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是故乡明

季羡林

    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一个月亮，未免显得有点儿孤单。因此，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山高月小”、“三潭印月”等等，不可胜数。

    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我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以后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山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因此，我在故乡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

    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地有。几个大苇坑占了小村面积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月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儿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场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

    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兴，但也顾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地一闪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

    我只在故乡呆了六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在济南住了十多年，在北京度过四年，又回到济南呆了一年。然后在欧洲住了近十一年，重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三十个国家。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敌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

    我现在已经年近耄耋。住的朗润园是燕园胜地。夸大一点儿说，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流，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间。风光无疑是绝妙的。前几年，我从庐山休养回来，一个同在庐山休养的老朋友来看我。他看到这样的风光，慨然说：“你住在这样的好地方，还到庐山去干嘛呢!”可见朗润园给人印象之深。此地既然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鸟，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濛，一碧数顷，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胜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不管是谁来到这里，难道还能不顾而乐之吗?

    然而，每值这样的良辰美景，我想到的却仍然是故乡苇坑里的那个平凡的小月亮。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实有甜美在。

    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呀!我怅望南天，心飞向故里。

荆轲之死

夏一刀

    荆轲从秦武阳手中的托盘里取过地图，身子前倾，双手举过头顶。秦王，这是我们燕国地图，从此以后，燕国将俯首称臣，如大秦之属县，岁岁纳贡，不敢有半点异图。

    秦王喜不自禁，俯身来看。

    地图一点儿一点儿展开，一点点展开，末了，寒光一闪，一柄锋利的匕首出现在眼前。

    荆轲突地执匕朝秦王猛刺，秦王情急中躲开利刃，荆轲奋力追赶……

    停停停停，台下赵团长击着手掌，示意台上停下来。金科，你演荆轲演了多少年？

    三十年。

    三十年一直都这么演？

    这是历史正剧，当然这么演！

    啧啧啧！赵团长不停地摇头，难怪我们剧团濒临倒闭，三十年啊！一成不变，时代不同了，金科，老戏要演出新意，要融入时代元素嘛！这戏要改，一定要改！

    怎么改？

    这个由我负责，十天以后我们重新再排。

    赵团长经过一个星期的编写，终于拿出了一个自己十分满意的剧本，剧情是这样的：荆轲并不是什么义士，而是一个无赖，整天好酒贪杯爱色敛财，一心想着飞黄腾达。于是买通关系，混骗到了燕王身边。后来见秦国势力强大，燕国岌岌可危，便假托刺秦，携燕国地图、奇珍异宝投靠了秦王……

    金科开始认真地看了两页，看着看着，脸色大变，一抬手将剧本扔出了窗外。狗屁！金科愤怒地说。

    赵团长心痛地捡回剧本，赶紧收回公文包里。我说金科，现在不是流行戏说吗？不是流行穿越吗？流行搞笑吗？你那什么什么义薄云天，忠肝义胆，狗屁！谁信？谁看？没人看，哪来钱？没钱哪来房？哪来车？金科呀金科，你不能再固执下去了，好好想想吧！赵团长痛心疾首地说。要演你演！金科剑眉倒竖，黑着脸甩手走了。

    赵团长还真想演，但他演得好吗？金科是县剧团的台柱子，金科饰演的荆轲神形毕肖，唱念做打，无不精彩绝伦。只是这金科演荆轲久了，出不来，总以为自己就是荆轲，他耿直，敢怒敢言，好打抱不平，这不，连赵团长他都不给一点面子。

    赵团长只得强忍着，低下身价去求金科，金科啊，我初来乍到，您是老革命，一定要支持我的工作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戏演好了，到省里拿个一等奖什么的，奖金可是两万呢！

