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凤鸣高岗

邹金灿

    1931年，钱伟长投考清华大学，中文科目的试题是《梦游清华园》，他用这个题目做了一篇赋，得了满分，阅卷老师不能改动一个字。同时他也考了历史，试题的要求是：写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数、解释人是谁。应考者中，只有他得了满分。

    钱伟长能有远超同侪的文史功力，归功于四叔钱穆对他的熏陶。

    1938年，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在此落脚。日本并吞中国的野心，令战争席卷中华大地。敌我力量悬殊这一现实，使一群当时处于中国最顶层的知识人，感觉到中国可能有亡国之虞。他们在困窘与恐惧中思考中国该何去何从。

    钱穆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好友陈梦家的鼓励和一再要求下，钱穆答应撰写一本通史。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国史大纲》。

    钱穆的弟子严耕望曾说：“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

    《国史大纲》出版后，钱穆在重庆等地进行了多场演讲，阐扬传统文化，激励军民抗战士气，声誉日高。严耕望感叹，“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1929年，顾颉刚回到家乡苏州，拜访了当时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的钱穆，借去了钱穆正在撰写的《先秦诸子系年》手稿。回家读了之后，顾颉刚认为，钱穆已经不适合再在中学教书了，便推荐他到中山大学任教，可惜未能成行。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刚进学校，他就展现出了强烈的“中国意识”。有一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钱穆以初来乍到的身份，向校长进言：“我一向听说，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里中国文化程度最高的，现在看来是徒有其名，因为我一进校门就看到M楼、S楼，所谓的中国文化在哪里呢？建议改用中国名字。”

    满座为之默然。后来，燕京大学召开会议讨论，最后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其他建筑以此类推。至于校园里那个景色秀丽的湖该用哪个名字，大家争论不休，最后钱穆定为“未名湖”﹣﹣1949年后，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迁到燕大，自那以后，未名湖成为北大的代称。

    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钱穆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一次，商务印书馆约请胡适编写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邀请钱穆合写。钱穆拒绝了，明确告诉胡适：“你我关于中国文学的意见迥异，如果各写一本书让读者比对着来读，那样会对读者有益，但合写一本则不行。”

    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与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对菲薄传统风气的深忧，遍见于钱穆抗战后所著的书中。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第二个人，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

    1986年6月，钱穆在素书楼结束了一生的教学生涯，媒体蜂拥而至，关注这位耆宿的告别杏坛之作。钱穆对在场的学生说：“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的姓名都被人遗忘了。现在哪人再讲梁任公？……照这样子，将无历史可讲。……求新求变，那真是值得惊心动魄的。”

    争议声中，这位老人的温厚与深忧，往往被低估。

    抗战前，李埏入读北京师范大学，恰逢在北大任教的钱穆过来兼课。在上大学前，李埏已经读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背过不少秦汉文章。当时他认为自己还有些基础，不料听了钱穆几节课下来，不禁怅然若失，“我简直是一张白纸啊！过去的读书，那算是什么读书呢？过去知道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小堆杂乱无章的故事而已。”

    世人尝道钱穆读书之勤、著述之丰，然而他的天分同样不容忽略。龚鹏程认为，钱穆先生天资过人，”他注《公孙龙子》只花了7天，写《庄子纂笺》也只费了两个月，这都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事。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苦学成名，他也从不炫耀，其实如此捷才，可谓并世无两。”

（选自2015年《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如果只看钱穆晚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读《新青年》。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新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观众为何吐槽文学改编影视作品

    文学作品向来是影视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近期荧屏银幕上，改编作品数见不鲜，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热播，根据热门青春文学《匆匆那年》改编的电影也已上映。然而在叫好背后，吐槽之声也不绝于耳，不少原著粉丝抱怨这些影视改编“毁了原著”。而知名小说《三体》即将被拍成电影的消息传出后，读者的此类情绪更是爆发到极点，以至于该剧的制片人无奈地说：“《三体》要毁也得毁在中国人手上。”

    那么，为何满意的读者比满意的观众多？改编影视作品是否就是“毁原著”利器？依笔者看，观众纷纷吐槽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不仅和两种艺术形式自身特点不同有关，也与当下文学改编影视作品泛滥的风气有关。

