾被国外同行误以为多写了一个零，王忠诚也因此被誉为“万颅之魂”。

    王忠诚又试着向一直被国际医学界视为手术禁区的“脑干”进行探索。脑干是人的生命中枢，在这里“动刀子”，被称作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可能关系到生死存亡。在医学攻关的道路上，王忠诚循序渐进，终于突破了这个禁区。1995年11月，他在悉尼召开的国际神经外科大会上作了题为《脑干肿瘤250例》的学术报告，震惊了世界同行。至今，他已做了600余例脑干肿瘤手术，数量之多，死亡率之低，始终保持世界第一。

     “所谓"好医生"，不是不犯错，而是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尽可能少犯错。”尽管手术死亡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但王忠诚仍然说，人的实际情况太复杂，每个案例都不尽相同，经常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即使非常小心有时也难免出错。所以，他总是告诫学生，“下诊断永远别说百分之百。”

     “病人也对我们的成长做出很大贡献。”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每次手术后，王忠诚总是不放心，总想去看看，或者打电话询问康复病人情况。他说：“我们不但要把人救活，还要让他能活蹦乱跳才行。”

    他还强调，对于医生而言，一重技术，二重品质，“没有好的医德，再好的医术也发挥不出来。”

相关链接：

①王忠诚（1925.12.20--2012.09.30），世界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9年1月荣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②经多年临床实践和对已有理论的不断完善，王忠诚于1965年出版了《脑血管造影术》。这本专著被视为中国神经外科划时代的进步标志，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30年。

“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

宋凤英

    1863年新年的第一天，法国巴黎诞生了一个男婴。这个名叫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小男孩，在成年之后成为举世闻名的人物。因为就是他，创办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顾拜旦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体育有广泛的兴趣，喜爱拳击、划船、击剑和骑马等运动。入学后，他很敬佩博学多才的修辞学老师卡龙神甫，因此对文史课程有浓厚的兴趣，并饶有兴味地涉猎了古希腊的灿烂文化。在11岁生日那天，顾拜旦一口气读完了都德的小说。当他读到那个沦陷区的老师在上完最后一堂法语课，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时，不禁泪流满面。对战争的痛恨、逃亡的悲苦，让少年顾拜旦暗下决心，迟早有一天要让祖国复兴，但并不是通过战争的手段。

    中学毕业后，顾拜旦先进入法国著名的圣西尔军校就读。不久，他从军校退学，进入巴黎政治学院。此时，整个法国仍然笼罩在战败的阴影中。法国正积蓄各种力量，伺机对德国复仇。他希望古代奥运会的“神圣休战”传统能在复活的奥运会上得到传承，以激发人们的和平意愿，壮大世界的和平力量。对于古希腊奥运会，顾拜旦充满憧憬之情。特别是古希腊人在奥运会开始前，火炬手一边高举火炬奔跑、一边高呼“停止战争，去参加奥运会”。顾拜旦感到，要让法国复兴，就应该走体育强国的道路，“用体育唤醒法国”。

    不久，顾拜旦又前往英国留学，潜心研究了英国教育史，撰写过有关18世纪英国儿童教育家汤姆士·阿诺特教育思想的学术论文。阿诺特有一句名言：“运动是青年自我教育的一种活动。”这句名言在顾拜旦的心灵中，诱发起致力于体育教育的火花。当时，他还考察了英国教育和体育的现状，对那里学校的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和经常性的郊游十分赞赏，希望在法国各学校中也能设置体育课，培养学生集体主义思想和刻苦锻炼、强健体魄的精神。那时，他对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失利深感痛心，希望通过改革教育，增强民众体质，来振兴法国。

    1875年至1881年间，在欧洲考古工作者们的努力下，奥林匹亚的古代奥运会遗址不断被挖掘出来了，而且每年都迅速地公布挖掘的结果。因此，顾拜旦同其他一些对奥林匹亚感兴趣的人士一样，都能及时、详细地倾听到公布的情况。当时他曾写道：“德国人发掘了奥林匹亚的遗址，可是法兰西为什么不能着手恢复她古代光荣的历史呢?”