    赵团长软磨硬泡了几天，金科心一软，勉强默认了下来。

    经过两个月精心排练，新版《荆轲刺秦》终于隆重上演。

    首演在县大剧院举行。锣鼓铿锵，大幕开启，艳丽的灯光下，十位盛装女子且歌且舞，巧笑倩兮，美目流转，妖冶异常，歌舞升平中，荆轲摇摇晃晃，晕晕乎乎，醉眼蒙眬，美女们挤眉弄眼，极尽挑逗，荆轲左牡丹，右芙蓉，沉醉在温柔乡里……

    易水送别……

    图穷匕见……

    荆轲从秦武阳手中取地图在手，突然间神情大变，脸色异常凝重起来。

    地图一点点展开，一点一点展开，图穷，寒光一闪，一柄锋利的匕首出现在眼前。赵团长大惊，按照新剧本，地图里是没有匕首的。

    荆轲左手扯住秦王衣袖，右手执匕首朝秦王猛刺。

    饰演秦王的演员覃望也吃了一惊，戏不是改了吗？怎么还刺？

    金科朝覃望使了一个眼神，低声道，按老剧本演。覃望愣了一下，只好拔剑，一边拔一边奔跑，一边奔跑一边想，赵团长不是吩咐过吗？不，不能按老剧本演，荆轲不能死，死了后面的戏怎么演。于是继续奔跑，装作始终拔不出剑的样子。

    金科瞧出来覃望的意思。

    荆轲止步，仰天长笑，哈哈哈哈！秦王施暴政天怒人怨，荆轲我受重托为民除奸，焉能好美色贪钱财忠义扫地，留千古骂名遗臭万年！罢罢罢！难手刃秦贼，我怎能苟且偷安，纵万死无生也不污我忠肝义胆。金科突然擅自加进了一段唱词，还好琴师老练，跟了上去。

    唱罢，荆轲将匕首在脖子上一横，身子一斜，栽倒在地，倒地的那一刻，看得见金科眼中噙满泪水。

    戏完全演乱套了，赵团长急忙令人将幕布拉上。

    奖牌呀！奖金呀！赵团长捶胸顿足。为了奖牌，为了两万元奖金，不管怎样，戏还得演。赵团长只得压住满腔怒火上金科家去求他。

    金科避而不见，让老婆传出话来，荆轲已死！

    从此以后，金科告别舞台，不再演戏。

（选自《小小说月刊》，有删改）

遍地白花

刘庆邦

    收秋之后，村里来了一个女画家。

    村民觉得奇怪，这会儿场光地净的，要红没红，要绿没绿，要金黄没金黄，有什么可画的呢。可女画家每天这儿转转，那儿瞅瞅，画了张家古旧的门楼子，画了李家废弃的碾盘，画了石榴树、柴草垛、鸡窝……村民看着平常的东西，经她一看，就成了好看的东西，经她用笔一点，就成了一幅画。凡是被她画过的人家，神情都有些骄傲，还没被她画过的，都希望她能到家里画一回。

    小扣子也热切盼望女画家到他家作画。自从女画家到来，小扣子就天天跟着。女画家的每一幅画，都是在小扣子的注视下完成的。

    这天早上，小扣子一爬起来，就和他的黄狗去找女画家。

    女画家住在村东头，那家闺女刚出嫁，正好空着一间房，女画家就租住在那里。住了几天，房东就把女画家当闺女看了，不让她交房租。

    太阳还没出来，村街上弥漫着浓浓的烟火味。有人家烧麦秸，有人家烧豆叶，有人家烧甜瓜秧，每样柴火散发一种香，就形成了醇厚绵长的人间烟火味。村里人原来并不觉得烟火味香，而女画家一进村就闻出来了，她说，哎呀，真香！大家用鼻子吸了吸，是香。

    这会儿，女画家正在给房东家的祖父画像。她身后站了不少人，他们静静地肃立着，连出气都尽量放轻。女画家目光只在老人和画之间牵来牵去。她下笔很果断，也很有力量，能听见画笔在画纸上划动的声音。老人在墙根儿蹲着晒太阳，脸上的皱纹很多，连耳朵的高处都爬满了，这些皱纹像大地上的河流和沟壑，弯弯曲曲。小扣子一看画像，心就震了一下，以为自己的祖父复活了，正慈爱地看着他。他眼睛有些发湿，差点对着画像喊出一声爷爷。有了这张画像，人们对老人也多了几分羡慕，说他满脸的褶子变成了满脸的画意。