    我们常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文学作品的文字、人物和故事情节在不同的读者眼中有不同的意义，在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阅读后，每个读者都对作品有个人性的体会，都可以根据作品构建出一个带有个人色彩的空间。面对影视作品时，大部分观众更看重影视作品在有限时间内呈现的故事情节和画面，不会去在意影视艺术本身的剪辑、配乐等技巧。但相较于美国大片营造的精彩画面，中国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常简单地选择展现故事情节。

    然而，和原著丰富而又个性化的内容相比，影视作品只能在有限时间内展现导演或编剧想要截取的内容，更不用说这些内容还要经过编剧的重构、演员的诠释，实现从文学艺术到影视艺术的转变。若观众捧着原著对比影视作品来看内容、看情节，发出抱怨之声也便不奇怪了。

    这个结论并不是对眼下文学改编影视作品的维护。抛开情节不谈，作为影视艺术，目前很多作品还没有探索到好的艺术表达方式，艺术品位也常常谈不上，因为影视作品总是要和市场挂钩，难免随市场而动，迎合流行。更值得忧虑的是，当下影视行业正处于“剧本荒”的时代，原创剧本少之又少。所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一经推出影视公司便立即出面抢购，“趁热打铁”赶市场推出相应的改编作品，编剧、导演和演员都成了影视制作流水线上的工具。如此，作品免不了会粗制滥造，“毁原著”也是意料之中。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影视作品的灵感来源，优秀的影视作品更会实现对原著的推广。想要拍出好的作品，可以如张艺谋一样聪明地选择《陆犯焉识》中的一个章节，也可以如魏德圣一样，十二年磨一剑推出《赛德克•巴莱》。看到原著火了，影视剧不能以着急上马的心态强求改编，对原著情节贪大求全，否则观众吐槽改编作品的现象还将一直存在。

（选自《中園文化报》有删改）

奔丧

    王魁还是在他娘升天的那一年回的老家。屈指算来，他已经整整五年没有回故乡黄泥湾了。爹虽然老了，但没有老到犯糊涂的份儿上。就这几个手指头，他掰得过来。

    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给宝儿打电话，让他快回来。

    “怎么跟他说呢？”

    “就说我不行了，要见他最后一面。”

    王魁的几个姐姐分别叫王凤、王琴、王芳，爹叫了她们半辈子王凤、王琴、王芳。王魁有大号，可爹偏不叫，他都三十多岁的人了，爹还宝儿宝儿地喊他。王魁出生的时候，爹已经四十七岁了，娘四十五。这么大年龄结出个老秋瓜，怎么不是个宝儿呢？

    王魁跟头流星地从广州赶回来。一进院子，他就丢了行李，长嚎一声，“爹啊”，救火似的往爹的卧室冲。

    按照女儿们事先的安排，王魁进来以后，爹只能缓缓地睁开眼睛，气若游丝地哼几声，然后在女儿们的搀扶下慢慢坐起来，和王魁拉呱儿……可是爹憋不住。爹双手一撑，竟然呼啦一下直起腰，一把抱住王魁，大声地说：“宝儿，宝儿，俺的宝儿……”

    这个戏至此彻底演砸了！

    王魁从爹的卧室走出来的时候，脸色比锅底还黑。王琴递给他一杯茶，他劈手接过来，掼了个粉碎；王芳递给他一块馍，他也摔在她脚边；

    王凤也黑了脸，喝道：“王魁，你疯了吗？”

    王魁吼道：“我疯了，我就是疯了。你们知道吗？我们厂现在正是生产旺季，忙得吃饭放屁的工夫都没有。老板死活不批假，我是赌气辞职回来的。”

    王芳嘀咕：“不就是打个工吗？以后再找活儿，还能找不到？”

    王魁一下子蹦到王芳面前，手指着她的鼻尖，说：“我在这个厂干了十三年，从小工到主管，我容易吗？小工拼死拼活干一个月，才三千元，主管一个月一万多，你知道吗？你去给我找个主管的活儿试试！”

    王芳吓哭了，躲到了王凤身后。

    王琴气恼地说，爹五年没见你，能不想你吗？

    王魁说：“想我，看看照片行不行，打打电话行不行，把他送广州去一趟行不行，非得让我回来？我哪个月不给他汇钱？他缺吃缺喝缺穿了？”