    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顾拜旦对英国体育运动开展的情况进行了考察。1887年，他做了《法国和英国中等教育制度对比》的报告，对英国将户外竞技游戏纳入教育内容给予很高评价，主张在法国学生中也开展竞技游戏，并以体育为重点来改革教育。1888年5月，顾拜旦针对学生因学业过重而过分劳累的问题提出：“唯一解决的办法是让孩子们游戏。”

    1899年，顾拜旦代表法国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体育训练大会。与会期间，他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体育发展的动态，敏锐地感到近代体育的发展正在走向国际化，一批国际性的单项体育联合会组织相继成立。例如，1881年建立了国际体操联合会，1892年建立了国际赛艇联合会和国际滑冰联合会等。这些组织都为现代奥运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1890年，受法国政府委托，顾拜旦负责调查、研究大学的体育工作。他借此机会，向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出了体育状况调查表。通过调查，顾拜旦发现国际上各个体育组织之间充满了矛盾和混乱，对立情绪十分严重，体育运动日趋商业化。这使他意识到，可以凭借古希腊体育的历史经验和传统影响，来推进国际体育运动。他同时深切地感到，应该尽快地以古代奥林匹克精神，把现代奥运会创办起来，用“团结、友好、和平”的精神来指导比赛，以消除体育领域内存在着的种种混乱的不良倾向。1892年11月25日，顾拜旦发表了题为《复兴奥林匹克》的演说，他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创办现代奥运会的倡议。

    从1896年至1925年，顾拜旦一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负责该组织的领导工作。在他任职期间，国际奥委会成员由14个发展到40个。同时，在他的支持下，先后成立了20多个国际专项运动联合会。1924年，他因年事已高，主动辞去担任28年之久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职务，但他被聘为终生名誉主席。

    1937年9月2日，顾拜旦因心脏病在洛桑与世长辞，终年74岁。遵照他生前的遗愿，顾拜旦的遗体安葬在瑞士洛桑，而其心脏则安葬在古希腊奥林匹克的发源地——奥林匹亚。他期望即使自己已长眠于地下，但其心脏仍能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脉搏一起跳动。

(摘编自宋凤英《“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

相关链接：①1913年，顾拜旦精心地为国际奥委会设计了会旗，它象征着五大洲的团结，以及全世界运动员以公正的比赛和友好的精神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相见。②经过顾拜旦及其同事们的多年努力和精心筹备，“复原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大会”于1894年6月18日至24日在巴黎胜利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复原奥林匹克运动的宪章，确定了现代奥运会的宗旨，正式成立了奥运会的永久性的领导机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一代名士张伯驹

    张伯驹（1898—1982），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堪称中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7岁时被过继给其伯父长芦盐运使张镇芳。当时科举刚刚废除，新式学堂方兴未艾，但张镇芳沿用旧式家塾教育，请来名师为张伯驹启蒙。他从《三字经》《千家文》等学起，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记忆力和领悟力：9岁时，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20多岁时已读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更是脱口而出。

    良好的家世和深厚的文学文化底蕴使这位翩翩公子能够悠然自得的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摒弃世俗，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填词作诗，写字作画，学唱京剧，凡是喜爱的事情，他都一心钻研，并且做到极致。

    张伯驹天资超逸，利用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洪宪纪事诗注》《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

    张伯驹在京剧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自幼喜爱京剧，后跟李佩卿学戏，从钱包森、王福山习武工。学习期间，他严守传统，苦下功夫，吊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只一年就能登台演出，1930年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等组织了“国剧会社”。

    张伯驹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由于他对世俗生活相当淡薄，在他人眼里，张伯驹的言谈举动便十分“怪异”，不循成规。高朋满座之时，众人谈笑风生，他若觉得话不投机，就坐在一边摸下巴颏儿，一根一根的拔胡子。他生活在政治大家族里却始终与各派政治势力保持一段距离。身为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老板，他对“毛票换大洋”的生意经丝毫没有兴趣，完全是个甩手掌柜，总经理有事来问，他不住点头说“是，是，是；好，好，好；可以，可以，你看着办吧。”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轮子而且能转就行了。因为这些，朋友给他起了外号叫“张大怪”，张伯驹每有呼必欣然应允。

    也许，正是这份狷狂和洒脱，促使他后来用尽毕生精力，散尽毕生财力来收藏古字画，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

    民国时期，中国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海外。张伯驹对此甚为痛惜，所以为了收藏古字画一掷千金，哪怕变卖家产或借贷也在所不惜。他曾花4万大洋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变卖了自己最喜爱的宅院甚至妻子潘素的首饰，用110两黄金收藏范仲淹的《道服赞》；以240两黄金保住了中国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尽管此后他债台高筑，但是直至后来，即使他被绑匪绑架，生命堪虞时，犹称“宁死魔窟，绝不许变卖家藏”。经他收藏的书画字迹有118件之多，建国后，这些名贵的收藏大都被他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和吉林博物馆，为此，时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专门为其夫妇颁发了褒奖令，这纸褒奖令被他悬挂在家中屋顶靠近房梁的地方。