    女画家又给房东家的儿媳画了一朵硕大的红莲花，光彩烁烁，仿佛是开在一潭清水上。花样子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全村就开遍了红莲花。

    女画家开始到野地里作画了，小扣子和黄狗在后面跟着。女画家画的是一片茅草，茅草的叶和茎都枯黄了，只有穗子是银白的，许多穗子连起来，就有了气势，一片白茫茫，让人怀疑走进了月光一样的梦境。在小扣子眼里，这画有声音，是旷野里长风吹在茅草穗子上发出的呼呼声；有气味，是土地的气味、茅草穗子的气味；有温度，温度很低，让人感到萧萧的凉意。黄狗突然跑到茅草丛里，女画家把它也画进去了，画上的黄狗在张着耳朵听风。小扣子心里欢喜，女画家总算画了他家一样东西。

    晚上，母亲用手巾包着新鲜的鸡蛋，带着小扣子，给女画家送去。女画家说，画了人家的门，画了人家的狗，不给人家钱，还白吃人家的鸡蛋，这样的便宜事上哪儿找去！她的话把院子里的人都逗笑了。

    月光正好，母亲和小扣子没有马上回家，女画家接着又说到了荞麦花。女画家说，她小时候，跟着下放的父母在农村住了一段时间，好像看见过荞麦花。在她印象里，荞麦花不是零零星星开的，似乎一夜之间全都开了。她早上起来，觉得西边的天怎么那么明呢，跑到村边往西地里一看，啊，原来是荞麦花开了。荞麦花开遍地白，把半边天都映得明晃晃的。荞麦花的花是不大，但经不住荞麦花又多又密，白得成了阵势，成了海洋，看一眼就把人震住了。在此以前，她喜欢看一朵两朵的花，老是被那些孤独的花感动。看到了大面积白茫茫的荞麦花，她才打开了眼界，才感到更让人激动不已和震撼的，是潮水般涌来的看不见花朵的花朵。她钻进密密匝匝的花地里，一呆就是半天。她记得荞麦地里蜜蜂和蝴蝶特别多，像是在花层上又起了一层花。连蜜蜂和蝴蝶似乎都变成了白的。她晚间也去看过荞麦花。晚间很黑，没有月亮。不过，她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满地的白花老远就看见了。她看着前面的光明，不知不觉就走进了花地里。

    说到这里，女画家轻轻地笑了。她说时间太久了，记不清了。反正那样的荞麦花如今是很难看到了。

    院子里的人一时都没有说话，只有如霜的月光静静洒落。小扣子把女画家的话都记住了。

    来年，在小扣子的要求下，母亲在一块地里种上了荞麦。

    小扣子看见，荞麦出芽了，荞麦长叶了，荞麦抽茎了，荞麦结花骨朵了……荞麦终于开花了！荞麦花开得跟女画家的回忆一样恍如仙境，把小扣子感动得都快要哭了。

    从荞麦开花那一刻起，小扣子天天在花地里，并不时地向远方张望。母亲知道小扣子盼望什么，她帮着小扣子向远方张望。

（有删改）

洗礼

（法）莫泊桑

    男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在农庄门前等候。五月的太阳把它明亮的光辉倾泻在开着花的苹果树上。苹果树周围，不断有雪片似的小花瓣撒下来，落入深深的草丛，草丛中蒲公英盛开如火，虞美人好像点点血滴。

    一只乳房饱满的大肚子母猪睡在厩肥堆边；一大群小猪在它周围转来转去，它们的尾巴像绳子似的卷曲着。

    突然间，在那些庄院的大树后面，响起了教堂的钟声，当当当，这微弱而又遥远的召唤在欢乐的天空里播送着。燕子像箭一样地掠过蓝色天空。牛圈的气味掺杂着苹果树甜蜜蜜的气息不时飘过。