    王凤想再说些什么，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们鱼贯走进屋，走进爹的卧室，围坐在爹的床边。显然，院子里发生的一切，爹尽收耳底。爹浑浊的眼泪像雨天屋檐滴水似的纷纭落下来。王凤给爹擦眼泪，爹的眼泪没擦干，她自己的眼泪反倒流了出来。

    吃晚饭的时候，王魁说:“我已经给老板打电话了，想收回辞职报告。老板同意了，让我尽快赶回去上班。”顿了顿，王魁又说，“明天一早，我就走。”

    爹一口饭含在嘴里，不嚼了，呆呆地看王魁，嚼得半碎的饭粒一点一点从嘴角掉出来。

    三个姐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了头，默默吃饭。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王魁就背着行李，要离家远行。王魁向爹辞行，院内院外，却没有爹的影子。姐姐们簇拥着他，把他送出村庄。

    回到家，天大亮了。王芳清扫爹的卧室，王凤和王琴去厨房准备早餐。王芳发现，爹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打开的烟盒，背面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宝儿，爹对不起你，今后不再拖累你了。王芳还发现，爹的床上，堆着一摞红彤彤的百元钞票，钞票下面，也是几张打开的烟盒。她把烟盒抽出来，只见每张烟盒的背面，都写着一行行日期和几百、上千不等的金额。

    王芳凄厉地喊:“大姐，二姐！”

    王凤和王琴应声而入，接过烟盒一看，都慌了神儿。王凤哽咽着说:“快，快，给王魁打电话，让他快回来。”

父亲的家园

杨尚清

①童年的父亲，家园是一个叫作壕沟的山村，跟所有黄土高原的山村一样，沟壑纵横，如同老农额上深深的皱纹，半大小子，光着脚丫子，爬山上山顶，与牛羊为伴。夏夜，与满天繁星共眠，冬夜，与兄弟姊妹挤在土炕上。砍柴、担水、抓粪、锄草….只有饥饿与寒冷，没有别的值得言说。老茧磨得多了，针刺着也不觉疼痛。

②为了填饱肚子，少年的父亲离开了他的第一个家园，行乞讨要，四方为家，没有文化，只有力气，背石头、打窑洞……辗转多地，后来落脚在一个叫作安条的林场，方圆百里，森林密布，做一名伐木工，有盼头，能吃上大白馒头。日复一日，与林木为伴，父亲成长为一个勇武有力的小伙子，娶了邻村的漂亮姑娘莲，在林场安了家，莲，便是我的母亲、这时候的父亲，家园，是有了母亲的小日子，他总是有着使不完的劲儿，一棵棵大树，在父亲的大锯下，魔力般地轻松倒下，他成了最能干的伐木工。每次进城，父亲总穿着一身干净而结实的的确良中山装，每次回来，父亲总给我和姐姐带回一堆让别家的孩子垂涎不已的零食，后来，父亲带回了电视机，再后来，父亲驾回了四轮拖拉机。那个年代，乡下的医疗条件极差，不知道多少个风雪雷雨的日子，父亲驾着拖拉机，母亲抱着多病的我，四处求医。

③那一年，林场来了省城林业大学的实习生，在父亲的心中种下了一粒种子，让他在后来的日子里，无论多么艰难，都无比坚定，那一年，姐姐刚好七岁，上学了，跟着比她都大的孩子们，去了十里地外的小学，那所小学的条件也很差，第二年，父亲决然地带着全家进了城，离开了他工作生活十多年的林场。

④从那以后，父亲的家园，是一个梦，没有户口，我和姐姐却都上了城里最好的小学。最初的家庭教育，是父亲看着我写的作业，脸上泛起的笑容，是一句“清姓写的字像蛤蟆爬过的踪”。就是一脸的笑容和一句打趣的话语，让我的心中早早萌生了“认真学习，勤奋练字”的念想，在文化的世界里，父亲是个门外汉，他依然只有力气，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曾会写。拉沙、拉土、拉砖，工地的脏活、苦活、累活，他从不言说，如同他的汗水默默透进我们的血液一般，从不言说，却化作一股坚韧而持久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去实现两代人的梦想，多年后，我和姐姐都考上了大学，毕业后，都成了“公家人”，父亲一直引以为豪。

⑤在不经意间，岁月的轮回改变了很多。父亲瘦弱的身形，疲惫的意志，像一根绷得太紧太久的弹簧，行将断裂。这个时候，父亲的家园是酒精麻醉后的迷乡，是啊，他从来不懂得让自己停下来，歇一歇，没有圈子，不打麻将，不认得扑克牌，甚至连玩笑也没怎么开过，也或许，是因为没有了目标，太过于执着的人，不知何去何从，劝说、哀求，哭喊，都无济于事，这让我坚信：能拯救自己灵魂的人唯有自己!