    文革期间，张伯驹被诬陷，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一度失去了北京户口，也失去了工作，只能靠变卖家中残存家当度日；但张伯驹照样上香山，爬鬼见愁，游西安访古人遗迹，吟诗填词，不改其乐。著名画家黄永玉为此称赞他：“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博雅通脱、坦荡超逸的一生，浓缩了近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也书写了一代名士的大德懿行。“它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摘编自任凤霞《一代名师张伯驹》）

爱国科学家邓叔群

    经过清华学堂八年苦读，邓叔群于1923年经考试公费留学美国．同时去的同学大多选择学习外交、银行、军事、法律等专业，只有他不听别人劝告，为了解救贫困的中国农民，一心入读康奈尔大学的农林专业。留学期间，目睹同胞受到种族歧视，这激发了他为国争光的民族自尊心，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精湛的科学知识。他不仅主科成绩都是A，而且荣获了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颁发的两枚金钥匙证章。正当他博士论文接近完成时，国内岭南大学急需一位植物病理学教授，导师惠凑推荐了他，但建议他完成论文后再回去。邓叔群却认为，学到先进知识报效祖国，正是自己求学的真正目的，于是当即回国。

    在回国后的十年中，为搜集我国第一手真菌资料，他手提竹篮，攀山入林，一样一样地采集，逐一鉴定，定名分类。他先后研究鉴定的真菌种类达一两千种，分隶于数个属，其中首次发现的新属5个，新种121个，为世界真菌资源宝库增添了新标本，在世界真菌学史上为我国的真菌科学谱写了重要的第一章，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有自己的真菌科学。在世界著名真菌分类学家考尔夫教授总结的康奈尔大学120年来作出突出贡献的41位真菌学家中，他是唯一的东方人。

    抗战开始不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与国计民生关系更为直接，邓叔群转向了林业研究。他带领助手深入云南、西康、四川一带，勘察森林资源状况。他们冒风雨，顶烈日，忍饥寒，摸清了该地区森林资源的组成、分布、蓄积量及病虫害等情况，给制了中国的早期林型图，并提出了合理经营、开发和管理原始森林的研究报告，为大后方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其中森林的材积估算、轮伐期、更新方法、造林方针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后来，邓叔群拒绝就任农林部副部长，而在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支持下，举家奔赴甘肃，开始黄河上游水土保持的研究。经过几年艰苦奋斗，成功创办洮河林场及三个分场，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森林更新、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制度，创建了以科学的方法经营和管理森林的新模式。邓叔群认为，水利和林、牧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要根治黄河水患，就必须三者并重。为保持黄河上游水土、减轻下游灾害：他提出了森林生态平衡理论。

    1948年，邓叔群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后，中央研究院要求全体高级研究人员迁往台湾或去美国。他不仅自己明确表示决不离开，还动员其他同事共同抵制。他对家人说：“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为民族富强而奋斗终生，我决不跟腐败的国民党去台湾，也不去美国。”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和向往，愿与民族同甘苦，共命运。后来，他早年的学生沈其益受东北解放区领导委托，特地到上海邀请他去东北筹办农学院，他欣然接受邀请，并在半年的时间内，带病编写出一整套农林大学的教材钢要。作为沈阳农学院创建总指挥，他辛勤工作，调度有方，快速、高效地完成了建设设务。

    邓叔群生活俭朴，不图物质享受，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抗日战争前在南京购建的花园洋房捐献给国家，还三次主动提出减薪，抗美援期时，他将自己的积蓄捐作军用。1960年，他受林业部委托，举办森林病理学培训班，为各省培训出教十名专轰技术骨干。培训结束后，他谢绝巨额酬金，只留一张结业合影作纪念。邓叔群一生的选择，都从人民和祖国的需要出发，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科学报国的埋想。

（摘编自《中03真菌学先驱——邓叔群院士》）

相关链接：①邓叔群（1902-1970），中国真菌学家．福建福州人。曾任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沈阳农学院和和东北农学院院长、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主要著作有《中国的高等真菌》《中国的真菌》等。（摘自《辞海》第六版）②我自幼被外祖母严氏收养。她教我劳动，晓我勤俭，并以民族英雄岳飞、成继光、林则徐等人的事迹勉勘我；教我做人要坚贞不屈、清正廉洁、光明磊落，这一切促使我从小就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强盛奋斗终生。（摘自《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邓叔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