    那些男人中间的一个转身对着房子喊道：“快点，快点，梅利娜，打钟啦！”

    他大约三十岁光景，是个魁梧的庄稼汉。他的父亲，一个老头儿，像橡树的躯干那样虬劲盘结，说道：“女人家总不肯早点准备好。”

    老头儿的另外两个儿子笑了，其中一个对刚才高声叫喊的大哥说：

    “去催催吧，波利特。不然到了中午也出不来。”那年轻人走进房子去了。

    这当儿，保姆在门口出现了，裹在白襁褓里的两个月的婴儿睡在她的肚子上。

    随后，那母亲也挽着丈夫的胳膊出来了。她长得高大壮实，才十八岁，气色红润，面带笑容。亲属都跟在后面出发了。

    保姆抱着怀里的小生命，小心地避开路上的水洼。老人们规规矩矩地走着。年轻人却想跳舞了，他们望着路边那些来看热闹的姑娘们。婴儿的父亲和母亲一本正经地跟在孩子后面，这孩子日后要在人世上代替他们，要继续他们的姓氏，当蒂这个姓氏在全区是有名的。

    现在可以望见有尖顶钟楼的教堂了，那钟声在召唤新生的婴儿第一次到天主的家里来。

    一条狗跟着他们。有人扔给它几颗糖杏仁，它就围着人欢蹦乱跳。

    教堂的门敞开着。神父正在祭坛前面等候。他是个高个子、红头发的年轻人，瘦而结实，也姓当蒂，是孩子的叔叔，孩子父亲的另外一个兄弟。

    他按着仪式给他的侄子施了洗礼。

    洗礼完毕，这一家人在门口等着神父脱掉祭披又上路了。现在大家走得很快，因为心里惦记着那顿饭。保姆对走在旁边的神父说：

    “喂，神父先生，你肯不肯替我抱抱你的侄子，让我活动一下。”

    神父接过孩子。孩子的白衣裳衬在黑道袍上，像一大块挺耀眼的斑迹。虽然孩子并不重，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抱，怎么放，所以感到很窘。大家都笑起来，一位老奶奶远远地问道：“你是永远不会有这么个小东西了，你说，你就不难过吗？”

    神父没有应声。他大步走着，凝视着这个蓝眼睛的婴儿。

    那父亲嚷着说：“我说，神父，如果你也想要一个，只管说一声就行。”

    接着大家就像庄稼人平素那样开起玩笑来了。

    从坐上饭桌起，那种乡俗的笑闹就像一阵暴风雨似的开始了。另外两个儿子也快要结婚，他们的未婚妻都在场，是特意请来一起吃饭的。客人们不断地说着笑话，都是些粗话，把姑娘们说得满面通红吃吃地笑着；男人们笑得直不起腰来。

    神父已经看惯了乡下人这种放纵的场面。他一直静静地坐在保姆旁边，用手指逗弄侄子引他笑。他就像从来没见过孩子似的，感到很惊奇。他若有所思、全神贯注地端详着他，带着一种心事重重的严肃神气，怀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慈爱。对这个脆弱的小东西，他哥哥的儿子，他产生了一种从来未曾有过的奇特、强烈而又带点忧郁的慈爱之情。

    他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看，他一心一意地望着这个孩子。他很想再把他抱在膝上。面对着这个人类的幼芽，他一直心里很感动，好像是面临着一种他从来没有料到的、言语无法形容的神秘，一种既庄严而又神圣的神秘，一种新的灵魂的化为肉身，生命肇始、爱情觉醒、种族延续和人类永远前进的伟大的神秘。

    保姆不停地吃着，神父对她说：“把他交给我，我不饿。”