⑥而今，父亲的家园，是他童年的那个山村——壕沟。不知道经历了怎样的内心煎熬与思想斗争，有一天，他决定回去。然而，日月轮回，如河流一般，带去了他身躯的健硕、眼光的灵动，他只是养着几十个小羊羔，种着一片菜园，出山的时候不忘挖一些熟悉的草药，忙碌、充实、开心……

⑦闲不下的父亲，离不开的家园，那里，有他的老兄弟们，也有他童年的记忆，欢喜或是悲伤，好过城里冰冷的砖墙和无情的水泥地

⑧岁月悠悠，如歌如诗! 时而高亢动人，时而悲凉凄楚，时而温润绵长。愿你我的人生都能觅得一片属于自己的乐园。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2018年第4期，有改动)

材料一：

远古时期，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着众多的氏族、部落。战国时人记得“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汉朝时人则说黄帝、尧帝时天下就有“万国”。文献所载古人对于远古时代的记忆，与考古学家的推断是契合的。苏秉琦考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六大区系丰富的资料，指出文化遗址的分布呈现着“满天星斗”的状态。费孝通指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已经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点。”

我们考索的眼光不妨再放远一些。从“满天星斗”的天下万国到秦汉时代天下一统的大帝国的形成这中间经历了数千年之久。正是在这个时段里，大大小小的数以万计的氏族、部落正历经着融汇的历史进程，从“万家”到“一家”，这是上古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是诸多氏族、部落融汇为中华民族的壮阔的历史进程。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时期。“天下一家”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大致有两个思路：一是将天下作为皇帝一家（或一人）的私产；二是将其理解为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后世称颂皇帝的臣工常从前一思路说话，而未昏庸的皇帝本人则多取后一思路。历来的有识之士强调“天下一家”是谓天下一统，唐儒杜佑说：“秦汉以降，天下一家，即岭南献能言鸟及驯象，西域献汗血马，皆载之史传以为奇物，复广异闻，声教远覃。”宋儒欧阳修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欧阳修和杜佑的说法一致认为“天下一家”，指的是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惟有在此局面下，物品得以交流、士人可以平等参加科举考试。

天下诸邦国、部落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亦即我们所说的国家认同，是天下一家局面出现的前提；反过来说，天下一家局面的出现，也正是天下邦国、部落“国家认同”的结果。中华民族从起源到形成历经了诸氏族、部落之间漫长时段的相互融汇。在融汇的过程中，氏族、部落间的相互包容、理解、学习的进路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大势，此一历史发展大势，可以用“认同”进行概括。诸氏族、部落间的“认同”，以及对于中心权力和中央王朝的认同。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还有其他的“认同”，如对于观念的认同、先祖的认同、心理的认同、风俗的认同等也很重要，但却不是必要的。而国家认同，则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节选自晁福林《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国家认同》）

材料二：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节选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材料三：

从白衣战士冲锋在前的身影里，人们看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英勇无畏；从无数普通人坚守岗位的执着中，人们看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从八方驰援的物资洪流中，人们看到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血脉深情；从方舱医院里“读书哥”的淡定中，人们看到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乐观豁达……

抗疫时期的一幕幕感人场景，积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色，诠释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品格。

——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不向困难低头，不为挫折气馁，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越是艰险越向前。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艰难困苦，相濡以沫。全国人民心手相牵，亿万颗心同频共振，中国力量如钢似铁、坚不可摧。

——顾全大局、甘于奉献。自觉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人人担当负责，个个尽心尽力，舍小家顾大家，汇小我成大我。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胸怀仁爱之心，践行互助之义，济人之困，解人之忧，抱团取暖踏坎坷，守望相助渡难关。

——命运与共、天下一家。为世界安危担当，为人类健康尽责，为团结合作聚力，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携手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精神，在抗疫中淬炼，在磨砺中升华。这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中华民族披荆斩棘、奋勇向前的力量之源。

（节选自钟华论《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2020中国抗疫记》）