    他把孩子又抱了过来。于是他周围的一切都不见了，变得无影无踪了。他的眼睛一直盯在那张胖嘟嘟的红脸蛋上。渐渐地那小身体的热气透过襁褓和呢道袍，传到他的腿上，就如同一种非常轻柔、非常幸福、非常纯洁的抚爱，一种使他热泪盈眶的甘美的抚爱，一直透进他的心里。

    吃饭的人们越发喧闹起来。孩子被这种吵声吓得哭起来。

    那母亲站起来，把儿子抱到隔壁房里。几分钟后，她回来说，孩子在摇篮里睡得很安稳。

    喝咖啡的时候，已经天黑。神父早就不见了，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

    后来，年轻的母亲起来去看看孩子醒了没有。她摸索着走进房间。可是一种奇怪的声音吓得她立刻站住。她回到饭厅，面色非常苍白，打着哆嗦把这件事告诉大家。男人们乱纷纷地站起来。那父亲端着灯，蹿了进去。

    只见神父跪在摇篮旁边，把头放在孩子的枕头上，正在呜呜咽咽地哭着。

（据郝运译文删改）

【注】①洗礼：信奉基督教的欧美家庭在教堂为新婴儿举行的仪式，主持洗礼的神父应当是亲友中的基督教徒，礼毕后，要举办午宴。

卖眼镜的宝应人

汪曾祺

    他是个卖眼镜的，宝应人，姓王。大家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才合适。叫他“王先生”高抬了他，虽然他一年四季总是穿着长衫，而且整齐干净（他认为生意人必要“擦干掸净”，才显得有精神，得人缘，特别是脚下的一双鞋，千万不能邋遢：“脚底无鞋穷半截”）。叫他老王，又似有点小瞧了他。不知是哪位开了头，叫他“王宝应”，于是就叫开了。背后、当面都这么叫。所以“王宝应”也觉得自己本来就叫王宝应。

    卖眼镜的撑不起一个铺面，也没有摆摊的，他走着卖，——卖眼镜也没有吆喝的。他左手半捧半托着个木头匣子，匣子一底一盖，后面用尖麻钉卡着有合页连着。匣子平常也是揭开的。匣盖子里面二三十副眼镜。平光镜、近视镜、老花镜、养目镜。这么个小本买卖没有什么验目配光的设备，有人买，挑几副试试，能看清楚报上的字就行。匣底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可以说是小古董：玛瑙烟袋嘴、“帽正”的方块小玉、水钻耳环、发蓝点翠银簪子、风藤镯……这些东西不知他是从什么地方寻摸来的。

    他寄住在大淖一家人家。清早，就托着他的眼镜匣奔南门外琵琶闸，哪里人多，热闹，都可以看到他的踪迹。王四海耍“大把戏”的场子外面、唱“大戏”的庙台子下面、放戒的善因寺山门旁边，甚至枪毙人（当地叫做“铳人”）的刑场附近，他都去。他说他每天走的路不下三四十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天生的劳碌命！”

    王宝应也不能从早走到晚，他得有几个熟识的店铺歇歇脚。李馥馨茶叶店、大吉升油面（茶食）店、同康泰布店、王万丰酱园……最后，日落黄昏，到保全堂药店。他到这些店铺，和“头柜”、“二柜”、“相公”（学生意的）都点点头。就自己找一个茶碗，从“茶壶捂子”里倒一杯大叶苦茶，在店堂找一张椅子坐下。有时他也在店堂里用饭：两个插酥芝麻烧饼。

    他把木匣放在店堂方桌上，有生意做生意，没有生意时和店里的“同事”、无事的闲人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他久闯江湖，见多识广，大家也愿意听他“白话”。听他白话的人大都半信半疑，以为是道听途说。——他书读得不多，路走得不少。可不只能是“道听途说”么？

    他说“十八鹤来堂夏家”有一朵云。云在一块水晶里，平常看不见。一到天阴下雨，云就生出来，盘旋袅绕、天晴了，云又渐渐消失。“十八鹤来堂”据说是堂建成时有十八只白鹤飞来，这也许是可能的。鹤来堂有没有一朵云，就很难说了。但是高邮人非常愿意夏家有一朵云——这多美呀，没有人说王宝应是瞎说。

    除了这些稀世之宝，王宝应最爱白话的是各地的吃食。

    他说淮安南阁楼陈聋子的麻油馓子风吹能飘起来。

    他说中国各地都有烧饼，各有特色，大小、形状、味道，各不相同。如皋的黄桥烧饼、常州的麻糕、镇江的蟹壳黄，味道都很好。但是他宁可吃高邮的“火镰子”，实惠！两个，就饱了。

    他的白话都只是“噱子”，目的是招人，好推销他的货。他把他卖的东西吹得神乎其神。

    他说他卖的风藤镯是广西十万大山出的，专治多年风湿，筋骨酸疼。

    他说他卖的养目镜是真正茶晶，有“棉”，不是玻璃的。真茶晶有“棉”，假的没有，戴了这副眼镜，会觉得窨凉窨凉。赤红火眼，三天可愈。

    有一次他拿来个浅黄色的烟嘴，说是蜜蜡的。他要了一张白纸，剪成米粒大一小块一小块，把烟嘴在袖口上磨几下。往纸屑上一放，纸屑就被吸起来了。“看！不是蜜蜡，能吸得起来吗？”

    蜜蜡烟嘴被保全堂的二老板买下了。二老板要买，王宝应没敢多要钱。

    二老板每次到保全堂来，就在账桌后面一坐，取出蜜蜡烟嘴、用纸捻通得干干净净，觑着眼看看烟嘴小孔，掏出白绸手绢把烟嘴全身上下仔仔细细擦了个遍，然后，掏出一支大前门，插进烟嘴，点了火，深深抽了几口，悠然自得。

    王宝应看看二老板抽烟抽得那样出神入化，也很陶醉：“蜜蜡烟嘴抽烟，就是另一个味儿 ，香，醇，绵软！”

    二老板不置可否。

    王宝应拿来三个翡翠表拴。那年头还兴戴怀表。讲究的是银链子、翡翠表拴。表拴别在钮扣孔里。他把表拴取出来，让在保全堂店堂里聊天的闲人赏眼：“看看，多地道的东西，翠色碧绿，地子透明，这是‘水碧’。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到。不贵，两块钱就卖，——一根。”

    十几个脑袋向翡翠表拴围过来。

    一个外号“大高眼”的玩家掏出放大镜，把三个表拴挨个看了，说：“东西是好东西。”

    开陆陈行的潘小开说：“就是太贵，便宜一点，我要。”

    “贵？好说！”

    经过讨价还价，一块八一根成交。

    “您是只要一个，还是三个都要？”

    “都要！——送人。”

    “我给您包上。”

    王宝应抽出一张棉纸，要包上表拴。

    “先莫忙包，我再看看。”

    潘小开拈起一个表拴：

    “靠得住？”

    “靠得住！”

    “不会假？”

    “假？您是怕不是玉的，是人造的，松香、赛璐珞、‘化学’的。笑话？我王宝应在高邮做生意不是一天了，什么时候卖过假货？是真是假，一试便知。玉不怕火，‘化学’的见火就着。当面试给你看！”

    王宝应左手两个指头捏住一个表拴，右手划了一根火柴，火苗一近表拴——

    呼，着了。

（本文有删节）

堂号

    听母亲讲，我们家从山东东平闯关东落户黑龙江时，发生过一件事。

    当时父辈兄弟三人奔扑同乡至黑龙江苇子沟，立足未稳，即遭遇水灾，全镇子人陷入困顿，几乎家家缺吃少穿。

    一天深夜，我家邻居、造纸厂的会计张爷，突然被鸡叫声惊醒，以为黄鼠狼又来吃鸡，便手拎棍棒冲出门。冲出门的张爷，月色之下定睛一看，哪是什么黄鼠狼，是一窃贼在鸡窝行窃。此时窃贼也听见门外的动静，慌乱中丢物而逃。张爷将其所遗之物拿进屋中，亮灯一看，是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爷家两只芦花母鸡。

    张爷把母鸡放出之后，凑近灯下看布袋子，发现上面印着三个大字“敦本堂”。张爷想起，前些日子我大伯去他家借一斗玉米，正是用的这个袋子！

    当时听母亲讲这件事时，我还小，对“敦本堂”三个字不甚明白。上小学一年级后，父亲告诉我,“敦本堂”是我们这一支袁氏的堂号。那时候，家族堂号是一个标识或者说符号，更是一个家族自我建设的动力，也就是家风和对外立身的信誉。

    翌日一早，张爷拿着空袋子来到我们家，也不说话，将空袋子掷于地上，瞥我大伯一眼，鼻子哼了一声，扭头走了。我大伯见状，傻眼了，马上让我父亲去看下自家的布袋子在不在。

    当我父亲告诉大伯，我们家的布袋子的确不在了时，我大伯当时就哭了，说，这人丢不起呀！

    我父亲说，丢什么人，又不是我们干的，袋子是让人偷走了。

    我大伯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咱们百口难辩！

    我大伯哭得很伤心，感觉对不起老祖宗，没有保护好家族名声。说着，就安排我父亲和叔叔收拾东西，回山东老家东平去，不在此处丢人现眼了。

    我父亲急了：我们是敦厚本分之家，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受冤屈。父亲掉头出去了。

    父亲要把这件事调查明白！事件发生时，正是阴历九月初，早晚有霜冻。夜间野兽出洞都会留下足迹，人畜如果晚间出来，踩出的痕迹也会像石膏一样凝住。我父亲在路上仔细查看，循着一趟可疑的足迹追出镇子，一追就是十几里地，追到了另一个屯子。那天半夜时分，我父亲带着两个人回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三人直奔张爷家。

    原来，偷鸡的是那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一起过来赔罪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来，我们家和张爷家的嫌隙弥合了。这件事的发生，非但没有给我们家族抹黑，反而赢得了许多好名声，苇子沟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我们家。

    我们家以敦厚本分立家，赢得了远近邻居的信任。这件事之后，张爷在造纸厂的厂长面前，极力举荐大伯哥仨到纸厂上班。

    哥仨到纸厂上班后，专选苦脏累给钱多的活干，两三年间，就挣得一份不错的家业。而且，当时从山东来时，只有大伯一人娶亲，经过几年打拼，我父亲和叔叔每人都娶了一位好姑娘。就这样，我们家不仅没有退回到老家山东，倒是深深扎根在黑龙江了。

    扎根之后，大伯在正堂的一张桌子上，把祖辈牌位供上，并把堂号“敦本堂”三个字的横幅挂于牌位上方的墙上。

    几年后，“文革”开始，“红卫兵”的“破四旧”将我家的牌位、堂号掷于火堆，焚烧一尽。当时，大伯为了保护堂号，和“红卫兵”们撕打起来。结果，大伯的一条腿被“红卫兵”们打伤致残。从此，大伯每天都郁郁不乐。几个月后，大伯去了趟县城，家里人不知他去干什么，问他也不作答，只是从他舒坦的面容上，猜测他可能是到县城做了一件大事。

    这个谜，直到大伯去世时才解开。

    那天，病中的大伯奄奄一息，我大伯母给大伯换寿衣，当大伯母除去大伯身上的旧衣时，我们袁氏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在我大伯的前胸看到了刺上去的三个字——敦本堂。

    大伯母急忙问大伯：那次你去县城就是刺字去了吗？大伯吃力地点点头之后，长嘘一口气，就咽气了。……

    时隔多年，回想自己为官多年，竟一尘不染，这才猛然惊觉——其实，大伯前胸上的那三个字，早已扎在我心里的最深处了。

（选自《安徽文学》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